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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命后衛 ——尋找湘江戰役中的紅三十四師
來源:北京日報 | 楊麗娟  2026年10月08日08:45

提起長征中最慘烈的一戰,很多人會想到湘江,再熟悉一點的,會說起新圩、腳山鋪、光華鋪三大阻擊戰。可若問到走在最后的那支后衛部隊,卻少有人能立刻回答。

1934年10月,自長征開始,紅三十四師就一直擔任“后衛中的后衛”,拼死掩護主力紅軍西進。鏖戰湘江之后,這支英雄的部隊成了再也無法抵達彼岸的孤軍。向死而生的路上,師長陳樹湘斷腸明志,團長韓偉彈盡跳崖,近六千紅軍將士埋骨山野。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評價紅三十四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這支部隊是如何一步步拼到“全軍覆沒”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段歷史近乎空白。2002年,幸存者韓偉的兒子韓京京,循著父輩的足跡,開始了二十余載的漫漫追尋。

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他在病中向我們講起了從未謀面的“大爹爹”陳樹湘,也講述了那些同他一道為三十四師奔走的身影。在他們的接力尋找下,沉默多年的“絕命后衛師”,終于被世人再次看見。

幸存者的執念

“最多再有一天行程,紅三十四師就能渡過湘江了。”采訪韓京京那天,聊完湘江戰役,已是暮色沉沉,74歲的老人忍不住嘆息了一聲。

韓京京自幼在北京長大,退休之后,他年年奔赴湘南桂北的湘江之畔,尋訪三十四師的足跡。只是近幾年心臟出了毛病,才不得不停下奔波。

他的父親韓偉,是紅三十四師為數不多的幸存者。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這支擔任長征后衛的部隊在湘江戰役中幾乎全軍覆沒。

在韓京京的記憶中,父親不茍言笑,極少提及戰爭往事,對湘江血戰更是諱莫如深。這份沉默,一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

那是一個春日正午,韓京京下班回家,看見父親端坐在客廳沙發上,雙唇緊閉,眼神中透著從未見過的悲痛和哀傷。他心頭一緊,忙問母親是怎么回事。母親告訴他:上午來了兩位編撰紅軍長征史料的同志,請父親撰寫一篇回憶紅三十四師在湘江戰役經歷的文章。這個在旁人看來并不過分的請求,卻讓年屆八十的韓偉兩頓飯食不下咽。

韓偉是湖北黃陂人,一生征途寫滿傳奇。16歲,投身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8歲,加入共青團,秘密奔走于安源與長沙之間,為毛澤東、蔣先云、李立三、劉少奇等傳遞信件;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葉挺獨立團北伐;21歲,參加秋收起義,后來在進軍井岡山的途中,親眼見證三灣改編,毛澤東當時還送給他一個筆記本,親筆在扉頁上寫道“堅持就是勝利”;23歲,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途中,韓偉擔任前委機關警衛排長,負責守護毛澤東、朱德等前委領導的安全。

槍林彈雨穿過,他從未退縮。湘江,卻成了他一生不敢輕易觸碰的傷口。1934年10月,韓偉擔任紅三十四師一〇〇團團長,從江西于都踏上長征路。作為全軍后衛,紅三十四師一路“拿棍打狗,邊走邊打”,拼死掩護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西進。鏖戰湘江之后,這支英雄的部隊幾乎盡數殞沒,番號就此撤銷。

韓京京回憶,父親花了半年時間,終于口述完成《紅三十四師浴血奮戰湘江之側》一文,其間承受多少煎熬與糾結,他并不知曉。他只記得,收到文章錄用通知的那天,恰逢八一建軍節,家人歡聚一堂,父親忽然冒出一句話:“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到閩西去。”

那時父親身體尚且硬朗,大家都沒放在心上,母親甚至輕聲嗔怪,大過節的不該說這般不吉利的話。沒想到,1992年,韓偉在彌留之際再次鄭重提出這個要求。

這時,韓京京才意識到,老人并非一時感慨,而是決心已定:犧牲在湘江之畔的紅三十四師將士,絕大多數來自閩西。父親活著不能和他們在一起,死了,一定要替他們告慰故土父老。

他告訴記者,閩西這片紅土地曾走出了十萬紅軍。新中國成立后,民政部門兩次大規模普查烈士名錄,最終有名有姓的在冊烈士僅兩萬余人。其余八萬余人埋骨何處,無人知曉。而紅三十四師的犧牲將士,就沉睡在這茫茫無名者之中。

今天看來或許不可思議,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總有人說,湘江戰役是一場敗仗,以至于這場血戰成了文藝創作的禁區。”韓京京解釋說,很長一段歲月里,在公開史料和出版物中,湘江之戰幾乎是一片空白,而番號已經不存在的紅三十四師,更是這片空白中無人問津的角落。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在他的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紅三十四師與湘江戰役的歷史才第一次大篇幅出現。不過,索爾茲伯里也沒能厘清紅三十四師最后的突圍與犧牲,他只能借助第三者的回憶,側面敘述這段悲壯往事:“幾個小時以后,他們(紅八軍團)又聽到了紅三十四師交戰的聲音,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聽到紅三十四師的聲響。”

紅三十四師到底是如何拼到近乎“全軍覆沒”的?2002年退居二線后,韓京京終于有了閑暇時間。帶著父親深藏心底的牽掛,他與夫人張微微循著父輩的足跡,從閩西走到桂北,一路尋訪、搜集、梳理、考證。二十余載漫漫追尋,這位“紅三十四師的兒子”成了紅軍長征湘江戰役歷史專家,他一點點看清了湘江血戰的悲壯全貌,也終于讀懂了父親縈繞半生的心結。

生死存亡在此一戰

1934年12月1日凌晨,湘江西岸,腳山鋪,一個不眠之夜。

時任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和所有指戰員一樣,熬紅了眼。這天是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也是聶榮臻回憶中“生死存亡在此一戰”的時刻。

擔任前鋒的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已經在湘江西岸奮力阻擊了三天。然而,抬著“壇壇罐罐”的中央縱隊,仍未完全過江。

面對數倍于己的敵人,向來打先鋒“攻無不克”的紅一軍團,戰斗力消耗到了極限。11月30日深夜,軍團長林彪和政委聶榮臻聯合署名,給中革軍委發了一封前所未有的“請求”電報:“軍委須將湘水以東各軍,星夜兼程過河。”

12月1日凌晨一時半,軍委的電報到了。兩個小時后,另一封由周恩來以中央局、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名義簽發的“萬萬火急”指令,傳達到全軍:“一日戰斗,關系我野戰軍全部西進……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失敗者……望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

兩個小時內,軍委連發兩道急電,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12月1日,當湘江渡口擠滿洶涌的人潮時,兩岸的阻擊陣地遭到了敵人最猛烈的攻擊。腳山鋪阻擊戰是湘江戰役中雙方投入兵力非常多、紅軍犧牲非常大的一場血戰。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12月1日,是戰斗最激烈的一天。方圓20多里的戰場上,炮聲隆隆,殺聲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間,我軍指戰員奮不顧身,與敵人展開了悲壯慘烈的白刃戰。”

戰斗至中午,紅一軍團指揮所竟險些遭到襲擊。敵軍見從正面難以突破,便迂回到紅一軍團一師、二師結合部的濃密樹林間,突破防線,直撲指揮所。聶榮臻后來回憶,當時他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動計劃,參謀長左權還在吃飯。警衛員突然報告“敵人上來了”,聶榮臻忙問:“你沒有看錯吧?”沖出去一看,不禁嚇出一身冷汗:“這是多年沒有的事!”幸好他們都身經百戰,臨危不亂,一邊指揮反擊,一邊命令撤收電臺,緊急轉移,這才避免了損失。

這天午后,紅八軍團的將士們終于趕到了湘江東岸。莫文驊當時是紅八軍團宣傳部部長,在離渡口約四十里的小街上,他看到馬路上丟著一堆堆軍事政治書籍,有的原封未動,有的被扯爛了,有的一頁一頁散了滿地,有的正在燒毀。這是前面的部隊為了減輕負重,不得不丟棄的。

得知中央縱隊已到了湘江西岸,莫文驊猜測,紅八軍團大約是最后的隊伍了。兩百多里急行軍,戰士們一直不曾合眼,但眼下也只能向前急進。

下午,紅八軍團總算趕到了鳳凰嘴渡口。時任紅八軍團無線電隊政委的袁光,在回憶錄里記述了搶渡湘江的驚險:100多米寬的江面,浮橋早已炸毀,“大家跟著跳下水,江水雖只深及腰,但寒冷刺骨。敵機不停地掃射、投彈,江水激起一簇簇浪花。隊伍中不斷有人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走到江心,可惡的敵機再次俯沖過來,又掃射,又投彈,江面上水柱沖天而起。挑收發報機的同志應聲倒下……只見一個同志沖過去緊追了幾步,把收發報機撈起來扛在自己的肩上……”

這天下午5時,包括紅八軍團在內的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蔣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鎖線終于被紅軍沖破。

湘江以西,是莽莽蒼蒼的越城嶺山脈,也是“五嶺逶迤騰細浪”中所說的“五嶺”之一,當地人稱之為“老山界”。1934年12月4日,短暫休整后的紅軍為了避開國民黨軍隊的追擊,開始翻越這座天塹,向西疾進。

老山界是長征途中紅軍翻越的“第一座難走的山”,腳下的路艱難萬分,但追兵暫時被甩在了身后。翻過老山界不久,紅軍抵達湖南通道,在此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調整行軍路線,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終于開始了。

從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從猴場會議到遵義會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獲得多數同志的認同,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寫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

“新的生命”是以血的代價換來的。韓京京告訴記者:“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長征勝利,反敗為勝的轉折點無疑是遵義會議。但遵義會議召開的起因,恰恰是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所遭受的慘重損失。這正是紅軍長征走向勝利的起點。”

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參加遵義會議前,他見到了正患感冒的毛澤東,如實匯報了紅五軍團幾個月的艱難處境。當他談到部隊已經怨聲載道時,毛澤東說:“那你明天在會議上講一講,好不好?”

第二天,李卓然在會上直言:“我們五軍團擔任全軍后衛,犧牲極慘,三十四師為掩護中央過江,幾乎全軍覆沒,有幾個人生還?挑子、輜重一大攤,我們走在后面十分困難,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敵人襲擊……”會議上發言的一線指戰員不止李卓然,他后來回憶,“我們的發言,實際上是對王明‘左’傾錯誤的批判。”

前線將士們用生命換來的教訓,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而紅三十四師,正是這場慘烈代價中最悲壯的一支部隊。

爾后為全軍后衛

1934年11月26日(一說27日),湖南道縣蔣家嶺村,紅五軍團指揮部氣氛凝重。

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劉伯承等緊急召見紅三十四師干部,口述了一道沉甸甸的命令:“堅決阻止尾追之敵,掩護紅八軍團通過蘇江、泡江,爾后為全軍后衛。”

熟悉軍史的人,必定知曉“全軍后衛”四個字的分量。對于任何一支部隊而言,一旦接到“后衛”的命令,就意味著必須隨時準備付出生命。

自長征出發時起,紅五軍團就擔起了后衛使命,一路掩護主力西進。那時紅軍中流傳一句話:“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

而走在紅五軍團最后的紅三十四師,更是“后衛中的后衛”。韓偉晚年這樣回憶長征初期的行軍:“‘追剿’之敵緊緊地咬住我們的屁股。我們常常是吃不上飯,睡不成覺,夜間行軍,白天打仗,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時一夜只走十幾里路。可是天一亮,吃飽睡足了的敵人順著大路又攆了上來。于是,我們左邊打,右邊也打……”

“后衛阻擊戰沒有固定陣地,只能在運動中層層防御。”韓京京向記者解釋,“打退敵人后得迅速收攏,緊跟主力轉移,再搶占新的陣地構筑工事;如果前面的部隊走不動,后衛就得在原地繼續阻擊。”

對于湘江戰役中的紅三十四師而言,還有一個致命的危險。尾隨在后、緊咬不放的,是國民黨中央軍精銳——周渾元麾下四個師。此人早在第三次、第四次反“圍剿”時,就吃過紅軍的虧,一直耿耿于懷。并且,不同于桂軍、湘軍各自保全實力的“小算盤”,周渾元乃蔣介石嫡系,執行命令從不打折扣。這一次,他帶著“報復”之心猛追紅軍,來勢洶洶。

如此重擔,之所以交給紅三十四師,是因為這是一支有光榮傳統的英雄師。1933年春,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領導下,閩西四個獨立師改編為紅十九軍。同年六月,該軍整編為紅三十四師。全師下轄3個團,約六千名將士,幾乎清一色的閩西子弟,驍勇善戰。從誕生到長征出發,僅一年零七個月,紅三十四師經歷了大小戰斗上百次,在閩贛戰場上屢立戰功。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曾譽其為“鋼鐵之師”。

率領這支“鋼鐵之師”的師長陳樹湘,更是一位從血與火中走出的老革命。韓京京告訴記者,陳樹湘1905年出生在長沙縣福臨鎮的一戶佃農家里,比父親韓偉大一歲。兩人的緣分,始于秋收起義。后來,從三灣改編到井岡山斗爭,從轉戰贛南閩西到建立中央蘇區乃至五次反“圍剿”斗爭,他們始終并肩戰斗,是戰友,更是兄弟。

說來也巧,韓偉年少時曾為毛澤東送信,而陳樹湘走上革命道路,同樣得益于毛澤東的啟蒙。那是1914年,長沙大旱,陳樹湘隨父親流落到長沙市小吳門外的瓦屋街,以租地種菜、賣菜、幫廚為生。那時毛澤東就住在不遠處的清水塘,因常去清水塘挑水送菜,陳樹湘結識了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人生命運由此改變。

兩位老戰友還留下了一段比武佳話。1932年,陳樹湘任福建軍區獨立第七師師長,韓偉任獨立第八師師長,在軍區政委譚震林的親自主持下,兩人在“比武大會”中打起了擂臺。先比跳高,韓偉勝了一籌;再比跳遠,陳樹湘遠了一腳;然后是百米障礙,韓偉又扳回一局;繼續比投彈、刺殺、射擊……幾輪下來,兩人打了個平手,并列第一。

長征前夕,兩人曾互相推讓紅三十四師師長之位。最終,陳樹湘出任師長,韓偉擔任了一〇〇團團長。

接到“全軍后衛”的命令,兩位老戰友比誰都清楚這意味著什么,但沒有任何推脫。與紅三十四師其他指揮員一道,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宣誓:“請軍團首長轉報朱總司令、周總政委,我們堅決完成軍委交給的任務,為全軍團爭光!”

在蔣家嶺分別時,反倒是董振堂和劉伯承兩位軍團首長,緊緊拉著他們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嚀。許多年后,韓偉仍記得劉伯承的話:“你們既要完成軍委賦予掩護全軍搶渡湘江的任務,又要作好萬一被敵截斷后孤軍作戰的準備,這副擔子很重啊!”

誰也沒有想到,一語成讖。

11月27日(一說28日),接受任務的紅三十四師開始在湘桂交界的文市、水車一帶布防。次日,周渾元的中央軍便尾隨而至。四個整師壓上來,陳樹湘毫無懼色,帶著戰士們血戰兩天兩夜,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沖鋒。彈藥打光了,就用刺刀、槍托與沖上來的敵人拼殺,直殺得敵人尸橫遍野。韓偉親眼看到,“一位福建籍的連長,在戰斗中身負重傷,腸子被敵人炮彈炸斷了,仍然帶領全連繼續戰斗。陣地上空鐵火橫飛,前沿工事被摧毀,山上的松樹燒得只剩下枝干。”

11月30日凌晨,紅八軍團終于通過湘桂邊界的蘇江、泡江,抵達水車。30日白天,紅三十四師完成掩護任務,按照軍委的最新指令,搶渡灌江,前往新圩楓樹腳接防。

然而,剛踏上浮橋,桂軍的飛機便俯沖下來,炸彈在江面上炸開一道道水柱。頂著轟炸渡江后,紅三十四師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向楓樹腳急行軍,一頭扎進了都龐嶺深處。

都龐嶺與越城嶺,同是“五嶺逶迤”中的險峰,卻被橫亙其間的湘江之水,劈開了死與生的界線。灌陽縣史志辦原主任文東柏告訴記者,在地圖上,這條行軍路線是一條不算長的直線,可現實中,沿途不僅盡是羊腸小道,峽谷陡壁,而且要翻過1100多米高的觀音山。

12月1日,紅三十四師接連收到朱德總司令發來的“萬萬火急”電報,催促他們突圍、盡快過江,并要求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應最堅決地作戰,直至最后一個戰斗員止”,同時接受軍委的直接指揮。“湘江戰役中,朱德與各軍團和縱隊有大量往來電報,然而,越過軍團,向下兩級直接給師的指揮電報極少。”韓京京說,由此可見,“軍委對擔任全軍總后衛的紅三十四師的高度信任和關注。”

可就在這天上午,當紅三十四師終于翻過了觀音山,遠遠望去,楓樹腳陣地已然易手,桂軍主力正沿著山下公路,潮水般向湘江渡口涌去。那條通往湘江的路,被徹底切斷了。紅三十四師,成了一支再也無法抵達彼岸的孤軍。

向死而生的路

1934年12月3日凌晨4時,又一封署名“朱德”的“萬萬火急”電報來了。

電文似乎已隱隱預見紅三十四師的命運:“如于今三日夜經大塘圩從鳳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間能趕到洛江圩,有可能歸還主力。如時間上已不可能……你們必須準備在不能與主力會合時,要有一時期發展游擊戰爭的決心和部署。”電報最后還說了一句:“具體指示侯你們最后電告。”

然而,朱德再也沒有收到紅三十四師的回電。這成了軍委與紅三十四師往來的最后一封電報。此后,這支身陷重圍的孤軍,徹底與外界失去了聯系。

直到十幾天后,關于紅三十四師的零星消息才開始在報紙上出現。12月18日,長沙《大公報》刊登了兩則以陳樹湘為題的消息,其中一則的標題赫然寫道——《陳樹湘之首級解省懸掛示眾》。

陳樹湘是怎樣犧牲的?在紅三十四師與中央紅軍完全失聯的那些日子,究竟發生了什么?許多年后,在父親韓偉的回憶里,在失散紅軍與當地村民的口述中,在地方黨史部門的研究中,韓京京找到了讓他一次次淚目的答案。

東返湘南時,紅三十四師爬上了都龐嶺深處的寶界山。一〇二團原司務長陸獻兌記得,戰士們餓著肚子翻山越嶺,但“情緒很高,因為他們聽說很快就要和主力紅軍會合”。

那時,作為全軍后衛的紅三十四師已斷糧多日。一〇二團幸存的原重機槍連連長廖仁和回憶:“前面的部隊已把所有能吃的東西吃完,我們連紅薯根都很難找到,只能摘些還沒掉落的梨樹、棗樹、枇杷樹、黃皮樹、柑橘等果樹葉和掉落樹下的干、爛果子,胡亂填進嘴里,顧不上苦澀酸甜,嚼爛咽下充饑。”

為了給大伙兒找點吃的,司務長陸獻兌想盡了辦法。“記得最清楚的是在一戶沒人的老鄉家豬欄里發現還剩小半桶潲水,我把潲水里的渣渣全部撈了出來,煮開了,給每位團首長都分上一小碗。我看著他們連渣帶水吃得干干凈凈,鼻子酸酸的,忍不住眼淚都流了出來……”

過了寶界山,12月3日下午,紅三十四師來到大山南麓的全州縣安和鎮文塘村。這里距離朱德電令中所說的湘江鳳凰嘴渡口,不足20公里。

希望就在眼前,然而,兇殘的桂軍很快發現了這支孤立無援的部隊,迅速撲了上來。

說到這里,韓京京的語氣驟然沉了下來:“有些人片面地解讀歷史,說什么白崇禧的桂軍有意放紅軍一馬,這是史實嗎?不是。”

12月3日,極度疲勞的戰士們剛走到文塘村黃陡坡一帶,突然槍聲大作。桂軍前一天就埋伏在附近村莊,專等此刻向蔣介石展示“剿匪”的決心。大炮、機槍一齊開火,子彈如暴風驟雨般傾瀉下來。

全師上下都清楚,只有背水一戰,才能殺出一條血路,強渡湘江與主力會合。

韓偉正發著瘧疾,渾身無力,聽到槍聲,騰地從擔架上跳下來投入戰斗。

重機槍連的制式子彈打完了,只剩下紅軍兵工廠自己造的再生子彈,射程有限,廖仁和命令戰士們把機槍架在樹杈上,等敵人走得更近些,從上往下打……

但現實是殘酷的。紅三十四師拼盡全力,依然傷亡慘重。一發炮彈呼嘯而來,師指揮所的電臺被炸毀,正在電臺旁給軍委發報的師政委程翠林倒在了血泊中。代理政治部主任蔡中等,也相繼犧牲。

全州縣黨史研究人員統計過文塘一役的損失:進到全州不足4000人,經過文塘慘烈的突圍戰之后,突圍出去的不到1000人。

12月4日,紅三十四師退至新圩附近的羅塘、板橋鋪一帶,又遭桂軍和民團襲擊,全師只剩下四五百人。當晚,部隊且戰且退,再次回到了前幾天經過的洪水箐。翻開地圖,這支疲勞至極的孤軍,繞著寶界山兜了一大圈后,竟又爬上了前幾天翻過的觀音山。

那天夜里,紅三十四師在洪水箐召開了一次特殊的師團會議。說是“師團會議”,可參加會議的團以上干部,只剩下三個人:師長陳樹湘、師代理參謀長王光道和一〇〇團團長韓偉。

強渡湘江已無希望,陳樹湘當機立斷,作出了最后的決議:“第一、尋找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圍出去,到湘南發展游擊戰爭;第二、萬一突圍不成,誓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

其實,早在11月26日的蔣家嶺,劉伯承和董振堂就曾叮囑過陳樹湘:“萬一被敵截斷,返回湘南打游擊。”如今,那個“萬一”成了現實。紅三十四師轉身向東,朝著與中央紅軍完全相反的方向,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那條向死而生的路。

斷腸與跳崖

1934年12月5日,洪水箐,紅三十四師沖出合圍向湘南轉移的那一刻,陳樹湘和韓偉發生了第一次激烈的爭執。

陳樹湘命令韓偉帶主力突圍,自己率一〇一團余部做最后的掩護。仗打到這個時候,誰都明白“最后的掩護”意味著什么,韓偉堅決不從:“你是師長,只要你還活著,這個師就還在!”最終,陳樹湘和王光道帶領只有三百多人的主力,向東突圍,韓偉率一〇〇團留下阻擊追敵。

生死戰友就此訣別。

此后數日,陳樹湘率余部翻山越嶺,沖出廣西灌陽,進入湖南江永、江華、道縣。連日的血戰與饑餓,將這支曾經近六千人的“鋼鐵之師”,消磨得只剩兩百人。

牯子江是瀟水的一條支流。1934年12月10日,陳樹湘率戰士們到了霧氣騰騰的江邊。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他們找來兩只木船,又臨時扎了兩張竹排。不料,渡船行至河心,潛伏在對岸密林中的敵人突然開火。

陳樹湘腹部中彈,血涌如注,腸子都露了出來。簡單包扎后,他繼續指揮部隊搶渡,竟生生突破了敵人的堵截。他傷得太重,上岸后,戰士們只能從附近廟里找來一個瓷碗,壓住傷口,再用綁腿帶緊緊綁住,才能不讓腸子流出來。

12月的牯子江畔天寒地凍,缺衣少食。第二天,僅剩一百四十人的隊伍再遭阻擊。為保存革命火種,陳樹湘決定,自己擔當后衛負責掩護,由王光道帶領余部突圍,“沖出一個算一個!”

12月12日,突圍的同志們成功脫險,而留下來掩護的兩個班戰士幾乎全部犧牲。幾天后,陳樹湘也終因彈盡糧絕,不幸被捕。

道縣保安團第一營營長何湘得知抓到一個紅軍師長,高興得發狂,忙命爪牙抬著陳樹湘,前往縣城邀功請賞。

陳樹湘如何肯受這樣的折辱?行至道縣石馬神村時,他趁敵不備,咬緊牙關,把手伸進腹部傷口,生生拽出腸子,斷腸而亡。

斷腸,本是形容極度精神痛苦的詞匯,而29歲的陳樹湘,把這個詞變成了具象。他用斷腸明志,寫下了對信仰最后的誓言。

關于他犧牲的具體日期,黨史界曾有過不同說法。多年后,經過細致考證,專家們終于形成定論。而讓人驚訝的是,歷史竟是如此的巧合:1934年12月18日,陳樹湘犧牲的同一天,千里之外的貴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召開緊急會議,作出了轉兵貴州的重大決策。

陳樹湘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但敵人仍不肯放過他。他們割下陳樹湘的頭顱,懸掛在長沙城小吳門外示眾。小吳門,正是少年陳樹湘挑水送菜、結識毛澤東的地方。他以這樣慘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踏上革命道路的起點。

陳樹湘犧牲了,但紅三十四師的火種卻未熄滅。王光道帶領剩下的九十余人,轉戰湖南道縣、永明、江華、寧遠一帶,在深山里打起了游擊。這支小小的隊伍翻山越嶺,在運動中與敵人周旋,最盛時人員一度發展到三百余人。直至1935年冬,游擊隊陷入敵軍重圍,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王光道本人,也在戰斗中戰死。至此,紅三十四師的番號,在紅軍序列中徹底消失。

這一切的一切,韓偉是在許多年后才得知的。因為他自己同樣在鬼門關轉了好幾圈,歷經波折,才重新找到了黨的隊伍。

掩護陳樹湘突圍的那一戰,韓偉率一百五十多人拼死阻擊,打得只剩30多人,不得不分散突圍。最后,他與五名戰士被敵人逼到灌陽與興安交界處的轎頂山上。子彈打光了,前面是懸崖,后面是數不清的追兵。沒有人愿意當俘虜,紅三十四師最后的壯士們縱身一躍,跳了下去。

跳崖的父親如何劫后余生,韓京京起初完全不知情。作為軍人子弟,狼牙山五壯士是他再熟悉不過的故事,但他從未想過,父親也有過同樣的壯舉。直到父親離世后,他整理遺物,看到一封廣西黨史部門寄來的信件,才第一次知道了那段塵封的真相。

信是興安縣黨史辦的老主任根據當地村民口述整理而成的談話記錄。“轎頂山的懸崖不像狼牙山那樣筆直,它是有坡度的。”當年的跳崖處如今立起了一座紀念碑,韓京京多次前往,“我父親跳下去后被半山腰的樹叢掛住,僥幸活了下來。”

更幸運的是,受傷的韓偉和另兩名戰友,被附近上山采藥的郎中王本森(生)發現了。郎中把他們領回家,藏進自家紅薯窖里,悄悄幫他們治傷。

據王本森的家人回憶,韓偉他們在紅薯窖里秘密住了9天,躲過了搜山的保安團。等敵人撤走,他們帶著老鄉炒的幾斤糯米,一人一條扁擔,扮成挑夫模樣,踏上了尋找紅軍的路。

臨行前,他們留下兩個皮包、兩條手槍,還有20多塊銀元。其中一個皮包里,有一枚燒了一半的私章,隱約能辨出“韓偉”二字。多年后,正是這枚私章,讓這段往事對上了號。

韓偉尋找紅軍的路更為曲折。他一度找不到組織,生活無著,迫不得已暫時棲身于一支國民黨部隊中。一天,“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韓偉終于找到了武漢地下黨的消息,他試圖與組織取得聯系,沒想到卻因叛徒告密,被關進了武漢陸軍監獄,判了十年。直到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抗日,經周恩來親自出面交涉,他才作為政治犯獲釋,回到了延安。

英名碑與甑子巖

韓偉總說自己是“紅三十四師的幸存者”。然而,“幸存”二字的分量,只有他自己知道——像他一樣被百姓救下的紅軍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的戰友倒在了湘江之畔,連一方墓碑都沒留下。

有一件事,韓京京在不同場合講過許多次。一天,他陪父親去看望時任民政部部長的程子華。民政部一位主管優撫工作的司長也如約來到,談話開門見山:韓老,您要求給紅三十四師官兵追認烈士,可是按規定,追認烈士必須提供兩名團級以上干部的證明材料或證詞……話沒說完,韓偉猛地拍著桌子站了起來:“三十四師打到最后只剩了我一個團以上干部,我上哪兒去找證明人?!”

是啊,且不說證明人,紅三十四師近六千閩西子弟,竟然連一張名單都沒有。幾近全軍覆沒,番號已被撤銷,就連師長陳樹湘的遺骸在何處,曾經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湖南道縣學者馮正春是最早考證陳樹湘墓址的研究者之一。他告訴記者,當地老百姓很早就知道,瀟水之濱有一大一小兩座土丘,是紅軍墓。但墳里埋的是誰,怎么犧牲的,沒有人說得準。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地黨史部門啟動“紅軍長征過道州”專題研究時,陳樹湘這個名字在百姓中還略顯陌生。馮正春也是后來借調到史志辦,才真正接觸到紅三十四師那段悲壯的歷史。

一旦知道了,便不愿再留下遺憾。他利用周末和節假日,跑了好幾個村子,問了十多位村民,終于在瀟水邊的鴛鴦村找到了關鍵線索。村黨支部副書記周家祥回憶:“聽父親講,這里葬的是兩具無頭遺體,一個是當大官的,一個是警衛員。”另一位本地人周喜竹也記得:“上小學時,每年清明節,老師都要帶我們到瀟水河邊的飛霞山上祭掃紅軍墓。聽老師介紹,這里葬的紅軍,頭被國民黨殘忍地割了下來。”

中央紅軍長征經過道縣時,在境內被敵人割下頭顱示眾的,唯有陳樹湘和他的警衛員。馮正春告訴記者,他是被百姓趁黑夜埋在瀟水河畔的。

2009年,瀟水河邊立起了一塊小小的石碑——“陳樹湘烈士之墓”。后來,韓京京找到了這里。站在碑前,他與妻子泣不成聲。陳樹湘沒有后人,甚至連一個侄子、外甥也沒有。于是,韓京京夫妻二人為陳樹湘重新立碑、塑像,把湖南道縣當成了第二故鄉,年年從北京趕來,祭拜這位從未謀面的“大爹爹”。

斷腸明志的紅軍師長,有了刻著自己名字的安息之所。可紅三十四師六千閩西子弟的英名,依然無人知曉。韓京京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點什么。

他原本想尋找他們的名字,然而,僅憑一己之力,太難了。實在沒有辦法,湘江戰役75周年的日子,他用自己的積蓄,在廣西灌陽烈士陵園為紅三十四師立起了一塊碑。碑上沒有刻任何人的名字,只在基座上刻下了這樣兩句話:“你們的姓名無人知曉,你們的功勛永世長存——為掩護黨中央、中革軍委和主力紅軍在湘江戰役中犧牲的紅三十四師六千閩西紅軍將士永垂不朽。”

韓京京立下無字碑的那一年,一位福建人也在為同一件事寢食難安。2009年,時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袁錦貴出差時,瞻仰了湘江兩岸的多處紅色地標。在灌陽烈士陵園,他看一塊塊英名碑按烈士籍貫排列著,湖南、江西、廣西……密密麻麻的名字刻滿了石面,可來回找了幾遍,竟沒有一個福建籍的:那支絕命后衛師,難道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嗎?

回到福建,他立即給省民政廳寫信。這年冬天,福建省民政廳、黨史辦,閩西的龍巖市、三明市,廣西相關部門,還有韓京京,共同投入了尋找烈士姓名的漫長工程。

這是一項近乎“考古”的工作,挨家挨戶查訪,翻閱族譜,詢問老人。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千多位犧牲在湘江戰役中的閩西紅軍烈士姓名,被一個一個找了回來。盡管,其中的很多連小名都算不上:賴老石頭、馬二二、戴七子、李四古佬……

2011年,福建籍湘江戰役紅軍烈士紀念碑在他們犧牲的廣西落成。而在灌陽縣烈士陵園,1040名福建籍烈士的名字被補刻在了英名碑上。

呂輝第一次看到這些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他剛到灌陽縣民政局任副局長,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修繕保護全縣的烈士墓。一天,他在英名碑前駐足良久,越看心里越沉:全縣只有89座烈士墓,英名碑上的那么多名字,犧牲后葬在了哪里?

他走遍了紅軍戰斗過的每一個鄉鎮,詢問村里的老人,得到的答案讓他徹夜難眠:幾乎每一個發生過戰斗的地方,都有紅軍烈士的遺骸——有的被村民悄悄掩埋,有的被雨水沖刷,被黃土掩埋,還有的被敵人扔進了巖洞……將近80年過去,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棵樹,但除了老人,已經很少有人知道當年的紅軍英烈長眠何處。

帶著遺憾與責任,呂輝與同事們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尋找。聽說是找紅軍遺骸,百姓們紛紛熱情提供線索。

2018年底,灌陽深山的溶洞甑子巖,迎來了一支特殊的探險隊。甑子巖,洞口直徑約五米,垂直深度八十多米,深不見底。當地村民說,很小的時候,父輩就告訴他們,不要到甑子巖放牛,因為國民黨把幾十個紅軍活生生扔進了洞里。

為了確認溶洞里是否有紅軍遺骸,灌陽縣請來了重慶洞穴探險隊。隊員們系著繩索一點點降入洞底,刨開沉積的泥土,三次“探險”后,果真挖到了遺骸。從遺骸的形狀大小來看,他們幾乎都是少年。“現在看來其實都是些孩子。”探險隊隊員肖洪說,“牙齒都是白白的、細細的。”

呂輝告訴記者,犧牲在甑子巖的烈士,就來自紅三十四師。證據之一是溶洞里發掘的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分錢硬幣,“這是廣西轄區內目前發現的唯一一枚蘇維埃硬幣。當時社會上流通雙旗幣,這種紅色蘇區的硬幣,只能是紅軍一路帶過來的。”

至于確定紅三十四師的番號,則是通過研究作戰路線圖。“湘江戰役時,有三支部隊在灌陽作戰,每支部隊在哪個地方戰斗過,都有史料、回憶錄和當地情形可以佐證。甑子巖這個地方,只有紅三十四師去過。”呂輝向記者解釋,此處離洪水箐不遠,陳樹湘與韓偉正是途經這里,一路突圍到了洪水箐,而后生死訣別,誓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

甑子巖,只是眾多散葬點中的一個。截至2019年,灌陽在全縣51個點共打撈出28箱、2600多塊紅軍遺骸。這些在山野之間、溶洞深處散落八十多年的烈士遺骸,如今被集中安葬在酒海井紅軍紀念園。

從陳樹湘的墓碑到湘江之畔的無字碑,從刻滿一千多個名字的英名碑,到集中安葬紅軍遺骸的酒海井紅軍紀念園,那些曾經連名字都沒留下的年輕人,終于有了歸處。曾經無人知曉的“絕命后衛”,終于被世人再次看見。

參考資料:《紅軍長征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薛春德著《“三灣子弟”韓偉將軍》,人民出版社;軍事科學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編《陳樹湘》,解放軍出版社;趙曉剛主編《信仰的力量:湘江戰役故事集》,廣西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