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短篇小說《孤島診所》創作談
今年6月某日,我做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夢。很遺憾,夢醒后的清晨,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廢墟,如同被盜墓賊反復洗劫過的古墓,無論考古隊員如何搶救性發掘,才收獲了幾個破碎的瓷片——間諜、醫生、大樓,僅此而已。
梅雨季節的上午,我想到了一幢大樓中的診所,這是小說的空間;我又想到了這兩年深深沉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孤島”淪陷前后的歷史轉折點,這是小說的時間;稍后,我想到一個醫生,他是間諜嗎?思考一個小時后,我否決了這個想法。他是一個純粹的醫生,他的手術刀只能拯救他人的生命,而絕不能殺人;他又是一個受到過戰爭的巨大戕害,默默忍受著痛苦的普通人。在極限的空間和時間內,他必須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完成一項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無論作為優秀的醫生,還是作為合格的中國人。
當天下午,我決定把這個夢——或者說夢境的殘影寫成一篇小說。相比以往我的每部小說(無論長篇還是中短篇)都會經歷漫長的思考和醞釀,這次的決定迅猛得如同當時美加墨世界杯中的一次傷停補時絕殺。但我不想把故事寫復雜,只想抓住絕殺的瞬間——像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曾經被我癡迷的杰作,僅僅在最后的那條訃告,便在瞬間建造起了一座精致而宏大的迷宮。一部小說應該用什么絕殺?正如端木醫生和渡邊慎吾的生命對抗,絕殺與被絕殺的對象有時彼此顛倒,你以為的絕殺武器反而成了殺死你自己的致命子彈。寫小說的奧秘同樣如此,或許前面數萬字的價值,都是為了最后一句話而存在著。
于是,在偷襲珍珠港的七天前,渡邊慎吾走進了上海公共租界教堂街的巴塞羅那公寓,端木醫生正在七樓的外科診所為病人取出膽結石,老閘捕房的華人探長周明福尚且猜測日本和英美之間“只剩下兩只懸念,像跑馬廳的彩票,回力球的獎券,一是哪一日開打?二是從啥地方開打?”對于今天的我們,這是早已寫入小學課本的歷史,對于彼時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卻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小說中的三個人,將以生命為代價去驗證去揭開或者暴露這個懸念。讀者們所要做的,便是跟隨我走進這座大樓,走進傷停補時絕殺的最后一分鐘。
小說僅在幾日內就完成了,快得像巴塞羅那公寓被封閉的幾個小時。小說修改中的一日,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海的手稿展,看到門口貼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的題記“一粒麥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突然很想引用在《孤島診所》之中,可惜這句話并非陀翁原創,而是引自《約翰福音》。我頗為不舍地放棄了這句話,轉而尋覓到屠格涅夫的《門檻》中的一句“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憐惜,也不要名聲。”出自巴金先生在1935年的譯本,而在1941年恰有可能出現在端木醫生的案頭。
完成《孤島診所》的時刻,太平洋彼岸的美加墨世界杯尚未決出冠軍,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人們,也曾經極度焦慮地渴望著報紙上的勝利消息。又有誰能知道在那個遙遠的日子,我從小生活過的那條街上的七樓診所,曾經不為人知地改變過人類的命運?雖然是我的虛構,但也是一條歷史的縫隙,時常流淌鮮血和淚水,填平我們和時間之間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