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祥林嫂是芭貝特
一
2019年的一個晚上,我夢見了芭貝特。她的臉依然輪廓鮮明,盤著棕色的頭發,表情是我所熟悉的不茍言笑。我問她,女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她說:持續的努力和創造。
許多年來,在我的生活遇到某個路口時,我常常想到芭貝特,我在空無中和她對話——實際上,芭貝特并不是我相識的友人,而是電影《芭貝特之宴》中的主人公,一個法國女廚師。吾友皆知我深愛這部電影,每逢大家愉快地在廚房忙碌,案板上是琳瑯滿目的菜肴,便有人笑著說:今天是一場芭貝特之宴。
《芭貝特之宴》于1987年在丹麥上映,電影改編自丹麥女作家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發表于1958年的同名中篇小說,講述的是法國著名主廚芭貝特(Babette)因躲避巴黎的政治動蕩,逃亡到丹麥的一個小漁村,成為兩位教會姐妹的女仆,日復一日地買菜做飯,默默工作了14年,她低調而忠誠,從未透露自己的過去。有一天,芭貝特意外中了彩票,獲得一萬法郎巨款,適逢已逝牧師的誕辰,她請求為教派的信徒們準備一頓“真正的法國晚餐”,以此表達感恩。宴席過后,大家得知芭貝特為這場晚宴花光了全部獎金,擔心她的余生將陷入貧困,芭貝特卻說:“藝術家是永遠不會貧窮的?!鄙詈啒愕慕掏絺円馔怏w驗了一場動人心魄的奢侈晚宴,美食打開了大家的心結,人們的內心因這頓晚餐獲得了精神療愈。
這是電影情節的簡要脈絡。當我想到芭貝特,也常想到一位中國女性: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我看來,這兩位女性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她們都是女傭,在雇主家都很“能干”,她們都失去了丈夫和兒子,因此帶著巨大的生命創傷,并且,兩位女性的故事里都出現了重要的“祭祀/紀念日”活動,祥林嫂和芭貝特都同樣期待能參與其中,以得到對自己的“救贖”。而兩個故事中都有一個潛在的核心人物,他們都是符號界的在場:一個是評價了芭貝特之宴的皇室將軍,一個是祥林嫂試圖尋求對話的知識分子“我”。
不同的是,芭貝特最后實現了這場救贖,祥林嫂卻在雪夜“消失了”。這兩位女性的終局,構成了一個正負對照。
命運多舛的祥林嫂,是眾人眼里“不祥”的女性,雖然她聽從柳媽的話,傾己所有,向土地廟捐獻了一條門檻,以為能就此得到神的“寬恕”,而當祥林嫂滿懷熱情,認為自己終于能像個正常人那樣參與祭祀活動時,卻再次遭到雇主的拒斥,祥林嫂絕望了。最后,半瘋的祥林嫂去問小說中作為回鄉知識分子的“我”,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沒有魂靈和地獄,在得到“我”支支吾吾語焉不詳的回應后,祥林嫂走向了徹底的絕境。
弗洛伊德認為,一個人可以通過言說,對自己的創傷進行哀悼,從而從創傷中走出來。在此處,有一個問題曾縈繞在我心上:逢人便傾訴自身命運不幸的祥林嫂,為何沒有實現弗洛伊德所說的“哀悼”呢?
二
創傷的語言,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存在于詞和句子之間,附著在知覺的邊緣,可以說,創傷的語言是詞與物之間的沖突。因為創傷生產出了不連貫的、松散的詞,導致言說者的語法出現裂縫,因而,在話語連貫性的異常變化中,在語法沖撞露出的縫隙中,創傷得以被窺見。
按照拉康的說法,人作為言說的主體,必然會經過符號界(注:可理解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閹割”,而符號界對祥林嫂的閹割,在柳媽的話中得以體現: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在此之前,祥林嫂見人就反復念叨的“我真傻……我單知道……我不知道……”,其實是一種沒有實體的言說,直到聽聞柳媽的這番話,祥林嫂感到了恐懼,這恐懼,便是她接受了符號界對她的烙印,她因此成為一個具有實體的言說者,但這也導致了她的悲慘結局。
我想,祥林嫂的理想自我,無疑是“四嬸”和柳媽,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她們那樣符合社會評價、“從一而終”、能夠被納入祭祀儀式的女人。然而她的命運掌控在別人(大他者)的手中,婆婆將她視為財產強行交易,魯四老爺將她視為“謬種”拒不讓她參與祝福。祥林嫂的三次命名:衛家媳婦、祥林嫂、賀老六媳婦,都是他者賦予的。
在祥林嫂傾盡所有,到寺廟里捐了一條門檻后,魯迅寫道: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著。
當連祭祀資格都被剝奪時,祥林嫂徹底淪為了象征秩序中的“非存在”。
而電影中的芭貝特不同,通過烹飪這一藝術創作,芭貝特能夠從生命的至暗時刻掙扎出來,內心世界恢復為一個整體。直到在宴席間,對眾信徒而言,芭貝特用極富創造力的美味,解決了前牧師去世后牧師姐妹難以解決的困境:每個人心中日益增加的仇怨與矛盾,從而成為真正的大他者。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藝術創作是一種“第四者”,它將想象界、符號界和實在界聯系到了一起,否則,這三界就會像祥林嫂遭遇的困境那樣分離——這種整體聯系,為芭貝特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東西:自我的一致性。
我們可以簡要地說:為何不斷向人傾訴的祥林嫂卻凄慘死去?因為言說未必等同于言語,言說必須是被傾聽的。芭貝特用的是行動的言說,當她被主人允許操持和烹飪晚宴,芭貝特的言說便得以通過對美味的創造,受到了參加晚宴的人們的“傾聽”。但始終沒有人傾聽祥林嫂,包括最后出現的知識分子“我”。魯鎮上的人們只是出于好奇、窺淫的樂趣對祥林嫂的經歷刨根問底,人們不但不關注她的切身苦痛,反而在加劇她的恐懼和創傷。
三
我想到,如果祥林嫂是芭貝特,她會如何活著?
我曾與成都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劉瑾討論這個議題,她的看法是:芭貝特擁有女性身份,并擁有主體位置(雖然這也許是女性作家所書寫的原因)。但祥林嫂是中國封建社會殘酷的父權背景下的女性,將兩個女性放在一起比較,并不公平。劉瑾還認為,祥林嫂處理的是女性身份的問題,芭貝特處理的是個人創傷的問題。參加社會革命是芭貝特的主動選擇,創傷也是她愿意承擔的創傷,雖然她的創傷非常巨大,但不至于將她吞沒。但祥林嫂是沒有女性位置的,她那些“能干”的技能中,沒有真正屬于自身的東西,她的能干是用來討好大他者的、為了得到大他者認可的。
此處我再次想到西蒙娜·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對女性處境的存在主義解釋:女性由于是“非男人”,因此成了“他者”(Woman is the Other because she is not man)。男人是自由的、能做決定的存在,而女人卻是一個客體,其存在意義是由別人為她決定的。波伏瓦認為,如果女性也想成為自由的主體,那她就必須像男人一樣,超越定義和標簽,超越限制她存在的種種要素——女性必須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去(親手)塑造自己。
就像電影中的芭貝特那樣,女性必須展現出對符號系統的創造性改寫。作為外來者、藝術家、無產者,芭貝特在這多重的他者身份之上,將清教社區的禁欲(不允許享受美味)習俗,轉化為超級美食享樂儀式。這場盛宴構成拉康理論意義上的“穿越幻想”——通過重塑村民的欲望結構,芭貝特在既定秩序中開辟出了新的主體位置——既保持“廚娘”的外在符號,又實現了革命者與創造者身份的回歸。
而祥林嫂的欲望,始終令人悲傷地錨定在不可能的客體:亡子阿毛身上,這種固著,導致她的欲望回路陷入了一種死循環。祥林嫂向土地廟捐門檻的舉動,暴露出舊時代女性對受到“大他者”承認的幾近病態的渴求,這是一種想象界的誤認,最終只能導致祥林嫂式女性自身主體性的崩解。
芭貝特則是實踐了拉康所說的“不要向欲望讓步”這一命題。她將全部財產投入晚宴的行為,不是簡單的利他主義,而是通過“禮物經濟”概念,打破商品的交換邏輯,在象征秩序中撕出一道裂縫。當赴宴的將軍(作為象征秩序的代表)指認出芭貝特的主菜“石棺鵪鶉”的符號價值時,芭貝特便不再作為流亡者而存在,而是作為藝術家,被符號系統所接納。
四
我自然也想到,祥林嫂的不幸,實際上不能歸結為她的“主體性”出現了問題,或者她沒有為自身命運的改變付出足夠努力。恰恰相反,祥林嫂的不幸和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邏輯一致的,個人的生存境遇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在魯四老爺、柳媽等人構成的小鎮環境中,祥林嫂個人如何能做到像主動參與了巴黎公社革命的芭貝特那樣,高揚其主體性呢?這顯然并不現實。
但我為何仍將這兩個女性看似錯位地(強行)進行比較?意義在于,我們身處的當下社會,象征秩序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女性主體性可能得以構建的歷史節點,回溯祥林嫂與展望芭貝特,這條徑路對我們當代女性而言,已經具備了現實意義。
雖然《芭貝特之宴》具有浪漫主義的基調,而《祝?!穭t是揭示舊社會頑疾的現實主義作品,但兩者都擁有一個寓言式的內核。拋開《芭貝特之宴》的宗教意義和《祝?!返呐幸饬x,站在今天已被數度革新的女性主體視角上,我們可以說,《芭貝特之宴》為女性的創傷提供了一條有希望的出路,那就是: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人。一旦如此,或者說,唯有如此,即便在受創的境遇中,女性也仍然能夠保持希望,并“永遠不會貧窮”。我期盼著,當下的我們——所有的中國女性,都不再有祥林嫂那樣將自身命運的掌舵權讓渡給他者的悲劇,并都能擁有芭貝特的“萬物皆可藝術”的極致創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