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哲學的生命呈現
哲學是追求智慧的學問,但哲學之為智慧之學,非徒以知識形態自足,亦非以體系建構為目的。只是,任何學問,當其成為客觀化、形態化的知識時,便已與追求學問的人自身構成一種張力,學問既是人所求取的對象,亦復塑造求取者之生命形態。孔子明確區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以下只注篇目),實將學問是轉化為生命之滋養乃至生命存在本身,還是以知識為工具,以其呈現完滿為鵠的,在中國哲學得以突破與型塑濫觴之際便作了分判。
孔子當然有知識建構的自覺,刪述六經就是表征,但孔子更是“為己之學”的典范。知識于孔子,終非懸擱于生命之外的客觀事物,而是浸潤于日用、落實于踐行的工夫憑借。他所建構的哲學范式既構成了知識形態,亦都系于一個根本的關切,即世道人心的匡亂反正,而個體生命的完成是其核心目標。因此,孔子哲學的歸宿固然在書冊,但更在其身;其哲學范式的建構固然在理論的系統圓融,但更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乃至時人所親見、后世所向往的一個可學而至的君子。事實上,何為君子,如何成為君子,這本身就是孔子哲學范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論語》中多達上百次的君子論說,還是《易·象傳》覆蓋達五十余卦的巨細無遺“君子以”命題,都足以表征。
此文無意于討論孔子關于君子的言說,以免陷入知識的呈現,而希望轉求孟子所講的“見其人”(《萬章下》),見到孔子哲學的生命呈現。
以生命為教
《論語》中對于孔子形象雖有各種具體描述,但至少在《子罕》篇中那位問于子貢的太宰心里,孔子已堪稱“圣者”。圣者自然是高于君子的稱謂,但孔子本人既不自詡為圣者,而且也講:“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朱熹的注解是對的,“圣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論語集注》)。只是后世將才與德過于區分甚而對立了,而在那位太宰的評斷中,孔子之為“圣者”就是因為他“多能”。也許,“多能”之才就屬于德的內涵。子貢接過太宰的話講:“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孔子聽說后則進而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至少在這個語境中,師徒二人都沒有將“多能”之才與德作區分。
不過,上引三人的話,還是頗多令人體味而待分疏之處。在太宰那里,“圣者”與“多能”被天然地綁在一起,甚至可以認為,因為是圣者,所以多能,反之亦然。要之,“多能”這一外在表現是推斷“圣者”與否的依據。子貢所言,首先是意在尊師,“固天縱之將圣”,但他也沿用或認同太宰的認知,故補上“又多能也”之語。換言之,“圣者”與“多能”之間的關聯,太宰與子貢的共識大致反映了時人的通識。
孔子所言,卻意味深長。首先,他不否定“多能”。這一不否定,不僅是對自己“多能”的事實不否定,而且是一般意義上對人之“多能”之為好的認同。
其次,他以自設問答的方式,同時否定太宰與子貢。“太宰知我乎”的設問是否定太宰對他的了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的說明是否定子貢對他的“固天縱之將圣”的虛尊。除了雙向否定外,孔子對他“多能”的說明,旨在強調那些被視為圣者依據的技藝,只是他因“少也賤”而從各種低賤的謀生活計中磨礪出來的,并無任何神秘可言,當然也絕非什么“固天縱之”,除非把人生的困頓磨難也視作上天的某種有意安排,如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告子下》)孔子的自設問答似乎很難讀出這層意思,相反,孔子既不諱言自己出身微賤,亦不以逆襲自矜,而只是極其坦蕩與誠實地作了說明,波瀾不驚。言語至此,意猶未盡,卻只能想見其人,而難更贊一辭。
最后,也是最耐人尋味的,是孔子接著的又一自設問答:“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是要說給那位太宰聽嗎?似乎不是,因為孔子已就自己的“多能”給出了解釋;那么是要告知子貢什么嗎?唯唯否否。這是孔子與子貢的隨機對話,自然是講給子貢聽;但這里的自設問答,已偏離了有關他自己“多能”的主題,仿佛是孔子在自言自語。這里,孔子由他自己的多能與何以多能,轉到對一個普遍性問題的思考,即君子是否需要多能,或是否要以多能來表征,孔子的回答是不需要。“不多也”直接將“多能”從君子的必要條件中剔除,使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根據,轉向別處。由此,再回味“太宰知我乎”,似當足以讓人體會到孔子的深沉無奈。人們總想用“能”去衡量一個人,“多能”便是好的,而那個被衡量的人,其生命最核心的意義恰恰無法被這種外在的“能”所衡量,而一個君子也是不屑于這種衡量的,是為“君子不器”(《為政》)。毫無疑問,這當然不是孔子對“能”不以為然,他已經用生命親證了“多能”對于他戰勝少賤而困頓的意義,他應該是在思考、在表達,重要的不是“多能”,而是“多能”之何以得來與何以安放的“所以能”。這樣的“所以能”自然是“不多也”。
只是這個“所以能”又何嘗可以言傳。子貢嘗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文章者,正是可見可聞的“多能”之表;性與天道,便是那非言語所能、非聞見所及的“所以能”的深處。孔子平日未嘗懸空談論性與天道,他講解文章,傳授那些禮樂書數御射,全是技能之事,然而弟子于其語默動靜之間,自能有所體認深涵于這位“多能”者生命中的那個“所能者”。孔子當然是以技能授教,但他更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為教。
生命與學問同進
對自己生命的過往,孔子有過一個人所共知的描述,這便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只是,人雖熟知卻未必能脫口耳之間,真正能夠心契而又能與時轉進于其境者,恐亦無多。當然,這也無可厚非,因為這一看似淺顯的生平白描,其實是近乎詩性的表達,而“詩無達詁”“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華》)。但是,這一生平白描的基本事實卻是極為清楚的,孔子的生命與學問是同步展開的,生命的每一階段皆有學問的支撐,學問的每一進階皆為生命所落實。這里的學問自然是廣義的,一定包括了那些所謂的“鄙事”,絕非狹義書冊上的知識,但一定是學問,這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講起足以表征。這意味著,無論對孔子的生平白描作怎樣的開放性詮釋,其基點與貫徹一生的是“學”。
見乎此,雖難完全共情孔子生命與學問的每一進境,但大概已不難知曉孔子的身教必是透著步步踏實,節節印證,不玄虛,不懸空。從十五歲到七十歲,孔子所學都是在同一個“己”上打磨。這個“己”,未嘗不艱難,“少也賤”,卻從未沉淪,而是勉力于一切工作,“多能鄙事”;未嘗不困頓,“累累若喪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但他并不矯情,而是坦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孔子知道凡事有所進止,“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唯獨“志于學”未嘗停步,不僅未嘗停步,而且似乎一生都在自省自勉:“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這里還須略作申說。“學而不厭”無疑是對“學”的執著,“默而識之”與“誨人不倦”雖然都是學,甚至簡而言之,前者可謂自學,后者亦屬“教人乃是益己學之半也”(《尚書正義·兌命下》),但細味之,卻別見精神。
默識者,心有所契而不事張揚,不言而心領神會。但孔子“多能鄙事”,他所默識的應該不只是技能,不只是生活體驗,而更是生命體驗,只有這樣的體驗大概足以讓人沉默地深刻于生命之中。故“默”之一字,甚堪玩味,因為這樣的體驗往往難以言說,正如孔子對子貢所嘗言:“予欲無言。”可是子貢不解,還要追問:“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殊不知能述者充其量只是生活的痕跡,生命的動能又哪里說得清呢?天地不也是如此嗎?故孔子只能回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這前一個“天何言哉”還只是自設其問,后一個“天何言哉”不啻是一種深沉的孤寂表達——飽經生活砥礪的孔子,可以悉心教弟子們技能,可以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但其生命體驗又如何可能言說?又怎么可能說得清楚呢?“予欲無言”“默而識之”,宜其然也。
然而,吊詭的是,能不能講清楚是一回事,“誨人不倦”又是一回事。他之教人,固不以技能與文章為究竟,必使人知其所以然,以身教為歸趣;而但凡人還活著,在孔子眼里,便還是心有未死而可救治者。對他的老友原壤,不就是這樣嗎?“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孔子還要敲打,“以杖叩其脛”(《憲問》)。
斯文在茲
要言之,“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閑看,皆無驚人之舉,都是日用之常;而孔子自問“何有于我哉”,他所自問的,似亦不過就是這些平常事。只是,一生以此為生命之所在,又談何容易!而且,正是這些平常事,默識無言,不厭不倦,將孔子平生“志于學”的生命特質彰顯了出來。
然而,孔子似乎還有更深一層的生命底色。楚地葉公沈諸梁嘗向子路打聽孔子是怎樣的人,子路未予回答,這一不回答,也許是子路真的難以概括。作為追隨孔子最為長久的弟子,視子路對孔子最忠誠、最親近、最敢直言、最可托付,亦不為過,但真要子路三言兩語概括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實非易事。而孔子的自答:“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看似平常無奇,卻不啻是將孔子生命最潛藏卻又最顯見的底色呈現了出來。“發憤忘食”是他“學而不厭”的極致投入,若非有志于此且深好于其中,焉能至此?“樂以忘憂”是他“誨人不倦”的另一種呈現,這個遠不令人滿意的人世是孔子唯一的寄托,他的淑世情懷遠勝于世間憂患;這淑世情懷也絕非騷人之情,而是表征于他對人間正道的哲學體認與躬身踐行。也許正是在這一點上,顏回深契孔子的精神,從而深得孔子之稱譽:“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論語》塑造顏回這一幾近人生不幸之極的形象,而著意凸顯他的“不改其樂”,以至于“顏回所樂何事”成為后世分析討論的問題,孔顏樂處亦成為儒家精神的基本象征。
這里,因為接著前文孔子“志于學”的生命特質來講,故多聚焦于“學”。事實上,當指出孔子這一自答呈現出更深一層的生命底色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中的含義顯然要更加寬闊與豐厚。“其為人也”四字意味良多,引人遐想。孔子沒有講“我是什么”,也沒有講“我做什么”,而是以狀態的描述作答,這一狀態便是他的生命的存在形態,是什么,做什么,都包含于其中,就像一條靜水流深的大河。發憤忘食,不是偶一為之,而是其“為人”之常態;樂以忘憂,不是強作歡顏,而是其“為人”之本色;不知老之將至,更不是健忘,而是其“為人”之境界。
有此生命形態,才可以理解儀封人那句預言:“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孔子之道不行于時,弟子們難免憂心忡忡,孔子自己也有“乘桴浮于海”(《公冶長》)的落寞。但在儀封人的眼里,完全是另一個孔子,一個承擔著天命的人,一個充滿著“斯文在茲”(《子罕》)自信的人。這中間存在一種張力,但更是一種巨大的感染力,因為這樣的張力中呈現的正是孔子的真性情,他的落寞是真的,他的弟子們憂心也是真的,但他的堅毅更是真的。正是這樣真實的生命存在,才讓儀封人一見之下而能受其感染,確信“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作者:何俊,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