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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再識吳昌碩
來源:解放日報 | 王琪森  2026年10月06日08:57

今年,我應中央電視臺重大文化工程、大型紀錄片《百年巨匠——吳昌碩》之邀,撰寫人物傳記《百年巨匠——吳昌碩》。如果說寫人物傳記是“生命的轉換與釋放”以及“心靈的陶冶與交融”,那么我在這次撰寫過程中亦體驗了“文化的砥礪與修煉”和“精神的洗禮與對應”。與我2014年出版的《海派書畫領袖——吳昌碩評傳》相比,我在這本傳記中力求從更宏闊的時代背景、更獨特的視角呈現、更細膩的歷史考量來反映吳昌碩的人生經歷、從藝方式以及當時藝術團體的經濟構成、公共職能等,即從“何謂藝術大師”到“何謂藝界領袖”的人物造型與敘事本體。

多年來,我對吳昌碩的研究有了一些突破,從中發現了幾個新現象。

三個突破之一,是考證出吳昌碩于1912年定居上海。關于吳昌碩究竟是何年定居上海這個問題,以往大都認為是宣統三年(1911年)秋,主要依據是吳昌碩于1921年所撰的《白龍山人傳》開頭所言:“余于辛亥秋,橐筆至滬,書畫交獲——吳興王君,名震。”但據我所查,吳昌碩的確在辛亥1911年秋從蘇州來到上海,可問題的關鍵是,他究竟“橐筆至滬”還是“移家海上”?后查閱《吳昌碩尺牘集》,見到吳昌碩在1911年寫給好友沈石友的一封信中,頗為詳細地談了他這個時段的經歷:“弟于初七日為邁兒扯往吳淞住數日(內子赴安吉),風聲疊疊,又同至滬上。”這封信對吳昌碩1911年秋來上海的情況作了直接的文字見證。當時吳昌碩托友人為兒子吳東邁在上海吳淞貨捐分局謀得一差事,吳昌碩是送兒子來上海工作的,數日后即返回蘇州。而據1912年5月27日上海《時報》刊載“題襟館書畫金石會在張園助賑志”:“昨日星期天放晴,張園會場游人頗眾,題襟館所陳列名人書畫如吳昌碩、何詩孫、倪墨耕、黃山壽、趙子云、沈墨仙諸君均聚精會神之作。”這是吳昌碩定居上海后最初的報道。筆者正是根據相關的史料查考及具體的文字佐證,可以認為吳昌碩是1912年5月定居上海的。

突破之二,考證出吳昌碩曾在上海浦東當過小吏。以往在吳昌碩的上海敘事及從藝歷程中,對于他為何寫下了多首以浦東為題材的詩、為何于1887年初冬離開蘇州舉家遷到浦東等問題都沒有清晰的回答。后來我查考到吳昌碩從1886年起曾任浦東牙厘局(稅務)典吏,第二年任上海縣丞(縣令的聽差)直至1893年調離,這段被埋沒的史料將部分改寫吳昌碩在上海的史實。吳昌碩在上海浦東“行吏”7年,這使他能深入社會底層,了解大眾疾苦,以詩為民鼓與呼,這為他日后成為一位藝界領袖作了思想上的奠基和性格上的鑄造。

突破之三,考證出吳昌碩曾在“五卅運動”中不僅慷慨捐畫,而且寫詩憤怒譴責殖民者的血腥暴行。這在以往所有的吳昌碩研究或傳記中都是沒有涉及的。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了。6月26日,上海美專學生會開設書畫展覽三日,發售編號書畫券,對號取件,以捐資救濟罷工工人。吳昌碩盡管年事甚高且在病中,依然慷慨捐畫,并連夜寫下長詩《五卅祭》:“烽火逼天天昏黑,天光斜射海蒼赤。炮聲一發彈雨激,飲彈之人漲阡陌。”

我繼而發現并概括出屬于吳昌碩,也屬于那個時代的藝術現象。1912年,對于海派書畫來講,具有重要的編年史意義及流派史建構作用。隨著清王朝的覆滅,一批原清廷的高官大吏及碩學鴻儒先后來到上海,陳寶琛、陳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曾熙、康有為等在上海加盟了海派書畫隊伍,吳昌碩于此前定居上海。他以核心凝聚力、藝術引領力和社會號召力,結社契盟、主導藝事、關注文苑,從一位藝術大師轉身成為一代海派書畫領袖,并把海派書畫從高原推向了高峰——此乃1912年現象。

吳昌碩定居上海后,實現了“衰年變法”,以書畫金石詩文全方位的突破創新而成為海派書畫藝術的一面旗幟。他的書畫篆刻中西兼融、豪放雄渾。他所高揚的金石精神不僅提升了藝術的思想認知性與社會的審美接受性,而且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是一種文化的覺醒與社會的覺悟,具有強烈的國民情感振奮作用,由此演繹了一種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此乃金石精神現象。

吳昌碩入住吉慶里,這處居所沿用舊號稱作“缶廬”,在此走出了“缶廬三杰”:陳師曾、潘天壽、沙孟海,以及一個書畫大師團隊:陳半丁、趙云壑、王個簃、錢瘦鐵、諸樂三等,還有日本弟子、也屬大師級的河井仙郎、長尾甲等。受其藝術影響與筆墨啟迪的,還有王一亭、齊白石、劉海粟、朱復戡、高劍父、梅蘭芳等。齊白石有詩為證:“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從而使吉慶里成為培養藝術大師團隊的搖籃,支撐起了中國藝苑近現代百年的大師之門——此乃培育大師現象。

1912年吳昌碩定居上海后,作為主要推手使海派書畫市場經濟迅速構建,潤格飆升,連魯迅也感嘆吳昌碩的“潤格如是之貴”。這不僅使海派書畫家的創作條件及物質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且為一個城市整體的文化發展提供了經濟推動力。吳昌碩在1914年有一本記載全年銷售書畫的賬本《筆墨生涯》,為了解、研究海派書畫家的經濟形態和從藝生活,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城市經濟樣本和市場經銷實錄——此乃潤格經濟現象。

吳昌碩的晚年,充分發揮了可貴而自覺的公共精神,促進了城市的文明建構與文化建設。1915年,他創作了巨幅《芝仙祝壽圖》,應邀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美國著名的大都會博物館還收藏了吳昌碩的“與古為徒”石鼓文匾。他積極參加當時各種慈善賑災活動,為搶救國寶漢三老石而到處奔走作畫義賣,還支持劉海粟創辦藝校、支持女子美術教育、支持創辦浦東醫院等,并主持了四次規模盛大的中日書畫家交流展,充分踐行了一位藝界領袖的責任與擔當——此乃家國情懷現象。

這些,正是我們今天紀念吳昌碩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