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到啟明:重新發現徐梵澄
“先生于嘆息之余,終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這是許廣平在《魯迅和青年們》中寫下的文字,“先生”指魯迅,“那青年”即徐梵澄。
徐梵澄是個謎一般的人物。作為“受魯迅寵愛的學生”(出版家趙家璧語),魯迅也說“‘此公’脾氣頗不平常”“‘此公’文體,與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徐梵澄留德三年,承魯迅之托,譯《蘇魯支語錄》(今通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自傳》等,1945年赴印,僑居33年,晚年因譯《神圣人生論》《五十奧義書》《薄伽梵歌》等、著《周子通書》《陸王學述》《玄理參同》等聞名。
尼采哲學、國民性批判、佛學、印度哲學、陸王心學……普通讀者很難搞懂其間關聯,徐梵澄的文字又偏古奧,喜用佛學、古代哲學名詞,致其哲思難被普及。幸有張巍卓的《啟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指路——到目前為止,本書應是通往徐梵澄的“精神哲學”最便捷的通道。
魯迅發現了他的“慧根”
徐梵澄,本名琥,譜名詩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生于湖南長沙,父徐大華擅經商,號稱長沙絲綢業第二大戶。
徐梵澄童年時就學私塾,打下扎實國學根基,后入教會學校“雅禮中學”,得良好的英語訓練。中學畢業后,先考入湘雅醫學院,又考入武漢中山大學歷史系,繼而入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并結識魯迅。1929年,徐梵澄赴德留學,與朱自清、馮至、朱偰、滕固成好友。
據《魯迅日記》,留德期間,魯迅與徐梵澄往來信件達154次,魯迅請徐代購版畫、書籍等,僅1930年,魯迅便收版畫409幅(多為畫集、畫冊),魯迅前后寄給徐梵澄的錢約1100馬克。(甘競存、曾立平:《魯迅與徐梵澄》,以下多處引用該文內容)
1932年8月,徐梵澄因父病回國,稿件多經魯迅推薦發表,不足三年,發百篇以上,還不包括書稿和譯稿。
年輕時徐梵澄“性格乖張”,求魯迅發稿,卻不許把原稿直接給編輯,只好由許廣平代抄,有時魯迅代抄。譯完《蘇魯支語錄》,徐梵澄忽然失蹤,魯迅不得不替他校對。
魯迅為何如此善待徐梵澄?
人們常忽略魯迅的佛學功底,日本留學歸來后的“北京沉潛期”,受章太炎影響,魯迅一度苦讀佛經,許壽裳稱為“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魯迅的國民性解剖,與學習唯識宗有關,而魯迅的救世精神,亦與“地獄不空”觀相通。魯迅友人內山完造曾說:“魯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魯迅可能最早看出徐梵澄是有“慧根”的人。徐梵澄激于壯志難酬,曾想出家為僧,魯迅勸他:“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哪里去的。”晚年徐梵澄說:“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處對我的一個重要指點。”
為什么要走“啟明”之路
徐梵澄的“慧根”究竟是什么?或可用三點概括:一是追求完美的激情,不肯妥協和折中;二是對整體性的執著追求,堅信可將宇宙觀、人生觀統一起來;三是對古典語言的沉潛與感悟。
現代世界誕始于“啟蒙”,即康德所說“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但“啟蒙”有短板——為掙脫“不成熟狀態”,只能依靠理性,造成理性絕對化、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迷信線性進步等問題。以理性為名,現代人割裂了“真善美”的關聯——“善美”皆主觀,唯“真”成標準。可世上并無唯一、恒定的“真”。以求“真”為名,往往出現歷史被質疑、文化被否定、傳統被推倒的局面……
更可怕的是人們日漸被絕對化的理性把持靈魂,當“打開水龍頭就能出水、按下開關就能亮燈”成為常識,人們越來越堅信“理當如此”“方法至上”“沒有偶然”,造成越來越激烈的“內卷”。
“啟蒙”讓世界“碎片化”,“生命意義”的思考已成奢侈品。可怎么才能回歸世界本來的豐富?為走向現代化,就一定要摧毀傳統?
如本書所揭示,這也是魯迅曾經歷的精神跋涉——嚴復試圖以翻譯啟迪國民,章太炎試圖以宗教啟迪國民,魯迅則發現了小說,它不僅打通了中西之隔,亦串聯了古今之變——好小說自成“共和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人們可同樣流下熱淚,千言萬語無法“啟蒙”的種種,通過小說,瞬間可會通。
“啟蒙”是建構出來的,“啟明”才是本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關鍵在于能否找到“啟明”的通路。魯迅看到了徐梵澄的怨氣、意愿和潛質可以成為“啟明者”——而“啟明之路”,恰好是徐梵澄后半生的概括。
發現儒家的“精神哲學”
魯迅先生去世后,徐梵澄一度在同濟大學、國立藝專任教,后在中央圖書館任編纂,主持《圖書月刊》,飽覽當時思想界的種種觀點。
1945年,徐梵澄被派往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講學。五年后,因經費中斷,徐梵澄準備回香港。1951年2月,他與好友、畫家游云山到印度的阿羅頻多修道院拜訪,得修道院管理者米拉挽留。米拉是法國人,父親是銀行家,因追隨阿羅頻多來到印度,阿羅頻多退隱后,米拉全面主持院務。
為挽留徐梵澄、游云山,米拉成立了華文部,半年后,游云山因母親病重而離開,徐梵澄則堅守26年,漢譯了《神圣人生論》《五十奧義書》《薄伽梵歌》等。通過對勘中西印經典,徐梵澄找到了三家通義,即“精神哲學”,指“探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識和學術的根源,其主體甚且超出思智以上”。
在相當時期,人們認為“精神哲學”是舶來品,唯歐洲、古印度才有。徐梵澄則指出,歐洲有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偏重思辨,古印度亦有精神哲學,偏重宗教。但儒學也有自己的“精神哲學”,它只是形態不同,呈“半宗教半哲學、亦宗教亦哲學”——它不像哲學那樣重思辨,更強調實踐,通過體悟,提升生命境界;亦不像宗教,而是專注人文,“遠非歐洲人文主義者所可及”。
通過發現中國精神哲學傳統,徐梵澄跳出近代以來“以西釋中”的窠臼,為“啟明”創造了可能——沿著內證與自修之路,人人都可進入豁然開朗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沿著徐梵澄厘清的儒家“精神哲學”之路,足以超越中世紀始現代哲學“逐漸遠離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宗旨,脫離了哲人的生命實踐”之弊。(郭小軍:《精神哲學視域下儒學的神圣人生》)
用一生修為成就了莊嚴
1978年,徐梵澄歸國,在中國社科院工作,隨著大量著譯出版,人們稱他為“大師”。劉小楓在《圣人的虛靜》中寫道:“很多人尊他為大師,但并沒有什么人真正理解他。他留下諸多的文字,但敢于入寶山探索的人卻并不多,人們在對他肅然起敬的同時,似乎也有點兒敬而遠之。”
一方面,“精神哲學”是“為己之學”,成就與否,全在個體努力,但“我”分“真我”“假我”“大我”“小我”,當市場價值成主導,“真我”“大我”的收益模糊,難用效率評估。在“快樂的膚淺”的驅逐下,“痛苦的沉思”漸漸稀有。
另一方面,徐梵澄的文字古奧,他沉迷于它的模糊、復雜、多義,只有這種文字才能做到既簡潔又豐富,后人再也寫不出《論語》《道德經》,不是思想差了,而是語言已被邏輯化,遮蔽了我們對可能更廣闊、更復雜、非邏輯的世界的認知。現代人能看到每片樹葉,卻常常看不到整個森林。當《論語》《離騷》已顯艱深時,徐梵澄文字中的大智慧,也難免會因“看不懂”“太深刻”等,遭到忽略。
好在一切學問的目的,在于成就更好的自己;成為怎樣的人,可檢驗修為。徐梵澄在南印度時的助手瑪麗斯說:“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有著深邃的意識和情感。他安靜、高貴、優雅,他內中藏著超乎常人的意識和明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完成這一意識的巨大轉變的……”
人生難得是莊嚴,非大智慧、大心胸者不能至。
“江漢朝宗于海,人類進化必有所詣,九流百家必有所歸,奚其歸?曰:歸至道!如何詣?曰內覺!”讀過本書,再讀徐梵澄在《薄伽梵歌》序言中寫下的話,頓覺天地遼闊,“啟明”就在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