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歌的方式理解存在
周幼安,滿族,1997年生于遼寧錦州,現居上海。著有詩集《荷花身》
我時常覺得,我的寫作是從一棵玉蘭樹開始的。那不是一種現實意義上的“開始”,而是一種存在狀態上的確認。在我生活過的許多個春天里,玉蘭花如期開放,猶如仙鶴般輕盈、潔凈,無意關心外界眼光,自有人為她駐足。每當我在樹下仰望,看到那些肥厚的花瓣向著天空張開,像杯盞承接自上而下傾倒的一切,僅僅是全心全意地完成“綻放”,我便會感到一種深切的慰藉與滿足。
這種慰藉,或許源于我從玉蘭身上看到的絕對獨立的性格。我們生活在一個強調“可見性”的時代,一切似乎都需要在曝光與流量中得到驗證,以結果評估過程的價值。但玉蘭不是,它遵循的是另一種更為古老與本質的自然節律。
我愿將我的寫作狀態稱為“玉蘭般地寫作”,這是一種對創作者身份的美好隱喻:堅持寫作,并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僅僅因為那是你生命內里的需求,而非為了任何外在的凝視與掌聲。在寫作將近十年的時候,我逐漸摸索到其中的道理。
1997年,我出生于東北一個四季分明的港口城市。我是獨生女,不知道繼承了哪位先祖的微弱天賦,在青春期迷上了閱讀和寫作,立志成為作家。本科期間,碎片化的信息傳播趨勢將我引入詩歌的宮殿,這門因含混、模糊、多義性而為理性世界帶來困擾的藝術,以其驚鴻一面,讓我看到了美與心靈的更多可能。在我大約十歲那年,東北下了一場罕見的暴雪,我外出閑逛,從高臺上跌進雪堆,整個人被松脆的積雪完全掩埋。一瞬間,世界消失了,只留下純粹的寒冷、寂靜、無限,我產生一種被包裹的、奇異的安全感。或許,詩神就是在那時出現,并行走在我身邊。
對我而言,詩歌是一門同時屬于過去與未來的事業,唯獨與現在保持著距離。每當我們處理個人情緒,往往會陷入回憶,串聯起相似處境下吹塑的彩燈,點亮一條通向記憶深處的燈帶;而面對公共題材,詩歌總在嘗試為未來預言,甚至需要克服集體觀念的惰性、語言的窠臼。好像沒有人知道現在要怎么做,這恰恰體現了詩歌的慷慨:它贈我以或熱望或驚訝或審視的目光。
在成為一名詩人之前,我們首先是一個人。那么,一個由詩歌“培訓”出來的、帶有近乎強悍的主體性的人,如何在日益程序化,甚至帶有強虛構感的現代都市中生活與寫作?這個疑問為我的詩歌帶來了必要的張力。自大學畢業后,我就生活在上海,這里有令人驚嘆的人類造物,也有被壓縮和保護的自然生命。我常常在家附近的公園散步,觀察路邊的欒樹、海棠、烏鶇和甲蟲,它們在車流與高樓間尋找生存的罅隙,這種矛盾與堅韌并存的特質深深吸引著我,讓我不斷思考何為“真實”,何為“繼續下去”和“泰然自若”。現代生活愈發“程序化”,我們在這個微小的漩渦里循環往復,容易陷入一種機械化的晦澀與麻木狀態,而城市中的自然之物,像玉蘭,是喚醒我們的“鬧鐘”。從這個角度講,一株墻縫中脫穎而出的青草的意義,遠大于整片草原。
寫作是破壞漩渦的行動。我有一首叫《程序崩潰日》的詩,就是對這種感覺的集中表達。假設世界是被某個粗心作家(比如福克納)虛構出來又忘記的“約克納帕塔法郡”,我們所有人仿佛都是其中的“非游戲玩家”,直到有一天,一個“程序漏洞”的出現令味道錯亂、色彩變形,“我”才得以隔著水面,看清自己與世界“潰不成形”的真相。這個漏洞,就是藝術真實的入口。
現實真實與藝術真實相互糾纏,但各行其是,因為藝術真實不是對生活的簡單復刻,而是用心靈去重新感受、揭示那被日常程序所遮蔽的、更本質的真實。基于此,我近幾年創作了“植物系列”“模擬器系列”詩歌,并將其作為長期主題。我渴望自己能寫出植物本身而非概念上代表的永恒責任與對抗力量,并引申到個體成長、親密關系中。而“模擬器”則是我從藝術真實的大門探頭進入后,找到的一條鮮花小徑。在分身乏術之時,我們常有模擬器游戲彌補這份寂寞、模擬器戀愛填充這份渴望,為何不能用模擬器詩歌完成某種“志存高遠”的人生?
這種對人的處境與選擇的癡迷,同樣延伸到我對閱讀和文學傳統的看法中。詩歌以其強大的共情性穿越時空,讓我關心歷史中其他個體的存在。憑欄遠眺,我拍遍的不僅是自己的欄桿,也是屬于過去某人,乃至未來某人的欄桿。即使這種困惑的內容是不同的,是細致到某個確切的問題的,但我非常信賴這個由成百上千的個體的困惑構成的集合詞匯,它像一座大山坍塌在不同個體的生活之中。不同個體經驗在共情中得到解釋,寄蜉蝣于天地,天地又何嘗不是成千上萬的蜉蝣的想象?所以我時常會以優秀的作品為前文本,或直接展開對某位歷史人物命運的書寫,如細讀辛棄疾“淚落哀箏曲”的《秋日讀稼軒詞》、基于曹丕《大墻上蒿行》完成的《蒿行帖》、在閱讀《詩經》后寫作的《二子同舟,泛泛其景》。詩歌不僅幫助我確認自我,也幫助我與更廣闊的世界聯通——特別是與歷史上那些曾經存在過的心靈聯通。當我寫辛棄疾的時候,我并不是為了還原一個歷史人物,而是為了理解一種普遍的人類處境——那種面對無可挽回之事時的遺憾,以及在遺憾中仍然要走下去的尊嚴。
所有這些龐雜的思緒、斷裂的感受、模糊的希望,最終都匯入了“詩歌”這一容器,就像我每一天都在不停感受、嘗試理解那樣。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文學沒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哪怕一件具體的難題,但因為寫作,我找到了一條對抗虛無、確認存在的路徑,它帶我走過烈日炎炎的荒漠,也走過芳香馥郁的森林。我二十歲出頭時開始寫詩,如今即將步入三十歲。回望這一路,我漸漸明白:要像玉蘭般開放,把寫作當作一種長久而堅定的、屬于自己的生命節律,不必過問其他人的季候。
在《蟬的語言》一詩的結尾,我寫道:“或許語言/從來毫無意義,但總是響亮的。”這或許就是寫作永恒的困境與驅動力。我們不斷吞噬生活、轉化經驗、書寫詩句,卻似乎永遠也填不滿那個意義的缺口。但正是這種“響亮”,驅使我在心緒低回處仍能尋找到高昂的引領,對自己的存在和表達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