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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岳麓書院楹聯署名權新探
來源:澎湃新聞 | 堯育飛  2026年10月08日08:36

作為名聞天下的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岳麓書院在今天依然散發無窮的魅力。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游客從四面八方趕來,到這里參觀瞻仰。到了周末,偌大的書院更是被人潮填得水泄不通。每每在這時候,我都忍不住感嘆:文化確乎有相當的魔力,雖然不一定在一時發揮它的作用,長遠來看,它所產生的恒久力量終使人陶醉。

岳麓書院的風景,放眼全國,并不足以動人;岳麓書院的文化,置諸歷史長河,卻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話題。我時常在書院聽各路官方導游或是自由講解者的解說,學到很多知識,卻也發現其中不無可商榷之處。由數以千百計的游客轉述的這些知識帶到全國各地,不斷擴散,固然有助于岳麓書院歷史乃至書院文化、傳統文化的傳播,有助于“文以化人”,然其中錯誤的部分卻也難免“謬種流傳”,遺毒或者還不淺呢。于是,為這類文化講解打補丁的做法可能值得嘗試。

有關岳麓書院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棟,難道其中還有縫隙供人繼續填補嗎?一定會有的。對探索者而言,刻意的努力往往不得其門而入,但無意史料的闖入,有時可能掀開較大的豁口。兩年前,偶遇《蕭穆日記》中的一條材料,便讓筆者對岳麓書院二道門的聯語產生了考究的興趣。所謂岳麓書院二道門,指的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這扇大門進去后的那道門。今存二道門兩側掛著楹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橫額“名山壇席”。“名山壇席”乃集何紹基(1799-1873)字而成,無足道,可說者乃是楹聯。

岳麓書院二道門近年樣貌

“納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聯,20世紀20年代曾懸掛此處,日本人常盤大定、關野貞所著《中國文化史跡》即收其舊照。1933年,改懸于新落成的湖南大學圖書館門頭,1938年被侵華日軍炸毀。1985年,始據舊照復建。此聯傳為近代著名詩人程頌萬(1865-1932)所作,然《蕭穆日記》中的一條材料直接證明二道門的作者乃是近代名士易順鼎(1858-1920)。曩昔筆者于《南方周末》撰《曠代“記者”蕭穆及其日記》一文略為提及,惜關注者不廣。近兩年,我在湖南大學《文獻學概論》《古典日記與現代人生》的課堂有意提倡“身邊的文獻學”,這一楹聯問題講授過三四次,學生頗感興趣,于今便將這一小小發現加以申說,公諸同好。

一、集句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何以歸屬程頌萬?

世所傳千年學府岳麓書院二道門聯語“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出自湖南寧鄉人程頌萬之手。如《湖南大學校史:公元976-2000》(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稱:“(程頌萬)1911年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曾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來鐘、鼎、鬲、匜、爵、鋗、銑及捐出自己所藏的秦權,凡十器。修葺愛晚亭,刻羅典對聯于石柱,并刻張南軒、錢南園詩于亭內方石上。又手書岳麓書院二門門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這段文字詳細論述程頌萬擔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期間的政績,其中之一便是“手書”二道門門聯,惜不知文獻所本。又《岳麓書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一書所附《岳麓書院歷史年表》記宣統三年(1911)事為:“程頌萬任監督,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來古文物十件。修愛晚亭,撰刻‘納于大麓,藏之名山’聯于二門。”似由《湖南大學校史》簡編而來,不過將程頌萬的“手書”變為“撰刻”,如此一來程頌萬就由“納于大麓、藏之名山”的書法寫作者變成集句的創作者了。

近四十年來,有關岳麓書院的各類出版物多指程頌萬為“納于大麓、藏之名山”這一聯的作者,如上兩種不過舉隅而已。其中除岳麓書院文化普及讀物外,大量的楹聯出版物如《歷代名人名聯鑒賞》等也都如是講述。反倒是一些早期旅游讀物相對審慎。如孟慶民《中國名山》(1987年)一書稱:“二門閭上又有門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相傳是湖南高等學堂監督程萬頌撰寫,書仿魏碑。”使用“相傳”二字,可見編著者對此聯作者的歸屬問題并不確信。

只不過,在1949年以后的文獻中,程頌萬和這副楹聯的關系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愈顯密切。程頌萬從早期頗有猶疑的相傳手書者,到近些年成為無需說明的聯語撰刻者,其作者的身份逐步得到落實,作為作者的地位也更加鞏固。這一聯語作者的逐步清晰化,似乎表明,一些曾經只是口耳相傳的作者經由時間推移,在各類文旅出版物的助推下,有望坐實作者的身份。這并不奇怪,畢竟對文旅推廣和大眾而言,一副無名氏的聯語在講故事時始終存在遺憾,而名人程頌萬的加入將為這個故事增添必要的名人效應,還能為這副聯語的真實性背書。想到這里,就不難理解為何程頌萬越來越成為這副楹聯的作者了。

把傳說變為真實,將故事附會名流,這是文化旅游宣傳推廣中常用的手段,也是AI時代人工智能的常見口吻。不過一旦以文獻學的辦法加以考核,追根溯源,許多五顏六色的故事肥皂泡都將刺破。這也許是如上諸多有關程頌萬手書或撰寫那副聯語的論述,并不怎么提所憑借的原始文獻的緣由吧。

遍尋程頌萬的詩文集,并不能找到一條證據說明他撰寫了這副聯語。程頌萬撰有《十發庵楹聯集存》《十發庵集字楹帖》,惜兩書刻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不能作考辨二道門聯作者的材料。雖然,程頌萬并沒有自領二道門聯的作者,不過在更早之前的1948年,長沙人陳子展(1898-1990)在《談到聯語文學》一文中稱:“有所謂嵌字對。——嵌字的對法用嵌字的位置上下,分為若干格,莫詳于詩鐘,今不具述。程頌萬題岳麓書院門聯云: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此聯一用《書經》語,一用《史記》語,而尾嵌麓山二字。”(《論語》1948年第147期)陳子展與湘中老輩頗有交往,也熟諳近代長沙掌故。他的這一說法,徑指程頌萬是聯語的作者,似乎可以為二道門聯語的作者問題定讞。只不過,“別把話說滿”的古訓常常提醒研究者注意結論的分寸感。那些斬釘截鐵的話,筆者何敢采信?何況先行有關二道門對聯的論述并未提及陳子展的這篇文章,他們所據的未必即此。再者,相傳程頌萬撰此聯在1911年,陳子展寫此文已是1948年,三十多年的滄桑變化難道不足以讓博物強識如陳子展者的記憶也出現偏差?

在沒有確定性證據之前,前人的論述大約都是可以質疑的。也因此,起初我并不信二道門楹聯就是程頌萬集句而成的。直到看到顧印愚(1855-1913)詩集中有一首《送十發還麓山》,我才確信這副聯語在當日已傳為程頌萬所作。詩云:“麓堂高躅寄身閑,元晦碑存未許刪。題壁僧猶寶滄海,開云賢豈阨藍關。望中北渚登蘋騁,卷里東坡載石還。巢父一枝專一壑,已看翠墨鏤名山。”末句顧印愚自注:“十發集書‘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刻于岳麓山堂。”(《顧印愚集》,巴蜀書社,2020年,第88頁)此詩作于宣統三年(1911),其時程頌萬時常往返長沙、武昌之間,在武昌期間于石巢寓所展示乾隆年間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1688-1779)遺墨,善化黃膺稱其“壇坫悠游在麓云”,程頌萬對主持湖南高等學堂事務也頗為自得,聯句有詩自詡“企踵皋比笑殿軍”。顧印愚是程頌萬密友,由其詩“集書”二字推測,似程頌萬乃此聯作者。然“集書”二字,或也重在說明“書”而非集句之“集”。可惜,我們看不到此期易順鼎對程頌萬在岳麓書院書此聯的回應。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尚有待進一步分析。

二、蕭穆日記證明易順鼎才是作者

不經意間,一條新史料引入,為解決這副楹聯的作者歸屬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2024年,由蔣明恩整理的《蕭穆日記》甫一出版,我即瀏覽一過,發現其中有對那副楹聯的作的新說法。桐城派文人蕭穆(1835-1904)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1895年10月24日)日記記載,時年24歲的江西輿圖局職員田自耘來訪,田氏談話的信息頗為豐富。日記云:“伊又談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數年來棄官游歷(今年三十七歲),仍留心時事,壬辰年曾在廬山棲賢寺之左構有琴志樓十三間,將前在京師及河南所得古書百余箱藏之,樓聯云‘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又大門聯云‘三閭大夫胡為至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又述其仍欲在洞庭山結廬,有‘生在湖南,官在河南,心在江南’之語。”龍陽才子易順鼎才華卓絕,在清末頗負時譽,蕭穆曾與其有數面之緣,雖無深交,大約也憐其才,故有所關注。田北湖此番來請蕭穆代為謀館,牽連談及,經由蕭穆的有意為日記之筆得以保存,為破解岳麓書院二道門對聯作者謎團提供了重要證據。

蕭穆《敬孚日記》書影,《上海圖書館藏稿抄本日記叢刊》第37冊

先行論述均稱岳麓書院二道門聯作者為程頌萬,然其時在1911年。而蕭穆日記表明,“納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聯乃易順鼎在光緒壬辰年所撰寫。蕭穆于此處先寫“癸巳”,后乃圈去,旁注“壬辰”,此番審慎更正,想是核實后所書。光緒壬辰為1892年,本年易順鼎在廬山棲賢寺營建的琴志樓落成,房屋十三間,藏其歷年所積圖書。這一聯乃易順鼎為藏書樓所撰,故聯語頗切其事。

日記中提及的田自耘即田北湖,本名田其田,江蘇六合人,據蕭穆日記所示,田自耘“十六歲入泮,今年二十四,詞章、算學頗有所得”,又蕭穆日記載易順鼎本年37歲,易生于咸豐八年(1858),則田北湖生年當在同治十年(1871)。許秋伊《以字求文:晚清國粹學人田北湖的文學批評建構》(《華中學術》第45輯,2024)考田北湖生年為1875年,卒年在1917年或1918年,似誤。田氏生年在1871年,卒年當為1917年。田北湖早歲與汪榮寶(1878-1933)、唐文治(1865-1954)、吳稚暉(1865-1953)等人同在南菁書院求學,光緒年間在江西輿圖局繪制地圖,宣統間曾任中國赤十字會干事員,民國初年任清史館協修,后在北大任文科預科教授,講授“修辭學”“宋元通俗文”等。其人研治漢學,文宗漢魏,與劉師培等人同為“國粹派”一員,所撰《論文章源流》有名一時,然其人與易順鼎究竟有何關系?

蕭穆日記中田北湖的閑言,作為掌故固是興味很濃的談資,以之證明易順鼎是“納于大麓”聯語的作者,卻還要經過幾重考驗。第一重考驗便是,田北湖是否和易順鼎認識,倘不認識,那么田氏所言,不過是輾轉稗販的道聽途說,可信度大大降低。

在考索田北湖生平履歷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1917年冬田氏去世后,家計艱難,諸多北大教授贈賻資助。多年以后,田北湖家族仍然生計窘迫,其妹乃攜田氏二子找到吳稚暉求助,并托吳稚暉轉求汪榮寶援手。同年老友身故后家庭有難,吳稚暉自然不能坐視不理,乃在致汪榮寶信中寫道:

彼在萬人如海中,所以獨注意于先生以為可以援手者,非弟飾詞為請,有所吊詭。彼乃狃于北湖之歷史。當北湖之少年流落武昌,乃無端開具腳色手本,有“江南下士、楚北流民”等之雅號,以于易實甫。遂乃將實甫之佑,得飽食于中年。因此其妹深信北湖亦一小名士,必得大名士翼之。有一大名士翼之于生前,更必有一大名士,能翼之于身后。所謂大名士者,自然易先生已獨步于楚南,而先生又巋存江東。以迷信必獲善佑卜之,舍先生其誰? ——(吳稚暉《致汪袞甫函》,《吳稚暉全集》卷14,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4頁。原文標點如此)

這封請托信寫得相當委婉,富有詼諧的故事性。原來田北湖早年流落武昌,自薦于易順鼎,以名士身份得“仙童”易順鼎賞識關照,因此中年生計無憂。據此可知,田北湖之獲得江西輿圖局差事,或也出于易順鼎舉薦。由于這層緣故,吳稚暉進一步申說田氏妹妹之見,以為田北湖生前受到楚南大名士易順鼎庇佑,死后其家人當得江東大名士汪榮寶的庇護。這封請托信是否發揮效力,不得而知。田北湖和易順鼎的密切關系,卻由這封信清楚道出。事實上,易順鼎與田北湖的友誼維系終身。據陳松青《易佩紳易順鼎父子年譜合編》所示,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易順鼎與田北湖、譚嗣同(1865-1898)等人同游江寧。辛亥、壬子之際,易順鼎結寒山詩鐘社,田北湖是社員。此外,1917年11月10日兩人一道赴李汝謙宴,還被繆荃孫(1844-1919)寫入《藝風老人日記》。

田北湖既然早歲與易順鼎相識,且受易順鼎知遇之恩,所述廬山見聞當然可信無疑。故蕭穆日記的相關記載足夠證明“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最早的作者乃是易順鼎,時在1892年。然倘據此否定程頌萬是這一集句聯的作者,尚且為時過早。畢竟,聰明的讀者或許要反問:程頌萬之前可能并未聽聞過易順鼎此聯,兩人不過是英雄所見略同,聯語偶然“撞車”罷了。畢竟此等集句聯,誰為首創,恐不易斷言,蓋詞句并非隱僻,熟讀經史者皆可為之。

誠然,后來者與先行者情理相通,詩句聯語暗合所在多有,不過移諸程頌萬和易順鼎兩人身上,這番辯護卻絕無可能。原因在程頌萬與易順鼎相交頗深,早在光緒十七年(1891),兩人就在長沙蛻園結湘社,且刻有《湘社集》四卷。此后兩人友誼終身不墮,易順鼎逝世后,程頌萬為作墓志銘。

據《易佩紳易順鼎父子年譜合編》可知,易順鼎的匡山草堂經始于光緒十六年(1890)六月,秋季便告落成。倘如此,光緒十七年易順鼎與程頌萬會于長沙,或將琴志樓情況透漏。不過,《易佩紳易順鼎父子年譜合編》的這一推斷有誤,匡山草堂的落成當在光緒十八年(1892)。樓成后,易順鼎囑陳師曾繪《匡山草堂圖》。且本年易順鼎《疊韻酬慶星子》詩云:“舊書重溫熱,駑馬期十駕。方束深源閣,敢比長源架(惠詩謂余藏書甚富。)”據詩中易順鼎這番重溫舊書的感慨,知琴志樓亦當在本年庋藏圖書。

即便琴志樓本年落成,光緒十八年(1892)以后數年間,程頌萬與易順鼎仍然交往頗為密切。據喻科輝編《程頌萬先生年譜長編》梳理,兩人在宣統三年以前已數十次相會,舉其大者有:光緒十八年十一月,程頌萬與易順鼎會于武昌,程頌萬有《中實和贈予集望廬山寄懷之作依韻錄別》,其中云:“匡山琴志一樓云,吹下橫江雁鶩群。”知程頌萬知曉琴志樓落成于廬山。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二月,兩人時在長沙相會。光緒二十八年易順鼎居程頌萬武昌寓所。光緒三十年又與其弟易順豫居程頌萬武昌寓所。光緒三十一年,易順鼎與程頌萬會于武昌。光緒三十三年再聚武昌。宣統元年再會于北京。此外,光緒三十年程頌萬侍易順鼎父親易佩紳(1826-1906)游九江,甚至一道游甘棠湖。凡此種種,可推測程頌萬必然熟悉易順鼎在廬山的情況。兩人深交非泛泛可比,當其聯床夜話,易順鼎想必談及琴志樓的得意聯語。

喻科輝撰,《程頌萬先生年譜長編》,自印本,2026年

由上可知,當宣統三年(1911)程頌萬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時,程頌萬當已知悉易順鼎在廬山撰有“納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聯。1911年岳麓書院大加修繕之際,程頌萬順其自然地將其移寫到岳麓書院二道門。

程頌萬借用前賢對聯,班班可考。時至今日,愛晚亭南側石柱聯語:“山徑晚紅舒,五百夭桃新種得;峽云深翠滴,一雙馴鶴待籠來。”多種讀物直指作者是程頌萬。好在關于此聯的原委,有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1766-1846)道光十年(1830)年編刊《岳麓詩文鈔》為證,該書錄歐陽厚基《岳麓愛晚亭》一詩后有編者按語云:“亭在清風峽內,羅慎齋山長筑。有‘莫訝艷紅輸,五百夭桃新種得;好將晴翠點,一雙馴鶴待籠來’聯語榜于楹。”且程頌萬在《愛晚亭》一詩自注其事,故后來者方知程頌萬一聯乃是對羅典(1718-1808)一聯的“奪胎換骨”。

程頌萬宣統三年修繕岳麓書院及其周邊建筑時,并不考慮聯語的著作權,故而楹聯并未署名。羅典一聯既可以引用,則“照搬”友人易順鼎的集句聯又有何不可?

于是,將來介紹岳麓書院這一名聯,當注明:“易順鼎集,程頌萬書”。至于此聯的含義,原是易順鼎為廬山上的琴志樓藏書而設,程頌萬用以表彰岳麓書院藏書,自然貼切。后來有學者推許程頌萬此聯嵌入“麓山”二字為精巧,恐是“讀者之心”的演繹了。

三、“易順鼎冤詞”是如何造成的

日記并非萬能的,日記之眼所燭照的幽微處,或早有其他文獻率先道出。于是,從日記提供的線索,勾連岳麓書院二道門的作者問題,在嗜讀常見書治學者看來,未免泄露貧兒乍富的窘態。畢竟,早有一些筆記明確標舉“納于大麓、藏之名山”的作者是易順鼎。如近代小橫香室主人所撰《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二載“哭庵詩句”條云:“易順鼎觀察號碩甫,別字哭庵。……觀察江西人,筑一屋在廬山上,榜其門曰:‘納于大麓,藏諸名山。’”《清朝野史大觀》最早由中華書局1915年印行,作者詳情不可考,內容也真偽錯雜。如這一條說易順鼎籍屬江西,顯然錯誤,但該書所言易順鼎在廬山筑室,門聯為“納于大麓、藏諸名山”,卻道得其實。

民國時期的岳麓書院二道門

此外,傳為李伯元(1867-1906)所作《南亭四話》有“易龍陽詩”一條云:“觀察,湖南人,筑一屋在廬山上,榜其門曰:‘納于大麓,藏諸名山。’”種種跡象表明,在清末民初的上海知識圈,如蕭穆、小橫香室主人、李伯元等文人,稔知易順鼎撰有此聯,只不過他們記憶中的聯語文字小有差異,如將“藏之名山”誤為“藏諸名山”等。

當日岳麓書院的名氣遠不如今天這般大,故而岳麓書院二道門的聯語問題,很難引發爭議。如上兩類筆記也很少為研究者所注意,各類讀物罕提易順鼎自在情理之中。目之所及,盛曉光、趙宗乙主編《中華語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明指該聯出自琴志樓,且為易順鼎集句聯。又余凌云主編《九江名勝古跡楹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也確認該聯歸屬易順鼎。只此可見,支持易順鼎是這一聯作者的聲音明顯不如支持程頌萬一方的聲音大。

況且,江西廬山宣稱“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是琴志樓聯語,作者為易順鼎,湖南岳麓書院稱“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屬于岳麓書院二道門,作者是程頌萬,各家說各家話,并不曾想到這乃是一樁牽涉署名權的“聯訟”。于地方文旅事業而言,如此相安無事自然皆大歡喜。然則將“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歸于易順鼎名下雖不乏其人,畢竟寥寥無幾,這對易順鼎顯然不公平。況且,如當代某學者《一代詩魂易順鼎》一文乃稱:“易順鼎晚年,隱居于廬山琴志樓,而以岳麓書院的‘納于大麓,藏諸名山’榜其門。”(《湖南人的精神》,岳麓書社,2018)李逵居然變成李鬼,則易順鼎于九原之下未免要發一噱。如挪用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的書名說法,岳麓書院二道門的作者問題或也可以名為“易順鼎冤詞”。

易順鼎號哭庵,宜其身后遭此冤孽。然易順鼎哭中帶笑,程頌萬善寫笑,葉德輝卻稱其笑中帶淚。衡諸“易順鼎冤詞”,葉德輝(1864-1927)倒也算得上先知。畢竟,易順鼎丟失“納于大麓、藏之名山”的大部分署名權,根源當然不在于好友程頌萬的“攘名”,而主要在于后人的誤解。

1911年秋季,程頌萬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期間,雖時事孔殷,他仍然銳意革新學堂規制,且大興工程。其中包括:重修愛晚亭,推倒亭前小土墻,刻張南軒、錢南園兩前賢詩,且書“放鶴”二字,立碑于愛晚亭內,此碑即今愛晚亭旁之“二南詩刻”。此外,程頌萬辟十彝器堂,藏商周以來古文物,這一古物陳列室隱具博物館雛形。再有,即于二道門手書楹聯,懸掛壁間。此外,因書院改學堂后,游客不知麓山寺碑所在,程頌萬便開辟道路,且為麓山寺碑建立新的碑亭。

程頌萬刊刻“放鶴”碑,即“二南詩刻”,實為四方石凳,原置于愛晚亭中

程頌萬刊刻“放鶴”碑,即“二南詩刻”,實為四方石凳,原置于愛晚亭中

這幾項工程當是程頌萬生平于文化建設事業的得意之作,其《麓山堂》《愛晚亭》《半學齋》等詩作均有所提及。多年以后,程頌萬侄孫程千帆(1913-2000)書“納于大麓、藏之名山”一聯贈與湖北大學朱祖延(1922-2011),稱朱祖延“精研蒼雅,著書滿家”(楊建鄴《我的發祥之地》),或者也是程千帆少時受乃叔祖影響的結果吧。

只不過,程頌萬或許多所談及這一楹聯,但在自家詩文集中并未自承為二道門聯語的作者。而后人卻多方將其附會為撰者,原因何在?如其友人顧印愚等,大約是誤讀。至于更多人的誤會,較大原因或在于程頌萬修繕的建筑都是岳麓書院的標志景觀,在岳麓書院歷史上具有很高的顯示度,而易順鼎于岳麓書院貢獻甚微。從岳麓書院的二道門,到內部的古物陳列室,再到愛晚亭,程頌萬所營建的工程近乎在岳麓書院的中軸線上。這些景觀在視覺層面深度影響了游客的觀瞻,以致后此的游山者,不能不注意到程頌萬的名字,進而加深對其有功于岳麓書院的認識。尤其是愛晚亭內的“二南詩刻”,有“宣統三年秋,補葺愛晚亭……程頌萬并記”等碩大字跡,足以加深游客印象。況且湖南大學校史也對此再三道及,如《中華民國十八年湖南大學一覽》介紹愛晚亭即云:“監督程頌萬葺理之,并于亭中方石凳四面滿刻張南軒、錢南園詩句。”再加上陳子展等人文章的影響,于是與這幾項工程有關的文字,很難不被悉數附著于程頌萬身上。

況且,琴志樓在1930年傾圮,片瓦不存,而岳麓書院至今弦歌不絕。外加此聯懸掛在岳麓書院,鑲嵌“麓山”二字,較廬山琴志樓尤為恰切。職是之故,岳麓山這一聯影響力漸漸“獨大”也是順理成章的。

此外,由于檔案文獻的缺失,名勝古跡在不斷的重建和修繕過程中往往難以追根究底。外加對聯主要目的在發揮實用功能,古代大部分文人對對聯的署名權并不特別措意,于是,對聯往往成為署名亂象的重災區。許多有名是聯語常被錯亂安放到一些名人頭上,或以佚名對待。以岳麓書院為例,“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多被認為是岳麓書院山長袁名曜和弟子張中階問答而成,實則清康熙年間湖北安陸知府楊綠綬所作《創建陽春書院記》即有“詞擅白雪,句賡陽春。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一句,楊氏創作在先毫無疑問。且楊氏所言乃有確切的文獻證據,而傳為袁名曜及其弟子所作者,迄今未見清代相關文獻記載,疑是后人附會之見。即便“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確系清嘉慶年間懸掛到岳麓書院大門上的,很大可能也是直接借自陽春書院。畢竟,詩文聯語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其創作很難如AI一樣高度重疊,后人與前賢暗合的概率仍然較小,較大的可能性仍是借用成句。只不過,那關鍵的文獻證據仍然沉默,尚未擊中我們而已。岳麓書院大門“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一聯尚且作者難明,淵源不清,二道門的楹聯云山霧罩又豈是怪談!

“事不孤起,必有其鄰”,是現代史學家蒙文通(1894-1968)總結的一條治史經驗。以之測度文旅景點于詩文聯語的穿鑿附會現象,往往屢試不爽。只不過文史辨析說有易、說無難,前人偶然的疏失或有意的造作往往在后來造成災難性的誤讀。以“納于大麓、藏之名山”聯為例,如不是偶然觸及《蕭穆日記》,筆者萬難解開這一聯語的作者之謎。而如今短視頻平臺上大量充斥偽冒呂蒙正的《寒窯賦》、偽作徐霞客的《青云志》等假古董詩文,且持續增長,漸呈井噴之勢,令人觸目驚心。數十百年后,這些假古董彌漫天下,必然造成偽不勝辨的慘象。初念及此,筆者難免心寒。轉念一想,又復釋然。畢竟,在AI新時代,雖然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易順鼎也確乎收不到一點版權費,但文獻學的分支之一——辨偽學倒不愁無用武之地。于是,在喜憂參半中,筆者匆匆草就此文,請讀者諸君先行批評。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代湖南日記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