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南開:湯用彤與一個哲學系的奠基時刻

哈佛時期的湯用彤(右2)

湯用彤1920年代中期攝于天津

1920年代百樹村原貌,后毀于日本轟炸
說起湯用彤先生(1893—1964,字錫予),人們所提及的,多是他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執掌教鞭的歲月以及湯一介先生光前裕后的佳話。鮮為人知的是,湯用彤與南開哲學學科發展的淵源。在南開初創的1920年代,彼時的湯用彤,還不是后來人們心目中的學術泰斗,而是一位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閱讀原著、在講義邊角隨手記下史料線索的年輕教師。1925年至1927年,他在天津八里臺度過的這兩年中,哈佛的學術訓練逐漸轉化為本土表達,傳世名著的宏大架構也在講義的逐頁修訂中緩慢生長,而南開大學哲學系的學科藍圖,幾乎由他一人在黑板上勾勒成形,湯先生和南開哲學可謂是互相成就。
津門兩年,何以值得追懷
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湯用彤出任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當時的南開大學建校不過六年,尚在創業階段。哲學系師資主要依靠凌冰、張彭春、黃鈺生等人兼課,尚無一專任教授獨當一面。湯用彤的到來,使這個新生的科系首次有了學術上的主心骨。
湯用彤彼時雖尚年輕,卻已在學界嶄露頭角。1917年他從清華學校畢業后,赴美留學,先入漢姆林大學,僅九個月即獲學士學位,旋入哈佛大學哲學系深造。他師從白璧德、佩瑞、蘭曼等名家,接受了西方哲學、印度學與宗教學的系統訓練。1922年歸國后,任教東南大學哲學系,講授哲學史、唯心論、倫理學、印度學說史等課程,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1925年,東南大學爆發“易長風潮”,校局動蕩,湯用彤受到牽連,決意離去。恰在此時,張伯苓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張伯苓選聘教授的識見與氣魄,時人素有口碑。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追憶,南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研教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與北大、清華等老牌名校相比,南開在聲望、規模和待遇上均不占優勢,但是這種培育人才而非延攬現成的辦學理念,使湯用彤、蔣廷黻、何廉、李濟等一批青年才俊愿意在創業時期投身南開,在艱苦條件下共創學術事業。
湯用彤選擇南開,也有其自身的考量。東南大學的風波,讓他深感學術環境之重要。南開雖新,卻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氣。張伯苓的真誠相邀以及南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精神,與湯用彤追求純粹學術、不涉政爭的志趣相合。南開建校之初,施行教授治校、師生合作的校務管理方針,教師負擔相對合理。湯用彤當時正在撰寫佛教史著作,這樣的工作條件對他而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1925年8月上旬,湯用彤正式到校。他住進了校內叢樹環繞的百樹村,即今思源堂以西、專家樓一帶。此處寓所毗鄰他平時講課的秀山堂,環境清幽,便于潛心治學。南開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仍免費為教員提供宿舍、早餐和傭人,竭力營造安居樂業的氛圍。兩年后的元宵節(1927年2月16日),湯用彤的次子湯一介出生在這里。這位日后承襲父業、成為著名哲學家的嬰兒,其生命的最初啼哭,便與南開園的風聲雨聲交織在一起。
1927年5月,湯用彤離開南開,赴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后改名中央大學)任哲學院長。然而,他在南開這短暫的兩年不僅為南開哲學學科奠定了基礎,也為他本人此后數十年的學術工作埋下了重要伏筆。
百樹村的燈光:哲學系主任的授課清單
湯用彤在南開的具體教學情況,由于年代久遠,一度模糊不清。近年來,隨著湯用彤講義手稿的整理和檔案文獻的發掘,這段歷史才逐漸清晰起來。
根據湯用彤研究專家趙建永對南開大學現存當年《文科學程綱要》和湯用彤南開講義的梳理與考證,1925年下半年湯用彤已在南開開課。湯用彤畢生所開課程有四十余門,其中在南開即占十二門,包括西洋哲學史、現今哲學、實用主義、實用主義與教育、康德哲學、邏輯學、社會學綱要、倫理學、印度學說史、印度哲學、宗教哲學、佛學史。
這份課程清單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覆蓋面廣。從西方哲學通史到現代哲學流派,從邏輯學到倫理學,從印度哲學到佛教史,湯用彤以一己之力撐起了哲學系的教學體系。其二,授課語言以英文為主。現存講義稿本封頁上印有“NANKAI COLLEGE”“南開學生實業有限公司印制”等字樣,內文多用英文寫成,間有梵文和中文。
這份講義清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哲學類課程的系統性。湯用彤所寫《西洋哲學史》現存兩種手稿,第一種寫于1922年至1925年間,重點講述古希臘哲學發展源流;第二種寫于1925年,系在前稿基礎上增補而成,內容更為完備。他在課程綱要中寫道:“本學程尋西洋哲學變遷跡緒,詳各家學說之要義,講時代精神之因果,常研論西洋文化之特征,使初學者不致徒困于哲學專業理論。”這份講義提出,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在于知曉“基本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從而理解人類思想的演進脈絡。在當時,能以如此開闊的視野講授西方哲學,實屬罕見。湯用彤常常引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的原典,先用英文逐句講解,再以中文闡釋深意。這種雙語教學模式使學生既能精準把握西方哲學概念的原始語境,又能通過中文理解其思想精髓。
在《西洋哲學史》未刊講義的“導論”中,湯用彤高度評價了希臘文化的自由精神,既見其對西方文明精髓的把握,也透露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缺失處的清醒認知。湯用彤認為,只有具備自由精神才能充分發揮學術的創造力,而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方面恰恰有所欠缺,所以國民在求知上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粹追求。他深知若要從根本上改變國人的思維習慣,就必須從哲學觀念的更新開始。因此,湯用彤講授西洋哲學史并非僅僅傳授知識,更是在播撒思想的種子。這種認識決定了他以文化啟蒙的姿態,通過學術研究引導國人反思自身文化的局限。
在“現今哲學”(Contemporary Philosophy)這門課程中,湯用彤將其在哈佛所寫長篇研究報告《當前哲學的趨勢》(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改編成講義,總結了現代西方哲學的主體性、多元性、科學性等特點,并深入分析了實用主義、新實在論、唯心論等主要流派的得失。“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實用主義與教育”(Pragmatism and Education)課程則更見其獨立的學術立場。美國實用主義大師杜威曾在1919年來南開大學演講,實用主義哲學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影響甚廣,甚至被一些學者奉為圭臬。然而湯用彤并未盲目追隨這股潮流,他在課堂上既肯定實用主義注重實踐、強調效果的一面,也指出其過于功利化、忽視理論系統性的缺陷。他的課程綱要寫道:“本學程初陳近世反理智主義,以測源流;中言詹姆斯等之心理倫理學,以探其基本;后析實用主義各派之學說,并推求其宣張于中國之利害。”講義還特別指出,“實用主義是現代精神凝固化的表現形態”(Pragmatism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modern spirit)。這一判斷既是對實用主義哲學本質的深刻洞察,也暗含了他對當時中國學界盲目追捧西方思潮的隱憂。相比胡適引進實用主義時有意無意的簡化與尊崇,湯用彤更側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引導學生從學理層面審視這一思潮的得失。
“康德哲學”(The Philosophy of Kant)課程更體現了湯用彤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深刻理解。他的講稿系統梳理了康德對前代哲學的繼承發展、康德哲學的“革命特征”以及康德哲學對后世的影響。講稿“處理康德哲學問題的方法”一節提出“非囿于康德名相,而觀其會通;不囿于其文字,而取其精義”的研讀方法,強調理解康德哲學的精神實質而非拘泥于術語表象。而在“康德先驗哲學”一講中,湯用彤借用佛學法相宗的術語“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概括康德哲學的特點,點出東西方哲學比較、會通的可能。這是迄今所知中國學者在康德研究中最早提出中西會通原則的文獻。此后,雖有牟宗三、唐君毅等現代新儒家學者在康德與儒家思想的會通上做出了更為系統的闡發,但湯用彤的早期探索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湯用彤在南開時期的學生鄭昕,后來成為我國最杰出的康德研究專家,其《康德學述》是我國系統研究康德哲學的首部專著。鄭昕的學術成就,想必離不開湯用彤在南開課堂上的啟蒙與引導。
在西方哲學之外,湯用彤同時致力于印度哲學與佛教史的教學與研究。現存《印度哲學》講義共兩冊,主體內容以英文撰寫,兼附梵文與中文注釋,由湯用彤在東南大學時期七冊英文講稿《印度學說史》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這門課程系統介紹了印度哲學的主要流派與核心思想,其課程綱要云“本學程實即印度文化史,惟特側重哲理。外道哲學有數勝諸論,外道宗教舉婆羅門、印度二教,兼及佛學及印度哲理文學”。湯用彤不僅細致梳理了印度上古以來吠陀、梵書、奧義書、佛教等宗教哲學的發展源流,以及當時各類外道宗派的思想特點,還特別注重從比較哲學的視角切入,揭示印度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佛學之間的異同與互動關系。
此后在南開講義的基礎上,湯用彤于1929年在中央大學編成了漢文講義《印度學說史》。1939年,他在西南聯大開設必修課“印度哲學史”,編撰了更為系統的講義,經反復修訂后于1945年正式出版《印度哲學史略》一書。這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印度哲學研究的空白,以其嚴謹的文獻考據與深刻的義理分析,成為該領域的奠基之作。
在佛教史研究方面,湯用彤同樣成就斐然。1926年冬,湯用彤在南開完稿了《中國佛教史略》講義。這份講義的完成是中國佛教研究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講義的前半部分,就是日后震動學界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稿,后半部分則是《隋唐佛教史稿》的雛形。湯用彤后來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中不無謙虛地寫道:“十余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應體會,有志未逮。語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陳述膚淺,詳略失序,百無一當。”這“十余年”的起點,正是在南開百樹村的那盞燈下。
從這些講義與課程中,可以看到一位學者如何以驚人的毅力與學識,在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中國佛教史三個看似迥異的領域之間,建立起一座貫通中西印的學術橋梁。湯用彤的這種跨文化視野既源于他早年留學美國期間在哲學研究上的系統訓練,也離不開他的南開任教時期對東西方哲學體系的深入比較與思考。在南開百樹村的靜謐夜晚,他常常伏案至深夜,將白天的授課心得與讀書札記逐一梳理。窗外蟲鳴與翻書聲交織,燈下的墨跡與思緒一同流淌。
講義內外:學術網絡的生成與思想的淬煉
湯用彤在南開的兩年,并非閉門造車。考察湯用彤在南開期間的人際交往與學術互動,可以更加立體地把握這段經歷在其學術生涯中的位置。
湯用彤初到南開之時,正是《學衡》雜志創刊后的第四年。作為“學衡派”核心成員,他與吳宓、梅光迪、柳詒徵等人保持著密切聯系。早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湯用彤就因學術理想與旨趣契合而與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有過私人交往。1922年學成歸國后,在東南大學執教的湯用彤成為《學衡》雜志的重要社員。他雖未像吳宓、梅光迪等人那樣專門譯介白璧德的思想,卻是以新人文主義者的姿態立身于學術界的。1925年8月2日,吳宓致信其師白璧德,提到湯用彤將赴南開任教。十天之后,吳宓乘火車到天津,湯用彤前往接站。這兩位清華、哈佛的舊友,在天津重逢,進行了諸多切磋。當時的吳宓主要活動于北平,不時南下天津,與湯用彤論學。
湯用彤在學衡時期的文化思想,集中體現在他1922年發表于《學衡》雜志的短論《評近人之文化研究》中。他斷言“時學之弊,曰淺,曰隘。淺隘則是非顛倒,真理埋沒;淺則論不探源;隘則敷陳多誤”,既對倡言西化者“僅取一偏,失其大體”頗有微詞,也對主張保守舊文化者無力回應新思潮而深懷惋惜。湯用彤志在將文化研究引入科學的研究路徑,由此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這一重要命題。到了南開時期,這種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得到了系統展開。在與吳宓、柳詒徵等人的書信往來中,他不斷深化對東西方文化比較的思考,尤其關注如何在中國傳統中發掘與西方新人文主義相契合的精神資源。在《學衡》雜志存續的十年間,湯用彤身體力行,圍繞“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始終以“真理之討論”為己任,致力于破除文化研究中的“淺”“隘”等弊病。
1920年代,梁啟超常到南開演講,其《中國歷史研究法》就是在南開講學期間成型的。梁啟超對印度哲學與佛教中國化的獨到見解,令湯用彤深受啟發。這種思想碰撞使他后來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不僅關注佛教經典的翻譯與傳播,更注重考察佛教思想如何在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中實現創造性轉化。
胡適與湯用彤的交往同樣值得關注。兩人雖在文化立場上時有分歧,卻始終保持著學術上的相互尊重。胡適讀完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后,在日記中寫道:“此書極好。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權威之作。”(《胡適日記》,1937年1月17日)事實上,胡適與湯用彤對禪宗史上的一些問題也有相近的認識。胡適認為禪宗史上的許多重要文獻并不可靠。湯用彤也指出,早期禪宗史料多經后人修飾,難以完全信從。尤其對于神會的地位與貢獻,湯用彤與胡適有著相似的判斷,認為神會才是南宗禪得以確立的關鍵人物。
1928年,湯用彤將南開課程講義《中國佛教史略》中討論禪宗的章節寄給胡適切磋論學。胡適很快回復了一封長信,稱此講義“大體都很精確,佩服之至”。胡適非常重視這兩封通信,將它們以《論禪宗史的綱領》為題收錄進了《胡適文存》。日本學者柳田圣山編纂《胡適禪學案》時,也將這兩通信收錄其中,還把相關內容載入他編的《胡適禪學研究年譜》。湯用彤的《中國佛教史略》講義以及他與胡適的論學書信,引發了海內外延續至今的一系列禪學研究與學術論辯,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的禪宗史研究。
湯用彤在南開期間與熊十力的交往多被忽略,實則非常重要。熊十力來南開講學時,曾送給湯用彤一部明版《魏書·釋老志》,封面上有其遒勁狂放的毛筆題記“熊十力購于天津 十六年四月八日題于天津南開大學”。《釋老志》詳載佛教與儒、道等本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湯用彤后來開創的儒釋道關系研究,于此可見端倪。湯用彤研究因明學,選擇的經典是窺基大師的《因明入正理論疏》。但此書不易為初學者掌握,湯用彤便向學生推薦熊十力所著《因明大疏刪注》。此后,湯用彤與熊十力之間的學術交流,不僅限于贈書之誼,而是常就佛學與儒學的關系展開深入討論,彼此在書信中反復辯難。兩人這一時期的思想交流,對熊十力由佛轉儒而自立新說的關鍵轉變,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湯用彤與南開師生的互動,也頗具意味。學生會主辦的《南大周刊》特邀湯用彤、范文瀾、蔣廷黻、黃鈺生等教授做顧問,成為師生溝通的重要橋梁。1926年5月29日,《南大周刊》二周年紀念號刊出湯用彤所撰《佛典舉要》,這是湯用彤現存涉及中國佛教史領域的最早文章。這篇文章長期被學界忽視,后經趙建永先生在南開圖書館善本室中發現并整理,才得以重見天日,后收入《湯用彤全集新編》。湯用彤在該文前言中敘述寫作緣起:“余草此篇之夜,適全校為畢業班開歡送紀念會。余于簫竹管弦聲中,獨居斗室,急迫書此,未始非個人之紀念也。”窗外是笙歌歡送,窗內是青燈古卷,湯用彤在喧鬧與靜謐的交織中,以筆為舟,獨自駛向佛典的深海。
《佛典舉要》凝聚了湯用彤二十余年研讀佛典的心得與積累,首次向學界呈現了一份中印佛教史研究的必讀書目,為后學入門指明了捷徑。該文先分述巴利文、梵文、藏文與漢文四大佛藏體系,梳理其編纂沿革,再概述佛教發展源流中的核心經典,最后介紹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論著與相關研究史料。文中所列典籍擇取審慎,解說簡明扼要,尤其注重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的關聯。該文還密切關注國際前沿,對日本當時正在編修的《大正藏》,一方面指出其未必如吹噓的那般完備,另一方面感慨我國佛教典籍散佚嚴重,呼吁學界重視本土佛藏的整理與保護。
湯用彤在講授中國佛教史課程時,常將最新研究心得融入教案,使課堂成為思想生發的現場。比如,他在課堂上講授中國佛教史時,曾以“格義”之法為例,說明早期佛教徒如何借用道家、玄學的術語來理解佛理,這一洞見后來發展為他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對“格義”問題的系統論述。此后,“格義”成為幾乎所有中國佛教通史類著作都會論及的問題。這種寓研于教、教研互補的方式,成為湯用彤此后數十年的工作常態。
從南開到西南聯大的精神延續
1927年5月,湯用彤離津南渡。臨行前,南開師生在秀山堂為他舉辦歡送會。兩年時光倏忽而過,但他為南開哲學系留下的,是一個學科的基本骨架。
抗戰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湯用彤此時擔任北大哲學系主任,而南開哲學系同仁亦隨校南遷。在南岳衡山腳下和昆明郊外,湯用彤與南開師生再次走到了一起。他與張伯苓、黃鈺生、楊石先、陳序經、李繼侗等南開各級領導精誠合作,共商決策,延續著中國教育的命脈。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舉行結業典禮,湯用彤代表北大致詞,贊頌三校在戰時“合作無間”的精神。
可以看到,湯用彤與南開之間的因緣并未因1927年的離別而中斷,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際得到了更為深沉的延續。他培養的學生中,韓鏡清、王維誠、龐景仁、張世英等后來隨南開復校到哲學教育系任教。他在西南聯大文科研究所帶的研究生楊志玖、王達津、王玉哲等先后到南開歷史系、文學系任教,成為各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湯用彤與南開的關系,構成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條值得追索的精神脈絡。
湯用彤在南開的兩年,正是他人生的中途。前承東南大學時期的教研積累,后啟北大時期的學術巔峰。這段經歷的特殊意義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從個人經歷看,南開適宜潛心治學、自由探索的環境,使他得以將哈佛所受訓練與國內教學實踐相結合,完成從西學引入者向中西印會通者的轉變。第二,從學科建設看,他為南開哲學系打造了一套課程體系,奠定了該系注重經典研讀與比較研究的學術底色,也為中國現代哲學教育提供了范本。第三,從學術傳承看,他在南開培養的學生,以及他在聯大時期與南開同仁的合作,構成了一個跨越校際的學術網絡,對中國哲學、宗教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持久影響。若無南開哲學系,則無湯用彤之學術體系;若無湯用彤,亦無南開哲學之精神根基。
湯用彤的學生任繼愈在回憶中寫道:“湯先生教學的講義,學生聽課的筆記,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來,數量相當可觀。”這批講義的手稿如今正被陸續整理出版。它們最初誕生的地方,是南開大學哲學系奠基時期那個由一人撐起的課堂。在那里,一位三十二歲的青年學者,默默寫下了一行行融匯東西文化的文字,也寫下了中國現代哲學史上一個意味深長的開篇以及南開哲學學科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