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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為譜 歲月成歌——紀念周巍峙誕辰110周年
來源:光明日報 | 郭克儉  2026年09月29日08:07

周巍峙(1916—2014),江蘇東臺人。1930年進入上海《申報》館做練習生,1931年任《申報》圖畫周刊部秘書。1935年起,先后加入民眾歌詠會、業余合唱團、詞曲作者聯誼會、歌曲研究會等進步音樂社團,并籌建及主持新生合唱團,參與上海救亡歌詠運動。1936年,編輯出版了抗日救亡歌曲集《中國呼聲集》。1937年奔赴山西前線,任八路軍學兵隊音樂教員。1938年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1944年任魯迅藝術文學院音樂系助理員、文工團副團長。抗戰勝利后,任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團長及音樂系主任、天津市軍管會文藝處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歌舞團團長、中央實驗歌劇院院長,文化部副部長、代部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職。主持編纂《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主編《聶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等。

周巍峙是一位赤誠的文藝戰士。抗日戰爭時期,他在上海街頭開展救亡歌詠活動,在敵后首次指揮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黃河大合唱》;抗美援朝時,他創作出振奮人心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新中國成立15周年,他參與組織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周巍峙也是一位對民族文化滿懷深情的學人,改革開放后,他主持推動民間文藝搶救整理浩大工程,躬身扶持地方戲曲、民間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在近百年的藝術人生里,他始終扎根大地、心系家國。

在周巍峙誕辰110周年之際,再次品讀他的人生歷程,不僅是追憶一段過往、緬懷一位長者,更是借此重溫一代人怎樣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命運,怎樣在風云變幻中堅守初心、健步前行。

以歌為刃

歌聲就是我們的武器

1916年,周巍峙出生于江蘇東臺。幼年時家境普通,他未曾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時事風云驟變,山河破碎的慘狀映入年少的周巍峙眼簾。東北淪陷,華北危急,平津滬寧各地,救亡呼聲響徹云霄。一批富有家國情懷和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和青年藝術家近乎一致地察覺到:中國已然處于最危急的關頭,藝術再不能孤芳自賞,也不能僅是風花雪月,而應當成為凝聚大眾、喚醒民心、抗擊外侮的銳利武器。

1935年一二·九運動后,全國逐漸形成了抗日救亡歌詠活動的熱潮。周巍峙以音樂人的身份匯入人潮,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的抗日救亡歌詠活動。1936年,他加入了于上海組建的歌曲作者協會,1938年初當選為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執行委員,成為推動這場全民救亡歌詠活動的主要人物之一。

“歌聲就是我們的武器。”這是周巍峙后來回憶過往時,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真切質樸的話語展現出那一代音樂家的本色。在他看來,好的音樂并非技巧的鋪排,亦非流派的自詡,更非個人的雅興,而是可以直抵心靈、喚醒良知、激昂斗志的精神力量。自上海至西北,從后方至前線,周巍峙組建歌詠隊,編印出救亡歌曲集《中國呼聲集》,奔走教唱,樂此不疲。在聶耳精神感召下,他還創作了《前線進行曲》《上起刺刀來》等充滿激情的抗日歌曲,將一首首激蕩人心的戰歌,傳送到工人、士兵、學生和民眾之中。1938年11月,他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把音樂抗戰的火種播向華北大地,激勵全體軍民的抗戰意志與勇氣。

周巍峙深知,一首歌一旦被千萬人同聲唱起,就不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一種意志,一種信念,一種不可侵犯的民族氣節。那簡潔凝練、淳厚響亮的歌聲,蘊含著千鈞之力。《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經由他們的傳唱,從城市街巷到鄉村阡陌,從后方腹地到抗日前線,音樂喚醒著民族意識、匯聚著抗擊侵略的力量,形成“凡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的盛況。

周巍峙的創作個性正是在這火熱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不尋求復雜和聲,不沉溺于西化技巧,秉持通透、清晰、有力的大眾路線,讓普通人愛聽、易懂、想唱、能傳。這種創作追求,是戰斗生活的寫照,也是把文藝作為武器的清醒自覺。

1950年,中國人民志愿軍跨越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斗志昂揚。志愿軍炮兵第一師第二十六團五連指導員麻扶搖在連隊舉行誓師大會前創作出征誓詞,新華社記者陳伯堅將其潤色后,在報道中引用。閱罷歌詞的周巍峙,樂思奔涌,迅即譜上旋律。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歌曲韻律明快,語調高昂,既有軍人的果敢堅定,又含百姓的殷殷熱忱;既有捍衛家國的勇毅決絕,又有守護和平的榮光磊落。不久之后,這首樸實剛勁、豪邁嘹亮的戰歌傳遍了神州大地,可謂家喻戶曉,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最具標志性的歌曲之一。在抗美援朝戰斗前線,它宛如沖鋒的號角,激勵著志愿軍戰士奮勇向前、英勇殲敵;在后方,它凝聚起全民參與抗美援朝的強大力量。70多年過去,戰火硝煙早已消散,而位于丹東的抗美援朝紀念館、鴨綠江斷橋等場所,前來緬懷先烈的人們仍然會不約而同地引吭高歌。每當熟悉的旋律響起,人們依然會心潮澎湃,熱淚盈眶。

一首歌曲為何能具備這般長久的生命力?那是因為周巍峙把自身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最為熾熱的情感,全部融入這短短幾行旋律之中。他用作品不斷印證和踐行著“歌聲就是我們的武器”的藝術信念,展現著初心如磐的革命理想和剛健壯美的審美追求。

以藝鑄史

把人民的奮斗搬上舞臺

青年時期的周巍峙,把歌曲當作武器,凸顯文藝的戰斗特質與群眾屬性。新中國成立后,他致力于“把人民的奮斗搬上舞臺,把民族的歷史凝成藝術”。憑借寬廣的藝術眼光和杰出的組織能力,他組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國革命之歌》,將民族歷史和時代精神呈現于舞臺之上。

1964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于人民大會堂上演。這部規模空前的舞臺藝術杰作,匯聚了3500多名專業和業余文藝工作者,整合了合唱、舞蹈、朗誦、器樂、戲曲等多種藝術形式,全景式再現從中國共產黨誕生至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歷程。周巍峙身為這臺演出的重要組織者和藝術負責人,自始至終參與整體構想、章節方案、節目編排以及藝術統籌事宜。面對龐大的創作群體與浩繁的藝術內容,他以極強的協調能力、嚴謹的藝術態度與開闊的審美視野,確保了作品既保持歷史的厚重莊嚴,又充滿藝術的靈動生機;既彰顯國家氣魄,又飽含民間溫度。

在創作階段,周巍峙一直秉持兩條準則:其一為尊重歷史事實,其二為尊重藝術法則。他提出所有內容都要尊重歷史事實,彰顯革命精神,防止虛構或過度渲染,并且著重指出藝術展現要生動且有感染力,規避刻板說教和概念化表述。基于此,他廣泛汲取民歌、民間舞蹈、革命歷史歌曲等藝術要素,使舞臺洋溢著濃厚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從《松花江上》的悲愴蒼涼,到《南泥灣》的清新悠揚;從《保衛黃河》的雄渾磅礴,到《東方紅》的深情贊頌,每一段樂曲、每一支舞蹈、每一句誦讀,都匯聚著集體的才智與時代的情懷。

《東方紅》的成就,不僅在于場面宏大、技藝精湛,更在于它首度以舞臺藝術的方式系統呈現革命歷史。它不只是一部文藝作品,更是一場國家典禮、一次精神匯聚、一種文化認同。在組織創作過程中,周巍峙使眾多分散的藝術資源凝聚成史詩般的恢宏氣象,讓艱辛的奮斗征程轉變為可感可知的舞臺經典。這部作品歷經數十年依然常演不衰,成為中國文藝史上的不朽豐碑,也成為周巍峙藝術生涯中最為耀眼的成績之一。

改革開放后,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周巍峙再次肩負重要使命,主導創作另一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中國革命之歌》承續《東方紅》的史詩特質,融合歌舞、詩詞、戲劇、誦讀、雕刻、畫作、聲光、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注入新時期的藝術觀念與時代氛圍,在藝術歸納自鴉片戰爭至改革開放近百年中國革命歷史的同時,凸顯改革開放的旺盛活力,是符合時代需求的高水準藝術佳作。和《東方紅》相比,《中國革命之歌》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更加多樣,在思想蘊含上更加寬廣,既秉持紅色基因,又凸顯創新精神。周巍峙在年逾古稀之際,仍站在創作前沿。從方案研討直至細節雕琢,從演員調度到舞臺展現,他對各項事務都細致入微、親力親為,憑借高度的文化責任感打造這一藝術工程。

在組織創作兩大史詩的過程中,周巍峙以謙遜的態度、務實的作風、堅定的立場,團結了老中青三代文藝工作者,共同完成了對民族歷史的藝術書寫。他充分尊重每一位藝術家的創造,善于吸納不同意見,凝聚各方力量。他深知,史詩級作品絕非一人之功,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把人民的奮斗搬上舞臺”,在他這里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的舞臺精品藝術實踐。文藝既要記錄歷史,也要引領精神;既要凝聚國家力量,也要滋養人民心靈。這種宏大而溫暖的藝術追求,使他的創作具有了穿越時代的持久價值。

以根立魂

民族藝術的根在人民之中

改革開放后,周巍峙先后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代部長、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主席等領導職務。在這些崗位上,他一直以藝術家的情致、學者的嚴謹、實踐者的務實來對待文化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理念。其中最為主要,且最能體現其思想深度的,便是他反復強調的一句話:“民族藝術的根在人民之中。”

周巍峙一直認為,中國文化的活力并非在高樓大院,而是在民間鄉野;并非在效仿他者,而是在自身傳統。不管是民歌、民樂、戲曲、舞蹈,抑或是曲藝、美術、手工藝,所有具備長久生命力的民族藝術,都扎根于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負載著民族的情感記憶和審美基因。基于這一深刻認識,他始終高度重視民族民間文化的搶救、發掘、梳理與傳承,把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當作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其傾力主導下,全國范圍內的民族民間文藝收集整理工作有條不紊地鋪展開來。大量面臨失傳風險的民歌、民樂、地方小戲、民間舞蹈被記錄下來,眾多優秀民間藝人得到支持與幫扶。他曾多次深入鄉野、走到基層,親身調研民間藝術的生存狀況,傾聽民間藝人的內心想法和真實感受,堅決反對輕視民間藝術、盲目尊崇外來形式的錯誤做法。在他看來,文化自信首要的是對本民族文化傳統懷有自信,對民間藝術這片肥沃土壤持有自信。舍棄民間傳統,便等同于切斷文化脈絡;忽視人民創造,便等同于喪失藝術之源。

對于戲曲藝術,他更是用情尤深。戲劇是中國極具代表性的舞臺表演藝術,將唱念做打、詩樂舞武融合為一體,蘊含著中國人的倫理情感、審美意趣和生活愿景。在多個歷史時期,戲曲都曾遭遇沖擊,甚至被邊緣化。明清交替之際的戰亂使戲曲藝人四處漂泊,創作和演出陷入停頓;清朝中晚期的禁戲約束了戲曲的創作、演出與傳播,導致其影響力降低;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傳入、新興文娛形式的出現,讓戲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電視機的快速普及,戲曲觀眾數量大幅減少,一些古老劇種僅剩下極少量的老年觀眾,甚至出現“戲曲危機論”“戲曲消亡論”。周巍峙一直秉持著自己的原則:保護戲曲并非保守刻板,而是捍衛民族文化身份;發展戲曲不能盲目西化,而須遵循自身藝術規律。他倡導在穩固本體、穩固文脈、穩固觀眾的前提下逐步推進,守正改革,抵制一刀切、運動式、破壞性的所謂的“改革”。正是這種穩重、理智、尊崇歷史的文化觀念,讓眾多傳統劇種得以維持生機,為后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奠定了基礎。

在文藝團隊建設和人才培育方面,周巍峙秉持德藝雙馨的準則,既看重藝術人才的專業水準,更注重品德涵養;既激勵藝術改革,又強調堅持正確價值取向。他關注青年文藝工作者的發展,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路徑,抵制浮躁虛華、急功近利的文藝氛圍。他常講,文藝工作者首要的是做人,其次才是作文、學藝、演戲。唯有內心純凈、情感深厚,方可創作出觸動心靈、流傳長久的作品。這種質樸且深刻的文藝倫理觀念,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

周巍峙凡事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民眾的文化需求。在規劃文化政策時,他要求,既關注國家文化整體形勢,又考慮基層實際;既促進高雅藝術進步,又注重群眾文化推廣。在他的理念中,文化并非少數人的高端享受,而是要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滋養;藝術并非孤立的形式化游戲,而是匯聚社會共識、浸潤人民心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藝術的根在人民之中。”這不單單是一種理性判斷,更是其文化治理實踐的行動指南。

周巍峙所進行的理論思索,質樸凝練、直抵內心。他的講話、文章以及書信里,留存許多深刻且精練的藝術觀點。他暮年主導編纂《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引領10余萬人歷經30年完成這套共計4.5億字的民族民間文藝“萬里長城”,以行動踐行著自身的藝術觀念。他著重指出,文藝需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要歌頌光明、批判丑惡、溫暖人心、啟迪精神。這些看法看似普通,實則蘊含著對藝術法則的深入理解,對時代任務的清晰認識,對人民立場的堅定秉持。

耄耋之年的周巍峙,仍舊參與文藝活動,為年青一代指引方向,為文化建設提出建議。他一直留意民間藝術的生存狀況,關切戲曲、民樂等傳統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多次告誡后來人要守住文化根基。在生命臨近結束時,他心里惦記的仍舊是人民文藝的前景和民族文化的賡續。他切實履行了生命不停、拼搏不止的承諾,把整個人生都奉獻給文藝工作和人民大眾。2001年,中國音協授予他首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勛章。

山河為譜,歲月成歌。

在近百年的人生旅程里,周巍峙飽經風雨,始終堅守著初心,未曾改變本色。和他一同工作過的人,不管是文藝工作者,還是機關領導同事,都對他為人謙遜、作風質樸、胸懷寬廣、廉潔奉公的品質稱贊有加。雖然周巍峙離開我們已有十多年,但是他的創作還在傳唱,精神仍在延續,風骨依然留存。

(作者:郭克儉,系浙江師范大學施光南音樂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