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酒趁年華》:古人的“慢生活”
蘇軾是宋人休閑文化的典型樣本,他的詩酒風流、山水之樂、飲食之趣,幾乎貫穿了休閑文化的所有面向。《詩酒趁年華》書名取自蘇軾詞句,東坡詞中曠達灑脫的心境貫穿全書創作脈絡。可以說,此書選題根植于作者樊慶彥對宋代文學文化的長期浸潤。正是多年從事評點整理所積累的文獻敏感度和歷史洞察力,使作者能夠從浩繁的典籍中捕捉那些散落的日常生活細節,并將之編織成一幅可觸可感的生活圖景。
全書九章依次展開古人的慢生活、美食、寵物、雅趣、文字游戲、戲曲、追星、旅游、競技,從宮廷宴飲到市井雜耍,從文人雅集到百姓節慶,涵蓋了休閑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古人細致而豐富的休閑生活描寫中,共情體驗油然而生。這種共情正說明,休閑從不是某一時空的專利,無論古今,人都需要休憩與滋養。王安石即云:“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郁體勞則思死。”宋人已將這種需求從生理層面提升至精神層面,休閑不再僅僅是時間的填充,而成為一種生命質量的標志。由此,全書九章所呈現的萬千細節,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正是“古人如何玩?”而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則是“古人如何在玩中獲得精神價值?”朱熹解“游于藝”云:“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認為:“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并能夠“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那么,“休閑”也成了一種日用功夫。當然,本書無意討論理學家的日用功夫,但“玩物適情”一語確實點明了本書的旨趣。“玩物適情”的關鍵在“適”,“適度”使人不溺于物,不馳于外,而在日常細微處獲得內在休息,這正是“閑適”的意義。故本書寫斗草的親近自然、斗雞的“禮始于正”、斗蟲的世道人心、射禮的修身之智、相撲的剛柔并濟、角抵的規則之序,這些古人的競技之趣也都落在“適”字上。這似乎又回到了蘇軾所云:“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 以審美心態度量萬物,不執著、不貪戀,休閑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在日常之中以“寓意”之心保持心靈的自由與快樂。所以書里寫弈棋的天地之理、捶丸的閑適之趣,寫分茶的點拂之技、焚香的靜觀之妙、插花的四時之節,寫秋千的輕盈之姿、紙鳶的凌云之志、百戲的奇巧之工,寫春盤時蔬的時令之鮮、河鮮肥美的物候之豐、冰漿酥飴的滋味之變,這些龐雜瑣碎的生活細節,正是在適度的把玩與參與中,人得以暫時擱置功名之累、俗務之擾,返回身心本然的安閑狀態。全書既寫蘭亭雅集、蘇軾詩酒令的士大夫風骨,也寫斗草斗蟋蟀、廟會夜市的百姓煙火。它不僅呈現了古人“如何休閑”,更揭示了古人“為何休閑”。
將這本書置于更大的學術視野中考察,則可發現它還展示了文學文化的近世性進程。自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以來,吉川幸次郎、章培恒等學者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歸納出“近世文學”的概念,其學術影響力延續至今。盡管宋代以降文學文化的“近世性”呈現多種面向,但其公認的核心要素至少包括社會的世俗化與文化的平民化。文化生活從貴族、士大夫階層擴展到市民階層,文學表達更加強調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的表達。錢穆即云:“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 而休閑文化的全面繁榮正是這一轉型的直接體現,也恰是《詩酒趁年華》一書所著力呈現的歷史圖景。該書以休閑活動的整體歷史流變為敘述主線,雖每一章都始終觀照休閑生活由先秦至明清長時段的演進過程,但仍對“近世”以來的休閑文化著墨最多。這當然一方面源于唐前文獻遠不及近世文獻豐富,但另一方面也確實展示了近世以來世俗休閑生活更為豐富的圖景。
書中寫射藝,從《禮記》射禮出發,串聯漢魏的競技化、唐宋的游戲化,呈現出這一活動從貴族禮儀規范到平民日常娛樂的軌跡;寫馬術,從“六藝”之御講起,到唐代宮廷馬球競技,再到宋代商業化馬術表演,勾勒出一條從廟堂到市井的清晰脈絡;寫夜市,從先唐夜市的零散、到唐代坊市制和宵禁制度,再到宋代文化夜市和商業夜市的繁榮。這種寫法使讀者在閱讀每一章時,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休閑方式如何從特定階層的專屬,逐漸擴散、下沉、演變,最終成為不同階層共享的生活內容,這恰恰是宋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核心線索。而這種“雅俗并置”與“歷時追蹤”的雙重書寫策略,讓讀者在閱讀中不自覺地經歷了一次從文學文化近世化的近距離觀察。此書正是以文學史料為媒介,讓讀者看到的不是一個靜態“古代”,而是近世化的平民勝利、一部流動的休閑生活史,每一種“玩法”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