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批評要拆解“人心之變”——評徐兆壽《精神的維度》

徐兆壽兼備作家與批評家雙重身份,他一手寫長篇小說、詩歌、散文,一手寫文學評論,這使他的批評文字時常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徐兆壽的新著《精神的維度》(人民文學出版社)某種程度上昭示了文學批評的另一種可能,即文學批評亦可成為兼具思想性與審美性的精神創作。
在《精神的維度》中,作者以文學研究中的問題為出發點,著力探尋文學批評的思想深度與精神廣度。徐兆壽把自身經歷帶到文學批評現場,從自我經驗的總結到學生寫作的訓練,再到對經典文本的重新解讀,他反思學術訓練的局限,討論寫作規范對于才華的抑制,進而將文學批評提高到思想的維度。作者一方面追求藝術的審美與“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則兼及“時代的氣場”與當下的現實。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的批評路徑,打破了固有的學院派范式,轉而強調從生活現場中提煉真問題并賦予其理論回應,使批評更具現實針對性與思想穿透力。在《精神的維度》中,隨處可見的是對學生的指導、和學生的交流,但更多的是自問與反思。作者思考文學,既深入到中國文化的傳統,將問題的源頭追溯到《詩經》時代,又回歸到身體誕生的那一刻,叩問具身性的情感、心靈問題。諸如“文學何為”“偉大文學的標準”以及“人是什么”的終極追問等,都是作者關心的問題。這一切的討論與思考讓文學批評有了切身的現實感受力和具身的現場參與感,促使讀者在思考中將問題引入對文學本質與社會功能的深層探究,也推動文學批評在更深的層次上實現精神維度的拓展與價值重構。
在《精神的維度》中,作者追求一種美文批評文體。文學批評作為文學的一種,其獨立性往往備受質疑,這既緣于批評與創作兩者表達思想的方式不同,批評偏重于理性的張揚,創作側重于感性的抒發,更重要的是文學批評常常被視為文學鑒賞,缺乏其自身的文體意識與審美價值,很難在大眾讀者中產生類似于文學作品的共鳴與傳播效應。但是徐兆壽在《精神的維度》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學批評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并且他還強調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共同性,諸如“真誠”“優美”“深刻”“氣廣”等特質,都是二者不可或缺的內在要求,所以他更愿意以“理性的激情”來概括文學批評的美文品性,即在嚴謹論證中保持詩意的表達與情感的投入。在對學生論文寫作的指導中,他明確地感受到“學術八股文”對于文學批評的傷害,他珍視學生在寫作中那“真切的感受”,借助文學批評的經典范例來引導學生獲得“美文”應具有的“對時代的把握、深入的閱讀、真誠的批評、深刻的人生體驗、廣泛的藝術修養”能力。作者呼喚文學批評“首先應該恢復其鮮活的與時代貼近的形式,要解放其僵死的形式,然后要與時代接軌,最后要養氣、提氣,使文學評論擁有鮮活、獨立、自由的品性。”這既可以視作徐兆壽對文學批評審美特質的理解與文體自覺,也是其對文學批評美文理念的生動詮釋與實踐宣言。
究其根本,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始終堅持以人心為核心的批評理念。“文學是人學”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但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人學”是什么往往莫衷一是,一些批評文字或流于概念的空洞闡釋,或偏于技術化的文本拆解,鮮有直抵人心的精神叩問與現實關懷。徐兆壽在《精神的維度》中將文學的“人學”歸位于“人心之學”,他認為“文學即人心之學。文學來自人心,歸于人心”。這一論斷不僅還原了文學批評的情感本源,也重塑了批評活動的人文坐標。他在人類的知識體系中追問“人在哪里”,在歷史的書寫中追溯“人的歷史”,在藝術的正聲中探討“音樂對人心靈的影響”。毫無疑問,這一切都指向徐兆壽對人的主體性的關切與思考。緣何如此?在他看來,“文學的自由即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即人心的自由。所以,他對“人心”的理解不是如眾人對“人性”的理解那般空疏,而是建立在一個具體可感的生命本體之上,以“自由意志”作為其內核。比如,在賈樟柯的《山河故人》中,他感受到人物的“身體隱喻”,從而理解“個體的孤獨”與時代之變中的群體共鳴。他認為“真正的人之為人的精神之變,是禮儀道德的生、旺、衰、死和再生之變,是人心之變”,“人心”之變構成了古往今來文學演變的內在動力,也是批評真正介入生命與時代的通道。基于當下的文學批評現狀,他認為“文學重新與社會、與人生建立更為親近的關系”至關重要,回到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基點,文學批評才能真正觸及人心深處,實現其應有的精神價值與社會意義。
徐兆壽在《精神的維度》中給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學院派文學研究的批評景觀與精神氣象,將文學批評的方法、文體與理念有機融合,既是當下文學批評新路徑的一次嘗試,也為批評寫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