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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和一本書的兩次相遇——孫郁《汪曾祺閑錄》回想
來源:北京青年報 | 李建新  2026年09月30日07:58

2011年4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汪曾祺全集》出版研討會,第一次見到孫郁老師。開會前跟他打招呼,他向身旁的熟人介紹我,聲音響亮地說:“我是他的作者,我給他寫過文章……”兩年之前的2009年6月,我給孫老師寫了一封約稿信,請他為我當時工作的《中學生閱讀》雜志《追憶黃金時光》欄目寫一篇短文。那本雜志是我中學生時代喜歡的讀物,后來又有機緣為她工作了十多年。我在約稿信中說,“請您寫少年時的生活,給孩子們一點啟發、激勵。我十多年前也是《中學生閱讀》的讀者,記得當年即從這本小刊中第一次知道周大新、劉震云、蘇童、葉兆言、陳染等作家的名字,還‘按圖索驥’地買他們的書來讀”。其實第一次完整讀到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也是在1992年的《中學生閱讀》雜志上。

一個多月后,收到孫郁老師發來的一篇短文《偶憶》,附了幾句話:“文章寫出來,很不滿意,您定奪吧。”那篇文章蘊含深情,我讀后覺得幾乎不需做任何修改。寫自己少年時因父親遭遇厄運,隨母親下放遼南復州,陰郁的背景下有幾抹亮色,遇到幾位特別溫暖的老師,帶他畫畫、讀書,得以接觸到珂勒惠支、法復爾斯基的版畫,讀到艾青、汪靜之、普希金、萊蒙托夫、穆旦的作品,這種生命經驗甚至形成了反射,多年后在工作的機關,遇到為鄉下圖書館捐書的活動,總是異常積極,主張捐經典的文學作品,“試圖向和我一樣饑渴于文字的孩子,伸出自己的手來”。

因汪結緣

和孫郁老師有更多交流,當是那次《汪曾祺全集》出版研討會后。其時尚在三聯書店工作的羅少強兄,說他約了孫老師寫一本汪曾祺傳,“你來做特約編輯吧”。我當然責無旁貸,或者說是求之不得。開會的間隙,和孫老師聊天時提到了這件事,他很開心。

稿子是幾個月以后收到的。我先通讀一遍,和平常所見的傳記作品不同,孫老師這本書不是以線性敘事來講傳主的一生,所以書名叫《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而不是《汪曾祺傳》。書稿一共分為三十章,每一章圍繞某一主題或與傳主相關的人來敘述。三十章就像三十個切片。總的來說,是以汪曾祺的生活和創作經歷為經,以同時代的作家及汪的師友為緯,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經歷、創作觀、作品的文學意義。在現實層面,作者孫郁老師和傳主汪曾祺先生又是有直接接觸的,文字中穿插了一些回憶的片段,使得整本書增添了靈動氣息,不顯得“隔”。粗讀一遍,也覺得滿眼生花、心曠神怡,很多我不了解的信息、想不到的角度,都浮現在眼前。

有一天忽然想起汪曾祺先生晚年的幾個短篇小說,比如《薛大娘》《小孃孃》等,所透露出的創作心態變化,似乎書稿沒有涉及。隨即給少強兄打電話交流,當天又給孫郁老師寫信,其中說:

《大淖記事》中,巧云和她的族群,“貞節意識”的淡漠,汪先生寫來好像還是含蓄的,有點同情、悲憫的意味。晚年的幾個短小說,如《薛大娘》《小孃孃》《窺浴》《護秋》,寫性好像更直白了,而且對人物幾乎是大聲地贊嘆。不知道這是作者一以貫之的態度,因寫作階段不同表現各異,還是汪先生在不同階段思想有變化?

同一天郵箱里就收到了孫老師的回信:

建新:

您好。

來信很讓我高興。關于汪先生文本里的“性”,我確實沒有深想,您的這個建議很好。我想想看能否補上。沒有這個環節,大概真是個問題。謝謝您的提醒。

很快,孫老師補寫了一章《食與色》。似乎是擔心抹煞我建議增補這節文字的“貢獻”,《食與色》后來發表在《書城》雜志時,孫老師特意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語,說寫此文是“朋友李建新”建議,還引用了幾句我寫給他的信,讓我非常感動,也覺得慚悚。

真正把書稿打印出來動手編,是2012年初。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4月到云南出差,前后十多天,我帶了完整的書稿,稍有空閑時間就一字一句地看。那時候鄭州單程到昆明的火車也要30多個小時,從昆明到騰沖、瑞麗、大理,最后又從昆明返回鄭州。在火車上、大巴車上,都有看稿子的記憶,以至于我常覺得是那十多天就把書稿處理完的。

《汪曾祺閑錄》是張勝做的裝幀設計。關于章節頁,他建議放汪曾祺著作的書影,我那時候已差不多買齊了汪先生在世時出版的所有集子,把手里的書一本一本找出來掃描,標出基本的出版信息。和張勝多次聊封面設計,我提到過汪先生文中曾說,“我活了一輩子,我是一條整魚(還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頭、尾、中段”。“魚”刺激到張勝,有次在朋友家看到一塊魚化石,他用手機拍下來,最后用到了封面上。

汪曾祺是不是“士大夫”

汪曾祺先生身上有個貼了很久的標簽“最后一個士大夫”,讀他的作品越久,越覺得“士大夫”于他實在是不妥帖的,像一個夸張的、語出驚人的廣告。

汪先生去世后不久,他的好友、詩人邵燕祥先生有一篇回憶文章《汪曾祺小記》,特意討論了這個問題:

有人說汪曾祺是最后一個士大夫,也許是指他能詩、能書、能畫,這樣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他不止一次勸年輕作家要更“有文化”,他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

我卻寧愿說他是個自由派,是五四運動以后曾經成為新文化主流的那個自由派。他不是前朝遺老,他是前朝遺老的對立面。他的孩子有時叫他“老頭子”,連孫女也跟著叫。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曾祺說他覺得一個現代的、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他又說,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來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但是這一條,若擱在巴金的《家》里,肯定是覺民、覺慧們才有的思想!不能見容于高老太爺和馮樂山那批士大夫的代表的。

《受戒》就更是異端了……這篇不長的小說偏偏反其道而行,大大“美化”邊緣人物和“邊緣情感”,宜乎使某些人瞠目,即令放它一馬,也只不過視為冷盤,不能當成主菜了。

這樣的文學勇氣,與士大夫氣能相容乎?

《汪曾祺閑錄》中《各自的路》一章,比較了汪曾祺和邵燕祥,其中寫道:“我們現在回頭看,在對汪先生的認識上,邵燕祥是最有力度的人之一。因為在這里,他把文學史中的平淡的美里滲透的叛逆的思想提煉出來。汪曾祺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不食人間煙火。”

孫老師顯然注意到了“士大夫”和汪先生是否匹配的問題。我記得也曾寫信提出,主書名“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是否需要修改,但后來并沒有堅持。

和《汪曾祺閑錄》修訂版“擦肩而過”

從2016年8月開始,有三年多的時間在北京“漂”,見到孫郁老師的機會更多了。記得我們去人民大學拜訪過兩次;有時候孫老師在他原來的工作單位魯迅博物館開會——我們當時借居魯博辦公,也有機會見面聊天。2017年,《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版權到期,給孫老師發消息問能不能拿給我們做一版,他很爽快地答應了。

那幾年參與《汪曾祺全集》的編輯工作,陸續也搜集到一些新資料。其中學者張國禎采訪汪先生整理的《汪曾祺漫談四十年代流行文學》,讓我頗為興奮,因為之前從未看到汪談論張愛玲的材料。《汪曾祺閑錄》中有一章《張愛玲的眼光》,但孫老師直接引用的,也只有張愛玲文章提及《八千歲》中“草爐餅”一節。《汪曾祺漫談四十年代流行文學》中則有汪對張愛玲的直接評述,比如汪認為:“張愛玲有滄桑感,她是豪門之后,經歷了大的變故磨難,這種滄桑感表現在她的作品中……張愛玲的一個特點是俏皮,這種俏皮正是現在我們幾乎所有(現當代)女作家都普遍缺少的,看不到,是一種英國式的俏皮,表現出相當的機智,這是很難得的。”

《汪曾祺漫談四十年代流行文學》一文發給孫郁老師,《張愛玲的眼光》一章內容便更豐富了。還有一點,是和孫老師溝通后,把書名正式修改為《汪曾祺閑錄》。

《汪曾祺閑錄》修訂版前后做了一年多,一切完備,CIP(圖書在版編目數據核字號)也申請下來了,做了數碼印刷的樣書。最后卻隨著各種變化,與即將付印的書擦肩而過。三年之后,接手的出版公司將其更名為《閑話汪曾祺》印了出來。

后來陸續讀過不少汪曾祺先生的傳記、評論,仍然覺得孫郁老師的寫法是最特別的。前幾年我曾斗膽說,“孫郁先生不是只在象牙塔內成長的‘純粹’的學者,他的文章絲毫沒有高頭講章的味道,不高高在上,不指指點點,而像是從內心長出來的植物,蔥郁蓬勃,生機盎然”。《汪曾祺閑錄》也是如此,這是一本蘊含各種線索的書,點到即止,不執著于考證、做結論,所以它蘊含了作者的性情,有一種活潑潑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