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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震旦到復旦: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來源:澎湃新聞 | 王啟元  2026年09月30日07:56

今天復旦大學是由徐家匯李公祠中的復旦公學升格而來,而追溯復旦公學的歷史,其最初創人就是近代著名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馬相伯先生(1840-1939,江蘇丹徒,一說丹陽人)。作為近代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除了復旦之外,馬相伯所創學校中還有近代知名的震旦學院(后改大學)與北京的輔仁大學及諸多中等、初等學校。其門下從學者,從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名流要員,到各位早期震旦、復旦學子,可謂桃李滿天下。同時,馬相伯先生一生跌宕起落,遍涉教壇政界,晚年看淡風云,隱居滬上。享年一百歲的相伯老,也算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高壽名人之一。

1905年春,馬相伯在六十六歲那年,攜帶從震旦出走的師生另創新校。最終在滬上各界的支持下,來到吳淞創辦復旦公學,于下半年農歷中秋后一日開學。學校的名字從最初的“新震旦”到最終的“復旦”,從一開始為了“光復震旦”,到后來的“旦復旦兮”,復旦在這一年中經歷新生與涅槃。復旦新創僅過了一個學期,馬相伯便因故離開學校。全新的復旦差點經歷一次停辦重組,此時學生大嘩,最終由各位名流校董苦心支持,教務長嚴復親自主持大局,復旦才在之后幾年勉強立足。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民元時復旦吳淞校舍被光復軍占領,最終被迫遷至無錫惠山李鶴章祠,再遷回上海徐家匯,于李公祠中繼續辦學,這一辦又是十年。最終,1913年掌校的功勛校長李登輝先生,把復旦遷到日后的永久校址江灣,復旦才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1913年的馬相伯

“從震旦到復旦”

馬相伯早年自家鄉來滬求學,就在耶穌會所辦圣依納爵公學中,后一路培養成神學博士,但最終與耶穌會的矛盾不可調和而脫離教會。1874年起,馬相伯離開了青少年時期一直生活的徐家匯,由大哥馬建勛介紹來到山東淮軍系圈子做事,做過布政使的幕僚,做過機器局的督辦,也參與開礦的工作。此后的十年間,馬相伯應黎庶昌、李鴻章等派遣,出使過日、朝、歐美等地,經歷逐漸豐富。五十四歲(1893)時,馬相伯妻子與幼子死于探親的海難,此后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他的母親、弟弟建忠相繼離世,讓馬相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1900年起,馬相伯陸續捐出家產,重歸教會,隱居于徐家匯土山灣,并希望借助教會力量辦學。1902年底,馬相伯在徐家匯舊天文臺院址創辦震旦學院,發布了學院章程,并于次年春正式開學,當時有來自國內多地的學生數十名,主要生源來自不久前爆發的南洋公學學潮。不過震旦辦學不久,校內也發生沖突,最終導致了馬相伯率領師生出走,創辦復旦。

“從震旦到復旦”語出馬相伯《一日一談》之中,馬公在這篇訪談中提及震旦與復旦創校時的細節:

不過震旦開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我意見不合,遂脫離關系而另組織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現在的“復旦”。

馬相伯的這段提到了自己離開震旦是因為與之上課與管理理念不同。從1904年底開始,震旦新來的教務長南從周與包括馬相伯在內的中國師生,在教學理念、尤其是外語課程內容上發生沖突,無法調和,最終出現出走復旦。其實馬相伯在二十世紀與法國天主教會及震旦大學之間,關系始終保持密切,并沒有因為出走震旦而有太過干擾。正如李天綱教授在《從震旦到復旦:清末外語教育與民族主義》所提示的那樣:脫離震旦學院之后的復旦公學,更加持有一種“語言世界主義”,而不是“語言民族主義”的價值觀,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關于馬相伯最權威的成果是李天綱教授的《馬相伯年譜長編》

馬相伯的《從震旦到復旦》又載:

復旦初辦的時候,經濟非常艱窘,校址又沒有。我們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臺的舊衙門,地方很宏敞,既遠城市,可以避塵囂;又近海邊,可以使學生多接近海天空闊之氣。大家決定了,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兩江總督周玉山(馥),請他把這個舊衙署撥給我們,并請他幫助些許經費。他回電很鼓勵我們,吳淞舊鎮署照撥,并匯了兩萬銀子給我們做經費。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還是李文忠的一點關系,因為周氏本是淮軍出身,我們弟兄也與淮軍有關系,所以他對我們的要求很爽快地答應了。但是,假使當時兩江總督是李中堂,那他對于我們的學校更要大大地幫助,文忠之豁達大度,信人不疑,當時閣臣疆吏中實無第二人,(曾、左都未免書生之見,與三家村的態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棄,可惜!)他于愚弟兄所創辦的學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據馬相伯回憶,復旦大學初創能立足一開始主要還是淮軍系人幫忙。馬相伯辦震旦時所有錢都捐給了教會,此時再辦復旦則經費、用地、教師一時都搞不定。當時兩江巡撫是李鴻章的得力干將周馥,聽說馬相伯又辦了學校,表示要支持。周馥撥了馬相伯看中的一處辦學地方“吳淞鎮臺的舊衙門”。同時,辦學的啟動經費也籌集了一點“匯了兩萬銀子”,做辦學經費。這些回憶雖然隔了幾十年,與傳世文獻中記載略有差別。晚年馬相伯回憶起此事來,還略有不滿地表示,彼時李鴻章若還在世、而坐鎮兩江總督,那他的支持力度可能會更大,并對李氏行事為人大加贊賞,認為曾國藩、左宗棠亦不能與之比肩。所以在馬相伯心中,復旦公學其實最初的理想是走淮軍系強人扶持的官辦路線,一如早期的南洋公學。

馬相伯這段創校回憶無疑是生動而關鍵的,但從1905年初出走震旦到9月中旬正式開學,初生的復旦其實經歷了更多曲折的過程。今天學界對此梳理最為系統的是張仲民教授關于早期復旦人物——陳寅恪、嚴復與熊季廉的研究。

張仲民教授在分別考察這三位早期復旦史上的知名過客時,詳細梳理了復旦早期創校時遇到的諸多現實困難與路人的襄助;茲不避繁,略引述于下。1905年震旦學院至晚于3月10日之前即已宣布解散,蔣維喬、張元濟等商務印書館名流最先開始反應,請從學馬相伯的蔡元培去探聽究竟。此后報上相關震旦消息開始頻出,主要的聲音都是希望地方各界能支持籌辦新學,成立一新震旦。馬相伯亦頗受鼓舞,致電尚在法國的嚴復回歸,協助自己合辦新學院。嚴復在一年前暫居滬上時就有創辦新學的理想,他的理想計劃得到張元濟、夏曾佑、蔣維喬等商務系出版同仁的欣賞與肯定,顯然馬相伯也對其頗為熟悉,所以才會在此時照其回國襄助。當然,更重要的是兩江總督周馥也親自過問,周馥曾責成上海道臺袁樹勛查訪震旦退學事,并言為馬相伯親自告知此事,并希望其伸出援手。袁樹勛迅速查明后報告周氏,這些材料都被報紙披露出來,形成全社會對馬相伯及失學學生的同情。時上海地方的紳商張謇、王清穆(1860-1941)、曾鑄等曾過問此事,并積極參與籌建“新震旦”學院的計劃。1905年3月25日,眾人在福州路一品香聚會,公推馬相伯為“新震旦”校長,并討論了籌措經費的辦法。就在這次碰面時,定下借吳淞的軍鎮行轅及公所,暫作校舍,并電周馥望其批準。周馥很快與幫忙聯系,軍方答應出借提鎮行轅,但只肯借半年,且六營公所不在出借之列。最終在兩江總督與蘇松太道(上海道)的合力,及張謇、王清穆、曾鑄的共同努力下,新生的復旦終于得到了吳淞行轅一地開始辦學。

張仲民著《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

依靠以周馥、袁樹勛及張謇、曾鑄等政商合力,馬相伯和他的弟子們很快從出走震旦的陰霾中走出,復旦公學正式成立。馬相伯在《復旦公學募捐公啟》中列上了包括嚴復、張謇、曾鑄、王清穆、陳季同等28位名流擔任復旦校董,希望他們能為復旦提高聲望,募集辦校資金。這些名流校董也沒有辜負復旦期望。名列首位的嚴復便積極參與到復旦建設當中。

嚴復(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極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出任了復旦公學的第二任校長。他最為人熟知的是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嚴復從歐洲回國,答應馬相伯出任校董后,起草了第一代《復旦公學章程》,還拉來了他的得意門生熊季廉(1879-1906)任校董,熊曾在南昌辦過學堂。8月24日,嚴復與馬相伯共同主持了新復旦的招生考試。學校原定于八月初二即1905年8月31日開學,但因準備工作沒有完成,先延期至八月初六(9月4日),又因為房屋不夠,偏偏遇到一場臺風把住宿區的房子刮掉了一堵墻,再推遲至中秋后一日9月14日。開學典禮上,馬相伯和嚴復都做了演講,第三位演講的英文教員、日后復旦的功勛校長李登輝。校董之一的海軍大將薩鎮冰請來軍樂隊演奏,淞滬鐵路是日經過吳松鎮站后均為復旦停車五分鐘。開學典禮兩點開始,諸位校長教員對學者囑以殷切期望后,在四點由另一位校董、也是學校主事者袁希濤搖鈴散會,全場來賓、師生、教職員共三百余人,開學典禮圓滿成功。

第一學期后的1905年底,校長馬相伯受周馥委托赴日本,復旦校務交給了留校的師生同仁。馬氏赴日的任務是安撫在日中國留學生照常上課,切勿附和罷課回國的言論,但效果不佳。是年冬,日本頒布《關于清國留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簡稱《取締規約》)其中有一條是針對整頓日本不合格的公私立學校隨意接受中國留學生,同時取締品行不良的中國學生,以提升日本留學的質量,但這兩條刺激了留日中國學生的神經,引發大規模抗議罷課,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留學生退學歸國的風潮。次年1906年初,第一批群情激昂的留日學生回國,麇集滬上,在鄭孝胥等人的斡旋下成立了近代著名的中國公學,乃是后話。

在馬相伯離開的1905年底,新興的復旦很快便遇到了困難。庶務長兼校董袁希濤,鑒于復旦初創經費困難,用地緊張,便登報宣布復旦暫時休學,遭到學生罷免。而1906年初代理復旦校務的熊季廉,于正月病倒,農歷三月底病卒,享年僅28歲。是年暑假,熊的兩位老師嚴復與陳三立共同出面,為復旦奔走募緣,主持校務;復旦在他們的努力下又得到了包括周馥在內的多筆資金款項。而嚴復的社會威望讓復旦在1907年1月得到繼任兩江總督端方的青睞,繼任上海道瑞澂就授意給復旦撥過兩千多兩銀子。也在這時間前后,嚴復被端方正式任命為復旦的監督(校長)。張仲民教授的研究,由于嚴復的社會兼職及其任人唯親、言行不一的問題,最終又與學校本土派破裂。1908年5年嚴復請辭復旦學監,并推薦江蘇候補道員、新建人夏敬觀(1875-1953)繼任,夏氏幾乎沒做幾個月復旦監督,便去了中國公學任校監;這顯然是應端方的要求,接替鄭孝胥的中公校監位。此后商務出版系的長樂人高鳳謙(1870-1936),也略代理過一陣。1910年復旦重新迎回馬相伯,此時馬相伯已經七十周歲了。此后的1911年光復軍進占吳淞復旦與中國公學等處校園。復旦被迫遷徙無錫惠山與徐家匯李公祠,開啟新的時代。

關于吳淞的記憶

早年復旦辦學記載不是很多,甚至對于吳淞本身,大部分讀者都會略有有些陌生。1905年的馬相伯為什么會選擇從徐家匯把學校辦到吳淞,以及吳淞一帶有多少復旦留下的印記,仍值得探尋一番。

吳淞一地得名于吳淞江,為吳淞江明清時期入海口以西。在明代吳淞江下游主航道為黃浦江所奪,但吳淞的地名還是被保留下來。在嘉定縣設立前屬昆山。清雍正二年(1724)析出東境建新縣,沿用明永樂年為導航而修筑于浦東高橋海濱的一座土山“寶山”之名定縣名為寶山。一開始新寶山與嘉定同城而治,次年分治,置縣治于吳淞所城,即今日吳淞鎮沿江區域。自明初在此地設吳淞江守御千戶所,駐守吳淞江入海口開始,吳淞便一直成為統一王朝的江海防線的重要戍所。光緒二年(1876),工部局授意怡和洋行等外商洋行擅自修筑了上海至吳淞的吳淞鐵路后,此地塊正式被定名為吳淞。從文獻上看,復旦公學是吳淞地區辦起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在此之后有了漁業學校(今上海海洋大學前身)、商船學校(今上海海事大學前身)、中國公學、同濟大學等。

1915年吳淞地圖中的復旦公學

復旦創校的位置,在報紙報道中有不同的縮寫,其在地方志中的標準叫法應該是“吳淞提鎮行轅”。此處位于吳淞鎮中心偏北側,歷代寶山地方志中記載頗為詳細,《民國寶山縣續志》(1921)卷七載:

復旦公學,今稱大學。光緒三十一年,馬良、嚴幾道等請準江督假吳淞提鎮行轅為校舍,月助官費銀二千元,余悉取諸學費。遵部定章程,中學部五年畢業,高等三年畢業。辛亥事起,官費停止,嗣經南京臨時政府撥助經費萬元,延李登輝為校長,來學者日眾。癸丑(1913)之役,校董被贊助嫌疑,多亡命海外,校事幾不能支,因另組董事會設法維持,又以提署須讓歸水警廳應用,遂遷上海徐家匯李公祠。現經董事會議決,于江灣購地建校,正在籌備云。

《民國寶山縣續志》修志時,民國復旦江灣新校園還在建設,遂有“正在籌備”之筆。那座充為復旦校園的“吳淞提鎮行轅”,最早出現在《光緒寶山縣志》(1882)卷六:“提鎮行轅,胡巷鎮北首。同治九年,更定營制,以吳淞為外海六營進口停泊輪船之所,提、鎮巡視海口亦駐扎于此。光緒三年(1877),提督李朝斌撥款建。”這里的“提”和“鎮”分別指節制吳淞的最高軍事長官:江南提督和吳淞營副總兵(康熙后改參將)。江南提督因駐地在松江,也稱松江提督;總兵(參將)衙署在吳淞亦久有設置。到了1905年左右,此處作用應該大大下降,所以時任提督楊鏡嚴才會同意首長江都周馥的要求,出借行轅給復旦辦學。

那這幢吳淞提鎮行轅在當年究竟是什么格局,復旦老教授喻蘅先生(1922-2012)有一篇《復旦公學吳淞時期校舍復原圖記》做了詳細的考證,并畫出了復原圖。其中最重要的依據是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前,金通尹等前往同濟附中舊址尋找拍攝的成果。為什么當年的同濟附中會建在復旦舊址上,原來是國立上醫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離開了吳淞校址,暫住紅十字會總院(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與圣約翰大學(今華東政法大學)校園內辦學。吳淞校址因破壞不大,遂借給時同在吳淞的同濟大學作辦學之用。在一·二八事變中被損毀嚴重的同濟大學便把中學部放到了老上醫校址,所以37年時尚能尋訪到部分復旦遺跡。喻蘅先生通過前人的回憶、照片,并結合《松江府志·圖經》所附《提督署圖》推測吳淞提鎮行轅情況,大致重繪《復旦公學吳淞時期校舍復原圖》,指出吳淞行轅的格局如照壁、旗桿、儀門、甬道平臺、大堂、兩廡及后堂、內廨等,與松江提督署平面圖對照大致相符,而舊行署房屋的總布局是東西兩邊對稱式的。大堂東西兩山墻之下,有短墻與內廨相隔,而房屋造型并非大屋頂。同時,舊官署祠宇建筑的硬山結構,屋頂正脊和垂脊都很高大,目有獸頭鴟吻及磚刻或灰塑裝飾,江南官署祠堂的大脊設計尤為豐富多彩,而之后所拍照片上正脊很簡陋,甚至無垂脊,很可能是劫后重建時節省經費而大加簡化了。上醫檔案館裴鵬則根據喻蘅繪圖與傳世吳淞衛生模范區照片中相似的花園形狀判斷,早年吳松校園屋舍與二十多年后所攝衛生模范區建筑相仿,當為一時之物,尤為啟發。根據想象復原與圖文考證,我們大致可以推測當年的復旦同仁與學子們大致的生活空間。

喻蘅所繪《復旦公學吳淞時期校舍復原圖》

關于復旦吳淞時期的生活記載雖然存世不多,但也有諸多名流留下來過片光零羽。馬相伯在《一日一談》里提到兩次吳淞時期的生活。在《中國人的演說》中提到:

當我創辦復旦公學時,我曾立下規則:凡星期日上午,學生均不準外出,由我揀定許多演說題目,輪流命諸生練習演說,我并把演說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開始怎樣能抓住聽眾,結論怎樣能使人對于他的演說獲得具體的了解,一班學生都很感興趣。大概中國對于演說,知所注重,恐怕就是這時候起的。不過演說只是人類在社會中發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種工具,演說最好的人不見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與德的人,其演說必有可觀。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馬相伯極其重視演說,他在土山灣教授“二十四門徒”的時期,就教學生們西塞羅的演講(《蔡子民先生與二十四個學生學拉丁文》馬相伯翻譯成“紀宰六”)。到了震旦時期,馬相伯會在周日召集學生開演講會(《關于震旦與復旦種種》),這個傳統最終被帶到了復旦,顯然馬相伯對演講有獨到的興致。可以想象,當時的復旦校園中的年輕人們,不少都能言善辯,慷慨激昂;這也最終成為復旦百廿年來的傳統,因為演講和辯論出彩而風靡當代。

《關于震旦與復旦種種》有一段:

我在復旦(以前也是這樣)對于學生非常愛護,非常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在課余也喜歡來同我問難,有了困難,也常來找我給他們解決。有一次他們因飯食問題,幾乎要起哄。我開誠布公地訓誡他們道:你們到此地不是來做大少爺,而是來求學的;而且學生不應以家庭為家庭,而應以社會為家庭,等等。青年們到底是些無邪氣的孩子,被我一番詞嚴義正的話教訓過了,他們也就再沒有什么說得了。

雖然馬相伯經常與同學聊天談心,師生關系頗為融洽,但同學們因為食堂飯菜問題還是險些起哄。這或許應該不是一次小的沖突,不然馬相伯不會三十多年后又想起來;他親自出面用演講的方法安撫他們,講了求學、為人的種種道理。從中可見吳淞復旦伙食可能確實有限,但馬相伯的演講功力應該是相當深厚的。

早年師生

吳淞復旦時期培養出諸多日后的著名學人,這是作為早期新式學堂最驕傲的成果。其中陳寅恪、竺可楨二位日后中國現代學科史上的文理兩位大師,便是吳淞時的同窗。由于早期復旦檔案文獻存世不多,大部分復旦早期師生教學的細節都沒有保留下來。張仲民教授考證陳寅恪曾在吳淞復旦求學五載,是復旦創立后的1905年秋的學期中,插班進入復旦。之前陳寅恪剛經歷短暫的日本留學時光,因腳氣病回國養病后在國內繼續求學。他入學復旦,同樣與乃父陳三立當時支持復旦辦學分不開。陳三立在復旦創校風雨飄搖之際,出面募集善款,艱難維持校務;同時也把自己的愛子送到這所新辦的學校就讀,以顯示用心辦學的決心。陳寅恪中年以后提及復旦次數并不算很多,而且幾乎沒有什么細節。其中最接近的一次是提到他就讀時的校長嚴復,還不是嚴執教復旦時的經歷。陳寅恪先生1927年為王國維所作《王觀堂先生挽詞》中回憶晚清時京中文化勝流時,最先標出主持清政府學部的張之洞,謂其事必躬親,延攬人才:

總持學部攬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

圖籍藝風充館長,名詞瘉埜領編修。

1905年清廷廢科舉,12月6日新設學部,先由榮慶任尚書,張之洞繼任。陳詩中“樸學”與“圖籍藝風充館長”即謂張之洞請繆荃孫(1844-1919)任京師圖書館監督事,而“高文”與“名詞愈野領編修”,即為嚴復赴京出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彼時他剛剛離開復旦公學的校監位子。陳詩此處提到嚴復顯然是認可其名詞館的工作,以凸顯張之洞的眼光。1908年前后的陳寅恪,尚是嚴復在復旦的門生,嚴復在復旦最后的日子顯然也不甚順心,最終出走京師;但在陳寅恪十余年后的文字里起碼為校長保留了名流高文的好形象。

另一位民國學林領袖胡適(1891-1962)先生,也與早期復旦間接有關。胡適早年就讀于梅溪學堂,1905年轉入澄衷學堂,同學當中就有竺可楨。二人都在一年后的學潮中離開了澄衷;竺可楨選擇了復旦與陳寅恪做了同學,胡適則去了橫浜橋北的中國公學。不過胡適與吳淞復旦的因緣尚不止于此,其在澄衷讀書時,有個好朋友鄭璋字仲誠,早年為其梅溪時同學,當時在復旦公學上學;胡適在早年的日記里,記載了一次從澄衷赴當日吳淞復旦校區的旅行。胡適《自治日記》1906年丙午閏四月初八(1906年5月30日星期三,是年第二個浴佛節)載:

偕余君成仁、盧君俠,乘淞滬火車至吳淞,晤鄭君璋,談甚久。鄭君勸吾下半年權再居澄衷,俟他日。不見得好學校,當與吾同學慎,甚懇挈也。君復導予游海濱,至復旦新校址觀覽。移時地址甚大,驟觀之,南洋公學不是過也。復旦校規太寬,上課時間亦少,非“苦學生”也。四時,趁第十次火車返滬。

予乘火車此為第一次,車中忽得詩四句錄之:“嗚嗚汽笛鳴,轆轆汽車行。憑窗試外矚,一瞬象一新。”雖不成為詩,以寫意耳。然則今日又予學作詩之第一次也,一笑。

日記后,附上其當日出門行程圖,為虹口北外灘至淞滬鐵路上海站(即俗稱的上海北站)的路線。在胡適筆下,當時的吳淞復旦占地頗大,“驟觀之,南洋公學不是過也”,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大學華山路校區,也比不上這里的面積。但當時復旦“校規太寬,上課時間亦少”,確實有些散漫,應該與當時學校重組后剛剛開學有關,所以復旦學生“非苦學生也”,讀書還是太輕松了。年輕的胡先生將復旦與南洋(交大)放在一起做對比,似乎也算預言了二校在未來百余年間的愛恨糾葛,不失為學界前輩的未卜先知。而自打清末起,復旦那松散的學風,竟然也注定植入到了學校的基因當中,流傳百年而至今不變;滄海桑田之間,如是莫能言之妙者。更有趣的是,這次乘火車訪復旦,竟是胡適生平第一次坐火車,車上詩興大發即興創作一首“嗚嗚汽笛鳴”五絕,又是其舊詩創作的處女作,頗可為治文學史者關注。

尾聲

1905年,復旦公學草創于吳淞“提鎮行轅”之中,年邁的馬相伯甚至兩度出任校長主持大局。關于吳淞復旦時期的記述也遠沒有后來江灣辦校時期來的豐富,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清晰考察出吳淞復旦時期匯聚起了嚴復、陳三立、夏敬觀及陳寅恪、竺可楨等一眾近現代學界名流。回望那段短暫而燦爛的歷史,依然能為馬相伯艱辛創校及師生弦歌不輟的精神所打動。校史研究的意義永遠也不止于記錄、宣揚或者緬懷,他會讓當代的求學者與執教者找到一種精神的指引,融入到每一所偉大名校的每一段歷史節點之中,書寫好自己在這段校史中的歷程與心得,傳承好這份珍貴的精神線索。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