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藝學研究中的標識性概念問題
來源:《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 曾軍  2026年10月06日09:11

我們做文藝學研究的,歸根到底就是做理論研究的。所謂“做理論”,就是對文學、藝術、文化等相關領域的一些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文藝學研究不同于依靠情感和想象的文學創作,也不同于更依靠史料考證的文學史研究,它的基本方式就是用概念進行思考。所以概念成了文藝學研究使用的基本工具。是否善于使用概念、分析概念,是否善于對概念自身所包含的問題進行反思,直接決定了文藝學學者的基本素質。與此相關,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藝學界都在持續討論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屬于中國學者自己的獨創性概念、原創性理論、創新性方法等。這背后其實是一個文化主體性問題。因為一旦你擁有了自主的知識體系,它將決定你能夠發現什么問題,從哪個角度來思考問題,還有哪些東西被遮蔽掉了。所以反思概念、從概念著手,既是我們從事文藝學研究的一種工作方式,也是我們對文學研究問題進行反思,建構中國自主的文學知識體系的一個入口。

概念的形式載體通常是一個詞或詞組,但概念不等于詞語本身。任何一個詞或詞組,無論是從字面意義上還是從詞典意義上都有它的本義,也有它的比喻意義、引申意義等。我們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思考某個詞或詞組,往往會做的第一項工作是詞源學考證。比如,思考英語、法語或德語文論概念時,我們往往會首先考慮其中是否包含著拉丁語的某個詞根,它原來是什么意思,在構詞法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哪些變化,然后又是如何被整合到現代的語境。這種詞源意義上的考古,是基于詞的語言學意義上的一種反思或追溯。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它在歷史長河中的意義是如何流變的。所謂“流變”,也就是進行語用學的考察。所以詞源學和語用學的分析,往往都是我們在對概念進行分析時要做的第一步。

這也引申出了對作為學術概念的詞語特點的判斷,即作為學術概念的詞或詞組,往往是這一詞或詞組的非日常用法。一個普通的詞或詞組若想升格為學術概念,必須經歷一次抽象化過程。這種抽象意味著:第一,它必須有明確的內涵,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它必須有非常清晰的外延,即它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邊界一定要非常清楚;第三,它必須有相對穩定的用法,同行看到這個詞或詞組的時候,能夠立刻產生共鳴,知道我們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概念之所以成為概念,是因為我們可以借助概念和同行進行有效交流。當我們充分意識到這個詞或詞組有著與其日常含義不太一樣或者說更豐富的內涵時,也就開啟了理論工作的第一步。

與概念相關的還有很多類似的表述,比如術語、話語、范疇、關鍵詞等。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它們之間有很多區別,分屬不同的學術領域。但如果僅僅從學術話語的角度來看,可以把它們放在一起來討論。在理論工作中,若結合不同使用者對于這些概念的具體處理,便可凸顯概念所處的不同維度。一方面,作為學術概念的“術語”一定是有明確理論內涵的,需要有學術界的共識;另一方面,這并不意味著術語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語境而變。在學術史上,一個基本方式是討論同一個“術語”在不同時期、不同的人那里的不同用法,這就是概念史研究。所有的概念史,其實就是概念的用法史。伽達默爾對概念史做了一個基本定義,“概念史就是哲學,甚或斷定哲學應該是概念史”。也就是說,僅僅客觀地描述、梳理、總結概念生成、發展、演變的過程還不足以構成概念史,必須在此過程中展開對概念源流的批判性反思、概念用法的意義辨析以及對概念應用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審視,進而探索創造新概念的可能性,才能稱得上概念史研究。

這是因為作為學術話語的概念背后包含的是問題。概念不是憑空產生的,每一個概念都對應著特定的問題域。我們在討論“悲劇”這一概念時,會發現它包含著關于命運、性格、歷史必然性等豐富的內涵。同樣,我們討論“真實”這個概念時,所碰到的問題也很復雜:在現實主義的文論體系中,真實性處于核心位置。我們要區分所謂的藝術真實、歷史真實、生活真實、局部真實、整體真實等,還有真與善、美之間的關系。當這么多問題糾合在一起時,概念的內涵、內部差異以及那些細微和顯著的區別,就會通過辨析被凸顯出來。

在明確了何為概念、何為學術話語的概念之后,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何為“標識性概念”的問題。其一,標識性概念一定是在一個完整的、由一系列不同層級概念體系構成的理論中,居于中心性、主導性甚至具有理論命名性的概念。人們一看到這個概念,就能立刻聯想到對應理論的核心概念。所以,只有那些最具辨識度、最能集中體現某種理論立場、方法與觀念的概念,才有可能被稱為標識性概念。其二,標識性概念還是具有原創性的概念,即“人無我有”的概念。比如談及巴赫金,我們就能立刻聯想到他的復調小說理論、狂歡化理論。“復調”“狂歡”也就成了巴赫金理論的標識性概念,這兩個概念在其他小說理論的概念中很少出現,甚至幾乎不存在。這也恰恰體現了其理論的原創性。其三,標識性概念還具備鮮明的生產性,能夠激發豐富的理論想象力,甚至能夠引發廣泛的學術探討與爭議。我們提出這個概念,能讓人產生全新的理論思考。我們研讀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作為手法的藝術》一文會發現,“陌生”與“熟悉”只是從日常用語層面做出的區分,而理論層面的“陌生化”(Oстранение,曾譯為“反常化”),其相對的是“自動化”。二者并非簡單的日常語言層面的對立,這也是我們需要厘清的理論關鍵點。陌生化理論側重于文學內部規律,其理論取向有別于現實主義文論中的“逼真”“反映”“再現”等觀念。因此,不少對陌生化理論的批評,其實是從現實主義的理論原則出發來對它進行的批評。所以“陌生化”可以引發出很多理論想象,由此還具備了很強的解釋力、廣泛的適用性以及理論的延展性。

探討中國古代美學和古代文論的標識性概念,除了“精”“氣”“神”“風骨”這些概念之外,可能談論最多的應該是“意境”。在一般人眼里,“意境”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代美學最有標識性的一個概念。不過,“意境”這個詞的產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并且與西方的意象理論有一定的關系。如果大家去看《人間詞話》,一定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人間詞話》的正文沒有使用“意境”這個概念。王國維使用的是“境界”,即“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意境”在哪里?它只是在《人間詞話》一稿的序里出現了。這里就帶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大家都認為“意境”是王國維的獨創?所以關于意境說的討論,應該還不至于很快終結。關于意境說的分析,近些年較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發表的文章《關于“意境說”的若干問題》,這是對后續王國維研究中有關意境的討論提出的一些反思,尤其是對一些時下流行的學術觀點提出了一些批評。這一案例也揭示出標識性概念的人為建構性。很多被視為“從來如此”的標識性概念,實則是在古今中西的學術對話中被逐步凝練、追認甚至重構的。因此,“標識性概念”本身就是特定學術史語境的產物。

討論這些問題的意義在于:我們去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對一些所謂標新立異的概念形成一種自覺的認知判斷,并把它作為研究和反思的對象。我們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是在與一個巨大的文學傳統、文論傳統,與一座座理論高峰進行對話。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所做的理論工作變得很有意義。

如果“概念”想要發揮作用,一定是讓“概念”連成“命題”。當皮埃爾·馬舍雷說“在所有文學作品中,都能找到這種內在斷裂與去中心化的痕跡,以及其對特定可能性條件的從屬依賴性證據”的時候,“文學”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一個命題了。命題是對概念之間關系的判定,是理論論證的基本單元。因此孤立的概念無法完成理論闡釋,只有通過判斷組合為命題,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論陳述。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討論的所謂“理論”,其實就是對由相關概念組成的一個個命題進行的討論。

怎么樣去處理概念和子概念的關系呢?當有了眾多概念時,概念之間一定會有層級。如果一堆相似的概念屬于同一個層次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范疇”。“范疇”事實上是人類思維對于世界最普遍本質的一個概括。當我們對一堆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之后,我們一定會從這一堆概念里面提煉出更為本質性的東西,這個本質性的東西就是“范疇”。比如,風格中會有很多概念,敘事學中也會有很多概念,我們一般把它稱為“范疇”。當然,“范疇”自身的內涵及分類也有多種。在《范疇篇》中,亞里士多德確定了“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遭受”十個基本范疇;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也提出十二范疇,分四大類,每類含三個范疇等。所以標識性概念也是從具體研究中提煉出的、具有范疇高度的核心概念。它不僅能統攝次級概念,也能規定整個理論的基本視域。

當我們有了一組概念或概念群之后,我們就可以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構成理論,若干個支撐理論就構成“理論體系”。一般的學者能夠創造一個概念,創造一個別人從來沒有用過的概念,或者創造一個新詞,或者賦予舊概念以新用法,已十分不易。如果能夠創造出“概念組”“理論體系”,那就更厲害了。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成為真正的理論家,其目標就是創造出“新概念”“概念組”,最終形成“理論體系”。

了解這些背景之后,我們怎么樣對這些概念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呢?在我看來,有如下幾種思路。

一是概念史研究。其實概念史就是問題史。對概念的歷史研究涉及詞源考證、語義學辨析、跨語種轉義、創造性誤讀、舊詞新用等多種方式,也即所謂“新瓶舊酒”“舊瓶新酒”“新瓶新酒”“舊瓶舊酒”等問題。它們是概念的不同呈現形式。我們有了這個判斷標準之后,再去討論概念在不同學者那里是怎么用的,在不同的時間發生了什么變化,這就梳理出一段問題史。在從事文藝學研究的學者中,方維規有鮮明的德國學術背景,十分注重概念史研究。他對概念史的界定相當有趣,認為“概念史的大部分情形都是如此:概念史也是語言政治,語言政治則利用概念史”。從概念史的角度來看,“詞語”與“概念”之間也不能簡單劃等號,“‘詞語’的含義重心在語言和符號層面,‘概念’則更在于精神因素,強調‘理解’,即對事物有無概念的問題”。一旦有了概念史意識,許多問題都可以進行研究,比如關于“文”的問題、關于“現實主義”的問題等。“文”的概念是如何演變的:最早是“紋飾,修飾”的概念,然后就逐漸有了“文采”的含義,接著有了“文筆”之爭,最后又出現了關于“文以載道”的問題等。“文”的概念會不斷地調整、豐富、發展。“現實主義”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要做現實主義問題的研究,最值得去閱讀的就是韋勒克的著作。他對作為批評話語的現實主義概念進行了細致的梳理。當現實主義被引入中國之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在概念史研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概念還原”。借用胡塞爾現象學的觀點,就是“回到‘實事本身’”。概念被很多人使用,開始變得面目全非,怎么樣回到這個理論與之相適應的概念的原初意義上來重新討論,就變得非常重要。比如,當我們討論復調小說時,圍繞復調小說是否存在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

二是比較的方法。以比較的方法開展詩學研究涵蓋了古今中外四個維度。不過,目前的比較詩學研究經常存在一種時空錯位的問題,即研究者嘗試將中國古代的概念與今天西方的概念進行比較。其中,中國學者有很強烈的學術動機,就是要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比較也不是完全客觀中立的。在《比較詩學》一書中,邁納明確指出:“比較詩學的中心問題:西方詩學與世界上其他地方詩學之間存在的顯著差異。”在該書中,“西方詩學”一詞出現了13次,顯示《比較詩學》比較的目的在于通過與世界其他地方詩學的比較來獲得西方詩學獨特性的確認,可見“比較詩學”也是包含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的。

理論旅行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帶來了巨大挑戰。很多人簡單地把“理論旅行”歸為比較文學的方法論之一,但事實并非如此。影響接受研究往往只在兩點之間進行單線研究,而在薩義德那里,理論旅行中的各個主體之間沒有主次之別。另外,影響接受研究往往以起點為終點,帶有原教旨主義傾向,比如研究巴赫金對中國的影響時,很多比較文學研究者會天然以維護巴赫金思想的原真性、原本性為評價標準,進而指責他人誤讀、誤用巴赫金。但理論旅行的研究恰好相反,是站在接受者主體的角度,不是以起點為終點,而是以終點為起點,更關注影響接受中的誤讀和變形問題。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它總是在不斷地旅行中獲得新的生命。所以“做理論”的時候,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會碰到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地緣文化語境中概念的移植、變異、再生問題。

在討論文論的引進與外傳問題方面,王國維的《論新學語之輸入》是一篇內涵豐富、極具啟發意義的文章。它清晰地闡述了中國近代新學語的引進過程,更令人敬佩的是其中體現了王國維的學術理念——“學無中西”,這是一種非常開放兼容的學術態度。我也曾借此提出“現代漢語學術傳統”的問題,認為現代漢語學術傳統帶有歐化的痕跡。現代漢語的概念以詞為單位,雖然文言文也以詞為單位,但文言文的詞多為單音節詞,其實就是單個的字,極大地消解了古漢語以字為單位的多義性特征。現代漢語學術傳統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古詞今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外詞中譯的影響。字與字的組合并非單個字的意義的簡單疊加,而是通過相同、相似、互訓、驗證等方式,實現字與字之間的意義規約,進而更準確地表達含義。因此現代漢語以詞為單位,是在漢語歐化過程中,為追求語詞達意的準確性而形成的,當然這種對精確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豐富性,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此外,概念還有外傳的困境。中國古代文論之所以難翻譯,就是因為它的意義過于豐富,難以找到精確的對應翻譯,存在“不可譯”的問題,“氣韻生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三是創造新概念。關于概念的學術化的研究方式還有如何創造新概念。許多文學家、藝術家終其一生想要探索一種全新的、前人從未使用過的技法。那么對于理論家而言,他最大的野心可能就是創造一個新概念。伽達默爾的《作為哲學的概念史》道出了我們在進行概念思考時最痛苦卻最有學術快樂的時刻。如果說問題的意義是在問題的提法和使這種提問成為可能的概念性中形成的,“那么概念與語言的關系就不僅是語言批判(Sprachkritik)的關系,而且還是一個語言發明(Sprachfindung)的問題。我認為這就是哲學最極度驚險的戲劇,即哲學就是不斷地努力尋找語言,說得更感人一點:哲學就是不斷地感到有語言困境”。所以語言發明在哲學中所起的作用就非常重要。理論思考什么時候是最有意義的時刻?其實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當我們碰到了所謂的語言困境的時候,當我們用現有的詞、現有的理論、現有的句子已經無法來描述所發現的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時候所感到的困難。因為如果我們設法突破這一表達的困難,就意味著我們獲得理論創造的可能。如果我們感覺找不到更合適的已有的詞來描述這個問題,怎么辦?那就創造一個詞,新概念的創造可能就成功了。

語言的困境正意味著理論創造性的開始。在《什么是裝置?》這篇文章的開頭,阿甘本提出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哲學中,術語問題很重要。就像我最尊敬的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的那樣,術語乃思想之詩意的時刻。”術語究竟是什么?術語是我們在思考中突然產生前所未有的新意識、新觀點后,為固化這些認識而形成的概念指稱。它揭示出來的其實就是理論工作中最富有創造性的時刻。

那些名不見經傳、比較冷僻,還少有人關注的概念或術語,也可能有其意義。很多研究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介紹前人未曾涉及的內容,或是發掘前人未曾發現的觀點。別人很少談及,自己多做一些闡釋、引發關注等,這是另一回事。但其中最具有理論挑戰性的,是對關鍵詞、基礎性問題的討論與回應。因此,我主張文藝學研究要勇于“回到基本問題”。“回到基本問題”,其實就是從這些標識性概念出發,抓住最根本性問題,把它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這樣做,會讓自己的理論更有沖擊力。與此同時,自己的研究也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從而不至于很快就泯然眾人。這也是為什么在所有概念當中,我們要特別凸顯“標識性概念”。

所謂做文論研究,其實就是做理論研究,而做理論研究,就是用概念進行思考。概念是理論的基本工具,有了概念,我們才能進一步展開思考。德勒茲所界定的“概念性人物”,不是具體的某個人,而是某種特質。哲學就是一門形成、發明和制造概念的藝術。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來幫助規定自身的性質。有了概念之后,我們還要有問題意識。因為理論思考的最終目的是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