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厄”,“團結者”的另一套陣容及寫法
一
談馬伯庸的新作《楚弓計劃》,可以先從近來頗受關注的“巴拿馬計劃”說起。美國AI巨頭Anthropic被曝出公司正在實行一項代號“巴拿馬計劃”的“秘密行動”,即在全球范圍內通過中間商大量采購二手圖書,以破壞性的方式掃描提取文本后,再用機器直接粉碎并銷毀實體原版。據說,這是近兩年冷門學術著作、絕版讀物在海外二手書市訂單激增的原因。Anthropic近年主要開發的產品其實就是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Claude,對于技術樂觀者來說,滯銷或是暢銷的書本通過這種方式被“喂”給AI,從而以數據和參數的形式為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景觀提供高質量“語料”,當然不算一種遺憾。然而,另一個與之并存的事實是,紙質讀物在我們“附近”的消失,以及書店、書攤、二手書市、報刊亭、閱覽室乃至藏書樓的進一步消失。畢竟“書籍”已經具備“掙脫”這些文化公共空間的能力,那么,當“知識”真正掌握在了各個人的“掌上”時,曾經作為穩定常識的“書籍”,它們的尺寸、觸感、重量、真偽等等,便不再成為我們構想“一本書”的基本標準。在一個文獻與版本意義上的“書籍”變得無足“輕重”的時代,在一個“書籍”的讀者未必是“人”的時代,馬伯庸選擇回頭望月,借一起戰時的典籍轉移事件提請大家注意:在“書”與“人”之間,也曾有過一段“事關榮辱”的往事。
2021年,馬伯庸在他的公眾號發表了一篇“小文”,題為《千載誰是護書人》。作者自言,文章脫胎于吳真教授的學術成果,概括地說,1930—1940年代留守上海的鄭振鐸及“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文化抗戰活動是一塊相當豐富的研究版圖,而馬伯庸所作的工作,是將其整理與重敘為一個“驚心動魄”的、不僅僅限于學術體例的“故事”:南潯劉氏的嘉業堂,是民國時期具有相當規模的藏書樓,1940年前后,來自滿鐵調查部、日本東亞同文會、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有著偽北平和偽滿背景的各類文化機構、汪偽漢奸、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各路外部勢力,都想將嘉業堂的藏書控制在手,而以鄭振鐸為代表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則依靠中英庚款專項經費,屢屢周旋于日軍和特務的監視和搜捕之間,在隱秘“搶救”出大量古籍善本后,通過唐弢利用郵政系統分批寄往香港,并計劃將藏書運往美國避難……隨著香港淪陷,111箱古籍被日軍劫至東京,日本戰敗后,“古籍獵人”長澤規矩也為了逃避戰后歸還,他將古籍分別藏入深山地窖與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中,直到1947年前后,中方憑鄭振鐸當年親自確認的藏書目錄和書冊上的藏書印章,才將三萬余冊珍本帶回了中國。[①]
以上,既是“史實”,也是“材料”。換個說法,如“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文化抗戰經歷這一類部分的、側面的歷史段落,對小說家來講,本就是施展想象和演繹功夫的天然底本。馬伯庸向來擅長捕捉歷史的“細部”,并總能讓這些“細部”有效地承擔敘事功能,拿《長安的荔枝》來說,嶺南荔枝何止是帝國矛盾攤派到小人物身上的一筆“壞賬”,在整部小說中,唐代的荔枝保鮮工藝、驛戶勞役體系、官場生態、邊疆形勢、藩鎮隱患,都處于一種彼此咬合的關系之中,而這股合力,便組成了“盛世”的內部肌理。可以說,作為物質載體的“荔枝”,是用來給杜牧的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提興的,馬伯庸實際上是借“荔枝”的位移來測度、想象一個具體歷史時段的“事感”和各類人的“情感”,這也是為什么像李善德這樣一個唐朝的基層辦事員形象,能在今天為我們帶來那么多共時體驗的原因。話說回來,如果僅就“材料”來看,馬伯庸完全可以以吳真教授的研究成果為底本,將《楚弓計劃》寫成一部講述“孤島”時期的知識分子投身文化救亡活動的小說、一部獻給進步人士的“救國傳奇”。然而,相比于在“材料”的基礎上推論、史證進而敷衍出一部“小說”來,馬伯庸似乎更樂于為我們落實“歷史”的耐人尋味之處,于是,在《楚弓計劃》中,我們得以看見,被作者推至臺前伸張正義的,是一個由紈绔子弟、舞女、軍統特工、風流才子、蘇聯間諜、教師、傳統文人和現代文人組成的臨時共同體。那么,當鄭振鐸及“文存會”同仁在這部小說中繼續“隱身”,如史實中那樣依然不得不從事“幕后工作”時,“文脈存續”這一重大主題又該如何在1941年的歷史現場獲得另一種“講法”?
二
小說圍繞古籍珍本《相臺岳氏五經》展開。1941年歲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上海公共租界,藏書主人顧道周為了防止“鎮樓之寶”《相臺岳氏五經》落入日本“古籍獵人”馬場琢磨之手,于是提前與西諦先生(鄭振鐸)布下“楚弓計劃”。隨后,顧道周不惜選擇在藏書樓當眾焚書自盡,以造成所有藏書均被燒毀的假象,而珍本《相臺岳氏五經》實則在殉書前一晚,便被裝入一只書箱中被人帶出了三省樓。顧道周的“六出四散”之計可謂用心良苦,為了掩護珍本轉移,他一共安排了六波身份各異的“執行人”前往三省樓,將六只形制、封條完全相同的書箱交由他們取走,“執行人”互不相識,只是各自秉持“楚弓楚得,漢籍漢收”的信念,將書箱從藏書樓帶進了上海的市井街巷之間。而顧道周之子——不學無術、長期沉溺于賭局和風月場合的顧正鐫,在馬場琢磨、保安隊長鐘三寶以及76號特務的威逼下,也被迫卷入這場“劫書—護書”的爭斗之中。于是,“敵”“我”之間的斗法也就正式開始。
既然六只書箱中一定存有“真本”,那么,以探案、諜戰小說的通常寫法,一般可以把懸念留到最后,然后大篇幅聚焦正邪兩派的“相互勘查”與“死守”,這樣寫既符合大眾對“抗戰”題材中“智斗”橋段的期待,同時,又能相對便利地訴諸各方“抗日力量”,以在關鍵時刻將日本憲兵、特務、漢奸等等置于死地然后為快。其實,這是很多“故事”在講述“抗戰年代”時屢試不爽的套路之一,即不假思索地認為歷史、事件、情節就應該按一個特定的結果去發展。然而,如果拋開歷史的后見之明,1941年的上海,軟硬兼施的日軍一方面急于清除異己勢力,一方面則不斷宣揚、美化“大東亞新秩序”“驅逐歐美殖民、解放東亞、實現共榮”等口號,在這樣一個“至暗時刻”,古籍的去留自然與“家國大義、民族氣節”掛鉤,但共同承擔了運書“風險”的個體,以及這些個體的聯合,可能才是一種更為典型的、能夠被放置在歷史的顯微鏡下觀察的時代切片。
小說中,六只書箱的守護者身份各異,立場、使命甚至歷史任務也不盡相同。身兼記者、編輯與作家三職的趙椴,是淪陷區從事地下文化工作的進步文人代表,本就具有相當自覺的文化救亡意識;百樂門舞女林小妹、陳鵲兒、吳雪三人,之所以參與護書,更多出于對顧道周的報恩心理以及亂世時代特殊的“姐妹”情誼;軍統特工葉東山的行動邏輯則屬于服從組織指令,護書只是附加任務;李所之雖是舊式文人,但對版本、目錄格外熟稔,也深明“文脈存續”的大義;蘇聯間諜艾倫·蓓薇曾受鄭振鐸蔭庇;而最神秘的“第六人”蠹伯則是《相臺岳氏五經》的舊主……之所以作這樣的羅列,是因為這群臨時聚合起來的行動者以及他們在道義層面達成的“默契”,一方面蘊藏了“抗日年代”中一種特有的團結特征,另一方面,這種有限度的團結的確在小說中與“楚弓計劃”的最終訴求完美契合在一起。畢竟,珍本《相臺岳氏五經》在“楚弓計劃”中僅僅是最初的環節,是誘餌,而計劃的核心,則是將“文存會”秘密從藏書界搜集的五百余冊孤本、珍本、稀見資料轉移至安全地帶。小說中已經點明,“楚弓計劃”其實包含兩個任務:“一個是帶著書箱六出四散,混淆視聽;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為真正的楚弓計劃提供方便。趙先生編書目,你(李所之)來匯典籍,艾倫·蓓薇女士負責提供載重卡車;林小妹周旋于官場,保駕護航;葉東山負責開車與押運……這里面只有蠹伯最為純粹,只是一心殉主而已。”至此,六種恩怨、六種入局姿態得以被“楚弓計劃”整合進同一股協作鏈條中,進步者的“志”與非進步者的“義”也由此共同繪就了1941年淪陷區的一種經緯。
值得注意的是,在“楚弓計劃”所預設的這一條砥礪人心的“護書”/“護國”路線中,馬伯庸并未致力于刻畫一個目標高度統一、信念純粹的英雄集體,雖然計劃的最終完成仍然有賴于每一位“執行者”的奮勇,但小說卻在總體上顯示出一種反英雄意味。“楚弓計劃”自擬定始,就潛藏了諸多先天的意外與不確定。雖然計劃背后仍有文人學者在參與、支撐,但“古籍獵人”馬場琢磨在漢學、版本、考據層面的“功力”同樣深厚,他懂得古籍的價值、真偽,也有“劫掠”的野心與耐力,因此,“楚弓計劃”這場博弈,本就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當“護書”這樣一個讓文人學者心之念之的歷史任務,不得不交由“他人”來完成時,如果沒有全知全能的英雄現身,如果缺少了一致的革命情誼,“楚弓計劃”的勝算究竟幾何?前文說過,參與護書的人中,有紈绔子弟、軍統、舞女、間諜、風流才子、舊時文人和進步人士,在傳統的抗戰小說與影視作品里,這些形象基本上互不統屬,甚至在常年的文藝作品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彼此交鋒的對峙景觀。因此,這些角色在《楚弓計劃》中的聯結,對于他們的形象譜系和講述模式,都構成了一種有益的“反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伯庸寫出了另一種統攝于“家國大義”但又不失喧嚷與紛呈的歷史真實。畢竟,“楚弓計劃”需要各位“執行人”以個人為單位,來秉持“不負本心、各自成全”這樣一份來自鄭振鐸的囑托。這種以集體掩護核心秘密、每人承擔計劃一環為敘述主線的路數,早在《水滸傳》中的“智取生辰綱”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被成就為一種經典寫法,而從《風起隴西》《三國機密》等前作來看,馬伯庸的確擅長借用文學經典中那些相對成熟的敘事模型,并以此作為反映“歷史實況”的一道切口,甚至可以說,馬伯庸的小說其實就是以“現代偵探”的視角來對歷史作一次篩撿和翻新,而這一視角落實到《楚弓計劃》中,便構成了一次對“局外人”的被迫入局與破局故事的再次講述。
三
小說最后,面對前往蘇北根據地的邀請,顧正鐫還是覺得留在上海花花世界“開心”,他說,“如果內藤大佐活下來沒被撞死,我就去投奔他,憑著舉報馬場和鐘三寶的功勞,說不定還能混個一官半職。”然而,歷經“楚弓計劃”之后的顧正鐫,他人生的下一階段難道還會是“世俗”或者“墮落”嗎?小說其實點明了,這個當初被迫參與“護書”、頻頻被推至時代的風口浪尖的“青年”,他即將以“潛伏者”的身份開啟另一個新篇。至于這樣一個“青年”又該如何在日偽勢力身邊臥底下去,這就是《野火春風斗古城》《風聲》《永不消逝的電波》或者《偽裝者》中的故事了。
《楚弓計劃》止于顧正鐫成長為“新人”的最后一刻,似乎并未提供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完滿結局。從讀者受眾層面來說,倘若小說主人公能繼而投身到抗戰史、革命史的正面交鋒中去,上演酣暢淋漓的對抗戲碼,這才算得上是符合大眾期待的“爽點”。如今,隨著短劇、爽文的日益發達,這種被反復推崇的“代入感”正變得可疑,面對那些不顧社會歷史具體情境而普遍生產出來的臉譜化角色,我們究竟能將自己代入多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就《楚弓計劃》來說,顧正鐫所交代的自己的“出路”,其實是作者錨定“孤島”時期的歷史現實所給出的一種權益選擇,也是一個處在落魄邊緣的“公子”在經歷了“護書運動”之后所能為自己尋得的一個出口。就此來看,馬伯庸無意將人物強行接續進“諜戰大戲”的英雄譜系中,而是在顧正鐫完成了自己的“精神/信仰”成人禮之后,便收束整個故事,這種策略明智得多,某種意義上也給今天很多按部就班的歷史書寫松了綁。
對于“小說”如何激活“歷史”,馬伯庸曾在創作談中給出了自己的創作心法,他認為,“歷史小說”可以被視作一個由宏觀史事、微觀細節與史證邏輯組成的“三明治”結構。他說,“最上一層是宏觀史事的真實。歷史作品題材一定會涉及同時代的大事件或關鍵性事件。這些事件的發展與結果必須要遵循真實歷史的走向,不容改變……宏觀大事決定小說質感,而微觀細節則負責營造故事氛圍……史證邏輯的真實,并不要求客觀上的真實,而是要求基于歷史人物的生平、性情、身份、形勢、時間節點來展開想象,想象要言之成理。”[②]借這套“歷史小說”寫作的“三明治”理論,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馬伯庸以正史輪廓來復原普通人的具體心理與處境的用心所在。
回到上文所說的 “材料”,亦即《楚弓計劃》的前文本,在《千載誰是護書人》一文中,馬伯庸其實已經交代了虛構顧正鐫這一人物的創作來意。小說的史實基底,源自日軍對嘉業堂藏書的掠奪,以及鄭振鐸與 “文存會” 同仁艱難的護書行動,而嘉業堂藏書主人劉承幹,正是馬伯庸塑造顧正鐫形象最重要的史實憑依。文中提及,劉承幹曾向偽滿鐵大連圖書館售出 44 冊《永樂大典》,此后,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東亞文化事業委員會等機構,便紛紛將掠奪目光鎖定在了劉承幹的藏書之上。可以說,劉承幹雖然精通古籍文獻與版本,但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殉道式的藏書家,在亂世的生存壓力之下,畢竟做出過不少備受爭議的選擇。據吳真教授提供的研究材料,1940年前后上海古籍市場亂象叢生,在鄭振鐸等人的勸阻下,作為“歷史當事人”的劉承幹仍試圖多方面尋求高價賣家,因為其時古籍價比黃金,珍本善本更是價值連城。劉承幹一方面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張元濟、張壽鏞是至交好友,一方面則與滿清遺老及滿鐵方面的關系密切,因此,鄭振鐸曾評價他“舉棋不定、欲望甚奢、反復無常、言而少信、素性懦弱寡斷,易為人言所惑”,這算是嘉業堂的古籍轉移長期處于僵持狀態的原因之一。[③]這些有史為證的材料,以及劉承幹在“護書”抉擇中真實存在的猶疑和動搖,被馬伯庸投射到了顧正鐫這一形象身上。小說并不回避顧正鐫的算計、權衡或者自我爭辯,但在由此向上掘進的過程中,馬伯庸巧用了左翼文學中以高尚者的犧牲來感化處于“中間狀態”的個體的常見寫法,至于“覺醒”了的顧正鐫后事如何,作者沒寫。或許,這本就是一種基于歷史切片的合理想象,而其中的史證邏輯和虛構邏輯,也在歷史當事人的生平、身份以及相應的形勢之外構成了留白。
綜合來看,《楚弓計劃》從傳統“抗戰”題材及相關的“解謎”“追捕”“智斗”敘事中偏離了出來,馬伯庸所內置的種種“個人的周折”,終究以一種“小說”的方式還原了——在“敵強我弱”并且不能保證“必勝”的境遇下,一個暫時的護書聯盟如何在自危時期完成共渡與自渡——的“歷史”段落。
注釋
[①]參見馬伯庸:《千載誰是護書人》,“馬伯庸”微信公眾號
[②]馬伯庸:《歷史小說當代性芻議》,《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5期。
[③]參見吳真:《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