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林人生,是困境也是處境
1996年生的王晉恒很早就想當作家,后來才成為醫生。如今,他在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的精神科任職,白天面對病人的情緒、成癮、幻覺與人生糾葛,工作之外繼續閱讀、寫作。首部長篇小說《棄醫者》,就是這兩種身份長久碰撞之后的產物。2025年年末,《棄醫者》入選《亞洲周刊》2025年度全球華人十大小說,并在2026年由漓江出版社引進中國市場。
“棄醫”在小說里有兩重意思:一是醫生離開公共醫療體系,二是病人拒絕繼續接受治療。王晉恒把行醫以來見過、聽過和親身經歷的困境,放進一個由人工智能逐漸接管醫療判斷的近未來世界。在創作談中,他真正關心的,是人在制度、技術、家庭與自我之間,如何面對那些沒有標準答案的灰色地帶。
●“我沒有棄醫”
我的祖輩來自廣東普寧,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從那里到馬來西亞的。我在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體系里長大,會說中文,也用中文寫作。
馬來西亞以馬來人為主,但華文教育一直存在。它能夠延續到今天,并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背后有很長的爭取過程。到了我和妹妹這一代,我們仍然可以從小讀中文、用中文理解世界。對我而言,中文既不是書寫時臨時選擇的工具,也不能只用“尋根”兩個字來概括;它本來就是我的成長經驗,也是我進入文學最自然的路徑。
我出生在吉打雙溪大年,現在被調到東馬,在沙巴州山打根工作。馬來西亞分為西馬和東馬,看起來是同一個國家,真正往返卻必須搭飛機,有時還要轉機,幾乎要用掉一天。家人和伴侶都在西馬,我目前在精神科任職,有空就盡量找時間寫作和閱讀。
在馬來西亞,醫學院畢業以后要先完成多科輪轉,之后才進入專科路徑。準確地說,我目前在精神科任職,尚未取得精神科專科資格。這個區別需要說明,因為在日常對話里,人們很容易把“在精神科工作的醫生”直接理解成精神科專科醫生。
《棄醫者》出版之后,不少文壇前輩抓著我的手,問我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什么要棄醫。我只好解釋,我沒有棄醫,這只是小說效果。至少現在,我仍然留在精神科;至于未來會不會離開,我不敢把話說得太滿。
我那時也認真找過世界上有哪些人棄醫。中國讀者最熟悉的當然是魯迅,余華也做過牙醫。我曾經想象,有一天自己也能轟轟烈烈地棄醫從文,好像只要離開診室,就會立刻得到另一種完整人生。后來才知道,真正的選擇沒有那么戲劇化。離開以后靠什么生活,放棄的又究竟是哪一部分自己,這些都不是一句“棄醫從文”可以概括的問題。
●“我不想寫一個完美醫生”
小說里的核心人物亞萊克斯·陳,融合了我在現實中遇到的幾位上司與醫生的影子。他非常理想主義,對生命極其慎重,對診斷和治療近乎苛刻,也因此對下屬要求很高。跟小說家交朋友,可能確實要小心一點,你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成為人物原型。
亞萊克斯·陳代表上一代醫者的理想:愿意為病人、醫院和社會付出,必要時甚至可以犧牲家庭。到了我這一代,身邊開始出現更多疑問:工作這么累,犧牲究竟值不值得?為什么醫生一旦說自己疲憊、想要生活,就容易被批評成吃不起苦、自私,或者沒有使命感?
我也曾滿腔熱血地想過成為無國界醫生,身邊許多人也有過相同的愿望。可人在成長過程中會慢慢改變,有人開始把家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放棄原來的夢想,甚至連醫生這個職業也放棄。理想并不是說過一次,就會永遠保持原來的樣子;它會跟著一個人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受到檢驗。
我夾在兩種力量之間。一邊是奉獻,一邊是保全自己。我不想急著判定哪一邊正確。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對我來說,無論選擇奉獻還是離開,都應該經過自己的檢驗,而不是因為一句口號、一個世代的習慣,就把一生交出去。
最初把稿子給朋友看時,有人問:世界上真的有這么完美主義的醫生嗎?我說,真的有。只是醫療劇常常把這一類醫生寫成沒有裂縫的英雄,仿佛他們不會害怕、不會疲倦,也不會在責任與欲望之間猶豫。我真正想放大的,正是這些灰色地帶。人會舉棋不定,會做出不夠漂亮的決定;可也正是在不確定的時刻,人作為人的部分才顯現出來。
開始構思這部小說時,我大約二十五歲,許多事情還想不明白。我需要讓這些人物彼此碰撞、彼此對話,借小說把自己的疑問一點點梳理出來。寫完之后,我才像是從那團糾葛里走出來了一些,也開始更確定,自己想要的是怎樣一種人生。
●“AI更準確,也更加無情”
《棄醫者》寫的是一個近未來世界。我不是科幻專家,但如果要想象二十年后的醫學,就不可能避開人工智能。AI進入診斷、藥物研發和資源配置領域,是可以預見的趨勢。它能夠處理遠超個人經驗的數據,減少一部分誤診,也可能讓有限資源分配得更有效率。
有一點反差是,直到這次寫作時,我所在的醫院仍主要使用手寫病歷。現實里的我還在一筆一畫地寫,小說中的醫療卻已經走到AI全面介入的未來。也正因為兩者之間還有這樣的距離,我才更想知道:當技術真正進入醫療,人應該把多少判斷交給它?
我并不想站在守舊的位置,籠統地批判AI。真正讓我懷疑的是:它應該介入到什么程度?人和AI的合作邊界在哪里?當合作關系破裂,或者機器從輔助者變成不容置疑的決定者,人會落到什么位置?
真人醫生當然會犯錯,也會受到疲憊、經驗局限和個人情感影響。正因為如此,AI的輔助很重要。可是醫療判斷從來不只是找出一個數值上最優的答案,它還包含解釋、溝通與承擔。機器可以告訴我們哪一種選擇成功率更高,真正面對病人與家屬、說明代價并承擔后果的,仍然必須是人。
如果只談計算,AI的判斷可能比醫生更準確,也更冷靜。但它也可能更加無情。假設資源只夠救一個人,系統根據年齡、病情、預后和無數參數,算出你的家人比另一個病人“更不值得被救”,你會愿意完全服從這個結論嗎?答案即使統計上正確,也不代表每個具體的人都能接受。
我對人類有一種基本的警惕:我們很容易因為掌握了更多技術,就以為所有事情都能夠被計算和控制。可一個人的生命由太多偶然組成。技術可以把概率算得越來越精細,卻未必能替我們承擔決定之后的倫理重量。《棄醫者》看起來有科幻設定,真正寫的其實是一則反科幻的故事:當效率、理性與準確被推到極致,人要怎樣保住記憶、情感和那一點無法被參數解釋的猶豫?
●“我的田野就是醫院”
《棄醫者》在馬來西亞出版以后,有人說,它跟人們熟悉的馬華想象沒有關系:沒有雨林,沒有馬共,也沒有椰風蕉雨。我的回答很簡單,因為那些不是我寫這本書時最關心的事情。我的田野是醫院,我首先要寫自己真正熟悉、真正無法回避的處境。
寫作時,我也沒有預設這本書有一天會進入中國。我首先要說服的讀者是自己。小說寫完、真正印成書的那一刻,我已經覺得它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務。后來被出版社看見,被帶到更遠的地方,是非常幸運的后話;市場和評論怎樣命名它,則不應該反過來決定我最初寫什么。
寫作時,我沒有直接寫出“馬來西亞”這個國名,而是采用了架空設定。這也與我身在公共醫療體系、對現實指涉保持謹慎有關。不過,只要熟悉當地制度與社會結構,仍然可以看出故事背后的現實來源。
即使國名被架空,馬來西亞的現實結構仍然會自然留下痕跡。為什么賽夫更容易進入管理層,為什么一些華人醫生長期停留在基層,為什么有人離開公共體系,轉入醫美或保險,又為什么那么多人去新加坡,這些都不是我為了證明作品“屬于馬華文學”才放進去的,而是發生在我和朋友身邊的生活。
標簽并非完全沒有用。人認識一種陌生文學,往往會從最鮮明的標簽進入,就像談拉丁美洲文學會先想到魔幻現實主義,談日本文學會先想到某些熟悉作家。問題在于,標簽之后,我們還有沒有耐心繼續看見更復雜的人。
我并不想否定前輩建立的傳統。正因為他們開過路,后來的人才有今天。可我也希望讀者走出雨林以后,看一看當代馬來西亞華人青年怎樣生活:我們如何面對公共體系的人才流失,如何在科技狂潮里理解自己,如何被種族、階級與地理結構影響,又如何在全球化的生活里作出個人選擇。
(整版文字整理:鳥岸書店湯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