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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多民族生活書寫 ——讀《去巴林找一棵樹:中國當代多民族小說選》
來源:文藝報 | 樊義紅  2026年10月09日09:05

在少數民族小說出版領域,常見作家個人的小說集或單一民族作家的小說合集,少見如《去巴林找一棵樹:中國當代多民族小說選》這樣的多民族合集。由學者劉大先編選的這部小說集,內容基本上都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優秀之作,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以題材而論,該書所選9篇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鄉土小說、基層小說和女性小說。

隨著我國民族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鄉村以一種區別于傳統的面目大量出現在少數民族小說中。侗族作家潘年英的《日子》寫了水利局副局長老東的一次回鄉經歷。作品具有潘年英小說的一貫特色,以近乎真實的記錄、“生活流”式的敘述手法書寫原生態的生活,在平淡中生發出獨特意味。老東并非人生贏家,事業上停滯不前,離婚兩次且身邊無兒無女。他常常回鄉,除看望母親之外,也想在故鄉尋找生活的自在和快樂。無奈歲月流轉、人事代謝,故鄉能給予他的快樂已經所剩不多,且還在進一步消逝。老東代表了那些輾轉于城鄉之間的一類人:在鄉村養成的秉性讓他們無法如魚得水地在城市生活,而變遷的鄉土也不再能給他們提供太多精神安慰。他們成了一群沒有真正故鄉的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體驗。

壯族作家李約熱的《喜悅》寫豬瘟導致豬肉價格高漲,打工回來結婚的勝男和楊永的婚宴不得不推遲舉辦。楊永回到未婚妻的故鄉后,莫名其妙患上了折磨人的失眠癥,不得不重返工地以獲得安心的睡眠。小說以勝男和楊永的喜事開場,卻借駐村干部李作家之眼,一層層剖開八度村村民的真實生活境況。小說反映的鄉村打工人進退兩難的處境和城市中人對扶貧工作的誤解,值得人們關注,也表現出作者可貴的寫作勇氣和深切的人文關懷。

如果說《喜悅》表現了鄉村的物質問題,布依族作家潘靈的《偶回鄉書》則不僅有物質問題,還有精神層面的問題。一次輕度地震震塌了故鄉老屋的一面墻。圍繞老屋的修繕或拆除,詩人朋友、弟弟、表弟、陳副鎮長各方態度不一。“我”在幾番反復后,最終深明大義地同意拆掉,卻對陳副鎮長欲將鄭家大院定性為“我”的故居的做法難以接受。小說借“我”回鄉的尷尬經歷,窺見鄉村的一些變化——人在現實利益驅動下的急功近利和對事實的扭曲,這與作者理想的故鄉情懷多少構成了一種齟齬。

在土家族作家田耳的《衣缽》里,大專生李可在畢業實習期間跟隨父親做道士。緊接著父親意外死去,李可自愿承擔起為父親做道場的任務。作為一種在當今時代顯得落伍和自帶迷信色彩的職業,道士在村莊中依舊為人所需要和敬重。認識到這一點,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李可對道士的身份也逐漸接受,有意無意繼承了父親的衣缽。小說敘事平淡沉靜,語言節奏緩慢,頗有點沈從文的味道。

整體觀之,《日子》和《偶回鄉書》皆以一個從鄉村走向城市者的眼光回望鄉村,他們找不到理想的精神皈依,與故鄉構成一種張力關系。《衣缽》則采取了在精神上與鄉村更為貼近的立場,有一種回歸和反哺鄉村的意味。

在苗族作家第代著冬的《口信像古歌流傳》里,“我大爺”曾是油坊管事,油坊則是鴨腳壩保長的產業。為了報復“我大爺”占其小便宜,保長抓他去當壯丁,以換得四個大洋。“我大爺”想辦法逃了回來,保長再次抓他當壯丁,甚至希望繼續這種逃脫和抓捕的殘酷游戲以不斷獲得賞金。在第三次逃脫時,“我大爺”被哨兵開槍打死,臨死前向南來北往的過路人傳誦他的口信。“我爺爺”在源源不斷的口信刺激和古歌的感召下,殺死了仇人保長,投奔了紅軍。小說明線是一個反抗階級壓迫的故事,民族古歌的吟唱則是時隱時現的暗線,二者相得益彰地構成一種“平行對位式”敘事結構。

在滿族作家劉榮書的《霧夜坦途》中,為照顧患有帕金森病的父親,出租車司機“我”選擇帶父親跑出租。在一個大霧之夜,“我”有家難回,又在半路遭遇一個回家奔喪的學生。小說中夜晚的大霧象征了某種生存困境,想要從困境中掙脫,平凡的人們選擇了自救、救人與互救。在某種意義上,這可被看作是一篇當下普通人的生存寓言和“生活啟示錄”。更難得的是,面對生活的壓力,“我”依然表現出孝順、頑強、知足、善良、樂觀等優秀品質,人性沒有被扭曲。

在畬族作家山哈的《追捕》中,北湖監獄第二監區雜務犯雷根發突然翻墻越獄,獄政科長徐波主動請纓將之追捕歸監。在上崖村雷支書的幫助下,徐波偽裝成走村串鄉收販香菇的小老板兼雷根發的戰友,暫住在雷根發老家,出于道義和責任照顧生活艱難的雷根發的老母親和女兒,甚至為雷母送終并收養雷女。小說沒有陷入類型故事的窠臼,而是讓主人公陷入一種身不由己的情境中,人物內心的良善被一點點激發出來。小說塑造了徐波這一堪稱完美的基層獄警形象,敘事引人入勝、圓熟老練、干脆利落。

以往的少數民族小說,女性形象多和賢妻良母、多災多難等特點關聯在一起,納西族作家和曉梅的《有牌出錯》和仡佬族作家肖勤的《去巴林找一棵樹》一改這一寫作路數。《有牌出錯》中的“我奶奶”是大東巴的長孫女,她在年輕時逃婚,選擇了長相英俊但一無所有的“我爺爺”,并利用自己超凡的賭技來添置家產、舉辦婚禮。但在與一個賭技一般卻性情堅韌的馬鍋頭的較量中,她故意輸掉關鍵一局,愿賭服輸地隨馬鍋頭流浪了十年,然后回到故鄉。“我奶奶”是一個光彩照人的納西族女性,她不懼世俗偏見和家族壓力,勇敢追求美和愛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小說以飽含深情的筆墨,對其作出詩意描繪和禮贊。

《去巴林找一棵樹》中的黃梔子是一個更加復雜的現代女性。身為血液科骨干醫生的她不幸得了白血病,治療希望的渺茫和費用的昂貴促使她決意放棄治療,將所有財產留給獨子。科室領導“老大”希望黃梔子接受治療,于是先后與黃梔子的初戀男友和曾經的未婚夫“合謀”,阻斷了黃梔子為獨子尋找托付人的意圖,黃梔子也逐漸改變了對生命的態度。黃梔子是不幸的,她出身貧寒、命運多舛,卻又相當堅強、獨立、優秀。小說敘述精彩、結構巧妙,充滿激情。

如何書寫男性,也是衡量女性書寫的一項重要標尺。《有牌出錯》中的男性普遍都是些“問題人物”,如“我奶奶”祖父的無情、“我爺爺”的不成器、馬鍋頭的陰郁和執拗等,這種二元對立的藝術處理突出了主角光環,也注定了“我奶奶”悲劇命運的不可避免。《去巴林找一棵樹》對男性的表現要更全面、客觀,不僅“老大”是黃梔子的“戰友”和知己,就連曾經背叛過她的初戀男友和懦弱的前未婚夫也不失情義,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黃梔子的生命救贖由此成為可能。

總而言之,小說集中的作品表現了中國多民族、各社會階層、各色人等的生活,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準。作家們立足本民族社會生活,觀照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以自身獨特的文學創造,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系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