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托·阿巴德·法喬林塞:我的父親有很堂吉訶德的一面
哥倫比亞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喬林塞創作的回憶錄《我們終將成為遺忘》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被列入“新拉丁美洲文學叢書”當代書目之一。8月,埃克托·阿巴德·法喬林塞到訪上海書展和北京塞萬提斯學院,CGTN就記憶與寫作等話題采訪了作家。

[哥倫比亞]埃克托·阿巴德·法喬林塞 著,王晉煒 譯,作家出版社2026年7月

埃克托
萬戴:父親是您在寫作中反復出現的主題,您作品中他的形象是怎樣的?
埃克托·阿巴德·法喬林塞(以下簡稱埃克托):在文學中,至少在我所了解的文學中,父親的形象通常都相當矛盾、復雜。很多時候,人們對父親的描述非常負面,關于父親的書常常是對專橫、嚴苛、缺席的父親的報復;或者即便父親沒有缺席,也是以一種非常暴力的方式存在,比如他可能是一位阻礙孩子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父親。
對我來說,父親的形象很重要。在哥倫比亞,父親在許多家庭中是缺席的。超過一半的哥倫比亞家庭由單親母親組成。他們或是單身母親,或是被父親遺棄、連孩子也一并被遺棄的母親。我個人的經歷非常不同,我有一位始終陪伴著我的父親,我的父親也有一位始終陪伴著他的父親——我的祖父。父親這一形象在不同的家庭中可能差別很大,很幸運,在我的家庭中,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相當積極正面的形象。
也許我的家庭觀有點天真,有點偏離主流,這來源于我慈愛的父親。他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公開場合,都是如此。有的父親給公眾留下的印象是光鮮的、開朗的,但在家里卻是陰暗的、嚴厲的。但在我們家,無論是作為醫生、老師、杰出人士,還是作為父親,他都是一個非常慈愛、專業、溫和的人。所以,這也許使得父親這一形象在我的書中變得非常重要。
萬戴:為了準備這次訪談,我也讀了不少關于您父親的故事,可以說,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傳奇,所以我也能理解為什么您寫了這么多關于他的故事。您的書也反映了您國家的歷史,我想問的是,您在作品中是如何把握社會現實、人物情感和文學創作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的?
埃克托:其實,我寫作時并沒有刻意關注哥倫比亞或者是南美洲的大歷史。但奇怪的是,我家族里發生的那些小故事,卻自然而然地把大歷史也帶了進來。我父親的確很了不起,也很特別。他在我的城市創辦了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現在這所學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所以,他在哥倫比亞深受尊敬和愛戴。
他進行的斗爭絕非易事。起初,他為了生活必需品而斗爭:飲用水、疫苗、衛生的住房、空氣......他總是用字母a來念叨這些基本需求——水(agua)、空氣(aire)、食物(alimento)、御寒衣物(abrigo)和關愛(afecto)。小時候,他總帶我和姐姐們去居民區、醫院、大學,他也會帶他的學生到監獄、街區、水渠、叢林中去,這就是他的直觀教學法。而這也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與政治有關的麻煩。雖然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但也是一個堅定的人,有些政客認為他是一個危險的左派煽動者。但他并不討任何一方喜歡:對共產主義者來說,他是個自由派資產階級;對保守派來說,他是個危險的共產主義者,實則他兩者都不是。
他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非常關心生命,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他總是在與流行病作斗爭,與各種死因作斗爭。他卷入最深、也是最后的一場“流行病”,是哥倫比亞的暴力瘟疫,這使得麥德林在8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之一。正是在與那場暴力瘟疫的斗爭中,他遇害了。我等了很多年,才讓那個故事在我心中沉淀下來;在他遇害二十年后,我才能夠把它寫下來。我在創作時,本意并不是講述哥倫比亞的歷史,但某種程度上,那段歷史進入了我的家——政治史、社會史、普通人的歷史。所以,在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時,某種程度上也能讀出我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
萬戴:在講述您父親的故事時,您用到了一個詞:堂吉訶德式的英雄主義。我們該如何理解您的作品《我們終將成為遺忘》?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嗎?還是屬于另一種形式?這部作品向中國讀者展示了哥倫比亞文學傳統的另一面,與我們之前了解到的一些不同。
埃克托:我父親有一個非常堂吉訶德的例子。在一次以抗議殺害、綁架師生為主題的人權游行中,他要求參加的所有人完全保持沉默。在游行最后,他要講幾句話。堂吉訶德式的一幕來了:當他正走上前,一輛防暴警車向他靠近。他卻以為那是一輛垃圾車,所以他絲毫不害怕,繼續向前走。突然間,那輛“垃圾車”變成了一輛裝滿警察的車,警察過來把他抓走了。這就像堂吉訶德把綿羊誤認為士兵、把風車誤認為巨人一樣。面對疾病、尸體、健康時,他本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感知不到現實中的惡了,把一輛警車當成了垃圾車。他就是這樣天真可愛,后來他講起這件事時總是哈哈大笑。
萬戴:您父親走的是公共衛生的科研道路,之后您卻走上了截然不同、卻又很哥倫比亞的文學道路。您是如何開始并堅持走這條路的?
埃克托:實際上,我當時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該學什么。其實我一直都想當作家,但我覺得還得學一門別的專業來謀生。年輕時,我嘗試過不同的專業,哲學、醫學、新聞,都沒能學下去。這也能看出,我父親非常寬容、有耐心。盡管我換專業,他也會說:沒關系,換吧換吧。哪怕你一門專業都沒讀完也沒關系,重要的要做一個好人,而你就是一個好人。
我再怎么換專業,他都對我很滿意,總是盲目地信任我,比我自己還信任我。他覺得我寫得很好,覺得我是一名作家,當時我并不認為我是作家。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選擇了我們父輩的命運。我的祖父出身農家,是家里第一位讀大學的人。他學了醫,但沒能繼續,因為他父親去世了,他不得不回去經營祖父留下的咖啡莊園。后來我的父親學了醫,因為那是他父親沒能學成的。而我父親一直希望成為一名作家,所以,我認為我最終成為作家,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接過了他的命運——他想成為作家。
我本來想成為電影導演,但我沒機會學,而我女兒學了電影,現在是電影導演。所以我們像是落后了一代。我認為,我女兒她是真的想成為電影導演。
萬戴:在中國家庭的代際之間,也有很相似的情況,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使命。比如,我們的祖輩奮斗一生,為了給子女提供更好的機會和物質條件。另一方面,我認為哥倫比亞人和中國人之間存在文化差異,我們中國人的夢想似乎更實際一些。
埃克托:在我們家,更現實、更實際的部分是由我母親負責的。她的父親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她度過了一個困苦而艱難的童年。她因為貧窮吃了很多苦,她說她再也不想經歷貧窮了。所以她總是保持著務實的頭腦。而我父親對錢不感興趣,喜歡把錢給別人用,如果他看到一個學生經濟困難,他會立馬幫助他。我母親則必須負責維持家計,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工作了。
所以我們家有一個很有趣的混合:我父親負責捍衛理想,我母親則負責守護現實。她會對他說:“好吧,是得追求夢想,但也得想辦法謀生,給孩子們更好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話,留點小小的遺產給孩子們,一套房子或一些積蓄,能讓他們能過得更好。”他們互補得很好。政治上,我父親是社會主義者,我母親更傾向資本主義;我父親是無神論者,我母親則是基教徒,但表現得更慷慨、更像基督徒的是我父親,我母親則對慷慨更謹慎一些,因為她說,你不能給太多,以至于你老了以后,不得不去乞討;不要給太多,以至于最終你必須求別人幫忙。所以對我母親來說,老年時不依賴子女非常重要。我也想這樣:我想為我的孩子們付出,但我不想向他們索取。
萬戴:這是另一種母親和孩子之間的親密關系。我也想問問:您現在認為文學在哥倫比亞社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有些中國人在去了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國際詩歌節后告訴我,他們沒想到會有那么多人只是為了詩歌聚集在一起。
埃克托: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化遺產是非常人文主義的。我們關心人文學科,關心詩歌、小說、哲學、思想、辯論,這些事物都很美妙。一位重要的西班牙哲學家米格爾·德·烏納穆諾說:“讓他們發明去吧。”意思是讓其他人去操心技術性的東西,去當工程師、數學家、發明家。我認為,我們經濟落后的部分原因,是我們對人文學科,對那些像我父親的夢想一樣的東西給予了太多重視,而對那些像我母親所看重的、務實的東西重視太少。
21年前我也來過一次中國,那時的中國跟現在很不一樣。中國變得更年輕、更強大、更富裕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看到你們是生活在未來,而我們是生活在過去。但也許,一定程度上,人文學科對社會來說也很重要,我覺得使用手機和使用紙筆是不一樣的。當你在動筆寫的時候,你只需要安靜地處理與自己的關系,記下自己的所思所想。但如果用手機寫,它會一直干擾你,會糾正你,會給你提建議,告訴你應該寫什么。
最近我讀到,那些騎車送貨的年輕人,他們不與人聯系,而是與機器聯系,機器告訴他們去哪里、幾點去、是否返回。但他們要是摔倒了、出了事故,他們沒有人可以訴說,因為回應他們的總是機器。所以我對未來著迷,也對未來懷疑。我認為所有國家都在朝著與人工智能建立親密聯系的方向發展,但那時候,我們人類會不會變得不再重要?比如,之前給我做開胸手術的是醫生,我不知道一年、十年、二十年后,這臺手術會不會是由人工智能來完成。可能你的醫生會問你:你想讓我給你做手術,還是想讓AI給你做手術?你想讓我在AI輔助下做,還是想讓AI在我的監督下做?這個話題很有趣:我們是否會把一切都交給AI?還是仍然會有兩個人,通過微笑或者嚴肅的目光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