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與拓荒者的戲劇孤旅
9月16日,由中央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研究院主持的《林兆華導演研究計劃》正式發布,該項目以林兆華的導演創作實踐為核心研究對象,探索中國當代戲劇如何跳出長期以來對外部理論體系的單向依附,發掘其內生性的闡釋路徑。這是國內戲劇界首次系統性地對這位當代導演藝術家展開長周期、多維度的專項研究。
林兆華是我國當代最具標志性的戲劇導演,他1957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1961年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在數十年的導演創作生涯里,林兆華導演的作品包括《哈姆雷特》《茶館》《白鹿原》等。他以高度的創作與理論自覺,不斷探索中國戲劇自身長期被外部理論遮蔽的藝術可能性。
借此契機,本文作者回顧了林兆華導演的藝術探索,剖析其戲劇美學與精神內核,并期望為當代中國戲劇的本體探索與未來路徑提供參照與啟示。

1.小劇場,撬動的不只是新場域
在當代中國戲劇史上,林兆華導演是不能忽視、無可替代的標桿性人物。他率領的一系列創作實踐,是新時期劇場最具代表性的堅實存在,其意義怎樣強調都不為過。他既是中國戲劇傳統浩瀚星空下的守夜人,又是現代劇場疆域的拓荒者;既是體制內的大家,又是精神莽原上自我放逐的流浪者、孤獨的牧羊人。他將北京人藝從中國戲劇傳統與風格流派的代表者,提升到了更具人類共同思維、共同價值觀的高度,并帶動中國戲劇整體步入真正的現代性思考之中。
1982年這一年,因《絕對信號》的出現而成為戲劇史的重要錨點。橫空出世的“小劇場”探索,不僅是一個形式概念的新生,更是將中國傳統寫意精神與西方現代戲劇的心理外化、解構時空等熔鑄于一體,在改革大潮最為激蕩的時刻,來了一場猝不及防的藝術沖擊。這部劇目的誕生打破了當時尚未“融冰”的固有概念——包括“第四堵墻”、現實主義等僵化的“正統”范式,讓舞臺時空隨人物意識流動。觀眾竟然會席地而坐,還會坐到某些硬景裝置一隅,被表演者拉入物理和心理共生的空間,同處一方黑暗,觀眾、演員與角色“同時呼吸”,面對面聽得見彼此心跳——那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和劇場氣韻讓在場者神馳心醉。
而作為《絕對信號》的導演,林兆華的貢獻并未止步于題材、藝術審美和社會影響層面,更在于戲劇觀念和實踐的本體突破??臻g即觀念——他的中國當代小劇場藝術奠基行動,以物理空間的轉換,迎來觀演關系的重構:觀眾從被動的“受教育者”變成了戲劇事件的共謀者、共進者。他對“場域”的敏感辨知與交互應用,打開了新的創作維度,讓劇場升華為靈魂直接糾纏、碰撞頻仍、關系繁復的情感與精神的異度空間。
這一切,并不背離戲劇的本質,恰恰是回歸了自由且充滿敬畏的原始儀式。這是屬于時代的藝術精神指引,直接影響著后來人,包括牟森、孟京輝等當代重要先鋒劇場人的創作路徑。
這影響,至今未消散。
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未消散”并沒有化作氤氳充盈。早年間小劇場藝術先驅們以自覺或不自覺的超凡勇氣、靈慧哲思開拓出的小劇場精神和氣質,我們當下還剩下多少堅持?當小劇場只剩下物理空間的“小”,甚至淪為大劇場的預演傀儡——這會是林兆華先生的遺憾,也將是我們這一代戲劇人的愧疚。
2.傳統深處,自有無邊新世界
林兆華在廣闊的戲劇空間里,打造出心理現實主義與戲曲美學融合的高峰。從《野人》開始,他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更宏大、更自覺的階段。這部劇被時評表述為“多聲部現代史詩劇”,不僅在內容上探討自然與現實生態的雙重危機,更在精神上成為遠山文化嘆息的回響,且在舞臺形式上進行了完整徹底的融合。《野人》延續了《絕對信號》對心理時空的探索,展現了生態學家為核心的主要人物及群像集體的意識流動。美學上更系統、更深入地運用“唱、念、做、打”的戲曲表演手段,以及偶劇、儺戲、巫覡(xí)等鄉土元素,與話劇形式渾然一體,追求一種“全能劇場”的效果。這些美學表征,在接續的《狗兒爺涅槃》《白鹿原》《鳥人》等一系列創作中,各有側重、章法不同地得以延續和深化。
再到后來的《故事新編》,林兆華對魯迅文本舞臺轉化的解構拼貼,多重表達語匯的流動與漫出,讓劇場似乎在不經意間不再受約束——它飛了起來,而且飛了很遠,但它的審美,又的確是中國的。

《窩頭會館》劇照

《白鹿原》劇照
很多人誤以為林兆華是反傳統的,實則他是焦菊隱倡導的中國學派、世界戲劇民族化自覺而深刻的堅定實踐者。尤其可貴的是,他的繼承實踐從不在表面的京味兒或生活化描摹上,而是深挖以形寫神、虛實相間、境生象外的美學內核。例如其代表作《窩頭會館》,將特定境遇、特定人物的深度活化,入木三分,與焦菊隱先生導演的《茶館》一道,成為北京人藝最具傳統風格的保留劇目。每輪上演,購票隊伍總會綿延至隔壁的胡同深處,總能成為新老觀眾津津樂道、反復咂摸的焦點。他執導的《白鹿原》,其厚土蒼蒼、高天茫茫、浪客匆匆、命途渺渺之感,無論與原著的文學氣質,還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的歷史風煙況味,都極其適配,憑借不求表象之像、游刃解魂的表達,超凡脫俗。
在中外經典的當代重塑上,他對《茶館》《雷雨》《趙氏孤兒》《哈姆雷特》《大將軍寇流蘭》《三姐妹·等待戈多》等劇作的處理,不是顛覆式的破壞,而是剝離式的提純、還原與再造。比如,林兆華敏銳地將契訶夫《三姐妹》與貝克特《等待戈多》中人類困境的共同內核予以提煉,保留“幽郁悵然”與“悲喜荒謬”的各自不同的氣質。主創團隊用“水的包圍”與“裝置外框+畫框嵌入”,多重強化“困住”的意念,三姐妹被層層鎖在孤島;孤島之外,則有棵象征之樹;對兩部劇中的人物施以嫁接,流浪漢也是軍官。他們蹚水而過,穿梭于不同空間,發生情感、思緒和事件的關系勾連。這種新聯結,是合乎邏輯的有機物,結實,新奇,味足。再加上跳進跳出的敘述和朗讀,輔以臺上臺下直接對話,觀眾在既真實又虛幻的氛圍中,獲得了別致、深刻卻又不脫離原著精神的二度體驗。
必須提及的是,1999年版《茶館》在調整老舍原著與焦菊隱導演文本的同時,注入了當代表現的冷峻、審視與空間變形。這一版盡管革新的尺度并不太大,卻走得有些艱難,很快被悄然封箱,但他的挑戰為后人爭取到了新天空,表明了人藝風格并非博物館里的化石,而是可以生長的活體,并因“變得艱難”反而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
財富并不止于劇目創作本身。林兆華的戲劇大樹,還蔭蔽、滋養、催生出濮存昕、田沁鑫、何冰、徐帆、陳小藝、易立明、徐瑛、龔麗君、胡軍等導演、表演、編劇藝術家。更重要的是,他躬身垂范,坦誠率真,以冰火由它、我自倔強的風度,為今天的人藝乃至整個戲劇界保留了一塊允許失敗、鼓勵和而不同、“重復就是倒退”的創作實驗空間。
可惜,當下舞臺上,觀眾還能看到的林兆華導演作品少之又少,這是中國戲劇的遺憾,更是年輕一代的遺憾。若不能身臨其境,現場直接體味林兆華作品的原貌與劇場生態,就無從貼切地在感性基礎上真正認知新時期中國戲劇曾達到怎樣的高度,有過怎樣的輝煌。
3.演戲非“演”戲,無為而自由
不善言談、徑自大膽運用自己表達方式的林兆華,是用具體的實踐帶給我們啟迪的。他的戲劇理念個性獨特,卻并非無水之源,而是深得民族民間文化和北京人藝的傳統滋養??此啤盁o師自通”,實則是在時代流動中,不趨時附勢;帶著直覺和靈性,不斷質疑與自問,不斷求解與自答,達成中西貫通,終得大悟。
他堅信,戲劇是個體精神的表達,而非照搬理論或技術。許多和林兆華導演合作過的演員都會提及他的“不像戲劇的戲劇,沒有表演的表演,沒有導演的導演”之說。他反對匠氣,厭惡虛偽、做作的演技和情感宣泄。他追求的是一種“狀態”,一種藝術家在舞臺上真實的生命體驗和精神在場。

《建筑大師》劇照
他強調形式的重要性,但形式后于認知,并在摸索中產生。他的每一次形式變革,如《野人》的多層經緯、《建筑大師》的空靈極簡、《故事新編》的激活即興,都不是為了炫技,而是因為他對世界、對人性的認知發生了變化,舊有的形式已無法承載新的藝術重量——形式是新思考、新生命、新內容表達的組成,不是單純地為形式而形式。
林兆華的導演風格與態度,似是在“無為”中求得“自由”。不同于一些強勢導演將演員視為棋子,他選擇了近乎禪宗的“不導之導”——在整體框架之下,給予演員極大信任與空間,激發演員自身創造力,激發出他們最自如的松弛感。這種“松弛感”背后,是對戲劇本體規律的全然自信和對人的尊重。同時,他將戲劇視為一種高級的精神游戲,這種態度消解了故弄玄虛或說教氣,使他的作品即便探討沉重話題,也保有輕靈的詩意和自在的智慧。
在與創作伙伴的互動中,他十分講求合作的深度與平等的對話,確立了“多元思想家+各門類藝術家”的機制,積聚起群體的戲劇新力量。他與林連昆、過士行、李龍云、濮存昕、易立明等人的合作,優長互補,激蕩出1+1>N的超值能量。他們的舞臺上,戲劇不會是劇本的圖解,而是與包括文學、哲學在內的人文、自然科學的平等對話。他們顛覆了“舞美服務于劇情”的陳規,讓空間本身成為敘事語言和觀念載體。
2019年,德國新銳導演克里斯托弗·盧平攜第55屆柏林戲劇節“十大值得關注”入選劇目、布萊希特作品《夜半鼓聲》來京演出,震撼而先鋒、另類。其實,早在本世紀初,林兆華和易立明等人就有過異曲同工的處理——比如在《大將軍寇流蘭》中,將馬勒的交響曲與“痛仰”“窒息”兩支現場樂隊的搖滾相對峙,實體高墻、云梯與光影間離相映照,凸顯對英雄與權力異化、失卻理智而群體盲動的當代叩問,贏得國內和歐洲戲劇界高度評價。
林兆華堅持以自我主體性進行國際交流,從不迎合國外審美或販賣中式奇觀,這在于他用世界聽得懂的劇場語言,講述了具有人類普遍意義和價值觀的中國審美。他對布萊希特、貝克特、彼得·布魯克、皮娜·鮑什等人的理念很是欣賞,但從未生搬硬套,而是對照已有實踐和內心的長期探問,內化為自己的血肉,或萌生新義。
在受邀與外方合作中,他的導演風格、手段,以及精神、藝術品質,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當代戲劇獨立的美學品格和思想深度。他主導過的包括“林兆華戲劇邀請展”等多個戲劇節展,其廣泛包容性、經典引領性、實驗多樣性,至今都是國內戲劇節展值得學習和效仿的樣板,令人懷戀。
4.探索未盡,路還在繼續走
作為一名永遠“在途中”的藝術家,林兆華從未自視為強人,遑論完人。年屆九十,他尚有未完成的探索與遺憾。他的不少作品存有爭議,有的甚至被視為失敗之作,但正是這些未完成和不完美,讓他的藝術實踐更立體、更多面,也構成了不斷探索的中國戲劇最寶貴、最值得借鑒的試錯記錄。
他對商業市場的若即若離,與各種喧雜聲音、與體系和劇場內外的中庸相處之道,折射出中國當代藝術家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生存智慧與精神困境。這使得他的劇場行動與創作軌跡不僅屬于美學范疇,也具有了文化社會學的樣本意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林兆華先生在公眾場合少言寡語,但他并非“說不出”,而是“不想”或“不屑”。他在日常和創作中發出的各種主張與見解,自有其高貴質地。
所以,盡管“話語權”為林兆華所不齒,至少不熱衷,但如何使他的理念與方法更具“話語價值”,讓這位中國戲劇四十余年的代表者更具典范意義,是我們有待再研究、再認識之處。畢竟,藝術的發展是在話語價值的不斷迭代中、在樹立與打破中發展前行的。重視誰的話語價值,本身不是目的,亦非固化、神化大師,而是為了影響、喚醒并開啟新的、未知的藝術見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