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為何愛寫寓言?
《種樹郭橐駝傳》是語文教材高中選擇性必修下冊的課文篇目,講述了一位長安工匠種樹的經歷。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名垂千古的散文大家。柳宗元有多篇寓言故事廣為流傳,如《捕蛇者說》《黔之驢》等。柳宗元為什么喜歡寫寓言?他又有哪些期許?

《河東先生集》書影
雖小道必有可觀
柳宗元被貶永州后,心情十分落寞,彼時胸中經天緯地的理想,再無施展的舞臺。后來,在好友韓愈的感召和鼓舞下,柳宗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兩件事中:其一是創作文章,實踐自己的文學理念;其二是教導后輩,提攜求教之人。
柳宗元和韓愈對于革新文風,有著極為相似的思想,他們最重要的理念是“文以載道”,誠如柳宗元在信中所言:
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明白這一心理,才能理解為何柳宗元大量寫作如《種樹郭橐駝傳》、《三戒》(《黔之驢》是三篇之一)這樣的寓言故事。就唐代而言,無論是寫人寫物,這種以故事承載道理的寓言文體,并非主流。自唐初以來,時人的詩文觀念多有革新,可辭藻華美的駢文依然是朝廷文件、正式場合所推崇的文體,士大夫的文章水平,也幾乎依此評判。將“古文”和“駢文”相提并論,屬于后見者的視角,當時的駢文絕對是主流文體,古文隨著中唐韓、柳推動,加之宋代大量實踐,最終蔚為大觀。此時,柳宗元的這類創作,在其他文人眼中,或多或少有“離經叛道”的味道。
回顧韓、柳二人學習的先秦文章,便發現以寓言、傳說、故事等形式來傳達道理,在先秦諸子中是一種極為普遍而精彩的手法。其中,又尤其以莊子、荀子、韓非子等人最具代表性。《莊子》的寫作風格是用光怪陸離的故事承載思想,“事”與“理”不分。所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我們今天研讀《莊子》時,都是先讀懂故事,再思考道理,其實這種閱讀方式,和柳宗元寫作的那些寓言是一致的。
韓愈曾有一篇與《種樹郭橐駝傳》相仿的文章《毛穎傳》,刻畫了一個被君王重用卻最終因年老而被厭棄的能臣形象。彼時,人們對韓愈創作這樣一個荒誕不實的故事,多有非議。然而,柳宗元為韓愈辯護時,透露出自己對于這類文章的態度。他認為虛構故事,古已有之,其中多有裨益,不應該放棄,所謂: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接著,他又以食物口味作比喻,說明并非只有山珍海味是珍饈,各種口味的“小菜”也同樣好吃有益,這其實和孔子的“小道必有可觀”之言屬于異曲同工。
所以,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寫作,不同于以往的“游戲之作”,而是他學習并繼承先秦古文、真正能夠寄托正道、傳遞價值的寫作實踐。相比于他在文學史上的另一大貢獻——游記文學,寓言文學更偏重于“道”而非“情”。
傳其事以為官戒
從寫作對象看,柳宗元的寓言可以分為人物和動物。先說人物類寓言。
《種樹郭橐駝傳》的內容是:在長安西側豐樂鄉種樹的郭氏工匠,因為駝背而被稱呼為“郭橐駝”,他的絕技就是能把樹木栽培得枝繁葉茂。于是,有人向他討教種樹的秘訣。這個秘訣按柳宗元的說法是“吾問養樹,得養人術。”也就是種樹如同育民。此處主要表現和警惕的就是官府過度轄制人民,沒有遵循自然的運行規律,揠苗助長,將百姓搞得疲憊不堪。無論種樹還是治世,都應該減少“瞎折騰”,順其自然,否則只會加害于人、物,所謂: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作為柳宗元早期創作的傳記,《種樹郭橐駝傳》寫作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補察時政”,這一用意在同時期的《梓人傳》中也很明顯。“梓人”就是木匠,因為唐代房屋均為木質,所以梓人實際上不止于木工活,還是房屋建筑師。
柳宗元筆下的楊氏工匠很有自己的風格,他并不親手做活,而是作為總指揮,領導其他工匠工作,以致他家里的床有問題,都不會修理。這樣一位看似言過其實的工匠,薪資卻是同行業的2至3倍。于是,好奇的作者觀摩了楊氏工匠在工地上的場景,果然是令行禁止、指揮得當,最后的成品建筑水平極佳。由此,柳宗元討論了各司其職的重要性,在一個社會中,本就有適合各類人的分工,如果居于上位者總是執迷細節,不去考量更宏觀也是更需要處理的優先命題,那么最終的結果將一塌糊涂。
在《宋清傳》中,柳宗元塑造了一名給病患賒賬的藥師。宋清的藥質量極佳,但是有貧窮的人取藥,他都允許打欠條賒賬。旁人對于宋清的行為十分不解,因為這些人賴賬的風險很大。然而,宋清不以為意,最終行醫40年,銷毀了許多還不上的欠條,可最后的結果是宋清沒有因此破產,反而收入頗豐,所謂:
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于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
柳宗元借此討論了“市道交”,也就是趨炎附勢、急功近利、斤斤計較的人際交往關系,宋清只是一介藥師,卻可以擺脫市井交往的狹隘,而朝廷、官府、鄉黨卻往往以“市儈”心態處世。
這三位居住在長安的“奇人”,形成了一個完整系列。柳宗元寫作目的是表現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這三篇分別對應的勞民傷財、尸位素餐和趨炎附勢。他以中心人物的言行,予以批判和匡正,指出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良好情況是什么,并倡導讀者改變。無疑,這些文字的讀者是士大夫階層,問題的原因也指向他們。
在人物傳記乃至寫人的文章中,柳宗元是當之無愧的“以人為本”——他不僅描摹人物,更關心普羅大眾。這既是文章的“文以載道”,也是作為士大夫追求的政治“正道”。可以說,以人物為寓言核心的文章,頗能展現柳宗元作為士大夫的胸襟、政治家的思考,絕非供人消遣的小說故事。
群邪殄夷大道明
再說動物類寓言。由于動物的隱喻性,柳宗元處理這類寓言時,不僅筆鋒更加犀利,而且痛斥批判的丑惡現象,也更加鮮明。柳宗元的動物寓言,呈現性、隱喻性、批判性大過說理性。
首先,柳宗元具有強烈的批判意味。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戒》。
《三戒》除《黔之驢》外還有兩篇是《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柳宗元開章明義地說: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這三則故事的主人公動物,都是因為自身的成長環境,是非不分、敵我不明,柳宗元沒有苛責養鹿與鼠的人,而是諷刺這些動物沒有認清自己的本質,招搖過市,殊不知是由于狐假虎威的原因,自身才能存活。一旦展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真本事,輕則貽笑大方,重則性命堪憂。正如柳宗元在《黔之驢》中總結道: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鹿、驢、鼠都是些外強中干的動物,柳宗元所要“戒”的特征正是如此,官場上,盡是些得勢便猖狂的宵小之輩,可如果有一天真相畢露,他們就只會滅亡。
柳宗元在動物寓言中,和《三戒》極為相似的是《羆說》。羆是馬熊,是一種攻擊力較強的熊類。柳宗元在本文先列舉了食物鏈的關系:鹿怕山貓、山貓怕虎、虎怕馬熊,于是“聰明”的人類不斷模仿動物們天敵的聲音來引誘獵物,要抓虎時,模仿馬熊并吸引了真的馬熊,最終熊把人撕裂吃掉。柳宗元總結道: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這里的內與外,依然延續了《三戒》里“外強中干”的主旨。柳宗元對他所認為的丑惡現象,諷刺起來不遺余力,尤其是內在與外在的辯證關系。聯系柳宗元的仕途起伏,不難想象,他一定深刻體會到世態炎涼的滋味,所以對人性中的虛偽、奉承、夸張,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客觀上,也透露出當時政局的險惡,及其身處其間者的愚昧。
另一類批判形象是蟲子。在《罵尸蟲文并序》中,柳宗元借一個關于蟲子的傳說來批判陰險告發的“小人”。按道家學說,人體內都有“三尸”小蟲,小蟲會趁人不備向天帝要求離開人體,可小蟲一旦離開,人就會生病乃至死亡。所以,天帝并不會草率同意,但是小蟲卻狡猾地找借口。柳宗元把他們卑劣的行為描述為: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兇,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斗為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
假若我們單獨看這段文字,而沒有之前小蟲的闡釋,是否感覺完全符合佞臣貪官的形象?這并不是一種錯覺,柳宗元本就是要借物喻人,傳達正道。
其次,柳宗元的動物寓言多有對比,體現為更加鮮明的形象褒貶。
《鶻說》是一篇對比強烈的寓言,文中的鶻鳥是善的象征,追到獵物后會放歸,且不向一個方向捕獵,以免竭澤而漁。考察鶻這種鳥類的習性,柳宗元這里的描述帶有想象的成分,不過,他重點在提倡的是鶻所象征的仁義之舉。柳宗元特意指出兩類人,分別是默默奉獻、踏實肯干的善者與自鳴得意、徒有其表的惡者。所謂:
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
他們的外在表現極易使人迷惑,混淆黑白,然而,我們更應該關注事物的本質,剝開表面看內在。
另一篇《憎王孫文》,從名字就能看出雙關意味。“王孫”在本文中是猴群,而在唐代用作“王孫貴族”的意義屢見不鮮,比如王維著名的詩句“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因此,柳宗元所批判者一目了然。他在此文中將猿猴和王孫作為兩種形象的代表。猿猴友愛互助、井井有條;而王孫互相攻訐、凌亂不堪。令人氣憤的是,因為王孫把自己的山頭搞得破敗不堪,還要反過頭來搶占猿猴的家園。柳宗元此處更加直接地用了“憎”,猶如剛才對于蟲的“罵”,他直接以道德上的君子、小人來闡明觀點:
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余。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總之,動物寓言是柳宗元“文以載道”的重要承載方式,也以他高超的筆墨為文學史留下諸多生動無比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