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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于人類的意義:當代科幻文學反思
來源:北京文藝評論 | 劉一村  2026年10月10日07:50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以來,人類已見證并深刻認識到技術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及塑造人類文明方面所展現的巨大力量。然而,技術發展特別是現代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也迫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類自身與技術之間的關系,這種思考更進一步演化為技術是否會反噬人類的擔憂。對這一議題的思考和解答,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顯得意義更為重大。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

梳理技術哲學發展的歷史可以得知,技術與人類關系的命題很早就被納入了哲學家的研究范疇。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1],便是哲學家早期對技術與人類關系的樂觀闡述。持類似態度的學者認為,技術是對人類自然局限的延伸,沒有獨立價值。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哲學家們對這一命題卻給出了不同的意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技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支配工人、壓迫工人的異化力量。[2]一些哲學家認為,技術具有自主性和系統性,能夠自主擴張。進入本世紀以來,大數據、AI和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算法統治、數字異化、數據監控,以及基因復制等問題,使得技術與人類關系的討論顯得更為迫切。今天,學者們關于這一命題的討論已經超越了技術與人類之間簡單對立的二元框架,逐漸達成了人與技術雙向構建、共同演化的研究共識。如何在技術賦能和風險防控之間尋求平衡,如何以人文精神規約技術發展、守護人的主體地位,成為學者們在AI時代探討“人何以為人”的主要內容。

作為類型文學之一,科幻文學不僅承擔著通過故事解釋技術、探索技術發展對人類影響的責任,還應具有社會批判的意義。如何在運用科學知識和合理想象的基礎上,通過描摹未來圖景,探討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問題,激發讀者對現實世界的思考,是科幻文學作家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從這個意義出發,若以技術哲學的視角審視當代科幻文學,辨析它們在向讀者描摹未來世界的同時,能否融入作者關于技術與人類命運關系的思考,以及這種思考能否豐富我們對技術哲學相關議題的理解,應該能為科幻文學的總結提供一個很好的視角。因此,不妨以技術哲學領域關注度較高的四個問題作為切入點展開討論,或可見證當代科幻文學給予我們的思辨與啟發。

技術發展是否會走向

對人類的支配?

技術發展是否會使技術從輔助人類走向塑造人類,并最終替代人類?這是一直以來困擾人們的問題。技術哲學家在這一命題上的見解并不相同:海德格爾、埃呂爾、溫納、馬爾庫塞、阿倫特等學者以批判態度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芬伯格等學者則認為技術可被人文精神所定義,其發展取決于人;而庫茲韋爾則以奇點理論給出了預言式的結論——“技術將超過人類的能力”[3]。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不再是中立的工具,其本質是“座架”,具有支配人的力量。[4]埃呂爾和溫納將海德格爾的觀點進一步發展成為技術自主論——技術具有自主性,按照自身的效率邏輯運行,社會的一切領域都必須服從于技術系統的要求,人不過是這個系統中的組件。馬爾庫塞和阿倫特認為,現代技術似乎已經具備主宰人類命運和自然發展的力量,而在某些學者的表述中,這一觀點已延伸成為“人類的命運極有可能更多地取決于機器的行動而非人們自己的行動”[5]。

庫茲韋爾的奇點理論以“奇點”定義了人工智能超過人類智能的歷史轉折點,預言了超級智能體誕生、人機深度融合的未來狀態,以一種極端的推演結果隱喻了技術發展對人類主體性地位的威脅。其所構想的人機共生的未來形態,消解了人們關于技術與人之間是否還會面臨“支配”的疑問——當機器不再是純粹的機器,人也不再是純粹的人時,技術是否會支配人的討論是否還具備現實意義?

縱觀中外科幻文學作品,不難發現,在眾多科幻文學作家的筆下,關于技術與人的權力關系的探討已在作家各自所構想的未來世界中,得到充分想象和深刻隱喻。羅杰·澤拉茲尼在《光明王》[6]中,即以一個深刻的隱喻來警醒世人關注技術對人的支配——某些掌握了科技的人,在未來的類地行星成了壟斷星球的神,技術披著宗教的外衣成為支配人類的工具。斬獲多項科幻文學大獎的“海伯利安四部曲”[7],作者丹·西蒙斯通過技術社會中人工智能與人類終極戰爭的主線,以及圍繞該主線的復仇、救贖、愛情、親情等主題敘事構建,以史詩般恢宏瑰麗的手法探討了技術對未來生命演化、社會形態和傳統倫理可能帶來的沖擊。作者既不回避技術對于人類的積極意義,如小說中關于女主人公人類之神伊妮婭通過納米機器聆聽“締之虛”聲音的描寫,同時作者也冷靜地預想了技術會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威脅,如超級人工智能“技術內核”妄想奴役人類的企圖。這種對技術既非全然擁抱又非徹底抵觸的辯證態度,奠定了“海伯利安”四部曲成功超越簡單反烏托邦敘事的基礎,使其成為思想性與文學性兼具的科幻文學作品。在作為伊恩·M.班克斯大型科幻文學“文明”系列開篇之作的《腓尼基啟示錄》[8]中,作者構想了一個名為“文明”的銀河烏托邦。在“文明”社會里,人類(包括其他生物)和智能機器共存,這個社會不僅物質富足、技術發達,而且人機平等,和諧相處。整個社會由超級人工智能“主腦”施以管理,但它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統治者,而是人類的守護者和陪伴者。“文明”烏托邦不僅承載了作者對技術解放人類的樂觀期望,也以具象化的形式為我們提供了關于未來的理想圖景。

對于技術如何重塑未來世界及以何種形式介入人類社會,諸多科幻文學作品都在遵循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展開了合乎邏輯的想象。如在丹尼·科林與伊藤·科林合著的《邊緣人》系列[9]中,技術支配人的物理實現途徑和社會場景均被作者淋漓盡致地展現——GCI組織利用把芯片植入人體神經系統的方式,來實現對公民的監管和控制,并以此達到統一地球和控制地球的目的。Priest在《殘次品》[10]中對這一命題的呈現是,人的大腦可以借助腦聯網接入任何設備獲得人工智能,但前提是失去自由與隱私。作者對技術是解放還是禁錮人類的思考于這一情節得到透徹表達。蕭星寒的《終極失控》[11]構想了一個在人類放任不管的環境下,通過自我進化、野蠻生長并最終成為人類無法控制的技術產物——鋼鐵狼人。小說以人類淪為鋼鐵狼人“試驗品”的描寫對技術是否會支配人類這一命題做了明確回答,并以此作出警示:一旦放縱對技術的規約,使其獲得自主演化的能力,人類便可能從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淪為被審視和被定義之物。

如何定義技術與人的邊界?

如何定義技術與人的邊界?現代技術的發展,正使這一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心臟起搏器等醫療器械的植入使機器成為人體的一部分;算法與AI幾乎滲透到現實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沒有導航軟件就寸步難行,沒有媒體平臺便無法娛樂……技術不僅在物理層面實現了與人體的嵌合,還以“技術環境”的形式將人包裹其中,使人的認知和行為都受到算法的影響。如何界定技術與人的邊界,哲學家對這一問題給出了不同的見解。伊德認為技術是人與世界之間的“調節者”,可放大或縮小我們的感知,塑造我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世界所呈現的樣子。斯蒂格勒認為,技術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代具”,技術既是人類創造力的外化,又反過來重塑著人類的認知方式和存在樣態。[12]人與技術相互構成,無法分離。美國學者哈拉維提出的賽博格理論,對科幻文學的創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賽博格理論有別于伊德的“調解者”理論和斯蒂格勒的“代具”理論,不再糾結于追問“技術如何調節人的感知”以及“技術如何構成我們的存在”等問題,而是把人機界限日益模糊的當代人直接喻為賽博格,定義其為“機器與有機體的混合體”。[13]

哈拉維在闡釋該核心議題時,曾引用多部科幻文學作品加以佐證,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游者》[14]正是其中的一部。這部被譽為“賽博朋克”流派奠基之作的小說,塑造了兩個典型的賽博格形象:凱斯是一個意識與機器相連的賽博格,代表著意識層面的賽博格(技術擴展的不是人的肉體,而是認知);而莫莉則是一個身體經過改造的賽博格,代表著肉體層面的賽博格(人體與技術緊密嵌合)。在另一部至今仍被科幻迷津津樂道的科幻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15]中,作者所構想的仿生人高度類人化,其外表與真人無異,情緒可通過機器調節而實現外在表達。仿生人與真人的唯一區別僅在于沒有共情能力。然而,隨著故事的發展,情節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反轉——仿生人開始渴望自由,而真人的共情能力卻在不斷下降。作者以“仿生人進化得比人更像人”這一戲謔的設定,深刻質疑了人與機器的邊界以及“真實”的意義。在瑪莎·威爾斯創作的《殺手機器人日記》[16]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思考:殺手機器人夢想著成為真人,不僅渴望擁有對自身完整性的認知,還渴望擁有與人一樣的情感表達。作者以殺手機器人作為敘事主體來闡述其內心獨白,或許隱喻了技術與人邊界消融的另一種可能——技術產物已不再滿足于作為“調解者”或者“代具”的身份,表現出了主動向“人”這一端的移動(演化)。這恰恰表達了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當技術產物開始具備能動性時,人與技術邊界的界定或許不再是那么緊迫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重新理解和審視這一共生地帶。換言之,在數字化與智能化社會,如何與具有一定能動性的“技術行動者”共存與協作,已成為人類所面臨的重要課題。[17]小說中還使我們警醒的一點是,殺手機器人所渴望的對自我的完整認知和真誠的情緒表達,恰恰是身處技術環境下的我們正逐漸丟棄的寶貴之物。

哈拉維所預言的賽博格越來越多地現身于科幻文學作品中,無論是《荒潮》[18]中因感染病毒而催生出超人工智能意識的小米,還是《玩偶之家》[19]中通過外部腦區恢復視覺功能的安妮,抑或《七重外殼》[20]中突破傳統機械義肢設定,受機器干預而無法分清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甘又明……當這些賽博格被越來越多地呈現于作者筆下的未來世界時,我們相信,這樣的形態既是作家關于未來場景的一種想象,其中也一定蘊含著作者對未來更為復雜的人機關系的深刻思考。

技術是否承載文化價值?

技術不僅是人類改造社會的工具,還是體現人類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載體。技術與人文并非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存在著深刻的辯證關系。每一項技術的誕生和運用,都反映了其時社會的倫理取向與文明觀念。海德格爾以技術批判的視角,認為技術是一種遮蔽方式,“原子能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21]芬伯格提出的技術民主論認為,技術不只是純粹的工具,更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能夠被社會倫理、文化觀念約束和重塑。技術具備“兩重性”:不僅技術體系的使用中具備社會價值,技術體系的設計中也包含社會價值。[22]因此,可通過技術的可選擇性實現技術民主化。

金·斯坦利·羅賓遜的“火星三部曲”[23]堪稱表達芬伯格技術民主思想的典范文學樣本。作者筆下的火星烏托邦由一群火星殖民者通過技術民主實踐而實現。小說通過正面描寫,展示了當技術不再被壟斷,而是實現了全民共享并服務于公共利益時,在推動社會達成平等、共治和生態可持續目標的過程中所釋放出的強大力量。劉慈欣的《時間移民》[24],以高度契合芬伯格哲學立場的敘事視角,以未來作為探索和反思現在的出發點,講述了一個以時空為坐標的“追問”故事。小說中的太空移民,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時空流浪并見證了未來不同的極端文明形態后,才驚覺,真正適合自己的生存狀態是“綠色的大地”和“不離開我們的大地母親”。作者通過對未來文明的構想,以“追溯”的形式反思了人文在未來文明形態創造中的重要性。

更多的科幻作品通過想象技術與人文的背離來對上述議題做出回應。喬治·奧威爾在反烏托邦科幻文學作品《1984》[25]中,構想了“電屏幕”“記憶洞”等被極權政府用來統治社會的技術物。這些技術物被用于監控民眾思想、篡改歷史和壓制言論,政府還通過向民眾傳播“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等畸形理念來麻痹民眾。在這部小說中,技術淪為異化文化和愚弄民眾思想的工具。作者以主人公的悲劇命運,揭示了一個道理——技術一旦背離人性和倫理,將會對社會和個體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在《起風之城》[26]中,作者張冉以機器人被資本設計成壓榨工人工具的描寫,對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作出了回應。作品結尾關于普通民眾通過改造機器人來實現與資本抗爭的描寫,不僅反映了技術與文化產生沖突可能導致的社會矛盾,還揭示了技術可被不同價值觀念重塑的可能。

人類應該如何承擔技術發展

帶來的倫理責任?

現代技術的發展給傳統倫理帶來挑戰已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基因技術使新生命的人為選擇和人為定制成為可能,引發了人從“人”淪落為“物”的風險和爭議;人工智能所實現的對人情緒的精準分析,使機器“讀取人心”成為可能,人的情感隱私面臨泄漏風險;社交媒體憑借用戶上網痕跡及情感算法為其精準“制造焦慮”,使人的自主判斷邏輯受到侵擾……在對技術與倫理關系問題的探討上,哈貝馬斯的批判態度尤為鮮明。他不否認技術的作用,承認它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但同時也指出,技術正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統治形式或統治力量。現代技術使人類的生活世界被技術化和工具化——“根據第三者的偏好和價值取向,有條件的工具化地創造人類生活”。[27]而約納斯的責任倫理思想為理解這一命題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他認為,充分評估技術所帶來的危機及災難十分必要,對技術的評判應以時間維度做長期考量——人們不僅需要對眼前的行為負責,還應考慮這種行為對未來的人類、其他生命及大自然的長遠影響。這種立足未來、敬畏生命、警惕技術異化的思考,與科幻文學的批判性高度契合,在不少科幻文學作品中都得到了表達。

在《美麗新世界》[28]中,作者阿道司·赫胥黎構想了一個與傳統倫理觀完全割裂的未來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人類由胚胎工廠培育,通過基因改造技術被劃分成不同的社會等級。社會通過睡眠教育對人實現長期精神管控,人的幸福感通過精神麻醉劑和縱欲享樂而獲得……小說以“野蠻人”約翰無法忍受這個畸形的社會而自行走向毀滅作為結局,無情批判了對技術的無底線濫用,揭露了反人性社會殘酷、虛假和丑陋的真實面目。小說以悲劇敘事對“人類倫理責任缺失”進行了無情鞭笞,以反烏托邦的“新世界”警醒世人——當技術脫離了倫理的約束,便會導致人性異化并催生社會悲劇。

王晉康的《類人》[29],講述了一個技術異化催生全新社會矛盾的故事:人類憑借人造技術制造、奴役類人,并通過法律剝奪了類人的生育權利。類人成為一種高度類似于人但徹底被剝奪人權的新物種,除不具備指紋外,外表、身體構造都與真人無異。小說圍繞類人何劍鳴尋求身份認同展開,通過其為類人群體爭取平等權利的抗爭過程,闡釋了作者關于技術與倫理關系的思考:人造生命是否也擁有生命與尊嚴?人類是否可以掌控人造生物的生命,擁有對其絕對的權力?……虛幻場景的背后,是作者對技術失控后果的深刻質疑——那個造物倫理遭到致命挑戰的社會,是否還是我們一心向往和追求的未來世界?

在《贍養人類》[30]中,劉慈欣構想了一個技術高度發達但貧富差距極度懸殊的未來社會,改變階層身份的唯一通道已被技術完全封鎖——向人的大腦植入超級計算機的技術已經成熟,但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這筆費用。在這個富人永遠都是富人、窮人永遠只能是窮人的社會中,技術成了少數人壓迫和隔離底層的工具,窮人淪為“人”以外的另一物種,毫無生命尊嚴。作者將自己對技術與倫理關系的思考和質疑蘊藏于看似荒誕的情節中——人類應該如何約束自己的貪婪,避免技術成為破壞社會秩序、踐踏生命尊嚴的“武器”?

在對人類技術倫理責任的思考上,劉慈欣的《三體》[31]迫使我們直面這樣一些倫理問題:如果某項技術被賦予了“毀滅”的定義,且該定義與執行者的個人道德自覺發生沖突,那么,執行者應該如何抉擇,其抉擇的依據又是什么?一個更高等級的技術力量降維打擊一個低等級文明,而低等級文明被迫消亡,這是否意味著人類必須遵循“技術決定論”的路徑演化——憑借技術的無限升級和迭代才有可能獲得生存的權利?抑或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所有的技術文明,無論等級高低、力量強弱,都必須被某種普世倫理約束?顯然,無論答案是什么,作者于這場氣勢磅礴的宇宙敘事中所完成的思想實驗,都不是為了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因為當我們追隨這場敘事的時候,已經不自覺地開始思考技術與人性的根本問題,而這種思考的價值,早已超越了答案本身。

當代科幻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技術與人類關系的獨特視角,它以深刻的哲思和豐富的人文內涵,促使我們思考人類與世界的關系。當下,盡管科幻文學的創作面臨著前瞻性、文學性、創造性,以及在AI時代如何更好地守護原創性等問題,但我想,在這個技術狂奔的年代,科幻文學仍然是豐富和涵養我們精神世界的最好載體之一。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

注釋

[1]尚新建:《論“知識就是力量”——培根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界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2]王曉梅:《人類解放進程中的技術困境及其破解》,新華出版社2023年版,第64頁。

[3][美]埃德·沃爾特斯:《數據驅動法律 數據分析和新的法律服務》,周蔚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24年版,第40頁。

[4]李玉用、李克章:《從海德格爾的“座架”看科學技術的雙重功能及其批判》,《蘭州學刊》2007年第6期。

[5]曹昕怡:《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智能存續發展的哲學反思》,大連理工大學2025年博士論文,第12頁。

[6][美]羅杰·澤拉茲尼:《光明王》,胡紓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

[7][美]丹·西蒙斯:《海伯利安》《海伯利安的隕落》《安迪密恩》《安迪密恩的覺醒》(“海伯利安四部曲”),潘振華、官善明等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版。

[8][英]伊恩·M.班克斯:《腓尼基啟示錄》,雒城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9][美]丹尼·科林、[美]伊藤·科林:《邊緣人 逆襲》《邊緣人 崛起》,黃安琪譯,重慶出版社2017年版。

[10]Priest:《殘次品》,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11]蕭星寒:《終極失控》,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2]張云龍、宋知寰、張淼煜:《后人類倫理如何可能——技術具身化的批判性反思》,《自然辯證法研究》2025年第7期。

[13]周靈:《新視域、新方法與新路徑:元宇宙與數字藝術的變革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35頁。

[14][美]威廉·吉布森:《神經漫游者》,Denovo譯,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15][美]菲利普·迪克:《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姚向輝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

[16][美]瑪莎·威爾斯:《殺手機器人日記》(全四冊),黎思敏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

[17]李恒威:《適應“新環境”的未來人類及其演化邏輯和適應機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

[18]陳楸帆:《荒潮》,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

[19]楊晚晴:《歸來之人 楊晚晴中短篇科幻小說集》,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版,第90—160頁。

[20]王晉康:《七重外殼》,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張靜:《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本質追問的方法論及其啟示》,《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2期。

[22]許騰、張衛:《技術民主化設計何以可能?——基于芬伯格“自我賦權”的思路》,《自然辯證法研究》2022年第1期。

[23][美]金·斯坦利·羅賓遜:《紅火星》,陸絮譯,中國友誼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25年版;[美]金·斯坦利·羅賓遜:《綠火星》,王凌霄譯,重慶出版社2017年版;[美]金·斯坦利·羅賓遜:《藍火星》,王凌霄譯,重慶出版社2017年版。

[24]劉慈欣:《夢之海——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Ⅱ》,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402頁。

[25][英]喬治·奧威爾:《1984》,劉紹銘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26]張冉:《起風之城》,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

[27]任祥偉:《哈貝馬斯對基因技術醫療應用的倫理思考及其啟示》,《自然辯證法通訊》2024年第9期。

[28][英]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張暉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

[29]王晉康:《類人》,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年版。

[30]劉慈欣:《夢之海——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Ⅱ》,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332頁。

[31]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