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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5期|時瀟含:一直跑到城市盡頭
來源:《天涯》2026年第5期 | 時瀟含  2026年09月30日08:25

編者按

《天涯》2026年第5期“看世界”小輯刊發了王澤龍、時瀟含、朱國華、劉荒田、常愷五位學者、作家作品,他們中有的以腳步丈量世界,有的則以思想觀照現實,反省歐美的歷史與當下,今天我們看待世界,已非一味仰望,而是在此過程中,對自己腳下的土地,有更深沉的文化自信。

今日,我們推送本期小輯中時瀟含的《一直跑到城市盡頭》全文,以饗讀者。

一直跑到城市盡頭

時瀟含

躺在地上的士兵

北方的海不是旅游目的地,游人不多。風大浪急,沙白,天藍海也藍。

一個不起眼的路牌立在道旁,上面寫著布洛涅:40公里;里爾:120公里;羅馬:2000公里。好像在說,你可以選擇去家門口的便利店買菜,或者去西天取經。

我在沙丘上沿著海岸線緩慢奔跑。往常我跑步的時候,從來不去想明天可能會到來的疼痛和疲憊,可明天一睜眼還有800公里要跑。

跑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見幾個人。而我現在還不知道,未來的日子,我會路過那些真正空無一人的村莊。作為一個在法國生活了三年,自詡去過許多小城市的人,我從未見過這么多死氣沉沉的小鎮,沒有餐廳、超市、面包房、藥店、醫院、學校、郵局,人也很少。只有零星的老人,還有為了省錢把此處當成睡袋的年輕人。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對澳大利亞情侶,他們每天走10公里到15公里,見面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三天沒有見到任何商業活動了,只能依靠本子上的聯系人獲得食物。我每天前進50公里,運氣好的話,至少能吃上一頓冷餐。一連好幾天見不到紅綠燈倒是常事。經常舍不得喝水,偶爾餓肚子,如此古典的憂愁。

進入內陸之后,路上的風景平淡且重復。綿延的農田,各種各樣的麥子和粗糧熟了,生機勃勃,在陽光下刺得眼睛生疼,干燥的草莖發出細碎的聲響,像是有水流過。各種各樣的農用車,制造許多灰塵和噪音。貨車車輪大小的干草垛堆在收割過的農田中,大地剃了個板寸。成片的亞麻長到半人多高,無邊的綠色像是湖水,沒過頭頂,我在其間泅水。

陽光充足,風很柔和,我在玉米葉的細碎陰影下跑動,其中的許多時刻,時間停止流動,我像一片樹葉一樣在風中無意識地滾動,一個晃神的工夫,已經跑了20公里。

旅程有些無聊,直到到了一塊高地。高地的頂端是一片墓園,墓碑整齊潔白,中間有一座圣母院。小城叫作阿布蘭圣納澤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中,三場大戰在此爆發,打了三年,戰場上幾乎未見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四萬個墓碑排列整齊,大部分是單人墓,有的是多人或雙人墓,有些父子埋在一起,爸爸死于一戰,兒子死于二戰。

在戰斗的最開始,法國士兵誤以為20世紀的戰斗和以前沒有區別,應當公正且迅速,由華服、戰歌、長槍和騎士精神組成。于是,他們像拿破侖的軍隊一樣,列隊整齊,向敵人走去。

可惜勇氣和英雄氣概無法抵御機關槍。

他們中的大部分沒有墓碑,因為早已無法辨認。1920年,凱旋門下安葬了一個無名士兵,他沒有名字,沒有所屬的部隊,也沒有軍銜,因此他是所有人。

他被紀念的原因不是成功,不是身份,甚至不是能力,只在于他的選擇。任何標簽都會把某一些人拒之門外,但選擇不會。

在展示各國軍人裝備的展廳里,士兵們不是整齊列隊站在展示柜里,而是躺倒在地。

他們全都相信,發動戰爭是為獲得永恒的和平,為了行善而不得不去為惡。但最終發現,這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與別的戰爭并無差別。無人唱著凱歌走出戰場,有勝利的國家,但沒有勝利的個體。無論勝敗,皆在寡婦與孤兒的淚水中平等。

當我想起這些士兵的時候,不會想起他們的戎裝與勛章,只會記著他們全都躺在地上。

圣母院中有一個士兵的日記。他記錄,沖鋒之前,一人分到半斤朗姆酒,好讓他們從陰雨和泥沼的冰冷中緩過來。榴彈、毒氣、坦克、痢疾、流感、傷寒、戰壕、野戰醫院、群葬墓——沒有其他可能。像一頭野獸一樣殺戮,或像一頭牲口一樣死去。

他忘記了所有豪言壯語,臉色發白,喉嚨發緊,心臟沉重,進入但丁的《神曲》:“地獄的旋渦不斷翻滾,將眾靈卷入混亂之中,擊打他們、翻倒他們、從各處擠壓他們,他們在懸崖邊滾動,恐懼與呼號愈加劇烈,他們侮辱神圣的仁慈。”

1915年5月,他從馬賽被火車運送到當地,之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十多萬法國士兵在此地死去,他痛苦而幸運地活了下來。在最后一篇日記中,他很高興,因為將要離開,會被轉移到另一條前線,哪里還能比這里更差呢。

他被送去了凡爾登。

有一座墓碑上刻著一個妻子的銘文,上面寫著:戰爭,你是否嫉妒我的幸福?如今能夠安慰我的,除了在這塊光滑的石板前跪下,別無一物。

有的墓碑上刻著“永恒的遺憾”。

法國戰后生育率極低,因為百分之十五的士兵死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還太年輕。

女性失去丈夫、父親和兒子,但獲得了工作。她們的身影出現在過去從未向她們敞開的崗位上,這些工作往往需要技巧,也帶來更高的薪酬。她們進入工廠制造武器,從事農業生產。

我在香檳產區參觀酒窖時,在地窖的墻壁上看到許多女人的名字,一旁還刻有一些劃痕以記錄她們在地下躲藏的時長。戰時她們在地窖里釀酒,并且照顧傷員。香檳酒的釀造是體力活,而且酒瓶常因瓶中的氣壓過高炸開,到處都是玻璃渣,工人要將掏空的南瓜作為面罩,還要穿沉重的靴子。曾經這被認為只能是男人的工作。

當戰爭結束,她們所獲得的獨立已無法輕易被剝奪,英國與德國的選舉權改革證明當一個女人想征服世界的時候,不再需要通過征服男人來實現。但是整個歐洲踉蹌前行、遍體鱗傷,“昨日世界”的美好想象只是苦樂參半的追憶。

德國士兵在撤離佩隆時,在市政廳門前掛起一塊木板,留下一句話,直譯過來是“別生氣,欣賞吧”。而目之所及只有破碎的教堂、頹敗的城市和難以辨認的殘軀。長久以來,這句話被當作德國士兵毫無憐憫的嘲諷。后來才知道這句話是戰時軍中流行的一句俚語,是在面對戰爭中諸多意外情形時的感慨。可以理解為:別評價,接受吧。戰爭本就瘋狂,這就是它的本來面貌。所有人被迫拋棄英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對毀滅的恐懼。

佩隆和教堂并不是被德軍摧毀的,整個北方一直以來是法國的工業重鎮,包括生鐵、鋼鐵制造和煤炭工業。換言之,是軍工業和燃料。教堂作為城市中最高的建筑,是完美的偵察點。可想而知,無論是誰占領了當地,撤退者都會不顧一切地毀掉一切。

所以,別多想,享受這個世界的荒謬吧,這能讓你少受很多折磨。

墓地,墓地,墓地,從阿布蘭圣納澤爾出發,之后的一周時間里,每一個村子里都有戰爭墓地,連成一片,綿延不絕。

我的道路途經泰爾尼耶村里遭轟炸時留下的每個炮彈坑。

法爾尼耶村的火車站前,立著一塊碑,上面寫著:1944年2月3日11點,載有1214名被驅逐猶太人的列車從車站出發。

濱海努瓦耶勒還有中國勞工的墓地,門口的石碑上刻著四個漢字:勇往直前。英文寫著:以勇氣完成高尚的使命。

我原本決定要去參觀每一處途經的戰爭墓地。可后來發現,如果非要這么做的話,恐怕需要多停留幾天才能走出加來海峽省。

地下墓穴的主人

站在拉昂的地下甬道中,我終于感受到了片刻的涼爽。

城市位于拉昂高原,呈孤丘狀,居高臨下,睥睨四方。從山谷下方仰望整座城市,山尖陡峭,城墻直立聳入天空,令人望而生畏。自古以來,世俗政權與宗教政權都無法拒絕在高聳、神秘、易守難攻、與塵世隔絕的磐石上建立自己的城市。高地被視為更接近“天”,平民百姓仰望圣城,心懷敬畏,這是“被征服”的一部分。掌握視野的人,掌握權力。

我曾在諾曼底的一座城堡中,看見墻體上伸出一個被稱為壁廁的石制小隔間。居住者在隔間內排泄,污穢落到城堡外。城堡內部秩序井然,講究嚴格規訓、秩序和禮儀。隔間懸挑,通常離城墻有一段距離,使排泄物不落在城墻腳下,減少對城堡基座的腐蝕。這道厚厚的城墻,是將城外的他者空間與權力隔絕的界線,外部的世界不在城堡規訓的考慮范圍內。

歐洲的建筑大多以大理石為原料,因此地面上有多少輝煌的建筑,地下就有多少空洞。公元5世紀以來,拉昂城下曾作為石灰巖采石場被開鑿,開鑿出的空間作為儲藏室、避難所和防御工事。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時候這些地下空間還會作為集體墓穴。法國最有名的地下墓穴在巴黎,甬道漫長,盤踞在城市之下,有六百多萬具尸體。

中世紀以來,一直有將尸骨埋葬在天主教堂下的傳統,教堂兼作醫院“服務于窮人與被城市阻隔在外的夜行者們”。然而18世紀末,由于人口過多和瘟疫爆發,尸骨堆積,帶來了極大的問題,于是法國政府決定把所有的尸骨都轉移到廢棄的地下采石場。大部分尸體已是白骨,他們沒有棺材,沒有名字,連一層裹身的白布都沒有,身體的不同部分被分門別類堆在一起,沿著狹長的地下通道堆放成骨骸走廊。一堆堆的骨頭前寫著他們原本屬于的修道院、醫院或是墓地,還有遷移到此的時間。

在朗格勒,一座高盧羅馬時期的都會城市,在考古遺址邊有一個注腳寫道,青銅時代金屬冶煉的普及,帶來了新的經濟規則,加劇了社會的分化。青銅器的制作和使用,意味著需要專業分工,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區別隨后反映在葬俗中。象征著身份地位的土冢墓葬的主人,大多從事金屬貿易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交換,他們多已不再完全依賴農業,轉向工藝和手工業生活。那些生前沉默的大多數,沒有陵墓與土冢,身后依舊沉默。

他們沒有任何除自身之外的痕跡。

昏暗的走廊中有零散的字句,大概算作他們的墓志銘:

“他們和我們沒有區別

灰塵,風的玩物

他們像人類一樣脆弱

像虛空一樣無力”

“一切正在發生著的

精神、美好、被賜予的天賦

這是一朵如此稍縱即逝的花朵

經不起風的一瞥”

“記住一日將盡時的憤怒”

“對我而言,死亡即是勝利”

“諸事變遷、離去

我們離開

唉

不比在抹去一切的海面上滑行的船多留一絲痕跡”

“我在塵土與污穢中安睡。在這個世界上,你們不再尋求我。”

“我對腐朽說:‘你是我的父親’,對蟲蛆說:‘你是我的母親,也是我的姐妹’。”

走在這樣常年濕冷的地下,我不感到害怕,只對陽光的隔絕感激涕零。相傳巴黎的地下墓穴有三百多公里長,其中居住著許多流浪漢,因為地上的世界無處容身。缺乏光照、空氣流通差、潮濕相比起現實中的困難與危險,都算不上什么。

我每日的行程和流浪漢高度重合,四處晃蕩,尋找一片屋檐,所以我總和他們打交道。來法國之前我以為地上鋪滿黃金,其實只鋪滿無家可歸的人。

有一天我正站在河邊的橋上吃嬰兒果泥,這是我最厭惡但吃得最多的東西。一包50 千卡,足夠支撐我跑一個小時,不用費勁去嚼,不糊嘴,也不需要喝水順下去。只是味道嘛,不要多想,直接咽下去。

一個長發男人從岸邊跑來,一猛子扎進河里。五分鐘之后他爬上岸,十分瀟灑地甩動長發,脫下上衣和長褲。他舉起上衣,風很大,衣服像風箏一樣舞動,他高舉雙手,踢著易拉罐。

看了一會兒,我才明白,他不是游戲,而是在河里游泳,全當洗澡和洗衣服,現在正等著衣服晾干。

他對著天空大聲喊:“我的烤肉卷在哪里?”

我還沒吃上烤肉卷呢。曾經我對那些流浪者避之不及,但此刻我忽然意識到我離他們的距離,比我離正常人的距離要更近。

我許愿,在一個美好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吃上烤肉卷。

有一天我正坐在路邊休息,一個穿著熒光馬甲的人抱著籃子朝我走來,他問我要不要買點零食,發現我囊中羞澀之后,他放棄推銷,在我身邊坐了下來。

我有些不舒服,漫無目的地四處看,不遠處雜亂無章地堆放著幾個黑色垃圾袋,他忽然張口,說:“那是我的家當。”

我沒反應過來,他接著說,他所有的東西都在那里。我這才明白,他是個流浪漢。

我很好奇他在賣什么,他告訴我這取決于前幾天人家施舍了什么給他,有時候,他也有自己的門路。我猜他的意思大概是去順手牽羊。他會把多余的食物省下來,嘗試賣給路過的行人。

他問我來自哪里,我說中國,他說如果能去看看一定很有趣。我一時沒法理解,問道:“你是說我去看看嗎?我就是中國人。”

他盯著我,好像我很愚蠢,說:“我是說我去中國看看。”

我遲疑地點點頭,說:“當然了。”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忽然來了一輛公交車,下來了一群游客。我們的談話被打斷了,他急匆匆地起身,將籃子抱在身前,對著人群吆喝起來。歸根結底,他不是流浪漢,是個生意人。

他讓我感到十分悲傷。這個掙扎著的良善的人。雖然偷雞摸狗,顯然做過錯誤的選擇,你可以說他沒有美德,墮落,滿是過失,但未必是壞人。

“爛人、群眾、平民,這些詞說起來容易。但算了,又有什么關系呢?他們光著腳走路又怎樣?”

我曾經在里爾的一家福利組織工作,專門在街頭和流浪漢交朋友,為他們提供陪伴。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流浪者,坐下來和他們聊聊天,聽他們說話。不追問他們的身世,不刻意鼓勵他們,不嘗試救贖他們,不以同情的目光看待他們。甚至如果他們開口要錢或者物資,我們也無力提供。我們所要做的全部,就是像在街邊遇到了一個普通人一樣,和他們聊聊天,看看他們今天過得怎么樣。

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并不排斥我們這些兩手空空的人。

他們渴望與人交流,因為經歷了太多沉默的拒絕。時間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座太陽和月亮共坐的蹺蹺板,每天按照這樣的輪回周而復始。男人們拉幫結派,靠刀子換取地盤,女人不得不靠著找同樣陷于窘境的男人以求生存。他們總養寵物,狗、貓或者兔子,也許對于他們來說這是唯一穩定的陪伴,但從更現實的角度而言,這些動物也在保護著他們。在法國,如果警察或者是各種機構要把流浪者們清理出街道,強行收容他們,就一定要安置他們的動物,這又麻煩,又花錢,所以一般警察都不找那些帶了動物的人的麻煩。因此在街頭,許多孤獨的人與動物相依為命。

臨近圣誕節的時候,我們帶著小學生準備的圣誕禮物和賀卡走上街頭。出乎意料的是,流浪者們對食物并不太感興趣,無論如何,他們總能想法子不至于餓肚子。他們想要撲克牌,想要借手機給朋友打電話,想要隨便一本什么書,想要正反面不同顏色的圍脖。

無論如何窘迫,他們想要交朋友,打發時間,根據心情打扮自己,而我之前以為他們只是饑餓。

一個五年級的小女孩寫了一張賀卡,她說:“我希望你不要太孤單,希望我能給你帶來一些陪伴。我喜歡跳舞,我不喜歡被人欺負,你呢?我以最真摯的一整顆心祝福你。祝你好運。”

可是他們都很孤獨,我們也一樣孤獨。

那個想要一本書的女人告訴我,對她而言一天的時間很漫長,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沒有朋友,也不會說法語,所以她想要一本書,裝作自己很忙的樣子。而且她告訴我,把書翻開倒扣在臉上,這是最好的面罩。書脊處形成的縫隙允許空氣流通,她總在夜里把自己裹得緊緊的,用書遮擋住臉上的女性特征,沉沉入睡。

對于他們來說,在街頭上最大的問題是這里的生活沒有變化、沒有希望,一年兩年過去,除了四季,什么都不變。

陪伴對于他們來說,像是隔著油紙下了一場大雨,雨點即使打不到身上,他們也能感受到雨點打在油紙傘上的震顫。

明白流浪者渴望的不是食物,是我理解世界復雜性的開端。

是否該燒掉盧浮宮?

我望向窗外一望無際的葡萄園,長得像巨型蜘蛛一樣的農用車四處奔忙,白發蒼蒼的修女們在其間工作,為凱歌香檳公司種植葡萄。地下綿延的陰冷空間不再是墓穴,而是充滿瓊漿玉液的酒窖。

在日神與酒神的較量中,我偏愛激情、狂喜、沖動的混亂。飲下生命的酒,沉醉地擁抱混沌。

我曾在喜馬拉雅山脈中去往島峰的路上,被一個化身為面色緋紅的中年女人的魔鬼蠱惑,喝了兩大杯農家自釀的渾濁酒液。尼泊爾小孩子趴在房頂上嘻嘻笑著,對著我招手,路過的野狗分食我的最后一根牛肉干。

阿瑪達布朗峰正在遠處靜立,天很藍,還沒到中午,當天還剩不到十公里的路程要走,天氣似乎有點熱,我把抓絨外套的拉鏈拉開。我心情愉快,一飲而盡,酒的國無窮無盡。

那個善良的農婦拒絕收錢,向我道別,你知道在她嘴里看到了什么嗎?旋轉的宇宙。

我腳下一軟,一頭跌了進去。沒什么大不了的,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過失。

羅馬帝國時代,葡萄酒最初是政治和宗教儀式中的“神的飲品”,后來才逐漸普及到世俗生活中。修道院釀酒是歐洲的傳統,在中世紀,人們發現水源不安全,發酵的飲料比水更安全。酒常被用作藥物溶劑,甚至作為治療某些疾病的輔料。

在這趟旅程將要結束的地方,有一座叫作龐塔爾利耶的小城,盛產風靡歐洲又臭名昭著的苦艾酒。出征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士兵用苦艾酒為水源消毒,預防痢疾和瘧疾。當士兵們回到巴黎,仍保留飲酒的習慣,很快形成了叫作“綠時光”的風潮。巴黎的豪華咖啡館和酒館里,上流社會的男女共飲這傳說可以通靈的枯葉綠色飲料。直到19世紀末,因“會使人放縱、頹廢”而被禁止。

要我說,苦艾酒的味道實在是不好。度數極高,味苦,尤其茴香的味道,對于中國人來說好像在喝燒焦了的燉肉湯。招待我的一對老夫婦非常熱情,不斷地斟滿我的酒杯,往盤中加奶酪和燉肉排。我再三推脫,還是連連敗下陣來,直到眼冒金星,幾乎不能爬回二樓的房間。

大苦艾、小苦艾、茴香、馬鞭草、鼠尾草、八角與高度酒精混合蒸餾。不同地區還會加入不同的香料,里昂的苦艾酒中加入當歸種子,尼姆地區加入百里香,蒙彼利埃加入香菜,還有薄荷、洋甘菊、甘草、杜松等。

要說這是多么好喝的飲料,不如說是身份的象征。被稱為“噴泉”的水晶或玻璃容器中盛放冰水,底部有一個滴漏,下面的杯中盛未稀釋的苦艾酒,杯上橫放帶孔的銀質苦艾勺。孔洞精雕細琢呈現花紋或幾何圖案,上面放著一塊方糖。水一滴一滴落在糖上,糖溶化后流入杯中,酒液乳化變成祖母綠。

想想吧,這多么符合崛起的資產階級對于生活的想象。高腳酒杯在吊燈下微微搖曳,暗綠色的液體折射出細碎的光點。人們或在咖啡館的露臺上,或在沙龍的廳堂里,身著考究的禮服。女人們用纖細的手指輕輕拈著杯腳,男人們則在高談闊論之余從容地緩緩啜飲。

他們大談股票、殖民地和工業發展,或是神采飛揚地談論自由與反叛、啟蒙的自由與理性、是天才或是荒誕的藝術作品,甚至低聲談論馬克思的新思想,仿佛預感到世界正在改變。他們或許關心“純粹理性批判”和“歷史辯證法”,但更加在乎的是如何展現自己噴薄欲出的文化品位與社會地位。

隨著財富的增加,餐桌早已不只是用餐的地方,而是展示財富與品味的舞臺。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法式上菜的奢華儀式讓大量菜肴同時上桌,侍從分批更換,香料與調味品琳瑯滿目,錫釉陶瓷和閃爍的銀餐具排列整齊,仆役在旁忙碌。

餐具上的裝飾畫同樣映射著品位與文化。里昂、內韋爾的工坊將意大利古典故事、奇異怪誕圖案融入紋飾,青花、金邊、繁復紋飾,從東方遠道而來的瓷器或本地畫師筆下的中國元素激起上流社會的熱情。花紋越復雜越好,主題越遙遠越好,想象力貧瘠也是特權的一種表現。他們對這遙遠的國度并不真正關心,那是某種具有異國情調的、遙不可及的存在,象征著他們對新土地、新的商業機會和新資源的追求,對拯救野蠻靈魂的渴望,以及對科學的好奇心。

就連食物本身也充滿隱喻,葡萄酒與面包象征圣餐,椒鹽卷餅象征對邪惡的驅逐,生蠔則暗示奢欲。一切皆為象征,是身份與理想的符號。如果在這樣的一場盛宴上,你無法讀懂主人的言外之意,那說明你并非他們中的一員,他們不必費心使你明白。

我進入伯瑞的酒窖,石灰巖隧道寬敞,走廊兩側滿布儲藏室,每個隔間都由一座城市命名。他們充滿雄心壯志,伯瑞的香檳要銷往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創始人的妻子發明了干型香檳,也就是現在被普遍接受的香檳口味。

酒窖中除了橡木酒桶和上百萬瓶香檳,還有許多現代藝術品。我實在無法從幾何圖形、線條中讀出任何美感,更不明白他們為什么在陰冷的地下擺上許多巨大的屏幕,反復播放蛇的視頻。不過也可以理解,當一個家族有權定義香檳時,他們也可以界定什么是流行藝術和生活方式。

我們無法在凝視歷史與文化的時候,避而不談權力。權貴肖像中總能看到黑侍從的身影,他們不過是身份地位展示的裝飾元素。“近東”“中東”“遠東”,地理尺度由相對于歐洲的位置來決定。歐洲人為世界命名、分類、描繪地圖,而被命名的地區和人群本身幾乎沒有話語權。

在南錫美術館里,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展覽。在博物館中討論“是否該燒掉盧浮宮”。

博物館的誕生與暴力如影隨形。法國大革命奠定了法國文物保護與現代公共博物館模式的基礎。革命者查封了宗教機構、王室、流亡者的財產。在破壞活動盛行、國有化財產被拍賣的背景下,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關注如何保護這些文化遺產。他們在全歐洲范圍內征用藝術品,將其運回“自由之國”,服務于公眾教育。

有人認為“博物館即墓地”,是文化的流放場所。博物館將原本活著的藝術品從其原生環境中剝離,被迫離開原有環境,進入藝術的歷史,失去了生命、靈魂與意義,“在精神和物質上皆已破敗”,成為符號化的文化遺產。

1793年,以“百科全書式”和“普世性”為宗旨的盧浮宮向公眾開放,同年南錫美術館建成。我一直以為南錫之所以擁有數量如此龐大的珍品,是因為它是洛林公國的首都,現在才知道其最初的館藏主要來自革命時期的征用財產。

“征用”這個詞讓我想到殖民掠奪,又想到二戰時維希政府對猶太人財產的“雅利安化”,包括企業、不動產和銀行存款等在內的所有財產,被低價轉讓給所謂的雅利安人。與此同時,納粹對藝術品有著非凡的品位和癡迷。在貝桑松的博物館中有一間展廳,專門展出曾經被納粹搶走的文物,他們曾在歐洲各國大規模搜刮藝術品和書籍。可這憤世嫉俗的腔調,仿佛忘記了館中其他文物的來源。

有人認為博物館是權力與文化建構的產物。本雅明指出,“文明”和“進步”的概念具有潛在危險性,是勝利者敘事的霸權,往往延續統治階級的支配邏輯。在他看來,古代的輝煌勝利不過是統治者永恒支配的寓言。文化作為戰利品,在勝利者與征服者之間流轉,文化的積累建立在戰爭的廢墟之上,并在暴力體制中傳承。文化與野蠻不過是一體兩面。

狄德羅在《布干維爾航海補遺》中寫道:“哭吧,可憐的塔希提人!哭吧!但愿你們的淚水是為了他們的到來,而不是他們的離去。”當文明和野蠻社會接觸時,歐洲征服世界所依據的政治與道德模式是否比所謂“文明化”更為野蠻?

不僅如此,博物館中還有許多對藏品“話語”的探討,而不是把它們當作美的權威。在布里恩,拿破侖青年時期上軍校的城市中,軍校舊址改建成了拿破侖博物館。館中有許多不同時期的拿破侖肖像,不僅記錄了他的生平,還展現了肖像的敘事功能。

解說中分析道,肖像通過對他戰場功績的反復描繪與傳播,哪怕是微小的細節,也被塑造成銘刻于心的重大事件,從而不斷加深人們對他的信賴,將他視作法國的救贖者。《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楓丹白露的告別》……宏偉的軍事肖像畫中加入了更多透視和簡化的技巧,通過繪畫的筆觸投射力量與統治的形象,強調他的果敢與神圣使命。不在于記錄真實,而在于制造“可被記憶、崇拜”的符號。

然而毫無爭議的是,公共博物館的誕生象征著知識的普及。巴黎郊區有一所獸醫學院,18世紀的第一任院長弗拉戈納爾是一個有名的,同時也飽受爭議的解剖學專家。校園里有一座博物館,里面收藏了很多院長親手解剖的標本和骨頭,有人的也有動物的,有健康的也有病變的。再往里面走,有一間很暗的小屋,這才是弗拉戈納爾真正的收藏。它們叫作被剝去皮的人。那是一種干制解剖品,大部分的成品只保留了骨頭,通過灌蠟和羊油保留了血管和神經,剩下的肌肉、皮膚等都被剝離風干。解剖學是人類自我理解的方式,就像一只猩猩畫下囚禁它的牢籠。

但爭議出現了,最有標志性的作品叫“天啟騎士”,是騎著馬的男人的解剖品。另一個叫“有下頜骨的人”,那是一個手中揮舞著驢的顎骨的男人,他的形象源自《圣經》。除此之外,還有胎兒和嬰兒的標本,有個單腳站立的嬰兒似乎在跳舞。相比起出現在醫學討論中,它們更經常出現在戲劇性的展覽上,或是貴族的陳列柜中。院長的頭銜不僅是解剖學家,也是備受貴族推崇的藝術家。在卸任獸醫學院的院長之職后,他向貴族售賣了幾百件這樣的珍品。據他所說,所有的標本都是自愿被使用的。

當然了,當然了。

在博物館中批判博物館,在權威的作品面前停止感嘆,對我而言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情,這也許就是進步本身。

光之屋

爬上朗格勒高原,到達朗格勒。這里曾是凱爾特林貢人的領地,后來成為高盧羅馬時期的一座大都會,城市中四處都是古羅馬人留下的銘文、淺浮雕、雕像、柱子碎片、拱門。塞納河、馬恩河、默茲河發源于此。

朗格勒的考古格外發達。城市之下還是城市,每一個土層都掩埋著不同的文明,從凱爾特文化到拉丁文化,他們都曾以為自己代表著永恒。

在高盧羅馬時期,世俗這一概念幾乎不存在,宗教無處不在,滲透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有的雕塑、建筑、空間,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與神相關。

古羅馬時代石碑通常刻有銘文,以“致亡靈諸神”開頭,隨后是生平簡介,這是死者帶往天國的信。碑上刻著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的還細致地準備了一雙尖頭鞋和一雙人字拖。死者既要去舞會又要穿雙舒服的鞋呢,事死如事生,總想做好萬全的準備。一個男孩的墓碑上,他牽著自己的狗。身體置于木棺中,用釘子固定,隨葬餐具和食物。口中放入錢幣,用于支付渡過冥河、進入來世的費用。親屬會在墓地舉行喪葬餐,象征著與死者共餐,就好像他們仍在世間徘徊一樣。很多圣徒去世后,他們的遺體骨骸會被移到教堂的祭壇下,人們進入圣徒墓穴,躺入石棺中,以祈求痊愈。

我反復見到奇怪的雕塑。一個或幾個男人身體完整卻沒有頭顱,頭顱被他們用雙手端在胸前或舉過頭頂,有的表情驚恐,有的十分平靜。相傳圣徒被羅馬人斬首之后,他認為自己的使命還沒有結束,于是撿起自己的頭,接著向前走。奇怪的故事很多,還有人在大魚腹中度過三日三夜后,成功逃脫,繼續完成使命。

每天上午11點前,我就能到達目的地,而整座城市才剛剛蘇醒。時間對我而言沒有意義,我只在乎距離。一個小時代表著7公里,8點日落,我離夜晚還有60公里的距離。時間這么多,可惜天氣太過炎熱,全是不能使用的時間。我閑來無事,在城中到處晃蕩,這才發現這座我從沒有聽過名字的小城歷史格外豐富。有一座博物館叫作光之屋,我原以為是什么老套的展覽。進去才知道,這是狄德羅的故居,人們將理性的啟蒙稱為光。

航海大發現以來,士兵、企業家、傳教士和學者遍布全球。他們懷著轉化靈魂的渴望,以及認識世界的好奇心,以奴隸制為代價,渴望更多的土地、商業機會和資源。他們重新認識天文、制圖、地質、植物學、動物學和人類學觀察。一道光驅散黑暗,人們開始輕蔑地談論神圣奧秘。在這樣的背景下,狄德羅認為需要“匯集地球上零散的知識,向與我們共同生活的人展示其總體體系,并將其傳遞給后世的人”。他想要改變人們曾經圍繞宗教神學的思維方式,接納新的思想,傳播自由的氣息。

《百科全書》誕生了,它又被稱為《科學、藝術與手工業理性詞典》。

這些學術精英最懂文字游戲,他們用看似無關的文章,留下草蛇灰線。書中的詞條按照字母表的順序排序,在“印刷術”和“印刷者”條目之后,排列的是“非認同”“改良”。以此專門討論沉默的反對。“一個因奉承而腐化的君主,會將一個正直之人的沉默視作秘密的反對,而這個人因緘默最終遭受不幸,就如同他說了話會遭受不幸一樣。”在這里,百科全書派呈現出啟蒙運動的另一面——對暴政的恐懼。

狄德羅相信所有其他用于傳承思想的藝術,最終都會消亡。建筑物的壽命不如雕像長,而顏料的壽命又更短,一切都將化為塵土。然而可以無限復制的文字作品,隨時可以更新副本,價值并不遜于原作。

可惜反對者也是這么想的。

在漫長的中世紀,統治者所憑借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己有,以此來作為控制愚昧鄉村的武器。知識本身是危險的,那是少數人的特權。怎么能讓那些在城墻之外,活在爛泥里的人懂得宇宙的奧秘?而且自文藝復興以來,印刷業受王權保護,出版物需要王室的審查和批準。

如果印刷術與造紙術只為印刷《圣經》服務的話,文字本身并不代表文明的普及。這讓我想到金文,它不是交流的媒介而是權威性的文字,為了記載祭祀、戰爭、冊命。國博里有一對名為“錯金青銅鄂君啟節”的青銅竹節形通行證,是戰國時期用作水陸交通通行的文牒。 相比于龐大的青銅大鼎,這兩片薄薄文牒更具有佐證文明進展的價值。銘文記錄了數據、路線、規定等制度性信息,證明古代國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制度、法律和交通管理體系。而且最重要的是,還要有一群相隔千里,能識字并理解這些信息的人。相比之下,青銅鼎只是權貴階層祭祀和象征權威的禮器,上面的金文也不在俗世中流通。

王室收回《百科全書》的印刷許可,教皇將其列入禁書目錄,甚至威脅要將擁有《百科全書》的天主教徒逐出教會,并命令由神父在公共場所焚燒這些書籍。《百科全書》作者成為標簽,被貼在所有向國王顯示為危險分子、被教士標示為敵人、被法官列為應焚燒之人、被國家指為不良公民的人身上。

狄德羅反對政治權威,認為君主應受法律約束,自由是上天的恩賜,沒有任何人天生擁有指揮他人的權利,只要擁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權利。他批判殖民主義,編寫《兩印度史》,質疑野蠻人、自然法、專制主義,又通過《論盲人》走上了無神論唯物主義道路。效果立竿見影,他在巴黎住所被逮捕,送往溫森城堡監獄。在囚禁期間,一位日內瓦公民去探望了他,然后寫下了聞名于世的論辯《論科學與藝術》,那位青年叫盧梭。

然而盧梭并不是狄德羅和百科全書派的朋友。他總署名為“日內瓦公民”就是為了表現和法國知識圈的區隔,他是平民而不是法國沙龍里的哲人。即使百科全書派致力于普及知識,他們仍然屬于城市精英,傾向于溫和改革,強調理性批判與制度改良,相信通過知識傳播和教育,人類可以逐漸走向文明。可盧梭不相信知識的傳播能夠解決現代社會的問題,文明社會、科學與藝術的繁榮腐蝕人的真淳與德性,導致社會風氣腐化。他想要根本的變革,要民主與平等,要人民主權和公意。

百科全書派和盧梭,同是啟蒙運動的旗幟,又都在啟蒙內部提出反啟蒙的聲音。在覺醒的同時自我反思,而正是這種內部差異避免啟蒙成為單一線性的理性崇拜。

法語中有這樣一句話:“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當變革的激情過于迫切,支持者也可能被自己的追求吞噬。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教會財產被沒收,教堂被改作倉庫、馬廄、學校、兵營、監獄,或是被拆毀,石材用于建造碉樓。貝桑松碉堡中,有些石塊上面還留有教堂的符號。或是被改造成理性殿堂,用理性取代上帝,崇拜人類的理性與科學,后來一些教堂又被改造為“至上存在的殿堂”。由于不符合革命提倡的平等理念,人們甚至嘗試拆除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塔,最終他們決定給尖頂戴上一頂紅色的錫制弗里吉亞帽,讓革命精神照亮萊茵河的對岸。

回望時,只有一聲意味難言的嘆息。

博物館里沒有空調,溫度太高,宣布閉館。我被趕了出來,刺眼的陽光嘈雜,吵得我心煩意亂,不得不到僻靜的地方去休息一會兒。坐在教堂的陰影中,邊吃牛角包,邊悠閑地晃著雙腿,看著狄德羅、盧梭、馬拉在我面前大打出手,望著尋常人家的門框上古羅馬時代留下的銘文。我將空袋子折好,油沁在牛皮紙上留下一塊塊污漬,在粗糙的大理石上蹭掉手指上的黃油。我真不該吃這么多黃油,把牛角包作為每天的餐后甜點,但是天地之間,這是再渺小不過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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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在路邊,像激情還未熄滅的戀人一樣久久凝視著我。有些路看起來被柵欄隔斷,但其實只是阻擋牛羊的進出,兩端有能夠容納人側身經過的小口。我從牛群中跑過,它們不懂禮貌,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連咀嚼的動作都停止了。

此前我一直住在農村里,閣樓的窗戶斜在屋頂,走在年久失修的木地板上時,總會傳來空洞的吱呀聲。主人甚至不關屋子的大門,因為他相信“不會有人愿意到這里來的”。天花板上垂掛下許多粘滿蒼蠅的貼紙。夜晚,硬殼蟲子悶頭撞上窗玻璃,發出叮咚的響聲。每天早上的果醬和漿果甜點都來自花園,主人的寵物驢每天早晨引吭高歌。

終于到了貝桑松,城里的麥當勞是我心中文明的象征,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在薯條和漢堡的面前舉手投降。當看見門口的流浪漢的時候,我就知道,終于回到大城市了。

貝桑松建于杜布河環繞形成的半島上,土地平坦肥沃,河流繞城一周,城郊的山上修建城壘,地勢險要,被群山包圍,從古羅馬帝國始就是軍事要塞。雨果在這里出生,工匠們在這里制造時間,生產手表。

我對城市本身并不熱心,到處都是面目相似的教堂、鐘樓,木制房屋外盛放的鮮花看多了也不過如此。一杯雞尾酒要9歐元,而兩家博物館的聯票只要7歐元,還有豪華的坐廁和免費供水的龍頭水。

貝桑松是18世紀歐洲制表中心。時間博物館里有一枚懷表叫作勒瓦 01號,1904年問世,在此后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復雜的懷表。它擁有將近三十種復雜功能,包括月相顯示和月齡指示、平均時與太陽時差、北半球星圖、全球 125 個城市的當地時間、溫度計、濕度計、氣壓計、高度計、十二星座顯示。

它的收藏者是一名葡萄牙收藏家,他的名字由五個單詞組成,還有博士的頭銜,他要求極高,提交了一長串要求,并總結道:“請將當下科學與機械能夠實現的一切功能匯聚于一枚懷表之中。”

不遠處圣約翰大教堂中的天文鐘也不相上下。可以顯示太陽位置和月相變化、每周對應行星、17個世界城市的當地時間、法國8個港口潮汐時間和潮高、萬年歷。總共有70個表盤,還有 21個可活動人偶。

一個人怎么需要這么繁復的信息呢,這簡直是暴發戶的要求。

然而這對于技術復雜性的追求,展示著眺望的姿勢。很庸俗,幾乎要招來嘲笑,但象征著敢于夢想一切的可能性,他不僅要讓機械裝置構建人工時間,通過規律的時間間隔具象化時間的流逝,還要將整個世界的全部創作匯聚在他的掌心。多么美好的、充滿雄心壯志的時代,空想不被一笑了之的時代。

可惜葡萄牙人擁有太多殖民地,太多幾乎免費的勞動力,殖民得來的財富似乎永無止境,既然如此何必費心在本國建立工廠呢?于是像潮水一樣涌入的黃金,又像退潮一樣散去。

往城外的高地走,那里有一座城壘。城墻高聳,城外的壕溝是城堡石料的來源,能看到采石的痕跡。這是天然的囚籠,從建成之始就被當作動物園使用,狒狒和羚羊在里面懶懶地走動。

17世紀始,約兩個世紀的時間里,這是一座城中之城,防御瑞士和神圣羅馬帝國,上千人駐扎于此,有糧倉、磨坊、面包房、乳品加工廠,自給自足,能獨立維持數月之久。后來隨著火炮技術革新,高地要塞失去軍事意義,這里逐漸變成了軍營和監獄,二戰時被德軍占領。

城壘里有三座博物館,最吸引我的叫作驅逐博物館。“驅逐”指的是二戰中法國政府將猶太人驅逐出境,還將一些人有組織地送進死亡之地。其實在法國歷史上,流放反復發生。1182年,法國王國第一次大規模驅逐猶太人,他們有時可以通過支付贖金返回,但最終在1394年,查理六世頒布法令,將猶太人永久驅逐出法國。他們直到法國大革命后才得以重返國內,獲得宗教信仰自由。但他們的生活仍受到嚴格限制,只能從事某些行業,住在特定區域,遭受行政限制。1791年,法國才正式通過了解放猶太人的法令。

博物館中有兩個展覽,都十分不可思議。一個叫作“驅逐與藝術”,是集中營里創作的畫作。兩個詞組合在一起,似乎難以理解。他們怎么能夠克服尋找材料與時間的困難進行繪畫,又為什么超越了生存意志本身,非畫不可?

參與抵抗運動而被驅逐的瑪格麗特,編號是27546,她在衣服里側縫了一個小小塑料心形,她用微小的痕跡許愿,以抵御自我的消逝。

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并非藝術或科技的輝煌,而是能夠認清自身的瘋狂。

另一個展覽叫作“行李箱”。打包行李既可以意味著南法濕熱海灘上的陽光,也可以是強迫遷徙、驅逐和流亡。西班牙共和派的流亡、1940年的大遷徙、日常生活中的占領、抵抗運動的斗爭、不受歡迎者的被驅逐,以及戰勝后的遣返。現實充滿不確定,未來一片黯淡時,人們打包行李帶走生活中的一點自己,相冊、日記、小提琴。他們還嘗試在不可預測、歸期未卜的混亂中用有限的資源解決問題,把行李箱變成小禮拜堂或者嬰兒搖籃。抵抗組織在行李箱中藏匿電臺、假賬、公章、情報。有的幸存者從集中營里帶回行李箱,箱子上寫著他的編號,以及他待過的每一個營地,但他此后將重新用名字生活。

這些行李箱只與個人生活相關,但有時個人比時代更加重要。他們收拾行李所走上的那一條道路,是為所有人而走,盡管你對他們可能一無所知。

法國人很熱衷于記錄雞毛蒜皮的小事。杰桑教堂門前的石碑上記錄了紀念陣亡者碑的揭幕儀式,上面絮絮叨叨地記錄了大理石工匠莫希奈爾構思并制作了紀念碑,佩萊小姐編織紫藤花環,電工魯塞特先生安裝電燈,教師拉利亞朗誦《陣亡者圣歌》。筆觸之細膩,宛如這是記錄拿破侖遠征的場景。

多么有趣的敘事角度,不談論重要戰役、傷亡人數、愛國主義,而是關注在潰爛之中的人還在愛什么,相信打開二戰中的行李箱,能夠窺見行李箱中的二戰。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個鬧鐘。鬧鐘的正面是明信片般的場景,希特勒身著沖鋒隊制服,初升的太陽位于畫面中央,太陽周圍的萬字符號分秒閃爍。一旁還有一條宣言:“德國,醒來吧。”關于戰爭的宣傳無孔不入,語言像微量的砒霜,甚至滲透到最私密的家庭空間,毒性終會顯現。

1940年法國淪陷,簽署停戰協議,北部與大西洋沿岸被德軍直接占領,南部成立傀儡政權。占領當局與維希政權的雙重迫害開始了。有人在日記中寫道:“就這樣,結束了。看到年輕人們被迫上戰場是多么殘酷啊,但讓他們在一個被羞辱的國家中生活,又何嘗不是一種殘酷?我永遠不相信人類天生適合戰爭,但我也知道,他們同樣不適合奴役。”整個法國都在強調戰敗者的勇氣,試圖向國民們證明輸了一次戰役不意味著輸掉一場戰爭。

同盟軍繼續戰斗,然而他們在同一件事上也達成了一致,保持集體沉默。

從20世紀30年代起,許多國家大幅限制合法移民,關閉邊境。連法國的抵抗運動,對于“與國家存亡無關”的小問題也顯得無動于衷,畢竟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解放法國。1940年起,法國的猶太人被拘禁、驅逐,同時也承受著來自社會的排斥,這個猶太人曾相信會保護和接納自己的社會,未能伸出援手。1942年,第一列遣送列車從法國出發。中立國、教會、紅十字會普遍保持集體沉默。戰后,約20萬人滯留在難民營,因為沒有國家接收他們。

在巴黎的紀念館里,有兩道高墻,墻上寫滿名字,游人要從高墻的陰影之中走過。人在暗處,陽光格外耀眼,然而人性是比太陽更不可直視的存在。

從陰影的另一頭走出來,他們的記憶變成你我的記憶。以此記憶為基礎去建構未來,盡管歷史充滿罪行,遲來的告解依舊是告解,那些不記得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時瀟含,青年作家,現居廣東深圳。主要著作有《無盡的遠方》《山那邊是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