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空間的擴充與心靈疆域的拓展——新世紀以來傳奇敘事對工業文學的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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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成就不高”似乎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經由陳思廣和廖海杰考證,這一評價是“20世紀80年代才逐漸形成的一種認識”。形成這樣的評價,有來自時代的原因,也有來自創作自身的原因。關于創作自身的問題,學界多有討論,但基本觀點不離出版于1980年代的《當代中國文學概觀》的陳述:“不少寫工人生活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弱點。他們對車間里的勞動比較熟悉,對車間以外,工廠以外的社會生活則比較生疏,對工人勞動以外的生活也注意得不夠。視野不夠寬廣,目光不能四射,這既妨礙了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上來顯示車間里的斗爭,也限制了對車間以外各種豐富題材的選取……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于是,要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的本質’,當然主要應該歌頌其大公無私的高貴品質。寫到矛盾,也只能接觸一些不痛不癢的沖突。”這里主要提到了“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的三個問題:第一,敘事空間狹窄,主要集中在車間和工廠;第二,人物單薄,只突出工人的優秀品質;第三,矛盾沖突簡單,情節單一。也就是敘事空間、人物塑造和故事情節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中敘事空間和故事情節又密切相關,敘事空間的狹窄勢必會造成故事情節的簡單和重復,所以也可以歸并成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物塑造的問題,一個是敘事的問題。
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中國當代的工業文學開始于東北解放區,當時,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要從農村轉向城市,恢復生產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重中之重,表現工人復工復產、表現共產黨帶領下取得的工業成就是反映新中國各個戰線勞動人民英雄業績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從政治角度來說,工人階級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在文學上需要有與理論相對應的在黨領導下的先進工人形象,以證明革命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方向,在爭取工人支持的同時,也為其執政的合法性提供依據。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共和國初期,國家積累匱乏,又有著快速實現工業化的訴求,其計劃經濟體制需要高效運轉,但又要“低能耗”,這需要充滿勞動熱情、無私無我且注重集體利益的工人階級來實現。通過先進的工人階級形象的創造,可以承載勞動光榮、崇尚奉獻的無產階級道德理想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工人的勞動被賦予了崇高的政治意義。這可以動員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建設,壓抑自身的欲望服務于集體的目標,進而感召廣大人民群眾以工人階級為榜樣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實現經濟體制“低能耗高功率”的運轉,形成一種“參與性的現代政治”,加快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建設。
這樣的時代任務決定了工業文學的重要目標是塑造時代的“新人”,“新中國成立前后以東北工礦企業為背景的工業題材文學,其中的重要主題和敘事就是表現新的歷史力量——工人形象和工人階級的登場與成長,草明等人的工業題材小說基本都如此”。由于“新人”是作為社會典范的工人階級,作家對“新人”個性和缺陷的設置肯定十分慎重,因為那會破壞工人階級的整體形象。草明曾談到她如何創作小說人物,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概括,將某一類型人物的特點融匯在一起,形成一個朦朧的印象,作為人物的胚胎;第二個階段給人物以個性,讓其面目清楚,性格鮮明;第三個階段使他在社會上活動起來,通過社會里日常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事情,表現人物性格。草明強調了小說中人物的個性,但她所說的“個性”局限于年紀、外貌、聲音等外在的特征,或者一些具體的生活習慣或做事方式,和人物獨特的性格不是一回事。以這樣的方式,草明創造出作為工人階級典型的“新人”形象,這樣的“新人”形象是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定制的,他們的階級覺悟被突出,而其他特點和個性則被刻意弱化,所以當時的工業文學沒有向農村題材作品那樣創造出生動活潑的“中間人物”。文學人物的魅力,往往依賴人物非凡的稟賦和獨異的個性,個性越鮮明,藝術性越高,但在階級敘事下,人物不允許擁有與公共理想相悖的個體欲望、曖昧情感和性格暗面,這消解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對工人階級形象過度的保護,不僅窄化了對工人形象的塑造,而且讓工人形象變得脆弱,真正強悍的人物在迷茫、脆弱和痛苦中雖然掙扎,但依然執著于既定的方向,這樣的人物是會打動讀者的,但完美的人物不需要掙扎,其生來如此,這樣的形象難以承載強韌的精神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新人”形象是工人階級的象征,而難以成為卓越的個體,階級敘事在美學上自我窄化,呈現出“反傳奇”的特征。傳奇性的缺失使人物缺少魅力,當人物沒有性格的缺陷,沒有內心的掙扎和隱秘的情感,他就不是一個真人,而只是某種理念的符號,這使其缺失與讀者情感共鳴的能力,無法打動人心,因為這樣的人物沒有真正地活過。
同時,這些“新人”是可以復制和學習的模范,他們的命運軌跡是高度相似的,這勢必造成情節的單調。草明在《歌頌偉大時代里的英雄——我怎樣寫工人小說》中談到她的創作目的:“戰爭基本已結束,全國人民都為響應毛主席經濟建設的號召而奮斗,工人階級更起著先鋒的作用。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忠誠和勞動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成績,優良的范例。這些,都是偉大時代里偉大的題材,需要文藝工作者在作品中反映出來,需要作者歌頌這些英雄人物。”草明意在通過創作,為作為國家建設者的工人階級勾勒形象,她把工人定位為“英雄”和“國家的建設者”,力圖呈現一個承載理想中的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階級形象。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其書寫的工人群體勢必是一個階級的投影,需要承載工人階級的美德,表現工人階級的積極性、組織性與創造性,反對官僚主義和保守思想,在破壞與建設的對立格局中,凸顯工人階級的正義性,在與官僚主義和保守思想的斗爭中,體現其先進性。其主題是明確的——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會克服一切困難,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故事不是要探索或討論這個主題,而是要證明這個論斷,這導致以草明為代表的傳統工業文學的敘事普遍具有程式化的特征。
人物單薄、敘事單調這兩方面的問題在《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等1980年代以工業為敘述對象的“改革文學”中也普遍存在,只不過在這些作品中,代表歷史進步的主體從激情洋溢的工人變成了雷厲風行的廠長和理性審慎的工程師,敘事主線用促改革置換了促生產,塑造人物的方式和敘事的邏輯沒有本質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改革文學”的評價。正如萬同林對“改革文學”的批評:“‘改革’文學作家普遍的缺陷,就是由于作家知識積累不足而形成的思想力薄弱,造成透視深層人物心理的匱乏,作家在探視人性特征時缺乏深刻的穿透力……在總的敘事結構上,后者也沒有跳出把‘改革’放在人事變動上的模式,使作品既矯情又漂浮,欠缺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還有金健人對“改革文學”的反思:“自喬廠長上任以來,趙廠長、錢廠長、孫廠長、李廠長紛紛上任,使人們對改革文學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式:改革文學就是改革者文學……人們總說改革文學的壽命短,當作者主要把力氣主要放在改革對象、改革措施、改革方案、改革過程等上面時,隨著這些改革問題實際被解決,人們對于反映這些問題的文學作品自然是興味銳減。”可見,“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說和以工業為敘事對象的1980年代“改革文學”,在人物塑造和敘事兩個方面,都存明顯的缺陷,而且是相似的缺陷。工業文學中的這些缺陷,在新世紀以后,由于傳奇敘事的介入,得到了彌補和矯正。
所謂“傳奇”,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至唐代成熟起來的一種敘事性的文學樣態,主要記述一些異人奇士、奇聞逸事,因晚唐作家裴铏的《傳奇》一書而得名。魯迅曾對傳奇文體有過專門的論述,他認為“傳奇”源于六朝“志怪”,情節離奇,“不離搜奇記逸”,但敘事更為細致,情節更為曲折,所謂“施之藻繪,擴其波瀾”,寓意也更為豐富,所以和專事講述鬼神因果的“志怪”“甚異其趣”。關于“傳奇”文體情節曲折離奇的特點,學界很少爭論,普遍認為“傳奇就是要以奇異的情節來動人”,但對于“傳奇”文體的來源,后輩學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劉瑛認為“傳奇”的取材“遠離神怪,彌近人情”,人和人間事是“傳奇”敘述的主要內容。王運熙指出,唐人傳奇多數的內容是關于人物的離奇故事,并常以某某傳為題名,魯迅《唐宋傳奇集》共載唐傳奇38篇,以傳為名者有19篇,占總數的一半,有的雖不以傳為名,實際也是人物或神靈鬼怪的傳記,性質也是傳,所以他認為“唐傳奇中的這類作品,在體制上顯然受到漢魏六朝雜傳作品的影響”。孫遜和潘建國根據唐人傳奇“多個人立傳,單篇行世”“多敘一人之始末,主體形象鮮明,情節結構完整”“多取材現實,間雜以虛妄”等特征,認為“傳奇就是繼承人物雜傳的文體傳統,結合唐代其他文化、文學因素而誕生的一種新文體,傳奇和人物雜傳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文體淵源關系”。這些對傳奇文體來源的考辨,共同強調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傳奇”在具有敘事婉轉曲折的特點之外,具有對中國文學傳記傳統的傳承,對人的書寫是傳奇的核心。可見,“傳奇”中的“傳”即是“志”,表示記錄或者敘述,所謂“奇”,就是“奇人”和“奇事”,是“一種對于正統雅正文化的經驗常識系統之外的‘新異’領域的遐想或游戲”。
新世紀以來,傳奇敘事成為工業文學中一股充滿活力的潮流,作家們常常借傳奇筆法,在工業世界中述奇記逸,為其中的奇人樹碑立傳。這些作品在現實的基底上施以藻繪,加入婉轉曲折的情節,突出人物的心靈、情感和命運,實現了在搜奇記逸之外彌近人情,復活了古代傳奇以人為核心、因奇動人的敘事模式。傳奇敘事的介入,對工業文學進行了深入的改造,打破了傳統工業文學將敘事囿于車間和工廠的敘事慣性,極大地擴展了工業文學的敘事空間,擴充了工業文學的人物系列,把個體在艱難處境中的心靈狀況納入工業文學表現的范疇,開啟了工業文學對個體心靈的深入探查,也改變了傳統工業文學將情感關系轉化為“政治道德化”修辭的敘事邏輯,使情感可以取代生產,成為驅動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傳奇敘事拓寬了工業文學的敘事半徑,拓進了工業文學的情感縱深,為工業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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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明開啟的東北解放區和共和國早期的工業文學,著重表現工人的成長,工人成長的路徑是明確的,成長的方案是清晰的、可復制的,其著意表現的是確定性,而拒絕傳奇性。為了實現這樣的確定性,就要把敘事的空間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以保證外界的人物和事件不會對工人成長的路徑形成干擾。唐小兵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工廠的生產組織方式是“福特式”的,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包括幫助工人組織家庭生活,安排業余時間,發展生活情趣這樣一些重要項目,其目的是確保和提高工業‘新人’的生產力,而手段也正是全面控制工人的私人時間和空間”。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反映到文學上,導致了傳統工業文學敘事空間的窄化。1940年代解放區到共和國十七年的工業文學,其敘事空間一般集中在工廠和車間、油田和礦山,是相對封閉的,即使寫到家庭,也是作為生產觀念和政治理念博弈的空間而存在。敘事空間的狹窄和封閉導致了傳統工業文學人物與敘事內容的單調和重復,這是影響工業文學文學性和制約工業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張潔《沉重的翅膀》書寫了改革過程中高級干部間的理念爭執,以及伴侶因價值觀、生活趣味和人格境界的差距對改革先鋒制造的牽絆,將“官場”和生活意義上的“家庭”帶入工業敘事當中來,拓展了工業文學的敘事空間。談歌在1990年代創作了《大廠》《大廠續篇》《車間》《年底》《雪崩》《熱風》等工業小說,被命名為“現實主義沖擊波”,其用“新寫實”的路數書寫國企改革背景下的工廠,將工業文學的敘事重心由“工業的生產”“工人的事業”轉變為“廠領導的遭遇”和“工人的處境”,將工廠和社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表現國營工廠與社會的牽扯與糾葛。社會空間的引入,進一步拓展了工業文學的敘事半徑。新世紀以來,作家們沿著這樣的路徑繼續開拓工業文學的敘事空間,傳奇敘事為工業文學敘事空間的破壁和擴容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把“江湖”“市井”“城市”“市場”這些空間納入工業文學的敘事半徑中來,讓工業敘事擁有了更多的變化和可能。
談波的《海邊列車》和李鐵的《匠戶志》是傳奇性鮮明的小說。談波和李鐵把江湖世界帶入工業敘事,讓工業敘事洞穿了工廠的圍擋和車間的高墻,進入廣闊而富有傳奇性的江湖空間。談波的敘事策略是將工廠和江湖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進行連接和拼裝。他的《海邊列車》在工廠之外植入了一個江湖世界。小說的主體部分講述了一個工程師陳工在歷經磨難后重啟生活、重新投入工廠的生產建設中的故事,看似是一個傳統的“改革敘事”。然而,談波在工廠之外接入了一個江湖世界,江湖與工廠處于同一時空,但又像兩個平行的世界,這兩個空間各自有運行的邏輯,談波通過人物的情感關系使其嫁接在了一起,豐富了工業文學的人物類型,拓展了工業文學的敘事空間。小說中,陳工是改革開放后劫后余生的“歸來者”,歷史不但讓他的身心遭遇重創,也讓他的情感世界蒼白和荒蕪。重返崗位后,主管后勤的胡運升把廠里的美人金素介紹給了陳工,讓陳工通過與美人的結合重啟生活。然而,表面的美事卻暗藏玄機,陳工不知道胡運升曾憑借手中的權力長期霸占金素,介紹其嫁給陳工,胡運升不過是讓陳工接手自己昔日的情人。陳工還不知道,金素曾偶然結識了江湖豪俠李天南,李天南過著一種自由且危險的生活,讓人向往的同時也讓人畏懼,他夾雜著英雄氣和江湖道義的氣質深深地讓金素著迷,李天南才是她傾心的愛人。李天南替金素報仇后銷聲匿跡,音信全無,金素以為李天南已不在人世,她為尋求庇護,才委身陳工。但在得知李天南依然健在的消息后,金素毅然出走,尋李天南而去。通過陳工與金素的情感關系,談波把李天南這個反叛而浪漫的江湖人物帶入小說之中,李天南身上來自邊緣和底層的對自由與浪漫的向往,映照出工業體制下個體生活的壓抑與單調,讓小說獲得了一種審視工業文明的視角。同時,通過李天南這個人物,談波把他身處的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嫁接到了陳工所處的制度化、理性化的工廠世界,這種傳奇敘事促成了兩個敘事空間的拼貼,展現了1980年代初期計劃經濟未完全松動,但社會流動性顯著增強,各種邊緣群體異常活躍的社會樣貌,擴展了小說的社會維度和歷史質感。
與談波不同,李鐵的敘事策略是把江湖的邏輯內化于工廠之中,讓工廠本身變成波譎云詭的武俠江湖。他的《匠戶志》把錦凌市的二輕系統當作江湖世界來塑造,以武俠小說的方式書寫了共和國工匠們的傳奇。李鐵將吹花、鉗工、車工等手藝比作武功,對于手藝的講述,李鐵摒棄了單調刻板的技術性講解,工匠們的手藝在小說中被賦予了武林絕學般的神奇質地,李鐵以寫意的筆法,表現了匠人手藝的精湛與玄妙。李鐵將行業競爭比作門派恩怨,將俠客佳人間的戀愛轉換成了工匠與美人的情與怨,把武俠江湖的生存邏輯替換為手藝人的行業生態,這樣,李鐵書寫了一個不見刀兵卻驚心動魄的手藝人江湖,讓工業文學具有了江湖氣和傳奇性。小說中,錦凌市二輕系統就是這片手藝江湖的疆界,古塔玻璃廠、凌西玻璃廠、紅星機械廠、發電廠等各大工廠相當于各個武林門派,每個工廠里的手藝大拿就像各門派的宗師長老,技術比武成了武林論劍。技術比武往往是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重要事件,技術比武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工匠間的技術比武,好比俠客之間的決斗,既能讓手藝人分出高下,也能讓手藝人爭取更高的待遇、獲得美人的青睞、分得單位的房子,甚至左右工廠的訂單,進而影響工廠的命運。小說圍繞工廠間的各種技術比武展開,表現了千回百轉的比武過程,展示了各行當能工巧匠異彩紛呈的精湛技藝,也呈現了工匠大師的成長經歷和錦凌地區各工廠1980年代以來的歷史命運。
同《匠戶志》類似,武歆的《師傅》也著重書寫工人的技術,并把技術傳奇化。《師傅》更重要的特點體現在,其講述的不是英雄的傳奇,而是俗世中普通人的傳奇,其中充斥了對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書寫,使小說呈現出世情小說的樣貌,如果說《匠戶志》是英雄傳奇,那么《師傅》則是“世情傳奇”。武歆沒有選擇在只有生產競賽的車間或者純粹的技術實驗室這樣的飛地中去塑造英雄,而是把這些師傅深深地嵌入天津這座城市中,在表現他們精湛手藝的同時,也書寫他們在天津街巷里的日常,把工人還原成一個個有血肉、有愛憎的市民,在熱鬧的市井煙火里勾勒出他們完整的生活圖景。
工業文學的傳奇性未必一定要通過書寫技術來實現,有些小說書寫了工人脫離工廠后走向市場的創業經歷,同樣充滿了戲劇性。市場是另一個江湖,一樣的詭秘,一樣的兇險,充滿了各種意外和偶然,所以,書寫工人脫崗后的商海沉浮,一樣具有傳奇性。趙楊的《春風故事》講述了主人公趙心剛在國企陷入困境時,為讓工友保住崗位而主動下崗,赴南方創業,在事業有成后選擇反哺,參與國企的重組。小說書寫了趙心剛創業的艱難和兇險,還寫了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市場化環境中的競爭與合作,也寫到跨國公司的技術封鎖和國內企業的技術突圍,趙楊呈現了商海中幾方力量的博弈,呈現了市場環境下個人創業的艱難和國企改革的復雜。羅日新的《鋼的城》,講述了另一個工人的創業故事。小說中祝大昌因反對拆除鋼廠百年標志性建筑西門而得罪廠長,被工廠除名。之后他賣掛歷、開公司,憑借敏銳的商業嗅覺和卓越的實干能力東山再起,創辦了規模龐大的私營鋼廠。然而,立志的傳奇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祝大昌的企業土崩瓦解的過程。由于他過度地倚重親情,盲目信任他的弟弟祝國祥,讓祝國祥肆無忌憚地排擠老員工,轉移企業的核心資產,抽走企業的核心業務,不僅掏空了企業,還讓企業陷入巨大的債務陷阱,最終導致了企業的崩塌。趙楊的《春風故事》書寫的是創業的艱辛,而羅日新的《鋼的城》講述的是守業的不易,他們從創業和守業兩個角度,共同呈現了市場環境帶給走出工廠的這些創業者的機遇和挑戰、可能與風險。趙楊和羅日新共同把“市場”這個敘事空間帶入了工業文學的敘述范圍之中,讓工廠與市場相連接,讓“商海浮沉”成為工業文學書寫可能的主題。
敘事空間的擴充意味著工業文學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相連接,可以給工業文學的情節帶來更多的變化,使更多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有機會進入工業文學中來,讓工業文學得以擺脫情節重復的標簽。同時,也能讓更多不同身份、來自不同領域的人物進入工業文學當中來,豐富工業文學的人物譜系,使工業文學擺脫人物單一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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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東北解放區到共和國十七年的工業文學中,人物內心的道德困境、存在意義的反思和價值觀撕裂這些牽扯人物心靈的矛盾與糾葛幾乎不被觸及。這個時期的工業文學,矛盾沖突被外部化、陣營化了,保守的技術人員、隱藏的特務、落后的農民意識與先進工人的矛盾取代人物內心的矛盾,成為小說的主要沖突,人物內心的戰場和靈魂的暗室不曾出現。人物內心的豐富性被忽略,似乎只要抓住特務,教育落后分子,發動群眾,一切問題都會得到解決。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矛盾沖突也來自外部,主要表現為革新派與保守派政治路線的沖突,或是現代管理制度與舊有積習的矛盾。然而,外部的敵人是有限的,而人心是無限的,真正的戲劇性來自人物內心的兩難,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情感和責任的選擇、欲望和道德的拉扯,這些真實的心靈處境才是最牽動人心的部分,忽略這些,就等于忽略了文學生產復雜沖突的源泉。當特務多次被捕,落后工人多次被批評教育,方案選擇和路線斗爭反復被提及,小說的沖突就變成了可預測的程式,小說的可讀性也就被消解了。
對于人物情感糾葛的書寫,1940年代東北解放區到共和國十七年的工業文學和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倒是有所涉及,比如草明《乘風破浪》中的宋紫峰與汪麗斯的婚外戀情、艾蕪《百煉成鋼》中秦德貴和孫玉芬的戀愛,以及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光樸與童貞的結合。但無論草明、艾蕪還是蔣子龍,其書寫愛情的目的不是表現人物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而是一種“政治道德化”的修辭。在《乘風破浪》中,情感的出軌象征政治上的背叛,回歸家庭意味著政治上的覺悟。在《百煉成鋼》中,孫玉芬選擇秦德貴,不只出于個人情感的選擇,更是對一個將一切獻給黨和國家的優秀勞動者的肯定,愛情在這里,成了一枚授予政治合格者的獎章。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在改革時代重寫了《乘風破浪》中廠長的戀愛故事,喬光樸和童貞的戀愛象征著改革者遠離政治激情、擁抱技術理性的宣誓,意味著改革時代新的工業政治的開啟。所以,在1940年代解放區到共和國十七年的工業文學,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中,有關情感的敘事意味著政治由公共領域向私人領域的延伸,其本身缺少個體心靈和情感的位置。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轉型與國企改革的深入,工人從集體的概念中被剝離出來,從“階級的人”和“生產的人”回歸“個體的人”。下崗的屈辱、喪失尊嚴的疼痛和階層滑落的焦慮都成為工業文學書寫的對象,工業文學隨之開啟對個體心靈的深入勘探。同時,愛情、親情、友情等情感關系不再依附于宏大主題,本身就構成了人物行動的驅動力和作品表現的核心內容。工業文學的敘事目標經歷了從建構“想象的共同體”到表現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狀況的根本轉變。
在表現人物心靈的方面,傳奇敘事表現出獨特的價值,其通過引入荒誕、變形和離奇等元素,把傳統現實主義敘事框架下那些模糊、混沌、難以言表的心靈震顫,轉化為清晰可感的畫面和意象,為工業文學穿透被遮蔽的歷史真相,深入開掘個體靈魂深處的困境與創傷提供了可行的方案。李修文的《猛虎下山》用傳奇的筆法,書寫了一個面臨下崗危機的工人劉豐收,為保住崗位謊稱與老虎搏斗,在生存壓力、謊言和權力欲望的擠壓下,心靈扭曲、精神異化,最終真的變成一只老虎的荒誕悲劇。小說通過劉豐收身體的變化,形象地呈現了劉豐收心靈異化的軌跡。他身披虎皮假扮老虎,意味著他為了生存而進行偽裝,他脫不下虎皮,意味著他被權力腐蝕,深陷對權力的迷戀,生存的希望與權力的欲望將他深度綁定,他生吃兔肉且品出美味,標志著他道德感的喪失和本能欲望的膨脹,他看到自己河中的虎形倒影,意味著他被權力徹底異化,失去了自我。李修文不滿足于描述劉豐收生活重壓下心靈壓抑的樣貌,而重在呈現其心靈在屈辱記憶、生活壓力和權力誘惑面前扭曲的過程,這使作品沒有停留在為工人訴苦的層面,而是通過深入解剖劉豐收的精神世界,達成對時代與人性的雙重反思。《猛虎下山》對人物心靈的深入開掘,為工業文學表現人性的深度,提供了一個范例。
在表現人物情感方面,傳奇敘事起到了呈現人物內心豐富性的作用。高滿堂的《鋼鐵年代》,通過對愛情傳奇的書寫,打破了1950—1960年代的工業文學與1980年代改革文學情感書寫的克制與政治化的傾向,其傳奇架構,為情感敘事提供了充足的驅動力。小說有一個愛情傳奇的開端,1948年,解放軍連長尚鐵龍與國軍連長楊壽山在鞍山交鋒,尚鐵龍負傷,被誤傳陣亡,他的妻子麥草收到陣亡通知后攜幼子來鞍山尋夫,受到已在鞍鋼工作的楊壽山的照顧,兩人日久生情,結為夫妻。奇跡生還的尚鐵龍轉業到鞍鋼再次遭遇楊壽山,昔日的戰場對手成了如今的情場冤家,由此,兩人展開了牽扯一生的較量與糾纏。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鋼鐵年代》中三角戀愛的情感設定在傳統工業文學中并不稀奇,《乘風破浪》中的宋紫峰、邵云端和汪麗斯,《百煉成鋼》中的秦德貴、孫玉芬與張福全,都是三角的情感關系,但在后面兩個文本中,愛情最終的確認并非出自情感的選擇,而是依據誰能代表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生產路徑,在這里,戀愛是政治化的敘事工具,無關于私人領域的情感糾葛,其體現的是規定好的新人成長路徑上的必經環節,和愛情傳奇中的三角戀愛是兩種邏輯。《鋼鐵年代》里,尚鐵龍和楊壽山兩個人對麥草都情深意切,但互相又惺惺相惜,嫉妒對方與麥草的情感,卻又不想傷害對方。正是這個愛情傳奇的架構,使小說“變工廠化為家庭化”,讓作家可以在家庭的屋檐下充分展示這些鋼鐵漢子在工業生產之外的嫉妒與愧疚、柔情與忠貞,呈現了人物層次豐富的情感結構。小說里“一女對二男”的情感關系中,比“搶”更精彩的是“讓”。楊壽山因“奪妻”而愧疚,始終謊稱自己有傷,不與麥草同房,而尚鐵龍多年在外征戰,自覺愧對麥草,加之看到麥草對楊壽山情真意切,也有意成全,所以在楊壽山主動“還妻”時,尚鐵龍嚴詞拒絕。尊嚴與道義的對峙,倫理與法律的碰撞,都在這種復雜的情感拉扯中展開,通過這樣的書寫,作者展現了鋼鐵硬漢內心最敏感和柔軟的部分。之后,尚、楊二人的情感沖突由生活空間延伸到了工廠,二人因為情感的糾葛而互不服輸,在生產中競爭,在技術競賽中較勁,愛情傳奇由此接入傳統的工業文學敘事之中,愛情取代了“生產”,成為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動力來源。
無獨有偶,阿瑩的《長安》也以一個愛情傳奇開啟敘事,并作為敘事的動力持續推進故事的展開,情感敘事和宏大歷史敘事互相交織,使作品在具有史詩的厚重的同時,也具有情感的濃度。小說中,少年時代的忽大年想向黑妞偷師鐵砂掌,卻陰差陽錯地成了黑家的上門女婿,但他不滿這門親事,離家出走,參加了游擊隊。他以為沒有圓房,這段婚事就會不了了之,于是在遇到革命隊伍里的勤務兵靳子時,與之共赴愛河,喜結連理。誰知,時隔經年,當他身為廠長時,黑妞輾轉跋涉,尋夫而來,這造成忽大年“一男對二女”的局面。黑妞的“駐守”成了忽大年揮之不去的牽絆,這段傳奇的情感關系,不斷攪動忽大年家庭、事業和政治上的安全,為小說前半部分預埋了最大的懸念和危機。黑妞的存在始終在推動情節的發展,小說的前半部分她是制造矛盾的攪局者,小說的后半部分她是解決矛盾的拯救者。在小說的后半部分,政治運動不斷介入和影響著忽大年的生活,每一次政治運動的風吹草動,都化為忽大年命運的驚濤駭浪。而黑妞從一個執著于名分的鄉下婦女,蛻變為在政治洪流和人生絕境中拯救男人的女俠,她在激進的政治運動中給予忽大年及時的庇護。在忽大年被囚禁時,她憑著鐵砂掌法前去劫獄,甚至在忽大年重病變成植物人后,通過悉心的照料使他蘇醒康復。她沒有妻子的名分,卻一直在盡妻子的責任,她沒有分享忽大年人生的高光時刻,卻在他人生的低谷給予他肉體的拯救和精神的撫慰。黑妞的存在讓我們看到,在政治狂熱、人性異化的年代,最終能拯救人的不是政治的權力或者空洞的口號,而是最樸素也最堅韌的忠貞愛情。由此,作者以忽大年與黑妞的愛情傳奇為基底,將軍工創業史和政治運動史宏大的歷史敘事,與細膩的情感關系緊密地綁定在了一起,在表現中國軍工產業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呈現歷史上歷次激進政治運動給人帶來的傷害和影響的同時,也展示了極端境遇下人性的光芒和情感的力量。
這些小說通過建構極致的戲劇性情境,用傳奇的筆墨有力地推動了工業文學在情感書寫上的突圍與深化,讓作家搭建起進入人物內心世界的新路徑,從而抵達了傳統工業文學未能觸及的人性深處,塑造出了更具魅力的文學人物。
新世紀以來傳奇敘事對工業文學的深度介入,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情節補強或者人物潤色,更是關乎敘事模式和審美視閾的整體改造。其成功打破了傳統工業文學“車間報告”與“勞模頌歌”的敘事模式所造成的空間逼仄和情節簡單,以及心靈和情感平面化等局限。原本被限定的與生產流程、技術攻關、先進事跡有關的敘事場域,得以向歷史縱深、市場競爭、國際博弈、個體命運乃至潛意識領域等更為遼闊的敘事疆域敞開,工人形象也從奉獻精神與奮斗意志的符號,還原為有血有肉、有掙扎有夢想、在時代洪流中不斷完成精神蛻變的復雜主體。這種改造之所以能夠發生且充滿了活力,與現實中共和國工業發展的歷程有關,與國人的審美心理結構也有關。從共和國工業史的角度來說,中國當代工業的崛起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傳奇性的歷史進程,從一窮二白到世界工廠,從以市場換技術到引領科技前沿,無數的工業建設者以卓越的智慧與韌性,書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奇跡。面對這樣的歷史和現實,傳奇敘事的引入,是對共和國傳奇工業發展史的呼應,也是對民族工業崛起過程中所蘊含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審美響應。未來,隨著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工業形態的涌現,工業文學與傳奇敘事的融合還將繼續深化。從國人的審美心理結構來看,“傳奇”不只是一種敘事模式和修辭策略,經過千余年的傳承和流轉,其已經匯入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主脈,深深地嵌入國人的審美心理結構之中,可以無障礙地激活國人的感知方式和意義生成機制。關于“傳奇”,張清華認為:“盡管‘傳奇’在小說史中有專指和特指之意,但同時也可以認為是整個中國傳統小說的泛指和總稱,是其美學特征中最核心的一面。”張文東指出:“在作為成熟的小說體式發展起來以后,傳奇逐漸演進成為差不多可以涵蓋整個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這樣看來,傳奇敘事與工業文學的融合,讓工業文學回到了國人的審美習慣之中,使轟鳴的車間、奔騰的鐵花和那些沉默的奮斗讓讀者用最自然、最親切的方式感知和共鳴。工業文學借助傳奇敘事這種傳統的敘事方法,獲得了活力和生機。或許傳奇敘事正是中國工業文學走向成熟的一種可行的方案,用屬于我們自己的浸潤著千年審美記憶的敘事方式,講好屬于這個時代的、正在發生的工業奇跡。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6年第5期
張維陽,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北解放區文學與新中國文學發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2&ZD274;2023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青年拔尖人才委托課題“遼寧城市文學研究(1949—2023)”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4lslqnbjrckt-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