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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文學是一桿小鉤秤 ——讀南翔散文集《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
來源:晶報 | 伍嶺  2026年10月09日16:17

這本散文集里最驚心動魄的,不是哪一句抒情,而是一組數字:入量二百一十毫升,凈出量一百一十五克。

一位年過花甲的作家,每天用一桿網購來的小鉤秤,稱量母親換下的尿不濕,再記在本子上。蛋羹推注多少毫升,藥液推注多少毫升,排出多少克——筆筆有數。在書名同題散文《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里,這桿小鉤秤第一次出現時,讀者多半會怔一下:這是文學該寫的東西嗎?讀完全書再回頭,才懂得這桿秤正是全書的文眼。南翔用一桿秤告訴我們:孝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克與毫升;親情落到地面,就是一頓飯、一片尿不濕、一次翻身。

《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 南翔 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26年9月

照護作為一種文體

寫照護,最難的從來不是寫苦,而是寫“算”。

母親住進特診老年科21床,單間一天680元,不能走醫保;鐵路系統輔業分離之后,母親的醫藥費報銷一度無著落。醫生問“去不去ICU”,他答“不去”——不做氣管插管,不做心臟復蘇。這些句子沒有一句是呼告,卻句句都在刀口上。因為它們把子女最不愿示人的那部分心思攤開了:原來盡孝也是要算賬的,算錢,算體力,算母親所剩的時間與自己的余生。

更難得的是他敢寫疲憊。他寫疲憊如何“一點一點地蠶食、掏空”孝心,如白蟻蛀空梁柱;寫母親抗拒防拔管手套——“一個失能者,對于疊加的束縛,較之健康者更加抵觸”;寫居家灌腸對付便秘,“解決得了干結,解決不了腸蠕動失靈”。這不是賣慘,這是一種文體上的誠實:照護的本質,是管理一場緩慢的潰敗,勝利的標尺從來不是治愈,而是體面。

散文寫到這個分上,已經和小說搶生意了。它有細節(鉤秤、蛋羹、3M膠與造口粉),有沖突(插管還是不插管),有人物(幾乎失語卻仍會在深夜拔管的百歲老人),唯獨沒有給自己留退路。南翔是寫過《手上春秋》的非虛構老手,這一次,他把田野調查的功夫全部用在了自己家里。

“居家養老”的現場

書中藏著一個容易被忽略、卻令人心頭一沉的時間差。

《贛西那一片磅礴的綠海》寫于母親生前:“晚近二三十年一直伴隨我生活的老母親今年已經101歲了,自從半年前嗆咳性肺炎入院,出院后下了胃管,人雖未糊涂,可也幾乎失語。”而到了《少年·童趣·節日》里,他只用一句話交代了:“父親于2005年病故;母親于2025年11月辭世,享年101歲。”

也就是說,這本書2026年9月面世時,被寫了整整一本書的母親,已經走了將近一年。

于是書名那個問句——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在付印之前就已封存了答案。那個曾經湊近母親左耳、日日給她報日期的人,從此變成了替母親記住所有日期的人。書里還埋著另一場更早的告別:二十多年前,父親在病榻上還在掐算“快到鉆石婚了吧”,母親坐在一側,靜靜執手,“她的滿頭白發在晚風中根根豎起”。一個家庭的兩次謝幕,一次寫在書的前半部,一次寫在后半部,合起來,正是一個世紀的落幕。

但南翔的寫作不止于私人的哀榮。他寫下一句足以進入公共討論的話:“母親無疑是居家養老,得受兒女護佑的最后一代。”這句話的分量在于,它把一張病床抬升成了一個時代的命題——當照護者自己也年過花甲,當“久病床前”從道德勸誡變成體力算術,誰來陪護誰?在超大城市加速老去的中國,這本書無意間成了一份文學證詞:它記錄的不是一個孝子,而是最后一代“居家養老”的現場。

所有的路,都是接力的路

如果只把這本書讀成“陪母親”,就讀小了。

這本書的深層結構,是“接續”。書名篇寫血脈的接續,其余各篇寫文脈、藝脈、聲脈的接續:1989年11月,合肥《清明》創刊十周年活動上,他初見汪曾祺,當面請教“以你寫短篇的手法寫長篇行嗎”,汪老笑著答:“我到現在連中篇都沒寫過,林斤瀾還寫過中篇的。”活動結束后,汪曾祺寄來兩本簽名本——《汪曾祺自選集》與《蒲橋集》。他還記下汪老寫《旅食與文化題記》的日子——1997年2月20日。題記里滿是對生之眷戀,嘆“活著多好呀”;誰料不到三個月后的5月16日,先生溘然長逝。

三十多年后,深圳的展廳里展出一百三十多幅汪氏書畫,他對著滿墻小幅水墨,讀出汪老題畫詩《紫藤》里的一句“彈指七十年間事,先生猶是老孩提”——他說,這恰是汪曾祺的自畫像。一筆師恩,他記了半輩子。

九十歲的老師公仲去江蘇太倉參加研討會,背著一大書包新出的書,同行者要替他背,無論如何也搶不下來;雨后他又執意步行回家,因為“今天的步行任務尚未達標”。南翔看在眼里,寫進序里,落筆是“芝蘭為壽,鶴瘦松青人長久。是為序,亦為祝福”。他少年時迷賀友直的連環畫,曾花兩三百元購得毛邊紙的《山鄉巨變》;多年后給自己的小說集《綠皮車》畫插圖的深圳大學教授潘喜良,恰是賀氏弟子——他自己都不無驚奇地記下這個巧合,仿佛文脈自有暗線。

最動人的一條鏈在塔縣。六十年前,雷振邦在帕米爾高原的班迪爾鄉住了一兩個月,塔吉克歌手伊薩克·阿扎熱父子為他唱民歌《古麗碧塔》,那旋律“水乳交融一般匯入”《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六十多年后,深圳援疆十五年的高原小縣里,塔吉克歌唱家尼克與深圳音樂家姚峰同臺,而尼克的女兒、第二代塔吉克歌手姑麗娜爾,最喜歡的歌是姚峰之女姚貝娜的《我是一棵簕杜鵑》。南翔忍不住把這條鏈排成了兩行:“新疆——喀什——塔縣——深圳/雷振邦——尼克——姚峰、姚貝娜父女——姑麗娜爾。”這不是修辭癖好,這是他的世界觀:沒有人是孤島,歌聲、手藝、文脈、血脈,全是接力。就連平湖百師園里那上萬件木匠、皮匠、理發匠的舊工具,他也單為一把理發匠走街串巷的響鐵“喚頭”去查清代的《韻鶴軒雜著》——他不能容忍任何一門手藝的線頭斷在自己眼前。

小橋流水,何以抵泰山

談南翔的散文,繞不開他反復致意的汪曾祺。汪老自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南翔深以為然,他自己的寫作也是這一路的:白描,短句,真名真姓,數據入文——保護區面積115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93.8%,百師園三千多件展品,毛竹每噸450到650元,冬筍畝產50至60公斤。批評家或嫌其“滿”,嫌他什么都往文章里裝;可正是這種名錄癖、數字癖、考據癖,讓他的抒情有了非虛構的硬度。汪曾祺的沖淡里藏著文章家的講究,南翔的沖淡里還多出兩樣東西:記者式的腳力,和史官式的記錄欲——凡他走過的,必留下檔案。

也別被小橋流水騙了。他寫汪曾祺最反感一個“忍”字,引杜牧《阿房宮賦》“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來作證,提醒讀者:這一脈散文從來不是沒骨頭的。汪曾祺說“我寫的《陳小手》,是很沉痛的”;南翔的沉痛,則壓在小鉤秤的刻度里,壓在“不去ICU”里,壓在官山上那個林學系研究生無意間說出的道理里——“死亡不一定是壞事,總是伴隨著新生。”

不平等的兌換

回到書名之問: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到底有多長?

從贛西彬江只有三條鐵軌的四等小站,到深圳中心書城晚八點的燈光;從父親修過的粵漢鐵路,到紅其拉甫五千米之上的國門;從一張21床的病榻,到一個世紀。他陪著母親走,走著走著,那些路全成了他自己的路。如今母親走了,秤放下了,這本書是他能交出的最后一筆“入量”——一個作家能還給母親的,只有他畢生練就的那門手藝:記住。

讀罷全書,才明白那桿小鉤秤稱的哪里是尿不濕,分明是一個兒子試圖稱出、卻注定稱不準的東西:親情的重量。說它稱不準,是因為出量永遠小于入量——母親給了一個世紀,兒女能還的,不過是一本薄薄的書。

但也夠了。文學所做的,從來就是這種不平等的兌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