畀愚《純真年代》:時間會讓一切變得可能
近日,由知名作家畀愚所著的四十余萬字的長篇小說《純真年代》出版發行。這部小說立足江南水鄉馬家浜這片鄉土,以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時代浪潮為宏大底色,串聯起一代人從青澀懵懂到沉穩成熟的人生軌跡。
小說中,作家融合了青春、愛情、命運等多重元素。故事從19歲少年的初戀心事落筆,描摹鄉村青年掙脫土地桎梏、奔赴新生活、闖蕩市場經濟浪潮的奮斗歷程,將個體的青春悸動、情感抉擇、人生浮沉,與長三角城鄉變遷、社會轉型、時代迭代的壯闊圖景深度交織,完成了一次對時代、故土與人性的深度回望。
實際上,這部小說的寫作經歷兩段歷程。早在2008年,畀愚便開始《純真年代》的小說創作,落筆至6萬字時,因自認對時代與人性的認知尚淺,暫停了創作。后來的十余年間,畀愚沉浸在江浙滬交界地域積累鄉土與寫作素材,最終創作、打磨、完善了這部小說。
從《叛逆者》到《純真年代》,畀愚始終關注大時代中浮沉的小生命,寫作題材在變化,但人性的復雜與真實永遠值得反復書寫和記錄。

作家畀愚
傾注了我們青春和熱情的“純真年代”
記者:這部小說名為“純真年代”,讓人想到美國女作家伊迪絲·華頓的同名經典作品。小說寫的是一個社會和經濟都快速復雜變革的時代,為何會用“純真”二字概括全書?
畀愚:小說有四十多萬字,寫了四十年時代的變遷,一代人情感的變遷,想用一句話或是一個詞來完整地概括是很難的。我在以小說的形式構建那個叫馬家浜的村莊時,在寫到主人公馬中林在中蘇邊境的冰天雪地里,在莫斯科,在他為了“生意”走遍了大江南北時,每當一種新的地域環境出現,腦子老是會出現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的那句“世界是如此之新,許多事尚未命名”,那是用來描繪馬貢多之初的。但對于馬中林來說,自從離開家鄉,他眼里的世界就是全新的。對我們這些曾經的經歷者也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所未有的,當各種現象撲面而來,對于迎接它的每個人來說都是嶄新的。那個時候,我們大家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在時代的洪流中追波逐浪。
雖然,我們都是從一開始的茫然無措,到躍躍欲試,到一往無前,再到現在回望這段歲月,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我們傾注了全部的青春與熱情,它就是我們的純真年代。
記者:2008年前后寫下《純真年代》最初的六萬字時,您認識到“對鄉村的認知其實是很局限的”。這種“認知局限”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卡殼”具體“卡”在哪里?
畀愚:我出生在一個水鄉小鎮上。這種小鎮很古老,但在時代發展歷程中是有獨特性的,它具有城市的功能,又不夠完整,在生活日常中到處充斥著鄉村的情結與情景。在大街上走上沒幾步就能走進田野,但它又不是農村。因為在那個年代,每個人身上都有一條明確的界線——戶籍。
開始寫這部小說時,我才三十幾歲,以為很了解鄉村,其實所見到也只是一些來鎮上糶米的農民,還有去鎮政府參會的村干部。他們代表不了我們的鄉村與農民,我看到的也只是一些表象,對他們的內心可以說知之甚少。所以,我不光是在寫到六萬字時停了下來,還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去更深入地接觸與了解他們,所以到現在才完成這個小說,而事實上,即便到了現在,我對鄉村的了解與表達仍然是片面與局部的,幾千年的中國農業社會就像是我們腳踩的那塊土地,它繁衍與養育了我們,但又有多少人敢說能真正地了解它?
所以,《純真年代》對我的意義不只是完成了一部小說,也可以說是開啟了我寫作的一個方向。
記者:最初了解這是一部書寫江南風貌和社會變遷的小說,我以為會看到很多小橋流水和古鎮風光,不過看到的更多的是城鄉接合部的工廠、商販、半農半工的生存狀態。這是您最想給讀者呈現的江南真實風貌的一個方面?
畀愚:在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江南平原的發展與變遷無疑是具有獨特性與典型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往往是由個體帶動集體,大多是從家庭起步,從半農半工開始,以鄉村為基礎,以城鎮為依托,同時又產業集中、地緣親緣抱團。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寫作者,我更想著眼于身處其間的人們,讓他們成為小說里的人物,從而呈現出在巨變的環境里的那種狀態與心態。
你有沒有發現?在一個家庭或是一個鄉村里,第一個跨出這樣一步的人,往往是這個群體中最令人不屑、最叛逆的那一個,迫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漂泊、闖蕩,偶然成功,然后衣錦還鄉也就成了一條必由之路,這是一個人的成長與他的心理歷程所決定的。比如,我們在城里時常會看到一種長年停放的小汽車,終日蓋著雨布。它們一年中往往只啟動兩次,就是在春節前返鄉,又在節后回城,去的時候,后備廂里裝滿禮物,回來時裝滿家鄉的土產。
但在一個寫作者看來,這種回家與過節,絕不僅僅是思鄉心切、故土情深這樣的語匯能涵蓋的。它們更多是傳統與文化在人心理上的投射,但往往也是最可貴的——盡管世事變遷、大浪淘沙,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或是始終需要堅持的,它就植根于我們的內心里。
寫了時代,也寫了時代中的愛情和人
記者:您說過馬中林是“我們中間無數人的結合體”,綜合了中國農民任性、倔強、隱忍的種種品性。后來您又回到家鄉積累寫作素材的時候,有沒有某一個具體的瞬間或對話讓您覺得,“馬中林這個人物立起來了”?
畀愚:作者會跟他創作中的人物對話,這在寫作過程中是常會發生的事。不過,在我看來馬中林更像是一顆種子,他是在馬家浜這片土地里自由生長起來的,同時也在我心里自由地成長著。他身上所呈現的品性,更多是作者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物,來支撐這么一部小說,從而達到創作中所設定的那個方向。
馬中林十九歲時游過了紅旗塘,他一頭扎進了一個正在開啟的時代里,他所付出的努力與奮斗,從本質上說,一直都是時代的浪潮帶著他在起伏與前行。但也正是這個過程,讓他從一個只為改變現狀的現實主義者,逐漸成為了一名狂妄的理想主義者。當然,這都是成功賦予他的——成功與失敗恐怕是這世上唯一可能改變或是校正心性的兩樣東西,而他的理想就是要改變一條地理上的河(紅旗塘),卻最終改變了自己家鄉的面貌。也正是這么一個過程,又讓他從一名理想主義者恢復到了現實主義者。他用了四十年不斷地在改變自己,同時也幫我完成了這部小說。
但是,作為創造了這個人物與這些故事的作者,我更認為是我們所處的時代、面對的現實決定著小說的走向。包括馬中林這個人物——他的脫胎換骨、改頭換面,從更深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時代的賦能,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讓一個農民有了這樣的一種人生。
記者:《純真年代》書寫了時代變遷,您在創作談中卻說更想把它看作是一部愛情小說。閱讀過程中我確實讀到了特別純粹的奮不顧身的愛情,還有基于物質和利益的愛情。這是您最喜歡小說人物馬中原的原因?書寫愛情在您的小說創作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
畀愚:我們常把時代比作一列呼嘯而來的列車,有的人上車了;有人氣喘吁吁趕到站臺,只見到兩根光禿禿的鐵軌;有些上了車的人,打了個瞌睡后又稀里糊涂地下了車,醒來后怨天尤人。這都不奇怪,在時代發展進程中,這都是常態。
但在書寫小說中的那些愛情時,我是有過深入的思考與設定的。這個結果就是把我們的婚戀關系、男女關系分作了四個種類,或者說是四個過程。首先是男女間家族本位化的結合,遵循的是門當戶對的傳統,依照的是媒妁之言。第二個是自由戀愛,不算某些個例,它出現至今大概也就一百年左右,我們正在經歷著,也必將經歷下去。第三個是婚姻中外溢出來的情感,這方面我們不宣揚,但不等于不存在。最后就是精神獨處式的男女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社會發展到了今天的必然,暫時擺脫了經濟與物質上的考量,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在一起,只作為感情的需要與依靠。這種狀況其實在我們的周遭也早已經出現,而且很有漸成趨勢的狀態。在《純真年代》里,主人公馬中林到了六十歲時,就選擇了這樣的方式與前妻共處。
當然,我把這四個進程安放進小說,并不是為證明它是一部愛情小說,恰恰是這趟列車來得太快,常常不等看清楚,它就已經擦身而過。
我喜歡馬中原,是因為他的無知與固執,尤其在當下,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寶貴的品質。
記者:如果請您用一句話,向一個從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讀者描述《純真年代》里的“純真”——那種在劇變中“未曾改變的東西”,您會怎么說?
畀愚:用一句話是很難表述的——這個世上唯一的不變的就是改變。所以,我想如果我們翻開這本書時,把它看作是一張白紙的話,那等到合上書,希望這張紙上已經留下了各自想要的色彩。
唯一關注的是大時代里的小生命
記者:您的前一個十年以民國諜戰題材為人熟知。從民國動蕩到改革開放的鄉土變遷,跨度極大。從《叛逆者》到《純真年代》,您在寫作中真正一以貫之的東西是什么?
畀愚:文學就是人學。十年過去了,時間的流逝,題材的轉變,這些都是外在的,也是必然的。作為一名寫作者,我想,我唯一關注的就是人——那些大時代里的小生命。他們的人生與命運,對于我來說就是一個無窮盡的宇宙,觀察、記錄、想象他們,用文學的方式表達他們,既是寫作者的職責,也是寫作的一種樂趣。
記者:當下文壇上的長篇小說并不少,但是應該很少有作家還花費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您如何看待寫小說的“速成”以及“慢功夫”?
畀愚:說心里話,花二十年寫一部小說更多是無奈,就像果農種下一棵果樹,等待開花結果是個必要的過程,也是充滿了想象與希望的一個過程。況且,誰也不想吃到一顆被催熟的果實。所以我們常說,時間會讓一切變得可能,而對于一名寫作者來說,他的每一部作品,既是留給這個世界的,也是寫給自己的。我們當然要拿出經歷過時間的、瓜熟蒂落的那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