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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質生產力”與“新大眾文藝”的演進——試論互聯網條件下文藝生態的重構
來源:“當代文壇雜志社”微信公眾號 | 鐘媛  2026年10月08日16:41

2025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如何理解“互聯網條件下的新大眾文藝”?

首先,這并非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鮮活的社會實踐。出生于1990年的李子柒是一個14歲開始打工謀生、嘗試過各類工作,因照顧年邁奶奶回村的網絡短視頻創作者。2015年,她開始拍攝美食短視頻,2016年11月《蘭州牛肉面》視頻最先火爆網絡,全網播放量5000萬,獲得廣泛關注,其后又有一系列視頻獲得大量傳播與關注,影響力不斷擴大。她的視頻以古風美食與田園慢生活為核心,圍繞中華傳統飲食的制作過程和手工藝品的制作過程,融合東方美學、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展開新媒體敘事,在YouTube上李子柒被譽為“東方美食生活家”,成為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中國文化的“世界級傳播符號”。

湖南婁底新化的王柳云,2022年因“清潔工畫家”身份在網絡走紅。王柳云曾經當過售貨員、裁縫、服務員。來到北京后,她因在寫字樓廁所內創作油畫的勵志事跡走入了大家的視野。繼畫畫出名后,2023年,她又出版了非虛構作品集《青芥人生》,這部以自傳體形式記錄作者對生命與藝術的思考的作品,呈現了一個務工女性向創作者蛻變、尋找精神成長的軌跡。關于生活和人生,她說,“生活永遠都平凡而瑣碎,不過是習慣性地努力咬緊牙關活著而已,對于人生,沒有多少人可以置身事外。”“我學畫單純只為娛樂自己,藝術家就是生活狀態的一種,僅此而已。”這種人生智慧的提煉與精準表達與我們慣常理解的“清潔工”很難聯系在一起,但其中釋放出來的鮮活體驗與生命質感讓她成為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出圈”典型,而王柳云也在互聯網“照見”的過程中通過自我修復獲得生命的沉淀、釋放出自己的生命力量。

自2022年11月10日起,今日頭條、江蘇衛視聯合出品的外景紀實類讀書節目《我在島嶼讀書》于每周四在平臺播出,至今已經播出三季。莫言、余華、蘇童、西川等著名作家紛紛加入,寫書人、出書人、愛書人作為主要嘉賓在節目中讀書、對話,交流情感、傳達思想,每期節目結束后在官方微博、小紅書等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書單,將文學資源拓展到了更廣闊的受眾。2024年初,《人民文學》《收獲》相繼走進直播間,沉寂已久的純文學圈子再次沸騰,久違地獲得普遍關注,幾十萬的在線人數、上億次的點贊量、上千萬元的成交量讓老牌文學期刊的困境似乎看到了新的突圍曙光。莫言、余華、蘇童、《人民文學》《收獲》等傳統文學作家、期刊的“下場”更像是嚴肅文學大眾化的一種征兆。與此類似的是傳統戲曲的短視頻傳播,堅持“破圈”與“大眾化”的探索路徑,青年戲劇演員陳麗君的《新龍門客棧》《我的大觀園》等一度成為話題熱點,讓傳統戲曲再次綻放魅力。

其次,網絡自生的網絡作家與網文作品層出不窮、類型敘事自生演進,新的垂類平臺與傳統網文平臺相互補充、形成新的覆蓋。現實題材與文學自覺不斷加強,《陶三圓的春夏秋冬》《濱江警事》(第1部)和《我們生活在南京》等網絡文學作品入選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網絡文學在全球影響力不斷增強。截至2025年11月,WebNovel(起點國際)全球累計訪問用戶量已超4億,52.9萬名作家共同創作了超82萬部作品,作品總量較去年同比增長20%。網絡文學平臺在輸送中國作品的同時,將國內成熟的VIP付費閱讀和作家培育體系復制到海外,構建起原創生產生態。而網絡游戲正在以“第九藝術”之名吸引全球玩家的注意力……

無論是王柳云的畫畫與寫作、還是李子柒的鄉村視頻記錄生活,一種“從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創作實踐呈現了互聯網及新技術賦能帶來的新的可能,而舊有文化結構正在新的生產力變革中重新審視自身困境并積極“下場”突圍……“天下事未有不成于偶然者,亦未有不出于必然者。”文藝觸碰互聯網引發的是“蝴蝶效應”式的連鎖變化,從個體的經歷來看帶有措手不及的偶然性,但這些文化現象看似零散,實則共同指向一個深刻的時代命題:新質生產力正以磅礴之勢改變文化生產范式與傳播路徑,掀起“新大眾文藝”創作熱潮,而新大眾文藝則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的具體實踐與文化表征。

一  “互聯網風云”與全球文化變革 

從上面所描述的現象與現實中我們隱隱感覺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即將降臨,但畢竟我們是“局中人”,是正在時代洪流中翻騰的“細浪”,一定的“出局反觀”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在近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變遷中,審視互聯網及數智技術給文化場域帶來的新變化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

如果將視野放大一點,或許我們能從全球的文化結構變遷中看看“互聯網革命”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提到美國的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控制的全球媒體帝國,一定有不少人從鄧文迪與他的八卦消息中對這一典型“文化托拉斯”有所耳聞,也許他們不一定真正讀過《華爾街日報》《泰晤士報》,但對這些名稱都不會感到陌生,實際上這便是工業文明時代“文化中心化”的極致典型,而這一工業時代的突出特征便是效率奇跡與大規模文化生產,當然也在制造單向度的、中心化的文化工業(實際也是文化權力)。比默多克媒體帝國更為隱蔽,但也更典型、更成功、更下沉的代表是好萊塢與迪士尼在全球的流行。這些文化產品伴隨著資本擴張將“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帶到了世界各地。在默多克的媒體擴張、迪士尼與好萊塢的流行文化中,“精英化控制”或“自上而下”的策劃、分撥與生產是典型特征。雖然最終依靠的是大眾消費,但在文化設計的頂層結構中,這種以“精英化為中心”的意識始終占據重要位置。作為西方文化復制的日本動漫與韓劇、韓娛工業化生產,同樣是以“精英化”與“中心化”的生產模式復制歐美經驗,形成本土化的產業。“精英化”與“中心化”往往相互強化,但在數字時代,兩者的關系呈現新的變化。在整個世界流行文化工業體系中不期然躍出了一匹黑馬——中國網絡文學。中國網絡文學同樣學習了歐美日韓的經驗,但這是完全草根自發自萌,最后形成“反向輸出”的全新型文化復合品,而這之中真正賦予其能量的恰恰是“互聯網與新技術”,商業資本的組織與運營當然也十分重要,但與典型文化工業模式相比,這匹黑馬的出現卻呈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正是借了互聯網及新技術的東風,網絡文學成功“出海”,雖然不足以撼動當下全球流行文化市場,但這畢竟是關鍵一步。

這似乎也像一個寓言,尤其在中國百年“被壓縮的現代化”進程中顯現得尤為明顯。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現代的工業化的印刷技術才得以應用、傳播,中國近現代出版業才得以蓬勃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良友畫報》《申報》《東方雜志》等都是現代出版業發展的重要文化標的物。從近代學習西方引入工業化印刷技術,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制度與體系建設,再到改革開放后用20年完成技術趕超、用10年實現市場化轉制,中國印刷出版工業的發展其實不過百年歷史。而廣播電臺、電視、電影等訴諸視聽的大眾傳媒,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也有,但真正進入平民大眾生活的普及階段不過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1958年5月1日,中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今中央電視臺)才開始試驗播出,而“春節聯歡晚會”、《東方時空》(1993年)、《焦點訪談》(1994年)、《實話實說》(1996年)等耳熟能詳的節目也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逐漸進入千家萬戶。20世紀九十年代風靡一時的情景室內劇《編輯部的故事》,王朔、馬未都與馮小剛把故事發生地放在了一個編輯部,當我們在這家辦得不咋樣的《人間指南》雜志中看這些性格各異的編輯們啼笑皆非的生活故事時,我們正在借一家雜志來打開一個時代的折疊變遷。值得深思的是,編輯部與編輯何以成為觀察社會的窗口?無疑,這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化市場化轉型的一個標本。編輯與編輯部是“主體”、是“主場”,雖然也面臨問題,但那種“主人翁”心態依舊存在,“編輯部的故事”蘊含了一種“文化的涵義”。到了2000年,韓國MBC電視臺播出的《女主播的故事》后來風靡亞洲,在國內也在很長時間內成為收視頂流。有意思的是,這時編輯部的精英主體依然有著影響,但光環卻流向女主播、新聞記者等群體。

這些流行經典都是互聯網及數智技術來臨前的一種變遷“取景器”,是對文藝生態的一種故事性講述。在這一生態中,頂端是專業文藝機構,包括出版社、美術館、劇院、電視臺、廣播電臺以及頂尖的藝術家、作家與出版家;中間層是權威媒體與批評家;底座則是作為被動接受者的普通大眾。文藝作品從創作到抵達受眾,必須經過層層把關:編輯的審讀、評論家的評價、發行渠道的篩選、媒體的推介,一環套一環,形成了一個完整鏈條。

無疑,這種結構有其歷史合理性。這種“中心化”組織方式,在知識普及度有限,受眾群體有限,且知識本質上為整個社會少部分人占有的背景下,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方式。一方面,在紙張稀缺、印刷昂貴、人才稀缺的年代,專業機構的篩選機制確保了文化資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通過有意識的挑選與傳播,也可以對認知尚處蒙昧狀態的大眾進行相對有效的傳播與啟蒙,達到知識普及與有效組織現代國家的目的。后來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同樣如此。廣播電視頻道的有限性決定了只有經過專業制作的精品才能進入公眾視野。但這種結構必然造成文化權力的集中,誰能被看見、什么值得被看見,往往取決于少數專業人士的判斷,出版機構、編輯出版家、名作家、專業批評者是處于中心位置的。在這些被壓縮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可以看到,“中心化”及現代出版產業、大眾傳媒產業在中國的發展不過百年歷史。這百年既見證了一個個產業的崛起,也見證了我們在后發狀態下對西方文化模式與理論加速追趕的過程。這個過程通過逐漸組織化、中心化的方式融入中華民族現代國家建設的主體化探索之中,也帶給我們經驗教訓,并逐漸生成著我們的路徑。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深刻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和知識傳播體系,從而完成了在互聯網及數智新技術來臨之時的知識普及與制度組織的方式方法。

互聯網的興起與發展改變著舊有文化格局,這也是互聯網改變中國的一個縮影。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是一個新的“臨界點”,是媒介技術變革作為“新質生產力”帶來的世界格局、文化結構、歷史演進的新起點,也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抓住歷史機遇的一個重要節點。可以說,如果沒有1987年從北京車道溝10號中國兵器工業計算所發出的“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跨越長城,走向世界),標題為“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如果沒有1994年4月20日與國際互聯網的全功能連接,成為國際互聯網第七十七個成員,我們便很難想象當下發生的事情——2026年年初,“Becoming Chinese(成為中國人)”成了TikTok上的熱點。2025年初,美國對TikTok發布禁令,一時間使用TikTok的數百萬美國用戶涌入小紅書。2024 年 8月20日,中國首款3A級游戲《黑神話:悟空》上線,不僅成為游戲現象,更成為文化事件。類似的現象還有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浪浪山小妖怪》等,將小眾圈層的娛樂形式提升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藝現象。這些案例表明,在經歷前期漫長的追趕與積累后,我們趕上了“互聯網”與數智技術的末班車,在這樣的時代浪潮中,文藝作為一種象征物顯現出中國在參與世界互聯網時代歷史進程中的影響與作用。

這是一場新的“革命”的開始。從“西學東漸”到“東學西傳”“極致中國風”,從“寫大眾”到“大眾寫”、新媒體與互聯網技術打破了雅俗之間的界限,松動了原有相對穩固的關系。互聯網以“去中心化”技術賦能既重塑全球文化格局,又加速著我們文化現代化變遷。新質生產力賦能文化產業已經產生了多元多維質變,但這一實踐所面臨的挑戰日趨復雜。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文化生產領域所蘊含的革命性范式轉變正在呼喚新的理論重構,促使文化層面建構出既具理論先導性又具產業實踐針對性的自主知識體系。

二  “新質生產力”與“新大眾文藝”的崛起

有必要回顧一下,關于“新的生產力”到“新質生產力”的變遷過程,這是馬克思生產力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革新,也是破解高質量發展難題的方法與路徑,正在成為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驅動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予以闡釋,“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現有的生產發展過程內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內部,并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馬克思的這一理論論述呈現了一個既體現歷史承繼性又體現創造性的“整體性”視野。整體性視野意味著文化、科技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緊密相關,文化參與并影響、制約著生產力的每一次形態更替與作用發揮。用歐陽康的話來說,“一定社會過程的發生是在一定社會機體中蘊含著的內在矛盾借助于一定的歷史前提和外部條件而孕育、萌芽和暴露的結果,是外部條件的內化與內部矛盾的外化。”當下,互聯網與數智技術正帶著從生產內部革新發展孕育起來的新的社會力量,改變著舊有的制度結構,并呼喚著“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在這一輪新的生產力變革中,文化作為重要參與力量,成為推動引導外部條件內化與調節轉化內部矛盾的重要方法。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那么,什么是文化層面的“新質生產力”?簡單概括來說,便是以互聯網發展與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形成的文化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以現代化的教育普及、數字技術、文化數據等為新生產要素,具有高效能、跨媒介、分眾傳播特征的文化生產新質態。其最重要的表現,便是“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也即“互聯網條件下的新大眾文藝”。質言之,當下大熱的“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正是“新質生產力”變革在文化領域的具體表現。這種突破不僅是傳播渠道的物理遷移,更是權力核心與話語主體的深層更迭,以及接受方式與審美范式的全面革新。它既是一場媒介重構,也是一次文藝生態的重新激活。“新質生產力”與“新大眾文藝”帶來了生產力變革與文化形態演進之間的內在互動,顯現出當下文藝實踐與理論建構之間的雙向作用關系。

首先,“新大眾文藝”并非傳統大眾文化的簡單數字化復刻,而是經由“去中心化”散點傳播模式,形塑為“分眾化”微縮景觀。當前,分眾化早已不是預言,而是指尖之上的日常。回想過去,傳統的文學創作傳播鏈條里,知識生產者、傳播者、消費者三者界限分明,各安其位。今天,我們與世界之間只隔著一臺手機,或者更無形的那張“網”。正因為是一張“網”,所以它可以擁有多個中心點,而這些“中心點”所聯系的一個個細分的輻射區域,便是“分眾化”的結構模式——潛藏在“大眾”背后的,其實是各色“小眾”。依個體定制的趣味與標簽,被互聯網技術精準地投送到不同群體手中。在豆瓣上,有專門搜羅豆瓣標記讀過人數不超過500人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共讀計劃”,目的是“與經典和現代文學作品對話,也與當地的風土、人物、城市和鄉野對話,無需對照,即可前往。”在這種與龐大互聯網網民基數相較看似不起眼的數字群體后,是一個個真實的、深耕于特定文本的“小眾”群落。另一端,在起點中文網上,“玄幻修真”類作品擁有極為龐大的擁躉群體,并發出屬于這個“社群”的狂歡。2025年,超大規模的網文讀者參與“神作榜”票選,起點順勢推出全新品牌主張“看神作,上起點”,在半個月活動過程中,有近萬本書被提名,參與整體人次超百萬。讀者投票之余,也在各類社交平臺圍繞“神作”展開熱烈討論,最終20部作品脫穎而出,其中多數是玄幻修真題材。天蠶土豆的《斗破蒼穹》、忘語的《凡人修仙傳》、辰東的《遮天》、狐尾的筆《道詭異仙》等榜上有名,吸引了龐大的閱讀群落,形成了網絡時代文學傳播與“讀寫”之間獨特的強互動閉環。讀者不僅是被動的“接受方”,更是通過消費行為實質性地參與和“倒逼”文學生產的力量。這正是讀者話語權崛起的鮮活體現,也是互聯網時代傳播由“分眾”而建立起“群落”或“社群”的典型表現。

這些案例共同構成了“分眾”時代的完整圖景:豆瓣上的小眾共讀者是一類,起點上只追玄幻修真網文的也是一類,而其他用戶端上,比如小紅書上沉溺于生活分享、抖音上沉溺于三分鐘短視頻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類。它們彼此之間未必有多少交集,卻都在這張互聯網織就的閱讀星圖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分眾”之“分”,是另一種精準抵達:互聯網技術依個體定制的趣味與標簽,讓每一種閱讀偏好都能找到自己的群落。

其次,除去“分眾傳播”構建的“網絡社群”,互聯網、數字算法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介入社會熱點問題的發掘與公共敘事的構建。像“谷雨故事”、快手平臺上六十萬用戶參與的詩歌創作、樂府文化策劃的鄉土選題,以及“澎湃·鏡像”“人間 the Livings”“真實故事計劃”等新媒體品牌,都在“講述故事”上傾注了大量心力,展開了一場面向基層、面向日常的文學打撈。在融媒體時代,當傳統文學“講述真實”的能力屢遭質疑時,當事人的親身講述反而獲得了某種不言自明的分量。在快手平臺上,農民、建筑工人、外賣騎手、家庭主婦、留守老人等各色勞動者以手機為紙、以生活為墨,用質樸的詩句記錄著日常的不安、脆弱與勇氣。這些散落在短視頻平臺上的詩意碎片被收集起來,由快手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單讀編輯部聯合編選,最終匯集為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收錄了67位創作者的200余首詩歌。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以平凡質樸的語言書寫自己的生活,形成直面生存的抒情,“勞者歌其事”的古老傳統在短視頻的縫隙里找到了表達自我的空間,并最終形成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這是互聯網“去中心化”傳播與出版社“中心化”生產的位移與聯動。另一本來自B站的詩歌合集《不再努力成為另一個人》同樣延續了這一創作脈絡。這些“新大眾文藝”的傳播實踐,不再依賴傳統文學期刊或出版社的單向篩選,而是借助網絡平臺形成的分布式傳播網絡,實現對社會熱點話題、流量、社會情緒的精準掃描,將時代情緒化入社會話題的策劃與傳播過程,展現生活切片中平凡人如野草般的生存韌勁與大時代下個體悲歡與際遇,由此,個體生命體驗從公共敘事的分布式傳播中透顯出來。

再次,互聯網與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更是一種“網絡賦權”,它給予普通勞動者言說的平臺、敘事技巧的輔助,以及被聽見、被看見的傳播渠道。在這個意義上,新大眾文藝不僅復活了文學最原初的講述功能,更重新定義了誰是“作者”、誰來“傳播”、為誰“書寫”。胡安焉說,他進入網上的文學論壇時已經31歲了,正是通過互聯網他堅持閱讀哈羅德·布魯姆、詹姆斯·伍德、納博科夫等人的文學理論書籍并獲益,而計算機與智能移動設備又為他提供了便捷的創作工具,從根本上降低了書寫的物質門檻。2020年4月,他將在順德物流公司做夜間揀貨工人的經歷寫成《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貼在豆瓣網上,“中午開寫,晚上完成,半天寫成的文字讓胡安焉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最終讓他結集出版并形成了名噪一時的《我在北京送快遞》。2023年3月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成為豆瓣2023年度圖書的榜首作品。在微信讀書上有20萬人閱讀這本書,喜馬拉雅的有聲書目前也有73萬聽眾。而“打工詩人”鄭小瓊認為,“在細小的網絡背后有一座座無形的圖書館”。正是“通過互聯網,我可以迅速地閱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了解文藝思潮、掌握文學動態……這種交流讓沉悶封閉的我迅速地打開文學創作的窗口,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也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詩歌與打工者的生活。”的確,這是互聯網與數智技術發展帶來的便捷,它將曾經的“受教育者”“被代言者”“被啟蒙者”推向前臺,創作不再完全依賴專業訓練、機構背書或資本支持,而是基于個體的生命經驗與情感表達。它最大程度釋放了主體卷入的廣度及深度,真正讓大眾獲得表達主體性。文化自“精英”轉移至“大眾”,大家都成為互聯網及平臺上的內容產消者,這種“文化轉移”的直接結果便是“新大眾文藝”的崛起。當數字技術讓文藝從少數人、部分人的權利變成所有人的權利之時,“新大眾文藝”便成為一種應時而變的“新概念”,同時亦成為帶有建構性、探索性的“新方向”。

進一步說,互聯網與數智技術,以其“無界革命”不僅制造了人的能力的手臂延伸,而且制造了一場“文化大遷徙”。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文藝體系遭遇的致命一擊首先在于傳統文藝的核心受眾在急劇下降,網絡視頻、網絡游戲、網絡文學搶走了年輕受眾。以網絡文學為例,截至2025年12月,我國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5.26億人,占網民整體46.7%。網文出海方面,截至2025年11月,WebNovel(起點國際)全球累計訪問用戶量已超4億,52.9萬名作家共同創作了超82萬部作品,作品總量較去年同比增長20%。在傳統圖書行業,2026年1月6日,博庫數字出版傳媒集團(下文簡稱“博庫集團”)2026年度供應商會議上,中金易云研究中心發布的“圖書行業2025年度數據報告”顯示:2025年圖書動銷品種數與平均定價同比上行,但動銷碼洋同比下降11.20%,市場整體呈頹勢。這種鮮明的產業發展大勢,事實上預示了傳統出版行業的黃昏時代已然來臨——從受眾的角度來說,文藝并不是失去了受眾,而是從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發生了物理遷移。

最后,伴隨整個生產、傳播與評價機制的改變,“新大眾文藝”正在重塑新的審美接受范式。互聯網不僅為大眾參與文藝生產提供了工具和平臺,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種全新的“互動性”文藝生產、傳播形態,形成了從“靜觀”到“參與”的接受范式轉移。傳統文藝體系將受眾視為被動的接受者,強調“靜觀”式的審美態度,我們習慣認為讀者、觀眾應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全身心地沉浸于作品營造的世界中。

這種“靜觀”式的互動在“從前車馬慢”的書信與“明信片”交流中體現得十分透徹,這是一種審慎、延宕與浪漫的閱讀與社交經驗,是一種帶有現代性、工業性,但尚未完全褪去古典氣質的文化模式。在這種時間發酵的等待中,發表一篇作品,對于作者而言是一種榮耀,也意味著鉛字在紙張上獲得了永恒的重量。總而言之,那時的文藝是儀式。而互聯網,特別是視頻網站的興起,徹底顛覆了這一模式,一種共時性、參與性、互動性的電子交往壓縮了整個過程。最典型的是“彈幕”與網絡文學的社區點評,這類懸浮于視頻畫面之上或小說寫作中的實時評論成為了新的文藝接受方式的典型代表。以往的評論與交流,作者與讀者、作者與評論家,總是在讀完后才進行閱讀體驗及思想交流,而現在通過電子信息的無界交流實現了邊看邊評,在場感和參與感塑造了一種真實又虛空的類似人際或群體交流的體驗。這種即時性、互動性的評論形態,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文藝接受方式,更塑造了一種新的文化交往行為。作為一個共時性的虛擬公共空間,互聯網與屏幕承擔了曾經的“廣場”與“咖啡廳”或“沙龍”的功能。曾經的“廣場”“咖啡廳”“沙龍”是“實體”,是可感的,而現在隔著電子屏幕,這個“廣場”與“沙龍”是虛擬的,大家抒發的議論與感情也并非嚴謹論述,而是一種隨意的、鮮活的情緒,它們所呈現的是情緒即時外化,像一種“廢話”,是集體情感在虛空中的投擲。

總之,這種產—消之間的融合、審美儀式的取消、讀評之間的對位與重構,都讓一些底層的東西不再凝固,自然也使得其中的權力關系、組織方式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舊有的部分群體在發出疑問:究竟是誰動了我的奶酪?自然,身處其中喪失了某些中心地位的參與者或結構組織面臨著艱難考驗,但這未嘗不是一種新的可能。其實互聯網與數智技術并沒有殺死舊有的文藝體系,它只是改變了文藝的河流走向。因此,“誰動了誰的奶酪”究其根底無非是在互聯網及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變革中,誰能首先看清整體局勢,誰先從舊有的慣性中抽身掉頭及時搶占時代潮流,這是一次新的型構機會。當然在經歷一定的發展、調整之后又會重新回到新的權力中心,而一些新的弄潮兒也會及時投身于其中,形成新的社會力量甚至社會階層。

三  “烏托邦”與“新文學”的來臨

按照文學從業者自身的理想來說,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共享、交流構建一個精神共同體的“飛地”,這當然是最完滿的理想,在這片“飛地”里可以暫時懸置政治、技術、時代的風云變化,只要負責“織夢”便好。但“烏托邦”總歸是“烏托邦”,是幻夢。我們為何總在提“八十年代”?因為在那個短暫的“八十年代”中,在閱讀和寫作、文學與政治的短暫共鳴中,文學的位置既獲得了社會結構中的重量,又獲得了一定程度自由生長的空間。在閱讀與寫作中,人可以暫時出離現實的社會身份,成為一個更純粹的靈魂,也正因為這樣,文學界的主流是遲緩的,主要固守自己的領地,進行精神共同體式的松散交流。事物的兩面性決定了這種“天真”往往也喪失了對整體的把握,對危機的失敏,所以當變化已經“直現”眼前時,捉襟見肘也在所難免。當舊有的評價體系失效,新的價值坐標尚未穩固,文藝界內部的撕裂感便愈發強烈。當我們試圖用宏大的概念來統攝碎片化的現實時,卻往往發現語言在技術加速主義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客觀地說,傳統文藝從業者在互聯網潮流的沖擊中,感受是被動的,應對也是滯后的,尤其是“文學”這一古老事物面臨著新的沖擊。一方面,我們覺得危機四伏,面對新的形勢、新的力量,我們飽含喪失了“中心”與“權威”身份后有些憤懣不平、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在擴大的邊界與新生事物的撞擊中,我們又害怕文學喪失其本質,拼命捍衛著那些舊有的觀念。無論是“新大眾文藝”也好,“大文學觀”的提出也罷,這種“概念生產”一方面體現出舊有文學體系在受到沖擊以后進行應激回應,呈現出一種在技術引領時代飛速向前時試圖看清變化動勢的努力,一種害怕文學落后于時代、找不到位置的恐懼。另一方面,如果從“新大眾文藝”與“大文學觀”的提出來看,這正是“文化行業”在深化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的認識,試圖把握科技創新的時代語境與時代命題中“文化”所處的位置,這正是一種在理念和實踐、文化發展與時代變局中尋找屬于文化的尊嚴與理論建構的努力。這種含混性與復雜性讓“新大眾文藝”既表現為“新質生產力”在文化生產中的具體投射,也折射出文藝界在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之間尋求平衡的艱難探索。這種理論上的自覺與建構,尚不足以完全撫平實踐層面的陣痛,但新技術已經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敘事可能與重組,我們不妨帶著一種從容姿態暢享與期待“新文學”的來臨:

(一)互聯網時代“跨媒介敘事”將成為一種重要的文藝現象和趨勢。跨媒介敘事之所以必然,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技術給予故事更多的接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類講故事的本能從未改變,我們只是終于擁有了更多的聲音、更多的維度,文字的廢墟、影像的星空、游戲的迷宮、聲音的深海都是去抵達同一個關于愛與存在的方式。文字只是學會了飛翔,在各種敘事形式之間流動而已。文字與傳統小說,會在敘事中奠定世界的根基與人物的內心;而影像,包括電視劇和電影,會展現視覺奇觀,游戲會展現交互性與涌現性特質,讓讀者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參與者、解鎖者;而當故事變成播客和音樂時,聽覺會自動編織氛圍;而線下的密室逃脫和展覽則構建場景,讓人走進故事,身臨其境……所以,無論以什么形式存在,故事的本質從未改變:它是人類對抗遺忘的火種,對抗虛無的精神之燈,而最重要的是“文藝”本身的力量。

就像陳彥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主角》,在小說之后,很快被搬上了戲劇舞臺,而近期電視劇《主角》在中央電視臺的熱映又一次將作品的力量發散開來,與此同時發生聯動效應的還有王菲《主角》主題曲中的聲音演繹,主題曲歌詞對小說的重敘又構成另外一幅圖景。充滿力量的賦詞譜曲與小說深度貼合,相得益彰。也就是說,現在這火把不再由一個人高舉,而是變成了千萬盞燈,在小說里、在屏幕上、在耳機中、在虛擬與現實交織的每一個角落,共同照亮一片名為“想象”的星空。因此,“跨媒介敘事”有可能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個故事的不同講述手段,是所有變體中凝結的那個核心。

(二)IP(Intellectual Property)已經成為并將繼續成為數字內容生產的核心,也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源頭活水。在中國,IP資源不僅包括傳統文學作品(如孫悟空、狄仁杰等),還包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網絡文藝,尤其是網絡小說。成功的IP必須構建具有延展性的“故事世界”,為跨媒介開發提供不竭的文化原動力。“世界觀”建構在其中顯現出十分的重要性,在未來的IP資源中,“世界觀”的涵容性與延展性變得無比重要,可能跨越“真實”與“虛幻”。因為一個IP的“世界觀”必須足夠豐富,能夠支撐不同媒介形態的創作;又必須足夠開放,允許不同創作者進行個性化演繹。IP資源形成一個個具有個性特征的符號,同時又構筑出一個個可以涵括萬千的小宇宙,承載著不同人群的情感期待。IP可以作為粉絲的情感載體,通過聯結創作者、平臺與粉絲,形成作品市場化投資的回報,從而在產業方面持續發生影響力。粉絲不僅是消費者,更是IP生態的積極參與者,他們通過二次創作、同人作品、社群討論等方式,不斷豐富和擴展故事世界,與粉絲文化緊密結合的IP產品將原本大批生產、分發的文化娛樂產品分割成了依據用戶資料、愛好、社群而劃分的個性化服務。

當前,一些網絡文學IP的成功范例已經表明了這點。愛潛水的烏賊創作的《詭秘之主》以其獨特的克蘇魯與蒸汽朋克世界觀,在全世界翻譯成多種文字,改編成動漫,并進行線下延伸開發,集結了無數克蘇魯愛好者去打卡。而蝴蝶藍創作的電競題材小說《全職高手》不僅有動漫、電影,2025年還與瑞士國家旅游局合作推出“全職高手:25年相約蘇黎世計劃”,成為網文IP賦能海外文旅的標志性案例。另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網絡文學與微短劇形成的雙向互動,也是對IP的多重利用與開發。網絡小說在提供微短劇改編的底本時,微短劇也在反向塑造網文,這種產業鏈對各環節的資源整合讓“故事源本”成為重要的核心。IP作為內容產品,以價值內核和典型符號的形式在文學文本、漫畫、電影及游戲等形態之間流動,并延伸到實體性的文化周邊產品、線下演出、主題公園等其他媒介形態。

(三)“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概念將不斷流動擴展,交互相融。因為在“網絡+文學”的這個名詞組合里,“網絡”本身涵括了“生產力、生產工具與生產關系”幾個層次的關系,因此“網絡”本身即是“新質生產力”的集中體現,當“網絡”蔓延到一定程度時,所有的文學終將都變成“網絡文學”,或者所有的“網絡文學”都終將回歸“文學”。彼時,我們當下所說的這種產業化、類型化敘事的“網絡文學”將只能成為“文化新質生產力”表現的一個環節或一個部分,但“文學”本身將依然發揮“資源庫”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一些網絡作家的作品本身在借鑒網文寫作慣用“敘事模式”時,也在積極介入社會現實,而一些傳統作家在講故事時已經開始采用網絡文學的敘事特點,這種融合正是邊界模糊的表現。比如麥蘇的《陶三圓的春夏秋冬》將網絡文學中經典的“成長敘事”與“闖關模式”帶入鄉村振興主題中。陶三圓的“升級”之路是搞直播帶貨、發展鄉村旅游。她遇到的“關卡”是資金短缺、觀念沖突、產業瓶頸,小說正是通過這種輕快活潑的語調講述了一個兼具趣味性與思想性的新時代鄉村振興故事,最終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同時,一些傳統文學寫作也在吸收網文敘事的優勢,比如網文的“高概念開局”“階段性目標”“情緒爆點密集”等手法增強可讀性,東西在《回響》這一作品中對懸念與心理張力的加速處理就是這種趨勢潛移默化的表現。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由壁壘森嚴到相互借鑒,到一定程度,會變成融合“數字文學”或互聯網時代的文學,其中既包含文化的數字產業化部分,也包含文化的“產業數字化”部分。總而言之,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我們當下日用不覺的“網絡文學”或“傳統文學”概念會變化松動,“網絡小說”“傳統小說”之間的邊界也會變得更為流動。

(四)互聯網條件下,傳統的文化體制、出版組織、平臺算法都將參與并介入文藝傳播。通過算法規制改變藝術生產過程,對生產及文本形成反哺效應,構建藝術生產的算法框架,這在數字時代成為必然趨勢。文藝生產的主體從專業化的出版機構、文藝機構向數字時代的平臺企業轉移,平臺構成文藝體系中的重要一端,甚至能成為與傳統文化機構相抗衡的規則制定者。這些平臺不僅是播放和銷售平臺,還參與、介入文藝生產,從早期的購買數字版權、把傳統文藝作品數字化,逐漸轉向自主投資網絡電影、網絡電視劇、網絡綜藝等,這使得傳統出版、影視、廣電等文化傳媒機構在經營上受到挑戰,也深深影響生產機制與話語權力。平臺構成了文化力量中的重要一支。在這種模式下,平臺企業、用戶、傳統文化體制的生產者共同決定內容生產的“權力關系”。這種“新的參與者”背后隱藏著深刻的變革,正在通過新的技術手段參與制定新的規則。這意味著,文藝作品能否被看見,不再主要取決于其藝術價值,而更多取決于其能否被算法識別和推薦。當然,新的“算法文藝”的興起會帶來新的風險,但也會形成新的迭代。

實際上,當下的網絡文學與短視頻創作已經顯現出了很多的“算法特征”。短視頻必須在開頭三秒內抓住用戶注意力,否則就會被劃走。高潮迭起的甜寵、復仇、反轉中,作品需要不斷制造“爽點”,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有小高潮,維持讀者和用戶的興奮度。這與傳統文藝講究的起承轉合、張弛有度、留白形成鮮明對比。這導致創作者不得不在開頭設置強沖突、強懸念或強情緒點,傳統文藝的“慢熱敘事”被顛覆。而“標簽化生產”幾乎是網絡文學和微短劇匹配算法的重要發明,一方面是“標簽”容易定義類型,并形成敘事導引,另一方面,內容只要觸及熱門標簽就能得到更大范圍的推送,蹭熱點成了增加流量的不二法門。因此當AI技術化生產制造的“重復”變得失去市場時,這些“算法文藝”本身也會形成迭代更新,但與現實生活徹底隔絕開來的“工業糖精”也始終值得警惕。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相互交織,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技術重寫了文化運轉的“核心程序”,文藝作品的成功不再取決于單一媒介的表現,而取決于跨媒介生態的構建能力。同時,“文化”本身也作為一種“新質生產力”在萬物互聯的多中心傳播格局中介入現實、發生作用,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能動性與創造性。文學尤其是小說,天然是構建烏托邦的利器,天然地擅長于建立一個對抗功利世界的空間。從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到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作家們用文字描繪出一個并不存在、卻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但烏托邦的本質,遠不止于提供一個逃避現實的幻想,文學中的烏托邦,往往與它的孿生兄弟“反烏托邦”共生,構成了對人類社會可能性的深度探索與警世預言。現在互聯網來了,它首先打破了原有的“文藝烏托邦”,建立一種全新的、更激進的“烏托邦”,通過技術的許諾,人人都可以是文學家、藝術家,互聯網高舉“技術民主化”的大旗,將發表權和評價權完全下放給大眾,作者與讀者、文學生產與消費、嚴肅與通俗文學與生活的界限都在模糊。但這種從“技術”出發的“烏托邦”也在制造著新的問題,或者是原子化的孤獨,或者是誰都可以說兩句的淺層抒發與同質平庸,或者是信息繭房中更深的隔絕與精神困境。

而這正是“文學”出發的地方,“新大眾文藝”正是在“新質生產力”推動下,重新探索“文化”與“文學”的“聯結之道”。新質生產力對文化生產領域的結構性重構帶來了日趨復雜化的挑戰,同時也在呼喚更加開放與多元的主體性理論建構。以“技術”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強調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實現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各行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與資源的高效利用,這種轉變不僅打破了舊有紙面上的封閉、壁壘的隔離,同時讓文學重新尋找“在場”的力量,回歸“互聯網時代的生活”。但“文學”不僅作為“產業力量”而存在,同時更重要的是作為精神文化力量與社會意識形態力量而存在。因此,“文學”或“文藝”的“聯結之道”,恰恰是在新的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之中找到作為行業的存在活力,同時不喪失自我的“精神能量”,為個體找到精神棲息之所。當我們不再奢求“共同體”,而是在茫茫網絡中去尋找那些能與你發生精神共鳴的微小個體,建立一種基于深度理解的松散連接,在停頓、反思、沉默和否定性力量的空間中保存自我,也許承載著人類不愿被徹底馴服的意識,負載著我們人性中那些笨拙的、模糊的、無法被政治、算法或其他外部力量規訓的部分繼續前行,同時又在夾縫中找準自己的位置、等待漂浮后的再次著落,“文學的烏托邦”也許將再次閃耀強大的光芒,畢竟“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堅”。

技術之上,好故事永遠觸動人心。互聯網給文藝帶來的,不是取代,而是一場漫長的對話。“新大眾文藝”的理想狀態應當是讓文藝從圣殿走向廣場,從獨語變為合唱,從永恒變為流動,但那些關于美、關于真、關于人類內心深處震顫的東西,依然如古老的星辰,無論是在紙張上還是在屏幕上,都閃爍著不滅的光芒。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載體,即便是在算法與流量的時代,我們也呼喚那些能夠穿透數據迷霧、直抵人心深處的文藝作品;也需要那些能夠超越個體偏好、建構公共價值的審美趣味;更需要堅守那些能夠連接技術與人文、平衡創新與傳統的文化理想。因此,“新大眾文藝”作為“文化新質生產力”理論建構的一面旗幟,從價值定位來說,無論互聯網技術如何變革,媒介如何迭代,文藝的核心使命——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文化素養,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不應改變,也不會改變。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研究處。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