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記述中的張謇:“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今年是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逝世一百周年。隨著歷史傳奇大劇《江海潮生》的播出,國內更是掀起一陣“張謇熱”。張謇一生秉持“父教育,母實業”的理想,興辦實業、發展教育,造福鄉梓、澤被后世,被尊為一代先賢。張謇生前及身后,世人稱其“狀元實業家”“愛國企業家”“東南實業領袖”等,而胡適提出的“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成為解讀張謇極具影響力的歷史論斷。張謇生于1853年,胡適生于1891年,二人曾有多次相見的契機,卻始終緣慳一面。在胡適的時論、札記、序言、講演等文字中,張謇被多次論及,相關記述時間跨度長達數十年。通過胡適的記述,可以更好地了解張謇的人格、思想、志趣等。

張謇(1853-1926)
中國公學:張謇的公道與熱心
1908年11月24日,胡適在其主編的《競業旬報》第34期刊載《野蠻極了》的時聞,其中記述中國新公學創辦之初面臨的經費窘境:
中國新公學成立了,只苦的是沒有錢。從前學生所有已繳學費膳宿費,那邊老公學中一個錢都不肯退出。新公學的干事員,去向他們討取,那些王敬芳們,都說等董事會議決,方可定奪。好容易等到昨天,董事會開會了,會所在四馬路一品香,會長張謇、熊希齡諸君,都贊成退費,說不退費狠失名譽的。只有那中國公學的監督夏道臺(夏敬觀),一力咬住,不肯退費。
同期的《競業旬報》上,還有胡適的《對于中國公學風潮之感言》。胡適原是中國公學學生,從中脫離后參與新公學相關事務。胡適擔任《競業旬報》主筆時,并未在該報攻訐舊公學。一方面,他認為不宜褒揚自身所屬新學堂而貶抑舊學堂;另一方面,他在舊公學有不少師友,不愿與之交惡。但在是非曲直上,胡適有自己的評判。在他看來,中國公學鬧出風潮,新舊兩立,校中學生愿留則留,愿去則去,“本求學之心思作自由之行動”。分立之后,新公學向舊公學追討已繳款項合乎情理。
新公學草創,經費無著是現實,而舊公學運轉同樣困難。中國公學由留日歸國學生發起,本無固定經費來源,能夠勉強維系并逐步發展,高度依賴官紳商學各界捐助。面對學校分立的變局,張謇、熊希齡等校董主張退費,給少年胡適留下處事公道的印象;而中國公學監督夏敬觀拒不退款,“這個制(致)人死命的法可行了,然而野蠻極了”。
張謇主張退費一事,體現出通情達理、正大光明的一面。而這僅是張謇參與中國公學事務中極小的一件。作為校董,他對中國公學的創建與維系貢獻甚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應清政府要求,頒布《關于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規定留學生入學需經清廷駐日公使批準,并限制居住自由等。此舉推出后,引發中國留日學生大規模抗爭。風潮興起初期,張謇便同鄭孝胥、張元濟等人商議,電詢學生罷課實情,密切關注事態走向。1906年4月,為避免歸國留日學生學業中斷,張謇聯合趙鳳昌、曾少卿等人參與中國公學的籌辦,并爭取吳淞官地作為校舍建設用地。1908年9月,為解決中國公學辦學經費短缺困境,張謇聯絡江蘇、浙江、江西等地官紳協力資助,“共任其難”。
中國公學董事會正式成立后,張謇出任總董,熊希齡擔任副董。履職期間,張謇為中國公學事務四處奔走,特別是在經費籌措上用力尤多。1911年3月,張謇向度支部呈文,指出“中國公學經費半賴各省之補助金每年約三萬余兩,現值各省試辦預算,務請大部咨行各督撫仍照常接濟免致掣肘”。民國元年,張謇在《為撥款繼續辦學呈大總統文》中陳述:“上年新校舍落成,適值民國起義之際,校內師徒多半從軍,校舍亦為吳淞民軍所借駐,各省公攤之款更皆無著。公學停辦值此之由。今者南北統一,民國成立,凡屬學校均宜及時起學以興教育……謇等謹合詞公懇大總統俯念公學系屬民立,飭令前清上海道劉燕翼將源豐潤等抵押之房屋、股票字據發交公學存充經費,以資持久,而免曠廢。”1912年4月,張謇致函財政部長熊希齡:“茲中國公學改辦政、法、商各科并續辦工科,需費甚巨,接濟維艱,所在源豐潤抵押之款應請貴部核準,將全數撥歸中國公學,以便開辦各科。”凡此種種,既反映中國公學存續艱難,也印證張謇為維系中國公學傾注大量心力。
中國公學的經歷對胡適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此期間,以中國公學和《競業旬報》這特殊的‘一校一刊’為主要媒介,少年胡適得以與晚清各種富于特色的社會力量、文教設施、政治思潮以及文學資源相接觸。在與之化合的過程中,不但性情意志受到磨礪,其基本的政治認同、文學好尚和處事風格亦得以形塑”。胡適自己也坦言:“我若不進中公,后來的發展方向當不同”。1928年至1930年,胡適出任中國公學校長。追溯這兩段淵源,胡適與中國公學的緣分,與張謇有著間接的關聯。
國內政局:胡適的寄望與構想
1916年7月17日,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的胡適,在其札記中研判國內形勢,對時局表示樂觀:
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兩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為那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為穩健的進取。況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之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啟超、張謇之流名譽尚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來勢力擴充,大可有為。
1910年8月,胡適赴美留學,先后就讀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身居海外時,胡適密切關注著國內政局演變。如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次日,胡適即在札記中評價:“吾對于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機會’一事。機會之來,瞬息即逝,不能待人。人生幾何?能得幾許好機會耶?袁氏之失機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間,三也;二次革命以后,四也。”胡適簡要分析后,繼而感慨:“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國二十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在胡適眼中,袁世凱代表的頑固官僚派已然喪失社會信任,不必抱有期待。無獨有偶。當張謇得知袁世凱離世,亦在日記中寫下評語:“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于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張謇曾經參與熊希齡組建的“第一流內閣”,也對袁世凱政權寄予希望,可最終見其在眾叛親離中走向覆滅。

胡適留學時期的日記手稿
至于胡適將黃興劃入“極端激烈派”,主要是因黃興堅持以武裝起義的激進方式追求政治目標。而彼時的胡適,更傾向于“漸進的改良”。但他并不否認黃興的個人品格與革命氣節。1915年2月14日,在致韋蓮司的信中,就有胡適對黃興的肯定:“在這次最盡興的紐約之旅中,還添加一件意想不到的樂事,就是在飯館里見到黃興將軍。……他并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可是,在中國革命中,他卻是一個了不起的將軍。”胡適認為黃興同樣社會信用受損,是參照美國建國初期憲政建設的歷史觀察中國現實。他認為,獨立之初的美國社會亂象不亞于動亂中的中國,正是依靠華盛頓、漢密爾頓等穩健政治人物推動和平改革,才構建起全新的國家體制。
既然以袁世凱為代表的“頑固官僚派”與以黃興為代表的“極端激烈派”均已“失社會之信用”,胡適只好將救國強國的希望寄予國內的穩健派,而張謇、梁啟超等人正是穩健派的代表人物。平心而論,如果歷史給予熊希齡、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第一流人才”機會,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政治空間,時局或如胡適所預想的那樣有所好轉。但袁世凱是利用“第一流人才”實現個人政治企圖。而當時中國軍閥割據的嚴酷現實,很快證實胡適所想不過是書生之見。
當然,具體到張謇本人,他并非追逐權勢的政客,也非貪圖名利的官迷,而是務實的“穩健派”——“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即便退出政壇,局限南通,他也要干事業、建功業。因此,胡適對張謇寄予厚望自有道理。胡適甚至更進一步提出構想,“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這一構想,明顯帶有西方政黨政治色彩,也是其后來“好政府主義”的“思想苗頭”。
民意測驗:張謇胡適雙雙上榜
1922年11月19日,胡適于《努力周報》刊發《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文中寫道:
我們不能說我們的意見比那三百多人的意見更能代表中國多數人的意見;我們至少可以說我們的意見似乎更公平一點。我們舉的十二個人是:
第一組學者三人:章炳麟(太炎)羅振玉(叔蘊)王國維(靜庵)
第二組影響近二十年的全國青年思想的人:康有為(長素)梁啟超(任公)蔡元培(孑民)陳獨秀(仲甫)
第三組影響雖限于較小的區域,而收效很大的二人:吳敬恒(稚暉)張謇(季直)
第四組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勢力的三人:孫文(中山)段祺瑞(芝泉)吳佩孚(子玉)

《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胡適撰寫此文是因上海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發起“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民意測驗。1922年10月,《密勒氏評論報》開展問卷調查,邀請讀者選出自己心中的“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并每周公布一次階段性投票結果。11月4日的票數公布后,有評論稱英美留學生和基督徒獲得了半數以上的選票,“可見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響之佳和勢力之大”。胡適對此推論提出異議,指出該報主要受眾是在華英美人士,“故這種投票只可以表示這一派人的傾向”。
胡適所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所擬名單兩次強調“近二十年”這一時間維度,與問卷限定的“今日”不完全契合。同時,胡適的遴選標準,是其個人價值取向,至多代表部分新式知識分子的意向。因此,《密勒氏評論報》的民意調查雖有樣本局限,卻也有其參考價值。
從胡適所列名單可知,張謇在其心中頗具分量。談及吳敬恒時,胡適將其與閻錫山對比,認為“吳稚暉的成績是看不見的,是無名的,但是終久存在的;閻百川在山西的成績是看得見的,然而究竟是有限的”。如果說第三組人選中,胡適推舉吳敬恒還有所斟酌、權衡,列舉張謇卻是明確、堅決的。
此次民意測驗的時間是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距離張謇高中狀元已近三十年。此時的張謇已經抵達事業的頂峰:創辦大生紗廠,興辦輪船、面粉、油料、冶鐵等諸多企業;創辦通州師范學校、南通博物苑、南通圖書館,配套建設醫院、養老院、殘廢院、戒毒所等社會公益機構。長期游走于文教、政治、經濟各個領域的胡適,對張謇其人其事不謂不知。相較于穆藕初、陳嘉庚、宋漢章、簡照南、陳光甫、范旭東等同一時期的工商金融人士,張謇的社會聲望與歷史貢獻更為突出。應該說,胡適對張謇的推崇是發自內心的。

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
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公布問卷最終結果,排名前12的有:孫中山、馮玉祥、顧維鈞、王寵惠、吳佩孚、蔡元培、王正廷、張謇、閻錫山、余日章、黎元洪、胡適。
其中,張謇以915票位列第八,胡適以613票位居第十二,二人共同入選“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名單。
附帶一說的是,民意測驗(public opinion poll)是一種收集民眾對某種事物的看法、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方法。20世紀20年代,隨著社會學傳入中國及其他因素影響,民意測驗在社會上逐漸興起。在當時高校、報刊舉行的諸多民意測驗中,胡適、張謇二人名字同時出現的還有不少。如,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舉行建校14周年紀念活動,校中心理實驗室開展了一次民意測驗。問卷中,有“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胡適獲36票,張謇獲10票。又如,1926年1月4日,《京報副刊》主編孫伏園發起一項名為“新中國柱石十人”的民意測驗。此次測驗中,胡適獲得122.5票,排在第十五位,張謇獲得32票,排在第三十二位。雖然參與群體、投票人數不一,但反映的傾向基本一致,即在工商金融圈層中,張謇的認可度處于前列。
序中定論: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1929年12月14日,胡適完成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言。序中寫道: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胡適這篇序言近兩千字,直接評述張謇的內容不多,但“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成為后世理解張謇的經典論斷。胡適為這部家傳作序,一個重要原因是張謇自身的歷史地位。從胡適所列“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名單及序言可知,張謇在胡適心中是可與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等相提并論的重要人物,也是新體傳記寫作絕佳的對象。胡適認為,這類重要人物,關乎近代國家命運,“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為新體傳記理論的倡導者,胡適樂于推動此類傳記作品的傳播。
此外,胡適與張孝若的交誼非同一般。胡適年長張孝若七歲,彼此在思想、志趣等方面多有相似,而且胡適的不少友朋也與張孝若過從甚密,如任鴻雋、徐新六等。二人大約相識于1919年,到1929年已有十年。張孝若懇請胡適作序之前,曾多次向胡適請教,深知胡適的學識與眼光。而胡適在指導張孝若寫傳過程中,也體察到作為晚輩的張孝若對其父的尊崇。令胡適感懷的,還有張孝若的真誠。1929年12月3日,張孝若致函胡適:“我很明了你不是一個很閑的人,然而我父傳記的序,我想來想去,只有求我生平所最欽重的人的你動筆;其他任何人,我實在不愿意找。所以你的序幾千字長固所希望,就是幾百字短也是情愿;因為我確信你心目中觀察評論的我父,一定有極有價值的見地和論定。”張孝若是張謇獨子,民國“四大公子”之一,交際廣博,人脈深厚,卻將這份重任交予胡適。于情于理,胡適都是難以推辭的。
胡適在序中稱張謇“偉大”,并非過譽。20世紀20年代,張謇的“偉大”已是公論。1921年3月26日,《密勒氏評論報》刊發《張謇:中國的城市建造師》一文,稱“從上海沿揚子江往上100英里,創造天分體現在中國最偉大的工業領袖與資本家張謇身上”,指出張謇通過南通這個模范城市的建造,“為中國未來的工業化樹立了里程碑”。1926年8月25日,《申報》報道張謇逝世,稱其為“中國耆宿偉人”“實業巨子”。1928年8月,商務印書館出版英文版《現代之勝利者小傳》(《Stories of People of Who Achieves Success》),將張謇與愛迪生、洛克菲勒等10多位杰出的成功人士并列,單獨立傳,稱其“脫離了政界的漩渦,看定了實業界中有造機會之可能,他毫不遲疑地抓牢著,奮斗著,終究建設了許多偉大的事業”。

《張謇:中國的城市建造師》
那么,胡適為何又稱張謇“失敗”呢?胡適在序中沒有明說,但結合時代背景,原因不外乎兩個。其一,大生資本集團的破產。大生資本集團于1922年結束其鼎盛時期,而且迅速走向衰敗。張謇多方籌措,甚至試圖向日、美借高額貸款,“雖允以苛刻條件也無所獲”。1925年7月,大生各廠全部易主。張謇在世時,他苦心經營的商業集團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土崩瓦解。其二,張謇還有諸多未竟志愿。對此,張孝若也有所證實。1929年12月18日,張孝若致信胡適,其中寫道:“你稱我父為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是承認的。……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發端,距離他的志愿抱負,還遠得很呢,到他瞑目,終于是個失敗的英雄。這種評論,豈是尋常的頌揚;不是你說不出,不是我父當不起。”
當然,胡適說張謇“失敗”,可能還另有其由。1930年,胡適發表《我們走哪條路》,明確指出中國社會存在的五大問題。這就表明,胡適對當時中國問題有所診察。他將中國之病分為內外兩層,一是“內邪”,如貧窮、衰弱、愚昧、貪污、紛亂等;二是“外感”,即外國文化、經濟等勢力的進入。胡適認為,中國內憂外患,既“不能立國”,也“不能抵抗”。而張謇的南通,是江蘇的南通,是中國的南通,不是“世外桃源”,不是“烏有之鄉”,“如果不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就沒有可能建立獨立、開放、平等、互利的對外經濟關系,就沒有可能從根本上改善民族近代工業發展的社會環境”。換言之,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作為后盾,單憑私人力量改變一地一隅,不能說無法革新,卻也注定以失敗告終。只是,張謇雖“敗”猶“榮”,完全配得上“英雄”之稱,他的“可貴之處就在于知難而上,知難而進,順乎時代之要求,適乎國情之需要,為實業與教育的發展,乃至為全中國的近代化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傳記理想:一樁心愿到頭落空
1934年2月20日,胡適赴燕京大學作了題為《中國的傳記文學》的講演。次日,燕京大學新聞系實習報刊報道講演內容,稱:
傳記文學第一種,為他人所作傳記。此項又可分為——1.小傳——多為友人所作,于該人之事跡,夾述該人之風趣事。此種文多簡短,實不能予以全部概念。……8.專傳——此類作品,古即少見。有玄奘法師弟子所著玄奘法師傳。近有張季直先生傳記。
講演中,胡適將傳記文學分為兩類,一類是他人所作,一類是本人所作。他人所作傳記可以細分為小傳、墓志銘、碑、史傳、行狀、言行錄、年譜、專傳八類。談及國內稀見的“專傳”體裁,胡適舉了兩部范例:玄奘弟子撰寫的玄奘傳記,以及張孝若所著《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可見,胡適對這部張謇傳記的高度認可。
胡適確實看重這部張謇傳記。他將序言刊于1930年1月《吳淞月刊》第四期,同年9月又收入《胡適文存》,既向世人推介張謇,也借此傳播傳記寫作理念。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能夠達到較高水準,首要功勞是張孝若。據胡適說,張孝若“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系統整理點讀張謇全部著作、張謇朋友書信萬封,以及張謇自訂年譜、張謇日記等,“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了”。
同時,張孝若為其父作傳期間,得到胡適諸多幫助,“對胡適的教導言聽計從、不違如愚”。有了胡適指導,這部傳記有了“先進的編纂思路、科學的研究方法、完善的體系結構、創新的表述方式”。正如有的學者所總結:一是“紀實傳真”,擺脫傳統碑傳一味溢美的習氣,不回避張謇的社交瑣事與性格細節,力求還原完整人格;二是“論從史出”,大量摘引張謇本人詩文,史料扎實,以史帶論,構建起全書穩固框架;三是“至親無文”,全書采用白話文寫作,跳出舊式家傳的文言窠臼,塑造出鮮活立體的傳主形象。
張孝若希望寫出一個“真的我父,活的我父”,胡適也曾在序中預測:“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事實證明,這部傳記達到了張孝若和胡適的預期,是一部具有重要社會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專傳,也是胡適傳記理論的一次成功實踐。
1930年9月,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近代最早的張謇專傳。傳記出版后,張孝若贈書胡適。據《胡適藏書目錄》,胡適藏有中華書局出版的兩個版本的張謇傳記:一是1929年初版平裝本,夾有四張胡適手寫雜記,一是1930年訂正精裝本,扉頁留有胡適題記并鈐“適之”朱文橢圓印。此外,胡適藏書中還有1916年文藝雜志社影印本《張季子詩錄十卷》,以及張孝若編訂的1932年中華書局鉛印本《張季子九錄》(即政文、實業、教育、自治、慈善、文、詩、雜、外)。胡適對張謇的關注,此亦為證據。
順便一提的是,1935年10月,張孝若在上海遇刺,年僅37歲。胡適一度計劃為其作傳。1936年12月12日,胡適致信沈燕謀:“‘簡短傳狀’,我一定要替他寫。但我實在感覺太困難。他的家人已大刪此長書(指張孝若的長函),去其精華,僅存糟粕。我雖然見了原稿,究竟能說多少老實話?說了老實話,他們能用嗎?”為搜集作傳素材,胡適囑托熟悉張家內情的沈燕謀整理案件情形與相關文件。聽說胡適要為張孝若作傳,不少知情人也向胡適提供資料。如1937年2月1日,劉厚生致信胡適,談及張孝若與伯父張詧之間權力糾紛,認為矛盾根源部分源于張謇對后輩安排的私心;同時評價張孝若天資卓絕,但年少倉促入世,缺少充分歷練,終致受人裹挾,等等。雖然史料逐步積累,卻因張孝若死因撲朔迷離、抗戰全面爆發、臨危出使美國等多重現實阻礙,胡適為張孝若立傳的計劃最終落空。
1962年1月4日,張孝若之子張融武從香港寄賀年卡給胡適,提起當年胡適許諾為其父作傳一事。晚年胡適已無力完成此愿,回信表示:“你提起我曾有意為令先父孝若先生寫傳,我頗有一個新的inspiration(靈感),就是你賀年片上提到的燕謀兄,他才是最合適的給孝若兄寫一篇好傳記的人,你千萬不可錯過這個機會。燕謀好像比我大一歲,今年過七十了,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比他適宜于寫孝若的傳記了。他寫成時,我一定給他寫長序——正如我當年給孝若的季直先生評傳寫長序一樣。請你把這個意思轉達燕謀兄。他不能脫卸這個任務。”胡適對張氏父子的感情,可謂一如既往。遺憾的是,2月24日,胡適溘然長逝,沈燕謀也終不曾為張孝若作傳。
結語
綜上所說,胡適對張謇的認知是逐步累積、前后連貫的。其實,杜威來華講學、中國科學社年會等場合,胡適與張謇曾有見面的機會,但終究未能謀面。在胡適研究資料尚未大量發掘時,章開沅曾經指出:“胡適與張謇之間,談不上什么直接的交往,頂多只存在著某種程度上思想方面的相通,再加上胡適對于張謇由衷的尊敬。”如今,通過梳理胡適關于張謇的各種記述可知,這一推論依舊是成立的。胡適著書立說向來排斥虛飾文字,品評人物也一貫嚴苛,但札記、時評、序言、講演等文字中,對張謇卻始終抱持“由衷的尊敬”。張謇公正、穩健的處事風格,其所做事業、所建功勞,以及其歷史地位、社會聲譽等,胡適都是高度認可的。二人雖屬新舊兩代知識分子,但如果有緣相見、相交,胡適很可能是張謇的一個知己,彼此極有可能成為忘年之交。
張謇曾經談及經營:“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誰知一語成讖。胡適說張謇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大概張謇自己也是“不能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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