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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地基上綻放的傳奇 ——讀李修文《夜雨寄北》
來源:《文藝風》 | 來穎燕  2026年09月29日10:02

讀完李修文最新的中短篇小說集《夜雨寄北》,不禁有些無所適從。因為作為讀者,我誤判了自己的閱讀期待。這幾個故事的開頭這樣確鑿地立在現實的地基上,讓人覺得立時就要陷入一場現實困境中的揪斗。揪斗確實是發生了,但方式卻是出人意料的奇幻乃至詭異。

《夜雨寄北》一篇是這個集子的核心,不僅因為它占據了最長的篇幅,更因為它呈現出集子的調性和底色——它有著多重的解讀角度,但是這些角度并不平行,而是互相糾纏,直到達成一個豐富的、渾然的、特屬于李修文的小說調性。

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角度,讓小說一開始就容易將讀者擁入懷中。而“我”在現實中的卑微、苦痛的掙扎經歷,更是容易引發共情,讓人心甘情愿地去追隨“我”的經歷。故事起首于“我”在雪霧里聽到猴子小丹東叫聲的那一幕——“它被綁縛在歌廳門前的一根水泥做的羅馬柱上……隔了老遠,它也聞到了我的味道,這才大聲叫喚起來,這才將我帶到它的身邊,現在一見到我,它像是要哭出來……”情節一路向下,“我”當然是不顧一切地解救了小丹東,于是到了要揭開這個離奇事件的前情的一刻——父母雙亡的“我”來到北京,希望圓上演員夢。但是現實一如所想的殘酷,“我”為生活所迫,以至于只能去動物園應聘工作,而這只來自婆羅洲島的猴子竟然天然地對“我”親近,于是“我們”開始了相依為命的生活……但這種相依為命的方式,讓人對小說的傾向拿捏陷入迷茫。看起來,這應該是一個被世間遺棄的人與一只被人間遺棄的猴子間惺惺相惜的故事,“我”依然牢牢占據了敘述者的位置,但是當這只猴子開始會念詩時,讀者對此的篤信開始動搖。這提示讀者,小說是不是動用了擬人的修辭,因此這應該是一篇看似第一人稱,實則是動物視角的小說吧?以動物之眼看向人世的小說,幾乎可以成為一種小說里的一個題材類目,最著名的有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等。這樣的視角常常能開辟小說的新視界,因為動物的眼睛,能見人之所未見,動物的視角,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但代價是小說的修辭在偏向擬人的過程中,會讓小說的整體格調向寓言傾斜——寓言總是容易讓人聚焦于它那套象形文字一樣的符號上,從而讓小說從生活的質感中抽身而出。但《夜雨寄北》牢牢地把握住了方向盤,始終沒有在追逐中心意旨的過程中離棄現實的“生活性”而變得“骨感”。雖然越往下讀,一種無處不在的荒誕感就越席卷小說的每一個角落。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雖然猴子會念那首“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但小說始終堅定地以“我”為敘事主體,所有的事件依然從“我”的視角出發、受“我”的認知所限——“我”眼見著小丹東成為女明星的大寵物薩默,接著成為一地的老大“二領導”,最后跟了一個方丈,成為“不塵和尚”……這一切都沒有從這只神奇猴子的視角出發,猴子只是在“我”的眼里成了一個傳奇,而我們并不曾從猴子的角度窺見什么人心世情的角落。

這直接導致的效果是,離奇詭異的一切在“我”的表述里是如此順理成章——從猴子因為“我”的教導能開口念詩開始,“我”對猴子的表現,并不曾大驚小怪,仿佛這是會在現實里站得住腳的真實一刻。就此,對此后這只猴子的種種跌宕起伏,“我”始終以面對一個現實人物的態度去看、去聽、去對待,而這只猴子對“我”的報復、保護、救贖,更是與人無異,仿佛它不再是一只會被劃歸到動物園里的動物。雖然此后遇見的各色人等,時常會發出“這不過是一只猴子”的蔑視,但很快都被打臉,他們不得不匍匐在這只猴子腳下。看起來,小說的路徑應該是將這只猴子繼續往神壇上推——但每次當我們期待這只猴子發揮它的神力,扭轉小說的走向時,小說總是又重重地砸向了地面:雖然它憑著人對自己的好奇起家,但它所有的情緒、煩惱、困苦、無奈,都與普通人無異,它所有的神奇只是在于,它以一只猴子身形混跡在人世間。

納博科夫在著名的《文學講稿》里曾經將果戈理的《外套》、卡夫卡的《變形記》和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并置起來看,他顯然更傾向于前二者,因為“在果戈理和卡夫卡的小說里,荒誕的中心人物屬于圍繞著他的那個荒誕的世界……而斯蒂文森小說中的不真實的中心人物屬于與其環境不相同的非現實世界”。如果讀過這三部作品,就會知道納博科夫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化身博士》的主角會通過“化身”來體現與現實世界的裂隙,但《外套》和《變形記》里,世界不曾被一分為二,不用通過搖身一變在善惡間搖擺,即使格里高利變成了甲蟲,但還是以甲蟲之身存在于原來的那個世界里。

《夜雨寄北》里的荒誕的中心人物——這只猴子,同樣與周圍的世界并不違和。它甚至不用變形,就可以在內里完全轉化成人的角色。在這樣的不動聲色里,小說的世界渾然一體地具有了荒誕的屬性,特別是當一切依然深埋在現實的細節中時,小說整體的地基從現實向荒誕飛升的意味就愈加清晰。像納博科夫感嘆的那樣,“(現實)是一個小小的整體,是將許許多多個個體現實混合后的一份標本,正是在(人類現實的)這個意義上,我用了現實這個術語,并把它置于不同的背景上進行比照”。

從這點而言,《夜雨寄北》確實在將現實引爆后,努力地讓每一個碎片都足夠切膚。因為在這樣的故事架構里,就如前文所言,我們總是很容易地幻想著這是一個被世人看輕的人與猴子之間相依為命的故事,在經歷了“我”為解救猴子而去夜總會打工,經歷了動物園解散后猴子對“我”的全心依賴,我們已經很自然地將“我”和這只猴子融為了“我們”——“我們”會彼此惺惺相惜,不離不棄。以至于,當“我”好不容易有機會在演藝事業上出頭,但代價是把這只猴子賣給在演藝界頗有地位的影后青姐時,我們所有人都以為“我”絕對不會同意。

是的,“我”一開始當然是嚴詞拒絕,并且帶著猴子要立刻離開,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但是在逃離的過程中,迎面遇見一個又一個飛奔而來的另一個“我”,對“我”勸說,與“我”撕扯……仿佛虛晃的鏡頭堅實地砸在我們身上,這種痛苦和掙扎讓人感同身受。結局的扭轉是殘忍的,也是真實的:“我”讓猴子站在原地,自己走向劇組,在確認自己確實離不開演戲后,“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了小丹東所在的山梁上:‘它在那兒等著我呢……’”

荒誕的故事有許多手段可以體現現實的困苦,但當露出切實的猙獰時,總是讓人更加心碎。賣掉這只同我相依為命的猴子,讓人遺憾,讓人揪心,但我們似乎并無力指責“我”什么。那許多個迎面而來的另一個“我”讓人沉默。誰不是在現實的泥淖中苦苦掙扎?

故事接下來的走向,顯露出一種中國古典的勸誡小說的意味——因果循環,善惡有報。宿命一般,“我”跟小丹東又相遇了。只是此刻它已經變成了影后青姐的傳奇寵物薩默——有經紀人,有話語權,可以說,到了想怎么樣就能怎么樣的地步。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我”簽了賣身契,當然,這只是為了報復“我”當日的無情無義。最讓人默然的是,男友小桑在薩默的逼使下,如當日“我”離棄了小丹東一樣,為了生計,選擇與“我”好聚好散。

之后“我”跟猴子在不同的境遇中相遇,猴子的名稱一變再變,這是對于猴子身份的符號性的辨識和指向,但是一種勸誡性的倫理輪回感一點點被稀釋——及至最后,猴子的名號變為了不塵和尚后,它與“我”的裂隙開始彌合,它又開始幫“我”,幫“我”對付騙“我”為兒子治病錢的人,也幫“我”對付奪走兒子的人販子……是因為它看到“我”身在這污糟的塵世,實在太苦了嗎?還是因為它從來都與“我”形影相隨,心神從未離開過“我”?

小說的最后,“我”又在鏡中看到之前在不同遭遇中奮力掙扎的許多個“我”,這讓人聯想起黑塞的《荒原狼》里的主角最后在魔劇院里的經歷。只是這樣的結局,中國哲學“虛空”意味更為濃烈——當“我”呼喚猴子跟“我”走時,一切都開始消失,連“它”也在消失:“它繼續往前走,花葉仍在顫動,百鳥仍在歡鳴,轉眼之間,枝杈和藤蔓就遮住了它,我再也看不見它了。”由此,作者為什么讓那只神奇的猴子會念詩、會像人一樣稱霸一方、會報復、會傷心、會頓悟,但是為什么始終不從它的視角看世界已然有了另一層深意——這只猴子不僅是被觀察的對象,它也是“我”的分身。小說堅守的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固然受限,但是經由此分身,“我”的視點得以移動,與猴子的視點在某些時刻合二為一,因而全方位地看向、逼視、潛入自己的內心,當然,也看向世界,看向這個荒唐又真實的世界。只是因為這種移動沒有被道破,所以一切依然沒有滑向寓言或是擬人的河道,一切依然堅挺地立在現實的地基之上。

在文中,猴子總是適時地念起那首意味深長的詩,甚至“我”的兒子也會念。于是,我設想,結局處作者應該會讓猴子念的那句“君問歸期未有期”再度響起,但是沒有。一切歸于寂靜。越是如此,這句詩越是余音繞梁,其貫穿小說始終、作為“意象”的意味就愈加濃烈,它是一種囈語,屬于猴子,更屬于“我”以及更廣闊的我們,這繞梁的余音里疊有追問:哪個“我”才是真的“我”?從小丹東到薩默、“二領導”直至不塵和尚,哪只猴子才是真正的原身?

作者在集子的自序里一再提到自己對于聲音的敏感:“當我重新成為一個小說家,猶如神啟一般,越來越多的聲音被我聽見了:你看,《聊齋志異》里,鬼魂在說話,草葉在搖晃,驛站的門被敲響,苦修多年的妖狐在暴雨聲中等來了天亮;你看,一座座戲臺上,鼓點聲急促地響起,一個個主角和配角正在撩起戲袍匆匆趕路,再踏上熱烈與徒勞之旅,但好歹,他們都唱出了自己的聲音……”

當提到《聊齋志異》,我一下子恍然,為什么李修文的小說,既現代又古典。他沒有沿用“聊齋”里的架構和文言式的語言格調,但在整體的精神氣質和細節元素上,對“聊齋”多有繼承和借鑒。李修文因此特地提到艾略特的話:“傳統并不能繼承,假如你需要它,你只能通過艱苦的勞作來獲得它”,并由此“認清,我們并不在它處,我們仍然生活在今時今日的林沖、梁祝和白娘子中間”。

這是李修文自覺的創作意識——認清自己身在不自知但深邃的傳統力場之中,自己的講述都在以今時的情態去復活傳統,或者說需要依托傳統,來書寫最刻骨的當下,以滿足現實擁有的以及可能的不同維度。

這種姿態,在這本集子的其他三個短篇中,得以在不同的層面探頭。《靈骨塔》是除《夜雨寄北》之外“聊齋”意味最濃烈的一篇。三人因為要謀奪一個骨灰盒,而陷入紛爭——創業失敗的“我”、死者林平之的“小三”郭小渝以及看似超脫卻身陷情債和金錢糾紛的悟真和尚,三人為了私利各懷鬼胎,而已逝者林平之生前的榮光,卻在三人的細節拼湊中漸漸顯露出頹敗和危機,那個眾矢之的珍貴的綠松石骨灰盒,早已被林平之生前調包。最終洪水沖毀了靈谷塔,那個骨灰盒則詭異地播放著《假行僧》,伴隨著三人在洪水中漂流……

這依然是一個符合現實邏輯的故事,但詭異氣氛卻越來越濃烈。如果說《夜雨寄北》里猴子會念詩且與人類行事無異的情節,看起來更為離奇,甚至像被注入了一種“妖法”,那么《靈骨塔》則更從容地將這種“妖法”化入一個一開始看起來并不荒誕的故事里。靈古塔里的逝者與三個各為私欲而來的不速之客,每個人的境遇都那么真實,真實到看起來諷刺。一旦荒誕與諷刺聯手,那么最為刻骨的掙扎和嘆息便會迎面襲來,直到找到一個游離于故事所依附的現實地基的出口。對于《靈骨塔》的故事而言,這個出口就是最后那個三人爭奪的骨灰盒所播放的《假行僧》,這幾乎是整個故事里唯一荒誕不經的情節,但它卻提醒我們,其實荒誕一直都是整個小說的底色。這種現實與幻想的奇異的交融,慢慢地蒸騰起一種寓言的形態。但正如《夜雨寄北》里,讓猴子說話,卻沒有讓它以洞悉世事的評判者出現一樣,《靈骨塔》的寓言意味是彌散的,掙脫了寓言通常可能具備的符號化格式,只有在那首《假行僧》的歌曲,以及從金庸小說里化用的“林平之”之名里,人的表面榮光與背地里的不堪讓人不禁低頭,乃至默然。《靈骨塔》一邊刻畫離奇古怪,一邊又適時地宣告著這一切都只是尋常生活。這樣將離奇與尋常的并置,在極致上會顯露出一種恐怖。這正是《聊齋》故事常見的形制。李修文之所以將《聊齋》的感覺如此恰切地融合在自己的小說里,卻并不復刻《聊齋》的架構和語言,是因為他領會的不是《聊齋》的“形”,而是“骨”,是一種“聊齋精神”。

評論家馬兵曾經撰文指出《聊齋》傳統是一種觀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他因此將許多作家對于《聊齋》故事的改寫或是延展稱為“參古定法”和“望今制奇”。他在文章中論及的“當代小說”,大都明顯與《聊齋》有著直接的勾連,但是李修文的小說則完全跳脫了與《聊齋》直接可見的人物、情節等要素,而取用《聊齋》的視角和精神,去“參古定法”和“望今制奇”。這叫人想起納博科夫的觀念:“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材料當然是很真實的(只要現實還存在),但卻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認的整體,而是一攤雜亂無章的東西。作家對這攤雜亂無章的東西大喝一聲:‘開始!’霎時只見整個世界在開始發光、熔化,又重新組合,不僅僅是外表,就連每一粒原子都經過了重新組合。”現實有許多層面,每個作家所見的那一層取決于他熔化和組合這些“雜亂無章”的東西的力量和方法。顯然,李修文對于《聊齋》的理解,以及根底上對于中國戲曲的迷戀,都讓他在現實和虛幻之間騰挪的腳步顯得扎實而自如。于是我們常常在他的小說感受到超越現實的種種可能——從現實起頭,讓人漸漸沉入一種荒誕,最后抵達一種恐怖。只不過,在這兩個短篇里,虛幻的力量降臨得更加猝不及防。

《木棉和鲇魚》起首的情節同樣樸素和日常。退休護士于慧與中風后恢復期的前廠長老歐結婚了,蜜月里他們來到海島,卻意外遇見了于慧曾經的戀人小田。三人的情感糾葛因此避無可避,記憶不斷敲擊現實,于慧陷入了無限的糾結,甚至產生了弒夫的念頭,但此刻臺風登陸了……《記一次春游》同樣在往昔和現實的魔幻交錯中,不斷拼湊主人公的經歷——“我”因為工作上的牽累面臨牢獄之災,而少年時曾經相約一起去春游的筆友李家玉此刻出現了,她有意接手“我”手上的爛尾項目,但兩人前往項目中的“電影小鎮”并尋找李家玉的老公時,時光一再被穿越,李家玉以及“我”自己的往事也一再被以魔幻的方式呈現……

掙脫寓言的桎梏,只在某一刻悄悄點醒讀者的注意力,是李修文小說熟悉的筆法。譬如同一個臺風竟有兩個名字:菲律賓取名“木棉”,象征神圣,老撾則取名“鲇魚”,象征不潔,這樣的臺風在小說情節的“火山口”登陸,所指不言而喻,而“春游”,是少年時美好的約定,待到成年,人人都深陷泥淖,再要踐行當日之約,遭遇的卻不再是美好的春色。

但比起集子里的另外兩部小說,這兩個短篇的傳奇性更多地體現在了對于“時間”的拿捏和理解上。《木棉和鲇魚》里,于慧動了弒夫念頭讓老歐吃了有毒的鲇魚,但老歐竟一點事兒沒有,而且竟然一下子變年輕了,“他干脆先不急著吃飯,而是在偌大的餐廳里小跑了起來,他越跑,就越年輕;他越跑,于慧的眼前,就越像過電影一般,看見了好多個當年的他。那些他,是自己還沒嫁給他之前的他……”在《記一次春游》中,在根據李家玉老公劉大偉留下的照片去尋找他的時候,“我”總是在恍惚間遇到李家玉的老公劉大偉:“遠遠地,我又看見了劉大偉,他一直游在領先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卻沒忘了停下來等我:在一株垂柳之下,他等過我;在一座石拱橋底下,他等過我;也許,等我們上岸之后,他會在錄像廳、旱冰場和防空洞里繼續等著我。”這一次次的遭遇,最后印證的其實是“我”的曾經,所有“我”在錄像廳里那樣暈乎乎的時刻,“還是看見,在我身邊的一點點幽冥之光里,坐著一個人。那個人,像是一個人在幾天前就游蕩到了此處,一直看片子看到了現在,但又更像是跟我一樣,他其實是坐在十三四歲里。我看不清他長著一副什么樣子,可我還是對自己一口咬定,他就是劉大偉”。這樣夢幻般的遭遇,讓人想起《夜雨寄北》里的“我”最后在鏡中看到曾經不同時刻的自己的情節,只是這一次,“我”內心的幻影通過幻覺中的劉大偉來牽引、來映襯。

就這樣,通過模糊現實時間,李修文加劇了小說的傳奇性。傳奇里的時間,按照巴赫金的看法,既不進入歷史時間,也不進入日常生活,“這一虛空的時間無論在哪里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是現實時間的兩點之間所產生的超時間的空白”,因此“可以任意安排”。當然,巴赫金因此看出這空白處隱含著一種宿命,所以空白處會充滿奇遇或是巧合。而李修文則在游離于現實時間之外的屬于傳奇時間的“空白處”,將其筆下的不同人物的人生經歷并置或置換,前者如《夜雨寄北》里的“我”遇見不同的自己,后者如“我”與劉大偉之間的映射。

而更為深層和徹底的,是李修文將特定的“傳奇時間”,幻化和離散為小說要緊關頭的背景和底色,直接將小說引入一種幻景。比如《靈骨塔》最后,骨灰盒竟然播放出有大義存焉的音樂,再比如《木棉與鲇魚》里的主線看似在現實的線性時間里穩步向前,但其實也在穩步地遁入這種“傳奇時間”。我們一抬頭,才發現不知不覺現實被按下了暫停鍵,一切恍如一夢。但現實與幻覺之間的邊界早已模糊。“夢會醒嗎”是讀者自然生發的追問,而這追問是小說在質疑人性、道德和情感的復雜性時無法也不用回答的天問。

幻景會超越時間,正如巴赫金所言,因此擁有著“可以任意安排”的自由度。但誰都知道,“任意”于此是要苦心經營的。因為許多矛盾會于此聚合、發酵。這個舞臺如此擁擠,又如此開闊,一切在現實中被割裂的人和事,在一種“縱向世界的時間邏輯”中,重新聚合在一種共處的共時性里。所以,猴子與人、“我”與劉大偉、過去與現在、現實與虛幻,在不動聲色之間融合無間,在共時的維度里被作為整體來觀察。

這就是為什么李修文的小說從現實中起首,最后終結于幻境,但歸根結底是叩問了最深層的現實。這是一種對于現實的領悟力和看待世界的角度——接受這世界的許多不尋常,也敏銳地感知到這個世界有著許多不可見、不可知處。就像李修文在這本集子的自序里提到的那些被他聽到的各種聲音,這些聲音就是這些未知處的提示音。從這些聲音出發,我們跟隨李修文,去聽,也去看,去重新感知這個世界的各種可能性。如博爾赫斯的詩:“誰聽見雨落下,誰就會想起/那個時候,幸福的命運向他呈現了/一朵叫作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鮮紅的色彩。”

當然,現實一定不可能充滿玫瑰花。但李修文如此努力地去探尋和接受現實,以至于他的小說影影綽綽地展露出一種戲謔感。《夜雨寄北》里,在經歷過無數打擊后,“我”意識到“我只有成為更大的笑話,迎來更多的失敗,才能擺脫近在眼前的失敗,一句話,我對我的失敗上癮了”。《記一次春游》里,面對被命運之手作弄的困境,“我”直接對李家玉說:“別忘了,我們兩個,都是笑話。”低到塵埃里的經歷和心態,才能包容,才能平淡地接受自己是笑話這個近乎殘酷的事實。這樣尖刻的清醒,刺痛了我們,也席卷了我們的內心。這種戲謔的背后是看破世事后的悲涼心態。當這一切經過了傳奇性的過濾,開始變得輕逸,只是這輕逸是在消解了生活的難以承受之重后,作者尋得的出口。這是內置于《聊齋》的調性,只是李修文在其中注入了現代意識,這意識是他對現實的理解,并誘使我們去發現在他理解的現實背后,有屬于我們每個人的更私人的現實。這一方面阻止了小說給自己套上寓言的封條,更要緊的是,驅使小說去往了更開闊的地界,以傳奇的“殼”自動靠近屬于人類的永恒命題,譬如關于浮世人生的冷暖、關于人性的深不可測、關于記憶和遺忘……從這個角度而言,越是離奇的,就越能誘惑我們深入其中,在虛幻的迷霧中,尋找人類共同的分母,然后發現自己的不可通約。

所以,李修文的小說會在有些時刻,從生活的質感中抽身而出,又始終穩穩地立在現實的地基上,擁有著毛茸茸的生活性。柯勒律治說,小說希望我們懸置懷疑,相信作者的筆下世界。但是一旦“超出可信的范圍,就不由我們不信”,所以魔幻的故事常常會有濃厚的現實感——“作者似乎把我們所知道的人們的特征都撕個粉碎,然后再對無法辨認的碎片注入一陣強勁的生命之風,于是這些人物就飛越在現實之上”,“把生命從其所依托的事實中解脫出來”。這股生命之風,對于李修文而言,源于他對戲劇、對中國古典傳統刻骨的熱愛,這成就了他對于中國故事“在骨不在皮”的領悟。

作者單位:《上海文學》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