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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瑜:從生產者出發的新大眾文藝
來源:社會科學報 | 張慧瑜  2026年09月29日10:05

新大眾文藝的提出,不僅依賴于新媒體時代文藝生產的數字機制,而且強調普通人參與文藝創作的生產者位置,并把文藝作品作為精神滿足的對象,賦予文藝更加能動性的社會角色。新大眾文藝不僅是新媒體技術發展的產物,也是對20世紀以來兩種文藝生產機制的繼承和發展,一是20世紀50年代以國家公共文化為核心的體制化模式,二是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后以文化工業為基礎的產業化模式,這兩種模式分別塑造了公益性的群眾文藝和商業化的大眾文化。新大眾文藝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從生產者出發強調大眾、群眾作為文藝的創作者;二是賦予文藝作品滿足人民群眾精神生活的需要;三是關注文藝的覆蓋面和普及性。新大眾文藝還具有服務基層文化建設的社會功能,如新工人文學小組以寫作為媒介塑造一種更具主體性的勞動者社區文化。

從生產者出發的新大眾文藝

2024年7月《延河》雜志發表理論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提出“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新大眾文藝的“新”強調的正是人民大眾不只是文藝作品的受眾,而是“文藝的主人”。這種從被動的消費者向主動的生產者的置換,把“新大眾”放在文化創作者的位置上。新媒體、新技術的發展為普通人從事文藝生產提供了更多機會,這些參與文藝創作的“新大眾”具有文化生產的主體性。這種從文藝消費端轉向對文藝生產者的重視,使得文藝生產和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獨特的非物質勞動的價值被凸顯出來。文藝生產之所以具有創造性和主體性,與浪漫主義文藝思潮把作者指認為一種創造性、原創性勞動的理念有關。

現代工業社會以來,浪漫主義文學、文藝理念強調文藝是作者、藝術家的創造性勞動,是如“上帝”之手般帶來的原創性成果,這形成了現代作者的觀念,把個體性的作者作為作品之源,享有作品的版權和署名權,這確立了一系列現代版權、稿費等制度安排,也使得獨創、原創成為文藝生產更內在的要求。這種浪漫主義的文藝觀念產生了兩種文化想象,一是建立了文藝生產與物質生產的等級關系,文藝創作是一種比手工業工匠、工藝勞動更有創造性的精神勞動,作者的身份受到重視;二是與標準化、工業化的商品生產不同,文藝勞動是從0到1的創造,賦予文藝作品非重復、非標準化、非功利性等特征。可以說,這種個人主義的作者觀念是浪漫主義文化對抗異化、重復的現代工業生產秩序的方式。隨著現代印刷、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的發展,文藝生產、文藝創作也與文化工業體系形成更復雜的關系。

新大眾文藝強調文藝生產者從精英化、專業化向群眾化、大眾化轉移,也就是群眾、大眾參與文藝生產,這不僅打破了文藝生產的職業主義限制,而且賦予文藝作品新的價值。也就是說新大眾文藝既重新定義了“新大眾”,也重新定義了“新文藝”。第一,新大眾文藝從生產者出發強調新大眾作為文藝創作的主體,這意味讓新大眾以生產者的方式變得可見。除了專業作者,對于大眾文化來說,生產者經常是被忽視的。如1934年作家魯迅在雜文《論“舊形式的采用”》中提出“消費者的藝術”和“生產者的藝術”的區別,前者是“獨得有力者寵愛”的貴族的、文人的藝術,而后者則是“小說的插花”、“新年的花紙”、“連環圖畫”等民間藝人創作的藝術,這些“生產者的藝術”經??床灰姟吧a者”,新大眾文藝讓作為生產者的“新大眾”浮現出來。從另一個角度看,對文化工業時代的大眾文藝來說,生產者也經常是匿名的,1934年德國理論家本雅明在《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中闡述了大眾文藝的“作者”不是浪漫主義意義上天才式的作者,而是人與技術、媒介的結合,是一種“集體作者”,這重構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系,讓大眾從被動的消費者變成主動的生產者。從這些理論中能夠看出,新大眾文藝恢復了大眾作為創作者以及集體作者的位置,這使得參與文藝創作的新大眾變成雙重主體,從事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的雙重勞動者,也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的新型腦體勞動者。

新大眾文藝也改變了對“文藝”的理解。與物質生產形成參照,文藝作品是一種創造性的精神勞動?!拔乃嚒辈恢皇蔷哂猩虡I消費和娛樂價值,也是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中介。那些帶有群眾性、業余性的創作,擺脫了專業主義和商業化的誘惑,反而成為一種更具非功利、非異化的文化享受。不管是通過平臺化媒體,還是借助群眾文藝系統,大部分普通人創作的文藝作品首先帶來的是對文藝創作過程的精神愉悅,其次才是流量變現和商業價值。即便文藝作品無法實現商業價值,但對參與文藝創作的新大眾也會獲得一種主體感。這種精神生活對創作者的意義是一種自我的文化賦能,使其獲得更多自主性。新大眾文藝的意義在于激活普通人參與文藝創新的積極性,并重新賦予文藝作為群眾日常生活的能動作用。尤其是在基層社區建設中,以文藝為媒介搭建普通居民參與公共事物和社區管理,這就使得新大眾文藝具有重要的公共與社會價值。

新大眾文藝的兩個傳統

這種強調生產者中心的新大眾文藝既是新技術、新媒體進步的結果,也內在于20世紀以來文藝大眾化、人民文藝的傳統。從20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平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到20世紀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再到延安根據地時期“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制度,文藝生產與大眾政治建立了密切關系。20世紀以來中國形成了兩種文藝生產機制,一是20世紀50年代以國家文化體制為核心的文藝傳播制度,二是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后出現的以文化工業為基礎的文藝市場化制度,如果把前者命名為“大傳統”,后者命名為“小傳統”的話,新大眾文藝的生產機制是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先看大傳統。20世紀40年代“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藝為工農兵、為大多數服務的理念,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了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文藝制度,這種文藝制度嘗試塑造一種人民主體文化,具體體現為三個層次,一是,文藝作品表現工農兵的形象;二是,工農兵是文藝作品的消費者;三是,工農兵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體。為了實現這三個目標,形成了體制化的文藝制度,一是,鼓勵作家等文藝工作者,像記者、社會學家一樣下基層、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用大眾化、群眾化的語言創作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作品,實現工農兵成為文藝表現的主體;二是,建立行政化的、覆蓋城鄉區域的文藝發行網絡,讓圖書、電影、戲劇等文藝產品傳播到基層,這涉及到新華書店、工人俱樂部、農村俱樂部、群眾藝術館、文化館以及流動電影放映、以及“送戲下鄉”等文化制度,也就是自上而下建立了朝向基層群眾的文化基礎設施;三是,通過工農兵作家培育、基層通訊員制度,鼓勵工農大眾參與文學、文化活動,尤其是依托行政化的群團組織、搭建群眾文藝的平臺,使得群眾參加生產建設的同時以業余身份從事文藝生產,形成群眾參與、群眾共享的文藝形態。

新大眾文藝繼承了人民文藝的很多理念,如強調群眾參與文藝生產、文藝作品要貼近群眾生活等,但也存在巨大差異,人民文藝背后有強烈政治訴求,以階級政治為基礎、把文藝作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形式,尤其是政治激進化之后,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災難。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套朝向基層的文藝制度的硬網絡依然發揮作用,如80年代新出現的“四級辦電視”的電視網保障電視覆蓋到基層。21世紀以來這種行政化文化基礎設施轉變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如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農家書屋工程、西部開發助學工程和電視進萬家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再加上送戲下鄉、文化下基層等作協、文聯機構的常設活動,以及采用行政化的方式新建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系統,這些都是“大傳統”繼續發揮作用的體現。以這些文化硬網絡和基層群團組織為基礎,形成了群眾參與、群眾創造、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大眾文藝形式。這種群眾文藝在當下也有廣泛的影響,如鄉村全面振興過程中社區藝術家與村民共創、共享的藝術鄉建,以及“村晚”“村BA”“村超”等扎根基層、服務地方的活動,借助互聯網傳播也成為網紅級別的文化品牌。在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群眾參與的基層文化建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群眾文藝是新大眾文藝的獨特形態,與新中國以來建立的服務于基層群眾的公共文化有關。新中國成立后,基層文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果,一是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如文化館、圖書館覆蓋至基層社區;二是基層文化工作者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普及,豐富基層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再看小傳統。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以來形成了商業化、消費性的文化工業形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革命文藝、工農兵文藝逐漸向市場化、產業化的大眾文化轉型,如電視、電影、網絡文學等文藝形態取得了繁榮發展。相比其他領域的改革,文化領域因具有宣傳屬性而采用了不同的市場化路徑,一是,實現產業化改革,如2001年電影領域在生產和放映環節完全向民營資本開放;二是半市場化方式,如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傳媒行業引入市場化因素,實行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雙軌制;三是,市場化的方式,如以互聯網行業為代表的新媒體完全以民營資本為主體。90年代大眾傳播媒介是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機構,“大眾”是各類文化產品的消費者、接受者。21世紀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生產方式變革,傳統媒介條件下文藝生產的專業性被新媒介、新技術打破,大眾從被動的文化藝術接受者、消費者轉變為主動的創造者、生產者。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普及后,從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大眾媒體向微信、抖音、快手、小紅書、B站等社交平臺媒體的轉型,平臺化的社交媒體采用“用戶生產內容”的模式,使得更多普通民眾借助移動互聯網、手機參與到文化生產、文藝創作中,這是新大眾文藝的數字技術和傳播基礎。

這種媒介技術的發展為消費者、受眾參與網絡文藝生產提供了技術基礎,一方面由用戶自主創作,二是走向MCN為專業化的文藝形態。這種用戶參與的文化生產并不能“自動”變成新大眾文藝的精神滿足,反而有可能被平臺流量和算法所綁架和異化,如數字勞動者容易成為數字平臺的“免費勞動力”而遭受更深的對內容生產者的壓榨和剝削。還如短視頻、微短劇等線上創作同樣受到平臺算法規訓而追求流量,會呈現出奇觀化、獵奇化的特點。平臺算法造成“信息繭房”、流量為王的效應,內容生產者為追求流量導致創作淪入低俗、同質化的“博眼球”狀態。

新大眾文藝回應了新技術、新媒體的變革所帶來的文藝生產、消費方式的變化,又呼應20世紀以來文藝大眾化、人民文藝、群眾文藝等概念。新大眾文藝之“新”體現為三個層面,一是借助新媒體、新技術,為文藝作品的生產和消費提供更為便捷的數字平臺;二是,從生產者視角賦予“新大眾”創作者的位置,這是對新大眾的文藝賦權;三是,重新賦予文藝新的社會功能,文藝可以推動基層文化建設。新大眾文藝的未來方向在于:一方面要警惕數字平臺的“算法異化”與商業資本的“收編”,保障大眾的創作自主性;另一方面要加強新大眾文藝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結合,推動其更好地服務于基層文化建設與國家文化發展。只有這樣,新大眾文藝才能真正實現“讓大眾成為文藝的主人”的理論目標,為當代文藝的發展注入持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