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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以推本得失之原——王夫之《讀通鑒論》的史思與哲思
來源:學習時報 | 張國剛  2026年10月09日08:03

《讀通鑒論》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晚年史論的代表作,是他研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而寫下的歷史沉思錄。全書60余萬字,按朝代分為秦、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等部分,評論自秦始皇至五代大約1180年的史事,卷末附《敘論》四篇(功能相當于序跋)。每卷之下不立篇題,隨事觸發,一事一議或數事共議,體例上屬于傳統史評著作。王夫之身處明清易代“天崩地坼”的變局,他讀史不是單純懷古,也不只是借古發泄亡國之悲,目標是“推本得失之原”。

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王夫之出生于一個世代仕宦的書香門第。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在湖廣鄉試考中舉人,原本要赴北京參加次年的會試(進士考試)。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席卷華中,北上道路斷絕,會試無法成行。明代進士的平均年齡約32歲,王夫之20余歲便中舉。若科考順遂,他本有機會在適齡之年考取進士,仕途可期。這自然令王夫之對明朝的前途抱有期許。但其科舉仕進的道路很快被農民大起義和清軍入關的洪流沖斷。明清易代之際,王夫之曾在衡山舉兵抗清,兵敗后赴廣東肇慶,投身南明永歷政權,任行人司行人。永歷小朝廷內部黨爭紛紜、腐敗不堪,王夫之因彈劾權奸而幾遭不測,最終失望歸隱。此后30余年,他“屏跡幽居”于湘西草堂,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著書立說,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辭世,始終未剃發易服,以明朝遺民終老。

“推本得失之原”的治史宗旨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晚年最成熟的思考成果。《讀通鑒論》始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初稿二十卷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定稿三十卷則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讀通鑒論》三十卷定稿本則無此類題識,其定稿時間系由其次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及劉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譜》推定。此時他已72歲高齡,咳喘多病,聽力漸衰,次年即與世長辭。可以說,這部書凝聚了他一生歷經喪亂、沉潛反思之后的最終思想結晶。王夫之何以在生命的最后歲月,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來評論《資治通鑒》所載史事?這需要從他的切身遭際和思想追求兩個層面來理解。

就切身遭際而言,明亡清興的歷史巨變是理解一切的起點。王夫之不僅是明朝的臣民,而且是有著大好前途的年輕士人,他不僅為國仇家恨積極投身抗清斗爭,還是經歷了南明政權覆亡的遺民。對于他來說,明朝的滅亡不是一個遙遠的歷史事件,而是刻骨銘心的切膚之痛。康熙時期,已入暮年的王夫之閱讀了多次《資治通鑒》,并陷入深思:一個曾經“財足自億、兵足自強、智足自名”的大明王朝,何以會轟然倒塌?

但王夫之思考的不是明亡的道理,而是家國興衰的道理,因此,如果把《讀通鑒論》理解為借古諷今、發泄亡國之憤的著作,便大大低估了它的思想價值。王夫之在《敘論》中對自己的寫作目的有明確的自我剖析:“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又說:“鑒豈能為功于我哉!故論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懸于室,無與炤之者也。”這段話極為關鍵。在王夫之看來,歷史不是一面被動懸掛的鏡子,只供人照見形貌;讀史者必須主動深入歷史事件的內部,追問成敗得失的根本原因,并且進一步思考:如果換一種做法,是否同樣可以成功?如果已經出現了偏差,又當如何補救?只有經過這樣層層推進的思辨,歷史才能真正成為“力行求治之資”。

《讀通鑒論》的價值旨歸,可以概括為兩方面:其一是現實的、經世的層面,即通過對歷代治亂興衰的系統反思,探索明朝滅亡的內在原因,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為后世提供鑒戒;其二是哲學的、超越的層面,即試圖從具體史事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規律,建立一套系統的歷史哲學,為后世提供“力行求治之資”。

這兩個層面在書中是交融在一起的。每一條具體的史論,既是對某一歷史事件的分析評判,又承載著他對歷史演變之“勢”與“理”的整體思考。

正如王夫之所言:“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這種以史經世、以史明道的追求,正是《讀通鑒論》一切議論的出發點和歸宿。

突破傳統史學范式的思想創獲

王夫之史論最具光彩的思想成果,是他在對歷史演變的長期反思中提煉出的“理勢合一”歷史觀。所謂“勢”,指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時勢;所謂“理”,指歷史演變中蘊含的規律、道理。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開篇即指出:“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也就是說,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就是合理的;在歷史的客觀趨勢之中,本身就蘊含著運行的規律。他在論及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轉變時,用“勢相激而理隨以易”來概括這一變化的必然性。這種“理因乎勢”“理勢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傳統史學以天命、道德來解釋歷史的框架,試圖從歷史自身的演變中發現其內在邏輯,具有樸素的歷史進化意識。

正是在這一歷史觀的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在他看來,所謂“統”,是“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即統一了國家并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它是靠武力統一還是所謂“篡弒”而來,只要順應了大勢,使國家“合而不離,續而不絕”,它就是正統,就是合理的。這一觀點打破了以王朝血統和道德褒貶來判定正統的傳統標準,代之以是否實現并維護了國家統一這一更為客觀的歷史尺度。

《讀通鑒論》從讀秦史寫起,所以開篇即討論封建制與郡縣制的優劣。在王夫之看來,郡縣制取代封建制,已經實行了2000年而不可更改,這本身就是“勢之所趨”的明證,是歷史規律的體現。

王夫之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沒有簡單地以道德標準來評判這一歷史巨變。他指出,秦始皇廢除分封、推行郡縣,其主觀動機是“私天下之心”,是為了把天下大權集于皇帝一身,使秦王朝的統治萬世一系。然而從客觀效果來看,郡縣制打破了貴族世襲壟斷政權的局面,使“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讓有才能的人都有機會參與國家治理,這恰恰體現了“天下之公”。因此他發出了那段著名的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這種從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張力中把握歷史辯證法的論述,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是極為罕見的,顯示出王夫之深邃的歷史洞察力。

同時,王夫之也沒有因為肯定郡縣制的歷史進步性而無視其弊端。他清醒地看到,郡縣制下“國祚所以不長”,即王朝壽命往往不如封建時代長久,而且郡縣制也有其自身的問題。但他的判斷標準是“為天下計”而非“為一姓計”:“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只要對天下生民有利,即使一姓的國祚不長,也是值得肯定的。這種以天下生民的福祉而非一家一姓的存亡為評判標準的立場,是《讀通鑒論》中一以貫之的精神。

特別值得關注的還有《讀通鑒論》中蘊含的“生民天下”思想。王夫之始終將是否紓解“生民之困”“生民之禍”作為評判政權是非優劣的根本標準。在論及周代封建制時,王夫之描繪了遠古時代“萬其國者萬其心”的多頭權力秩序:上古之時,人人各自立國為君。方圓百里之外,便如同異國。政令、教化、刑法各不相同;賦稅輕重由君主自定,百姓生死聽憑君主處置。交好便彼此親近,交惡就互相攻伐。“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在這種格局下,生民承受著極大的痛苦。而周初大封同姓,雖然有“家天下”的私意,但客觀上“漸有合一之勢”,促進了政治和文化共同體的形成,使“風教日趨于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到了郡縣制時代,天下統一于一王,生民之禍進一步減輕。這樣,王夫之就把封建、郡縣之辨放在一個從多頭權力秩序向政治統一體演進的大歷史進程中來考察,其終極判準始終是天下生民的福祉。

在具體的政治評論中,王夫之也展現出超越傳統道德褒貶的制度分析眼光。例如,他論唐代劉晏理財,不同意一般儒士大夫將劉晏貶為“小人”的成見,認為其“庀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于民”,稱其“于財賦,君子之用心也”。明確肯定了理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他論漢武帝開疆拓土,也不是簡單地以“窮兵黷武”來否定,而是將其放在從大禹到宋代的國家統合大進程中,從區域族群、歷史傳統和共同體安全的多重角度來分析其歷史意義。這些評論都體現出他注重從制度運作和實際效果出發分析問題的特點,而非僅僅訴諸抽象的道德原則。

(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