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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溫情敘事”與清醒痛感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牛學智  2026年10月06日09:58

近兩年長篇小說創作里,一股“溫情敘事”的潮流辨識度極高。自《人世間》以來,冠以“人間”“摯愛”“歡喜”“親愛”之名的作品接連問世,已成突出現象。

它們寫普通人的離散團圓、底層的堅韌善意,放在柳青《創業史》、路遙《平凡的世界》以來的現實主義脈絡里,自有其價值。但單部作品如此是特色,一眾寫作都是大同小異的“溫情敘事”,就成了問題。

雷同的敘事模式,導致這些長篇的情節幾乎依賴同一弧線:開篇鋪陳匱乏與創傷,中段是漫長的承受,后半段筆鋒轉暖,裂痕彌合,最終以“一切看淡”的姿態與命運溫情和解。這條弧線契合中國人的普遍情感結構,它能成為模式,本就觸及了真實的人生流程。可眾多文本放在一起讀,不免讓人生疑。作家落筆時,究竟是先有血肉鮮活的人,還是先有這套現成的敘事路徑?若是前者,斷不會如此整齊劃一;若是后者,又因細節里各有個人印記而令人費解。閱讀溫溫吞吞,始終到不了感染力的“最后一公里”。這絕非現實本身雷同,根源在敘事選擇的偏向。

比如,有部作品寫主人公歷經喪偶、下崗、子女失和一連串打擊,苦難鋪陳得很充分,可到了高潮,僅靠一場年夜飯,就以“日子總要過下去”的情愫把所有尖銳矛盾溫柔撫平。作者把復雜的人生問題置換為一個溫情時刻,矛盾于是被掐斷了,而非解決了。依賴“苦難—堅韌—和解”的路徑,按部就班、四平八穩,不肯深究底下暗藏的裂隙,文學的洞察力就被慣性替代了。

其實現實主義真正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對預設的顛覆。柳青寫梁生寶不是沒有預設,但他浸泡皇甫村14年,人物便自然跳出了概念的軀殼。梁生寶會猶豫、犯難,甚至會對堅信的事生出片刻恍惚。這些脫離預設軌道的細節,才是現實主義的血肉。路遙筆下的孫少平也是如此,最打動人的并非吃苦耐勞,而是苦難里始終清醒的精神求索。漆黑的礦井下,他反復叩問“我是不是一輩子就這樣了”,把苦難放在精神的天平上反復稱量。他人性的成長表現在,清醒認識到不能再像父輩那樣熬下去。這份思想張力,才讓他最終的和解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反觀當下溫情敘事里的主人公,極少主動行動。人物主體性一弱,命運的悲劇感就失去了支點。若文學人物只是歷史的接收器,書寫便容易淪為精致的流水賬。“人怎樣活過”只是現實主義表現的基礎,并非重心。重心是“人為什么這樣活”,以及“人還可以怎樣活”的問題。讀者在其中愿意體驗的是人生的“棱角”,是那些被潛意識封存的可能性。閹割了棱角的敘事,販賣的不過是常規日常。按阿格妮絲·赫勒的說法,這種日常屬于“自在性生活”,本質是重復,長篇止步于此,怎能不讓人厭煩?

人物塑造的短板,根源在對“苦難”的處理。這些作品有個共通點:苦難都被寫成了人力不可抗的“天災”,人只能被動承受,熬過去就算勇者。至于苦難背后有沒有人為因素,作家要么不追問,要么籠統歸為“命運”,人物最后只剩認命。《靜靜的頓河》里,沒上過學的杜妮亞什卡看盡哥哥葛里高利的漂泊,一句“他不是壞人……只是他這輩子太不幸了”,道盡了人物命運的復雜厚度。而當下這批溫情敘事的創作者,眼界甚至不及這位鄉村婦女。如此被動書寫,“苦難”只怕早已淪為消費符號了。

在柳青筆下,蛤蟆灘“三大能人”的抵觸、梁生寶的認同,背后都有具體的現實考量。他沒把社會變革寫成好壞對立的童話,而是寫出了不同人在歷史關口的真實選擇,因此苦難才具有思想史的價值。路遙塑造的高加林至今仍感驚心動魄,那是因為高加林的悲劇不是個人道德淪喪,而是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知識青年奮力攀爬卻終究墜落的宿命。路遙既不簡單批判其“變心”,也不廉價同情其“懷才不遇”,他選擇沉入到高加林具體的內心世界,結果發現了結構性精神困境這個尖銳時代命題。

對比之下,溫情敘事總想著“圓回來”,總想在結尾給讀者一個溫暖的擁抱。這份善意可以理解,但文學的使命有時恰恰是“不安慰”。它要把一個時代的核心困境完整、不容回避地攤開,讓讀者合上書后仍覺刺痛,仍忍不住追問“為什么會這樣”。這份讓讀者不安的能力,才是現實主義思想力度的硬指標。

模式化的結構同樣稀釋敘事密度。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以90余部獨立作品匯成19世紀法國社會全景,而當下不少標榜“人間”的長篇,總想靠單部作品包攬中國社會全貌,這是個致命誤區。巴爾扎克是靠各異甚至對立的側面拼出社會圖景,單部作品強行包攬一切,只會掉進編年體陷阱。事實也正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寫到當下,從主人公童年鋪陳到子孫輩。平均用力的寫法不僅打亂了敘事視點,更因缺乏問題意識,最終滑向流水賬式的鋪陳,讓敘事失了重心。

這里急需辨明的是,敘事該被時間線被動牽引,還是該被問題意識主動驅動?沒有問題意識而硬寫,作者便舍不得跳過任何時代節點,仿佛漏了哪個年份,作品的“厚重感”就打了折扣,最終小說成了大事記式的羅列。可長篇終究不是檔案,它需要重心,更需要敢于“不寫”的勇氣。面面俱到的企圖,恰恰最易導致重心渙散。讀到中段便覺疲憊,幾百頁翻過去難有一個攫住呼吸的時刻,等量齊觀的筆墨把節奏熨成了一馬平川,本該積蓄的敘事壓強,在平均分配里被消解殆盡。

路遙寫的時間跨度并不短,卻有呼吸、有節奏、有詳略,原因是他抓住了幾個核心人生節點。孫少安磚廠的起落,孫少平攬工的輾轉,田曉霞之死的重擊,被寫透的這幾個關鍵節點,撐起了整部作品的恢弘骨架。長篇的結構,本質是作家敘事思維的體現。沉迷編年體,背后是對“宏大”的執念,以為時間長就等于厚重;而抓取關鍵節點,需要作家先想透故事的“核”是什么,最能體現內核的情境在哪里。有時候,一個寫至極致的生活橫截面,震撼力遠勝流水編年史。《創業史》里“梁生寶買稻種”,車站過夜時摸出干糧的細微動作,藏著千言萬語的復雜心緒。這就是關鍵細節的力量,需要作家放棄對“完整”的執念,去抓住那不完整卻更有穿透力的“一瞬”。

讀這批作品,讀者自然會生出基本共情,卻很難有“咯噔一下”“原來還能這么寫”的審美驚喜。故事走向盡在意料之中,人物面目熟稔,敘事手法穩妥得近乎刻板,幾乎清一色順著時間線平鋪直敘。對習慣在文本里找陌生感的讀者來說,作者那股“野勁兒”沒了,所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鋒芒都被抹平了。

昆德拉《生活在別處》便是反例,少年詩人雅羅米爾因找不到一條合適的內褲奪門而出,錯失了人生重要約會。瑣碎困窘放在宏大背景下,卻精準剝開了個體在歷史中的蒼白與異化。這日常里的陌生化發現,就是撬動生活本質的“藝術支點”,比空洞口號更能抵達深處。回看當下這些長篇,細節多停留在“還原”層面。還原是基礎,但現實主義要成為藝術,還得從“還原”走向“提煉”與“創造”。柳青筆下的關中風物有味道,因為那不是民俗記錄,是浸潤著人物心境的“景語”;路遙寫孫少平的心理有力量,因為那是底層青年以全部生命經驗拷問靈魂的軌跡。反觀這批作品,場景合規、對話得體,偏偏少了該有的“點睛之處”,少了只屬于“這一個”作家的獨家表達。創作手法高度趨同,是否意味著作家們在用同一種思維理解現實、同一種方式講述故事?現實主義的長河奔涌不息,正有賴于卡夫卡、喬伊斯、馬爾克斯這類“破局者”不斷注入活水。繼承傳統,要繼承的是柳青、路遙深入生活、叩問時代真問題的精神,而非固守某一套固化的套路。

最后回到精神層面的“溫度”本身。在冷暖交織的現實里,文學愿意遞出一束光,本就是善意。可當這束光變成了黏合所有裂痕的萬能膠水,“溫暖”便成了偷懶的程式。前半段埋下的喪偶、下崗之痛,后半段靠一場家宴、一句“日子總得往下過”就煙消云散,仿佛暗示只要“忍耐”,就能消化所有深層的不公。這于庸常生活或許成立,但文學終究不是對庸常的照搬。正因為感知到庸常法則對人精神的擠壓,文學的反抗性才格外珍貴。真正的溫暖應該深挖安于現狀這個麻醉劑背后的文化陳因,讓讀者于慣性中有所警覺;更應該像寒冬里的跋涉,在徹骨的凜冽中,心底仍保有一塊不會凍僵的角落。總之,它是親歷黑暗后淬煉出的明亮,絕不是廉價慰藉一路滑行導致的灰暗。

因此,以讀者最樸素的期待而言,希望讀到的是作家把自己擲入時代的漩渦中心,以肉身去感知那些磨出血泡的切膚之痛。只有當作家的脈搏與現實貼得足夠近,才有底氣掙脫敘事慣性,寫出真正帶著個人生命刻度的作品。這樣的文字或許笨拙、粗糙,然其溫度卻帶著真實的體感,是先照亮了書寫者自身、再照亮讀者的經受過淬煉的光亮。哪怕通篇寫盡苦楚,底色也是堅實坦蕩的,經得起一遍遍回看與追問。否則,縱使滿紙萬家燈火、溫情脈脈,于讀者也只是“看見”,而非“感受到”,連置身真正“人間”的代入感都沒有,又談何“摯愛”“親愛”“歡喜”呢?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