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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書院講會與王、湛之學
來源:文匯報 | 向敬之   2026年09月30日07:53

談及書院講會,讀者的第一印象應該是850多年前那一次著名的“朱張會講”。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遠在2000多里外的福建,得聞張栻在善化(今長沙)闡胡宏之學,欣然攜弟子前往交流。朱張二人首倡會講,以岳麓書院為中心,并往來于善化城南書院、衡山南軒書院會講,二人所討論的核心議題——《中庸》的“中和”思想,亦與16字心傳的義理脈絡相承。

朱張會講成了中國書院教育的一種創新。少長咸集,談經論道,如此盛況,開書院會講之先河,可謂中外文化史上的奇景大觀,也是湖湘文化發展史上的風采壯舉,堅實了岳麓書院作為中華文化奧區與人文高地的地位。

但本文要談的是明代書院講會。會講與講會都發生在書院之中,文字位序不同,涵義則存在一定差異。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的《明代書院講會研究》,不糾結于講會與會講的差異,而是以建立在大量個案分析和數據支撐上的史料研究和學術實證,試圖突破傳統書院史研究的界限,將講會置于學術思想史、社會文化史、政治史的多重視野下綜合考察,通過對王陽明的書院教育實踐對士人群體的深刻影響、泰州學派“百姓日用之學”的平民化傳播對儒學詮釋下移和地方教化的深化、晚明東林講會“由會而黨”的轉向形成學術自由與政治干預的激烈矛盾等的梳理研究,全面解析明代書院講學“以講為學,以會為學”的主要特點,為讀者系統了解明代講會的學術內涵、組織架構、社會意義以及鼎革變遷等問題,提示了重要、客觀而具體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路徑。

該書以“從沉寂到復興:王、湛之學與書院講會”開篇,縱論王陽明、湛若水強化實踐活動的書院觀在書院講會復興的發展歷程中的關鍵作用。

王陽明出身于望族世家,為狀元尚書之子,曾與書院并無多大關聯。只因正德元年,他上疏援救御史戴銑等,忤逆擅政的權宦劉瑾,招致橫禍,被貶謫貴州龍場。他在這一場特殊的修煉中悟道,開啟了此后20余年的書院講學實踐活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書院觀。他在前往龍場途中,經過長沙,游歷岳麓書院,并賦長詩紀游岳麓書事:“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峰辟闕見江渚。”他從先賢朱熹、張栻講學書院,看到了自己在廟堂之外新的事業格局——做新書院事業的開山者,開儒學平民化之先河。

龍場民眾為其創建書院,他寫下著名的學規《教條示龍場諸生》,完成了其此后長時間從事書院教學實踐的理論思考。他在龍岡書院宣講知行合一新學說,引來了省城教育主管官員的推崇,邀請其赴文明書院講學。貶謫生涯結束,陽明復出為官,仍四處講學,作育門人,傳播心學。平日里與各類學生朝夕開講,志在興起圣賢之學,以圖挽救因書院教育沉寂百年而日益沉淪的人心士風。

王陽明并非孤軍作戰,與之年輕時在京訂交并約定“共以倡明圣學為事”的好友湛若水,不論為官還是居家,都以講學為己任。他不但在任職的南京周圍各地講學,還首開富山、斗山、天泉、新泉諸書院講會。40歲伊始,此后大半個世紀他都奔波在國子監、州縣學、書院精舍以及寺觀、行窩講學,彌留之際還在叮囑學生要按照學規講席。可以說,他們為了“倡明圣學”的約定深入踐行,把半生許給了明代書院講會事業。

王、湛分別奔走各地,倡導新的書院意義、教學方法、學術理念、教化功用,推動書院講會的復興。陽明后學們在本為儒家講學之所的書院,因地制宜,將立會講學活動推至極盛。學術型講會、教學型講會、教化型講會,針對不同受眾,分別指向學術創造、傳播和普及等三個層面,自成特色,各有品位,再次明確書院是積累、研究、創造和傳播文化的教育平臺和學術載體。各地域書院講會迅速興盛,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講會會圈,促成了講會至社團的躍遷。即便遭致直指王湛講學的嘉靖之毀、張居正痛恨講學的萬歷之毀、魏忠賢殘害東林的天啟之毀,明代講會仍在幾輪劫難中浴火涅槃,淬煉和提升了中國書院教育文化的品格。

在書中,鄧洪波還梳理了現代以來諸多學問家對于講會的研究和理解。胡適論述“會講式的書院”,主要是內部交流,由山長開場,“學生自由討論,各抒己見,相互切磋”。錢穆將講會視為書院的另一種組織形式,是書院之靈魂所在,他認為明代王門講會成為一種社會運動,與鄉約、書院相互融合后,演變成了晚明文人結社。吳景賢則認為二者在形式上若即若離,甚至可以視為“兩種團體”,“講會實為書院官學化后,學者借以自由傳嬗學術思想之團體,亦可謂為書院墮落后,講學精神之寄托”。鄧洪波評價說,吳氏結論歸屬朱學陣營,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依據文本,言之有據,所做解剖麻雀式研究而得之觀點,至今仍富有啟發意義。

凡此林林總總,都是關于中國書院教育文化這座悠久而厚重的富礦的研究之一個切面。欲使其在新時代綻放更多的活躍光芒,只有深入研究此中嬗變與躍遷,才能更好地理繹書院復興背后的時代思潮,探尋書院講會對書院發展的學術博弈,審視傳統書院向現代大學轉化的教育價值和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