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的藝術》說起
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中,范希衡(1906—1971)常被作為一位重要譯者被提及,他翻譯的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以及布封《自然史》中的《馬》《松鼠》《天鵝》等篇章,早已進入中學語文教材與課外閱讀體系,這些文本兼具知識性與文學性,在教學上既用于傳遞知識,也成為語言訓練的重要材料。從出版史角度看,范希衡譯作在不同版本中逐步確立署名,并通過再版、注釋與整理形成較為穩定的文本形態。近年來,相關譯著仍在不同出版社持續出版:商務印書館推出《詩的藝術》精裝本,并繼續編排《圣勃夫文學批評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懺悔錄》以及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也在數十年間不斷再版。這種跨越時間的持續流通,使譯本不斷進入新的閱讀環境,從而形成一種穩定而持久的“譯本傳統”。
然而,如果僅以譯作數量或語言能力來評價他,未免低估了其工作的真正意義。在中國現代翻譯史與文學研究的既有敘述中,翻譯往往被理解為一種依附性實踐,其價值多從屬于創作或理論建構;然而,這種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翻譯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尤其在跨文化語境中,翻譯不僅承擔語言轉換功能,同時也是不同文學傳統之間建立理解關系的重要機制。今年是范希衡誕辰120周年,重新審視范希衡的翻譯實踐,可以為這一問題提供具有啟發性的個案。范希衡的工作提示我們:翻譯本身亦可以成為一種理解文學與文化關系的方法。
與同時代許多以理論著述見長的學者不同,范希衡幾乎沒有留下系統的翻譯理論著述,他的思想往往隱含于譯文之中,散見在句式、節奏與篇章結構之間。這也使他在某種程度上處于一種略顯“隱形”的位置:其譯作廣為流傳,而其方法卻未被充分討論。然而,只要將這些看似分散的文本加以連綴,便可以看到其中存在一條相對穩定的處理路徑——對他而言,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更是在另一種語言中重建表達結構與理解方式的過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的翻譯實踐,值得被重新理解。
從北大時期的詩學修養,到魯汶階段的文獻學訓練,再到對跨文化文本的具體分析,范希衡的一種以文本結構與歷史語境為核心的理解方式,在文學史方法與比較文學視野的交匯中逐步形成。這也為其后期翻譯實踐奠定了基礎。
這一方法在其成熟期譯作中得到集中體現。1960年代初,范希衡完成《詩的藝術》《圣勃夫文學批評文選》及《懺悔錄》等重要譯作,其翻譯方法在不同文本類型中獲得系統展開。其中,對尼古拉·布瓦洛《詩的藝術》的翻譯,尤能體現其處理詩學文本的方式。該書原文采用法語古典主義標準詩體——亞歷山大詩行(十二音節),其節奏特征在于對稱分割與邏輯推進。如何在漢語中再現這一結構,是翻譯中的核心問題。
范希衡采用了統一而嚴格的句式策略:以七字為一頓、全句十四字的雙頓結構貫穿全書。這一處理并非簡單模仿原詩形式,而是基于功能等值的重構。通過句內停頓與對稱關系的安排,原詩由音節與重音構成的節奏秩序,被轉化為漢語句法中的節奏單位。十四字句在視覺與聽覺上形成穩定結構,而兩頓之間的對應關系,則在功能上替代了原詩中的節奏分界。譯文因此既保持整體整齊,又保留漢語表達的自然流動。這種處理方式表明,范希衡并未將原詩形式機械移植,而是在目標語言內部重建其節奏邏輯。
更為重要的是,其翻譯并未停留于形式層面。在《詩的藝術》譯本引言中,他將古典主義詩學概括為“理性—真—自然—美”的統一結構。這一概括既是對原作思想的提煉,也體現出其自身的價值取向: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更是理性秩序在另一種語言中的再實現。由此,形式處理與思想理解在其翻譯實踐中形成內在關聯。
在具體操作上,他以七言句為基礎,將兩句疊合為十四字,以對應原詩的節奏單位,并通過句中停頓與韻腳變化,使譯文在整齊之中呈現出層次與起伏。這一方法不僅運用于詩學文本,也延伸至他對伏爾泰《中國孤兒》的譯寫之中。在章法與韻律上,他盡量保持原作風格,同時吸收中國七言詩與元曲唱詞的傳統,使譯文既有熟悉的語言感,又不失原作的節奏特征。相較于將詩劇譯為散文或自由詩,這種處理方式更有利于在漢語中重建原作的表達結構。
值得一提的是,范希衡晚年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仍堅持翻譯工作。1970至1971年間,他在農村翻譯《法國近代名家詩選》,生活困頓,書寫條件亦極為簡陋,其初稿中甚至可見以撿來的香煙殼紙書寫的譯文。這些零散而珍貴的手稿,不僅記錄了翻譯的艱辛,也保留了他反復推敲句式與節奏的痕跡。
在這一時期的譯稿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他對詩體的反復試驗:同一首詩,既嘗試以七言舊體譯出,又用新詩體重寫。前者講求章法整齊與韻律節制,后者則更重語義的流動與表達的自然。這種“二譯”的方式,使翻譯不再是單一答案,而成為在不同語言傳統之間反復權衡的過程。以勒貢特·德·列爾(1818—1894)《夜》為例,即曾同時留下舊體與新體兩種譯稿,足見其在形式與表達之間的持續探索。
他曾指出,譯詩既要“尊重原意”,又要“適合中國風味”,既要傳達內容,也要尋找與之相應的形式。在他看來,譯詩并非簡單轉述,而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正是在這種不斷試探與修訂之中,翻譯不再只是完成文本,而成為一種持續生成的工作,也在無形中回應了當時中國新詩尚未定型的處境。
與詩學文本相比,范希衡對圣勃夫文學批評的譯介,則呈現出另一種面向。圣勃夫以“通過作家理解作品”的批評方法著稱,但這一方法后來受到普魯斯特的批評,后者主張作品應獨立于作者人格存在。這一爭論長期影響著文學觀念,使圣勃夫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范希衡的譯介,并未直接介入爭論,而是通過譯文再現其論述方式,使讀者能夠重新接觸這一批評傳統。
如果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工作并非彼此孤立。范希衡早年關于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中國戲曲在法國語境中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原有敘事在啟蒙思想框架中被重新組織。這種對“文本再構”的關注,在其后翻譯實踐中不斷延續。無論是詩學節奏的轉換,還是批評文本結構的再現,其基本取向都在于在另一種語言中重建表達機制。從這一意義上說,他的翻譯本身,即是一種具體而持續的比較文學實踐。
從這一整體過程來看,范希衡的翻譯實踐呈現出一種清晰的發展軌跡:從早期的跨文化表達,到方法論的學習,再到成熟階段的文本操作,以及其后在教材與出版中的持續傳播。在這一過程中,翻譯逐漸超越語言轉換本身,成為理解不同文化之間關系的一種方式。因此,與其將范希衡簡單地視為一位譯者,不如將其理解為一位通過翻譯展開文化工作的實踐者。在他的文本世界中,翻譯既是對既有作品的再現,也是新的表達結構的生成方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翻譯不僅是結果,更是一種不斷運作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