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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畀愚:寫作的過程就是一條河流形成的過程
來源:中國作家網 | 畀愚 李英俊  2026年10月12日14:13

編者按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畀愚。

畀愚,作家。出版作品《羅曼史》《歡樂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郵差》《叛逆者》《瑞香傳》《云頭艷》《江河東流》等,曾獲第八屆上海文學獎、第十二屆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第二屆《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第七屆郁達夫小說獎等。部分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去年采訪作家畀愚時,他并未透露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訪談內容多圍繞他多年前寫下的一系列懸疑小說,他坦言自己其實并不看懸疑小說,也并沒覺得它有多么神秘,在他看來,懸疑小說不過是一種小說類型而已,最大的懸疑其實是人的內心。

今年八月,畀愚的長達5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純真年代》出版,很快引起關注。當然,這部長篇從積累素材到最終完成,前前后后耗時近二十年。不同以往,《純真年代》并不涉及懸疑元素,筆觸直指當下現實生活,立足于改革開放四十年壯闊的時代背景,描摹了江南城鄉四十年的變遷和發展,同時,這也是一部描寫一代浙江農民的創業史與成長史。

從《羅曼史》到《叛逆者》,從《江河東流》到《云頭艷》,再到最新的《純真年代》,畀愚的創作“變”了,又似乎一直“未變”。《叛逆者》披著諜戰的外衣,實際上探討的是戰爭年代的信仰和人心;《江河東流》雖是歷史題材小說,實則更關注當時的世俗生活;《云頭艷》聚焦當下職場生存,其實更傾向于探究人性的困境。而到了《純真年代》,畀愚似乎“走”得更遠了,進一步剝離了小說類型化的外殼,將筆觸完全指向了當下更廣闊的現實生活。不管是懸疑、歷史,還是當下職場,畀愚真正關注并想要呈現的還是“現實的生活”和“豐富的人性”。

“二十年前,我就想寫一部反映一代人成長的長篇小說”

中國作家網:今年8月,您的長篇新作《純真年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去年的采訪中您曾提到創作以十年為一個階段,《純真年代》是否原本就在您的創作規劃之中?能否聊聊這部作品的創作初衷?

畀愚:這應該算是一部計劃之外單列的小說。對我而言,它更像是一顆種子,在心底孕育與成長了將近二十年,現在總算瓜熟蒂落了。

2007、2008年時,有段時間我住在鄉下的一家養老院里,每天對著田野與天邊的村莊,就萌生了要寫一部有關改革開放、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長篇小說,要能反映出一代人的成長,以及時代變遷對他們的那種深刻影響。我只是沒想到,這個創作與積累的過程會那么漫長,竟也成了自己人生與成長的一部分,但這是值得的。

相比完成這部小說,我更大的收獲是因此結識了一批由農村走向城市的人,他們的經歷與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進城都不一樣。經過了這么多年,在跟隨時代發展步伐的同時,他們對家鄉與故土的情感也在不斷地分化與裂變。我認為,他們是這四十多年來,因改革開放而催生的一個全新的群體。他們的奮斗與掙扎的人生,他們因此在城鄉之間游移不決的心態,是很值得去我們關注、探究與思考的。所以,我用了相當長時間來完成這部小說,同時也是一場對自我的梳理,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們的路必將會越走越遠,步伐也會越來越踏實,可我們該如何回望自己來時的那片土地?

畀愚長篇小說《純真年代》 作家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純真年代》的結尾處特意標注了您數次易稿的具體時間。想問問您,這部長篇的創作過程還算順暢嗎?中間遇到過哪些比較難突破的障礙?有沒有印象很深的故事和我們分享一下?

畀愚:整個創作過程很順暢,跟我預計得差不多,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在收集資料與生活積累方面,我花費了將近二十年,這應該是寫得順暢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這么長時間的準備與積蓄,說句玩笑話,我在心里都已把每個人物盤得起包漿了。至于花了一年時間去修改,其實更多是在刪減人物及其事件,讓敘事變得更加簡潔、順暢。在我看來,寫作的過程就是一條河流形成的過程——往往是從一眼泉水開始,慢慢匯聚成流,開始奔騰,開始席卷而下,帶著作者自有的氣息,匯入文學的海洋。

在刪減過程中有件事讓我耿耿于懷。初稿中小說人物馬中林曾有過一段異國戀,在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他跟那位俄羅斯女孩的愛情,可以說在整部小說里是最純粹、最浪漫的,也是最短暫的情感。但是,思前想后,我還是刪了。有時候,刪減的過程就是個忍痛割愛的過程,尤其是在一部以純真命名的小說里刪掉一段最純粹的愛情。但是,對自己作品下得去手也是寫作者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中國作家網:《純真年代》全書50多萬字,是您目前創作生涯中篇幅最長的作品嗎?寫這種“大部頭”的長篇小說,與之前的長篇小說《瑞香傳》《云頭艷》《江河東流》相比,在創作心態、題材選取等方面有何相似與不同之處?

畀愚:是的,從事小說創作將近三十年,從字數上計算,《純真年代》是我到目前寫的字數最長,也是花費精力與時間最多的一部小說。

自從以文學創作為職業以來,我對長篇小說的寫作一直是很慎重的,因為它要考量的不光是一個寫作者的能力與體力。與以往的長篇小說相較,我覺得《純真年代》更貼近于我的內心,是我深入生活、在接觸了那么多人之后的深刻體會,也是對自我人生的深切感受。因為,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發展與變遷的親歷者與見證者,而其他小說的創作,我可能更多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

作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重復自己

中國作家網: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不少長篇小說以“年代”或“時代”命名,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傳統,您如何看待這類命名方式?具體到《純真年代》,為何選擇“純真”一詞?其中凝聚著您對“時代”怎樣的觀察和思考?

畀愚:對小說的命名還是要從小說的題材、內容出發,但也有作者會因自我喜好與一時興起來命名一部小說,我覺得都很正常。寫作就是一場跟自我的對話,要說服的就是自己。

我用“純真年代”為題,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實在沒能想到比這更合適的題目。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但對于無數像馬中林那樣的人,似乎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是前所未有的。當各種新事物撲面而來時,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嶄新的,我們就像小說中紅旗塘里的那條魚,開始在時代洪流里追波逐浪。我們都是從將信將疑、躍躍欲試到爭先恐后,再到一往無前。而現在,當我們再回望那段歲月,我可以堅定地認為,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我們心無旁騖,為此傾注了全部的青春與熱情,它就是我們的純真年代。

畀愚長篇小說《云頭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相較于《叛逆者》《云頭艷》以強情節、快節奏、高密度反轉構成的“硬核”敘事,《純真年代》明顯轉向了舒緩、柔軟、慢節奏的敘述語調,并大量融入環境描寫。這種從“情節驅動”到“情感驅動”或“氛圍驅動”的轉變,是您在創作中自覺的選擇,還是文本與題材自然生長的結果?

畀愚:長篇小說的創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環節還是人物性格的形成,以及命運對所謂事件的驅動,這些決定了一部小說的節奏。我之所以選擇用第一人稱來敘事,就是為了更多地展現人物的內心與情緒,使其更加自然、無痕,而不是為了心理獨白而刻意進行描寫。同時,在這部小說里,我還采用了切換敘事視角的方式,主要運用全知敘事視角,這種變換有點像導演對攝影鏡頭的運用,為的就是更自然地描寫環境、展現心理。但我不喜歡心理描寫也是真的,我認為在第三視角的敘事作品中進行心理描寫,其實是很突兀的,也不夠自然,更沒必要。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完全可以通過場景、氛圍,人物的表情與行為,甚至是說話時的語氣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動態。

中國作家網:從《羅曼史》到《叛逆者》,從《江河東流》到《云頭艷》,再到最新的《純真年代》,能明顯感覺到您的寫作在不斷變化,從年代敘事慢慢扎根鄉土,聚焦時代人物群像,這種創作題材和風格的轉變,是隨著人生閱歷的自然變化,還是您想要突破自己的寫作舒適區?或者還有其他的考慮?

畀愚:在我看來,寫作就是一場對自我的挑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重復自己,所以才有了從《羅曼史》到《叛逆者》《江河東流》,再到今天這部《純真年代》。我想,這種經歷寫作的人都會有,但我更想把它看作是人生成長的階段。這四十多年的時代變遷,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無數全新的人物因此出現,無數從未發生的事件應運而生,而我們身處的正是這樣一個歷史現場,我想即便到了將來,仍有無數人會查閱著資料、前赴后繼地去書寫它。

“新一代農民在城鄉之間的猶疑與決絕,值得探究與思考”

中國作家網:《純真年代》開篇,主人公馬中林因一段失意的愛情告別馬家浜村,外出闖蕩,而小說最后一章,馬中林重返馬家浜村,又開始思考關于愛情的命題,似乎形成了某種閉環。這種以愛情為出走與回歸動因的環形敘事,是僅僅指向個體情感經驗的私人化書寫,還是有意將個體內嵌于鄉土語境之中以構成對鄉土精神原鄉的整體性叩問?

畀愚:在我看來,我們的婚戀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是在不斷地發展與演變著的。在這部小說里,從一個鄉村出發,我把它們分作了四類。首先是家族本位化的結合,這種媒妁之言、門當戶對的婚戀關系已經存續了幾千年,進化到現在成了相親,成為了一門產業,我相信只要有性別存在,它還將延續下去。第二就是追求理想的戀愛,它的普遍出現是從“五四”開始,也就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們幾代人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第三就是從物質與利益上來考量的婚姻,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物質與精神在現實世界相較量之后的結果。最后,就是精神獨處式的男女關系,在戀人們的結合過程中,它避免了物質與經濟上的糾葛,甚至可以相處不結婚,可以不生育。這種方式已經在當下出現,正在開始成為一種選項。在《純真年代》里,主人公馬中林在六十歲時,選擇了以這樣的方式跟路艷霞相處。我認為這種變化,同樣是時代發展的選擇,也是中國現代性的又一表征。

畀愚長篇小說《江河東流》 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中國作家網:在您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江河東流》中,人物孫寶琨似乎沒有鄉土空間意義上的“離開故鄉”“回到故鄉”,但存在精神層面的“出走與回歸”,他從軍閥舊家庭“出走”,背棄父輩秩序投身革命洪流,又歷經時代浮沉之后“回歸”日常生活。《純真年代》與《江河東流》,一個落腳鄉土空間,一個落腳歷史洪流中的精神折返,這種差異是否暗含著您對“歸鄉”兩種不同層次的理解?

畀愚:前面也講到了,我們的改革開放是以農民進城開始的,這么多年發展下來,新一代農民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猶疑與決絕,從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現代性的隱喻與表征,是值得我們去探究與思考的。而在《江河東流》里,孫寶琨不同于他同時代的軍閥,他是在用自身的沉浮,告訴我們一個他在陰謀與殺戮人生里所認識到的真理——一個時代或因戰爭的方式而改變,但能改變這個時代里的人心的,只有教育。所以,他最終選擇脫下軍裝,成為一名教師。

中國作家網:有評論家提出,《江河東流》里有歷史和現實兩個敘事聲部,重大歷史事件更多是作為敘述背景而存在,真正凸顯的是小人物面對命運的抵抗。把歷史弱化當作背景,把重心放在個體身上,這樣的敘事處理,您希望達成怎樣的歷史觀表達?這樣的書寫思路,在您創作《純真年代》的時候,有沒有得到延續?

畀愚:我想這更多是一種美學上的個人選擇吧。歷史就在我們的身后,就像一片展開的、巨大的幕布,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標注。文學作品要呈現的那些因宏大歷史而改變的小生命,它的細微之處,才有可能觸及我們真正的人生。這樣的創作思路,在我那么多年的寫作實踐中從未改變過,我相信以后也不會變。

畀愚中篇小說集《叛逆者》,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根據畀愚中篇小說《叛逆者》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于2021年6月7日開播

中國作家網:很多讀者最早是通過《叛逆者》認識您的,這部作品屬于類型小說,也收獲了很高的熱度。相對來說,像《江河東流》《純真年代》這類歷史或者鄉土題材的作品,創作周期更長,市場反響也更難預判。那么,您如何看待創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更有市場號召力的類型寫作之外,堅持去寫《江河東流》《純真年代》這類作品,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畀愚:社會發展到今天,每個人都深知市場對行業的巨大影響,文學也不例外,但問題在于行業市場的變化也越來越快,越來越失去可預判性,而作為一名寫作者總是要有點理想的,總有一些東西是我們要堅持與堅守的,哪怕付出一點代價,也是值得的。我把它看成是一種敬畏。

懸疑不應該成為一種固有的模式

中國作家網:在多次采訪中您都提到,諜戰和懸疑只是外衣,您的創作核心是大時代里的小人物和復雜的人性。在您看來,相比市面上套路化的懸疑諜戰寫作,您的作品最想跳出的固有框架是什么?最想傳遞的核心表達又是什么?

畀愚:前幾天還在跟人聊起,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懸疑作品,或者說呈現出來的懸疑效果,最終都會落實到警察破案的過程中,其實更傾向于偵探作品。但事實上,懸疑是無處不在的,它在很多時候是跟罪案無關的,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文藝創作中的必要手段。我想,不是誰要跳出這種固有的框架,而是它本身就不該成為框架,不該成為一種固有的模式。

中國作家網:相比于您擅長的歷史題材和懸疑敘事,書寫當下普通人的日常,對您來說是更輕松還是更有難度?

畀愚:其實,開始走上寫作之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寫的都是常人的日常,那個時期也因此被貼上了底層文學的標簽。后來,我寫了一些以民國為背景的小說,是因為閱讀的關系。那個時候,我讀了一些那個年代的名人傳記,用他們串聯起一條時間線,再從這條線索里窺看歷史,這很有趣,因此也就有了那些被冠以諜戰題材的小說。

《純真年代》的難度,在我看來還是在人物的篩選與設定上,這需要有廣泛的生活與充分的想象,好在任何想象都是從生活這片土地上起飛的,最終也落回到這片土地上。

中國作家網:您筆下的女性角色非常立體、鮮活,不管是《云頭艷》里在職場掙扎的婉豆,還是《羅曼史》中在多段情感里輾轉的邢美玉,都未進行簡單化的善惡定義。您一直很擅長刻畫困境中的女性,您在塑造這類女性人物時,最想突出她們身上的哪種特質?

畀愚:世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所謂的善惡在更多時候取決于評判所處的立場,但我只是個小說創作者,我要做的是把人物摘選出來,把他們的內心充分地表達出來,讓讀者們去評判。我想,一個明智的創作者不會也不應該主觀地去定義人物。我也從沒想過要去突顯女性身上的所謂某些特質,這些本身都是與生俱來的,就潛藏于她們的基因里,是歷史、傳統、文化與個人經歷對她們的浸透與影響,我只是用文學的方式把它們呈現了出來。

文學需要更泛化

中國作家網:文學作品和影視劇本的敘事邏輯差別很大,您有多部作品成功影視化,對您來說,純粹的文學創作和可改編的劇本創作,最大的取舍是什么?小說文本獨有的、無法被影視轉譯的文學特質是什么?

畀愚: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嘗試小說電影化的寫作,僅僅出于對影像的愛好,這在我的許多作品里都能看到,那是為了更加便于表達。因為影像具有文字無法替代的功能,文學也一樣,具有影像無法替代的功能,但它們既然不是對立的,在總的一些方面是可以各取所長的。這種嘗試的結果在《純真年代》里就有,就像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關于敘述視角的問題。

我們常說,一部電影必須有它的文學性,而一部電視劇更講究的是它的敘事性。同樣,小說里也是要有畫面感的,語言在表現蒙太奇時可能比影像更加直接、簡便、無痕,更不要說那些只能通過文字傳達的?律與意境。所以,尤其到了今天,我們更要理解,文學是需要被更泛化的,既要遵循藝術的規律,也得服從于時代的發展。

中國作家網:面對AI浪潮對寫作的影響,您認為小說家獨有的、不可被AI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什么?AI工具是否會對您的構思、素材整理或者文本打磨帶來啟發或警醒?

畀愚:這還真不好說,科學的發展每次都在挑戰著我們的認知。每一次新浪潮的來臨,都會有各種議論與擔憂,但浪潮卻從沒因此而停下腳步。所以,我想,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坦然接受,這也是發展的規律,我已經經歷了在紙上寫作到在電腦上寫作的過程。當時,我記得有很多人擔心過,面對一排鍵盤還會有創作的沖動與靈感嗎?

中國作家網:在不寫小說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您是什么樣的?這些日常的生活狀態和見聞,會怎樣反哺到您的創作當中?

畀愚:我把寫作與生活分得涇渭分明。日常中的喜好也不多,即便有,也是很家常的,上不了臺面的,比如烹飪,收拾一些花花草草。不過,因為寫《純真年代》,我結識了一批與寫作和文學無關的人,但他們跟生活息息相關,他們的人生經歷,他們對生活的熱情,在為我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之余,也在改變著我的一些生活習性。同時,這也再次向我們證明——生活就是創作的源泉。

中國作家網:回顧您這么多年的寫作歷程,既有諜戰歷史題材,也有鄉土現實題材。寫完《純真年代》,接下來您有怎樣的構想與規劃?

畀愚:寫《純真年代》時,我經過了漫長的積累,還有很多人物與素材在腦袋里活躍,也想登臺亮相,成為小說里的人物與事件。現在,我只想等他們安靜下來,讓他們從容有序地進入我另一部小說。

【視頻】畀愚:長篇小說《純真年代》講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以創業的方式“改變”一條河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