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望到的,是一樣的風景
來《朔方》編輯部前,我在中文系教《基礎寫作》。第一次編前會,我自我介紹說:“上大學的時候,我讀文學史;工作以后,我和學生一起讀文學史。現在我來到了文學的現場,對接下來的工作充滿了期待。《朔方》是西部文學重鎮,在寧夏寫作者心中有著無可替代的位置,能來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榮幸,并深懷敬意。”這話從一個有十年工作經驗的人嘴巴里講出來時,理想主義者的光彩和得體的場面話術像真假孫悟空一樣難辨真偽。但,我當時的確是那么想的。
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位老師在《朔方》上發表了作品,別的老師們贊賞道:“李老師不得了呀!張賢亮也在那上頭發表作品呢!”我不知道李老師的作品叫什么名字,但記住了《朔方》這本雜志,我猜那應當是一本很好的書。后來,我終于在一次講座上見到了張賢亮先生,也慢慢見到了一眾作家與編輯,《朔方》從遙遠的童年記憶和生動的掌故里一點點落地,成了活的、生長的、與我同時空的“現在進行時”。
2020年9月11日,我拿到了時任編輯部主任曹海英交予的第一篇稿子。我快速讀完并標記后,在無人的下午,用編輯部的座機給作者石慶慧打去一通電話:“方便嗎?想聊聊您的小說《梯田流云》。”我還沒有去過貴州,但知道貴州有龍場和陽明洞,此刻還有個在縣政府當公務員的女孩子,她業余寫小說,小說的男主人公也是公務員,不愛晉升愛寫詩、愛攝影,陰差陽錯下,他甚至要拋棄公職去學即將失傳的古歌。懷揣理想的主人公是我熟悉的人物類型,作者的褒揚與惋惜是我熟悉的敘述基調,故事可以隨意虛構,但作者的情感是真還是假,我還是能分辨的。我和她從《百鳥朝鳳》聊到《饑餓藝術家》和《賽德克·巴萊》,從調整敘述節奏聊到小說的重心與題目的升華……四年之后,當我們一同站在魯迅文學院的魯迅雕像前,準會想起那個遙遠的下午。
慶慧是我在魯迅文學院第46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認識的第一位同學,我告訴她,那是我在編輯部打出的第一個電話,我們編輯部在北京中路57號,過街便是銀川市唐徠中學,每天按時響起的廣播體操音樂讓我無限懷念校園,“教師是理想主義者最好的職業”。
“文學也是!”慶慧說。她說她的第一本書出版后,興沖沖去街上擺攤賣書,還備了好幾支簽名筆。然而,沒有“洛陽紙貴”,只有“門可羅雀”。我們為一種熟悉的幼稚和傻氣放聲大笑。她說這迫使她重新認識文學,剔除一切之后,“依然熱愛”。慶慧是侗族,從小生活在村寨里,體驗過城鄉文化的對撞和傳統觀念的變遷,工作以后重返基層,重新審視了自己的來時路。她有很多關于大山、侗歌和農業種子的動人故事,她講的故事和她的善良、淳樸、堅毅、樂觀纏繞在一起,格外動人,也格外值得期待。陸陸續續讀了她的一些作品后,我送審了其中的一篇,小說講的是看過了世界的理想主義者重返村寨,姑巴節的歌謠最終融化了女主人公心頭的堅冰,傳統的價值再一次被確認。
2020年底,主編楊梓決定開設“此在”專欄和“新銳”欄目。他是一名詩人,總能把編前會開得熱烈澎湃:“寧夏文學該怎樣創造第三次輝煌?《朔方》作為寧夏文化名片、西部原創高地,義不容辭也責無旁貸!”作為編輯部當時最年輕的編輯,“新銳”欄目交給了我,讓我倍感激動和壓力。欄目定位是挖掘既“新”且“銳”的寫作者,稿件質量要遠高于本刊發表標準方可考慮。于是,作為新手編輯的我無頭蒼蠅一般開啟了全國搜索模式,在茫茫人海中尋覓剛冒頭卻還沒什么名氣的文學新人。是的,就是那種我剛好欣賞你,而你也恰好中意我的故事,和車站邂逅、情定終身的愛情故事有著某種迷人的類似。
2021年第1期,“新銳”欄目推出了王文寫民間科學家的中篇《俯仰陳跡》,該作次年獲第五屆《朔方》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再一年,我看到王文的名字陸續出現在名刊大刊。第2期推出了周于旸的《云頂司機》,很快被《長江文藝·好小說》選載。周于旸開心地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被選載。之后很快他出版了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并于2022年入圍寶珀文學獎決選名單。2021年,“新銳”欄目一共推出了13位青年寫作者,第12期用80個頁碼一次性推出了兔草、王明明、蔡澤宇等9名新銳作者。
一個風雪天,我獨自在編輯部打印樣刊郵寄地址,一條條裁下來,貼上牛皮紙信封。臨近下班,光線越來越暗。直起腰從26樓的窗口望出去,北京中路的車流人流按著紅綠燈的節奏流淌或停頓,我不由得想,這一眼望見的人里,或許沒有幾個人是我們的讀者,但文學會一直在我們身邊。當時,我忽然非常想念即將退休的漠月主編,他累了會站在這個窗口向外望,有時和我聊幾句,有時什么也不說,我也走過去站在他身邊望著窗外。再后來是火會亮主編,他也喜歡垂著雙手,望一望窗外。我們望到的,是一樣的風景嗎?
那年之后,我便經常能收到陌生作者的來稿,郵件主題會注明要投“新銳”欄目。有人轉來小紅書里的截圖,是寫作新人們的留言,說《朔方》的“新銳”欄目會看自由來稿,沒名氣的新人也會給發稿子。我心稍安,希望自己沒有辱沒那些我未曾謀面卻心懷敬意的前輩們。
彝族的加主布哈也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沒有過審,但他的語言有著彝語與漢語碰撞后的獨特滋味,我便又約了一篇。打電話改稿的時候他正在大涼山老家,雞犬之聲先于他的語音傳過來,我仿佛瞬間就墜入了他小說里的場景,黃燦燦的陽光照耀著青草、山野和牛糞。那篇《工人》順利刊出,編輯部的老師都很贊賞那篇小說。次年,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說《阿古,阿古》,很快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選載。后來,每次想到童年時期睡在姑媽家屋頂上完成求學之路的加主布哈,我都會先想到那一通散發著陽光氣息的電話。廣闊的大地上,總有帶給我們驚喜、力量和美好的人,乘著文學的舟楫遠道而來,我們相遇,交換溫暖與鼓勵,又各自遠行。
一個脫穎而出的青年寫作者留給普通省刊的時間和緣分是很有限的,但在恰當的時間里,我們相遇并彼此成全過,就是最美好的瞬間。我曾偶然看到王晚在《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的作者簡介中寫著,有作品發表于《朔方》。霎時間,一種特別的情誼回溯時間之河撲面而來,讓我想起打電話找她改稿的時刻。后來,我向主編閆宏偉請示:“可以給王晚做一期訪談嗎?”他爽快地回答:“當然可以!我們發現了新人,就要持續關注,助力他們能走得更好、更遠。”
2023年,編輯部迎來了兩位優秀的年輕人,其中一位來自山東。我問她一個人跑這么遠,家人放心嗎?她說:“不放心。哪怕我考中的是省里的公務員崗,我也可以放棄了回老家再考,但這是《朔方》啊!上中學的時候,語文老師就說過《朔方》。這么多年了,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養成一個純粹的文學靈魂,不配涉足文學創作。但我竟然有機會來這里當編輯。你說,我怎么能走呢?”
那一刻,我再一次想起慶慧說的,文學是理想主義者的事業。她還說:“依舊熱愛。”
(作者系《朔方》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