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學科“貿易逆差”化……
去年10月中旬,我收到一份會議邀請函,其上羅列的一項論題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來路與前景”,一時眼花,誤把標題中的“來路”看成了“末路”。詭異的是,我居然沒有覺得任何不妥、不對勁。一直到兩個月后填寫回執,我才恍然發現原來論題是“來路”而非“末路”。這波曲折引起極大的自我警惕:為什么我會這么看待自己身處的學科。說到“末路”,自然有點夸張、危言聳聽,不妨更換比較平實的說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變化跡象,但是這個跡象確實是和危機癥候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借用一個商貿術語來描述,我們的學科好像逐漸變成了一門貿易逆差、入超特別嚴重的學科。我們學科的從業者,不管是資深的學者,還是年輕的學生(往往是那些優秀、認真思考問題的學生),在寫作論文的時候會特別頻繁地取法其他領域的視野、方法、問題意識和研究文獻。我們學歷史、思想史、社會史、哲學、政治哲學、批判理論,甚至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有時候光看我們學科生產論文的參考文獻,幾乎都猜不出來這是一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如何來評估這種現象?從好的方面來說,我們學科謙遜好學、手眼靈活、融會百家之長……可問題是,一味只是在引入、學習、模仿,但是很少輸出。我們去看鄰近學科的論文,歷史、哲學,或者更近一點,文藝學、比較文學這些領域的論文,很少會參引我們學科的研究成果。去年年底,朋友圈很熱鬧,不少人在轉知網提供的“高被引學者名錄”,我們學科的論文對這份名錄想必作出了比較巨大的貢獻,尤其大量去征引跨學科領域的成果。但是如果統計自身的引用率,誰在征引我們的成果呢?估計基本上就處于內循環的狀態。其實“貿易逆差”本身是一個中性經濟現象,從短期看說明國內消費(學習)需求旺盛,可如果逆差過大且持續,本國貨幣就會面臨貶值壓力。我們學科的逆差化、入超化,是不是應該引起重視?
真要攬鏡自照的話,情況可能更不容樂觀。去年3月王風先生領銜編選、推出三卷本論文集《重訪五四新文化》。這自然是近年來檢閱“五四”新文化研究成果、一套堪稱典范的選本。我在翻讀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這套選本中所收錄論文的作者,為現當代學科出身的,差不多也就三分之一(其中“語言與文學”卷因主題所限,占比稍微高一些)。“五四”新文化是我們學科的中心論題,每年產出的論文不計其數,而且這套書的編選者俱為北大現代文學學科出身的學者,在打掃戰場、檢點收獲之后,發現我們這群人雖身與其役,但貢獻甚寡。如果放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來編選類似選本的話,大概很難想象,當我們在討論“五四”新文化的時候,現當代學科的產出、貢獻會如此貧乏。1997年王曉明先生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系統地匯聚了八十年代以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不少篇幅與“五四”新文化有關。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與《重訪五四新文化》置放在一起,兩套跨越了近三十年的論文集中,唯有兩篇論文是兼收的(被兩套論文集都收入)——錢理群《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與王曉明《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文學傳統》。為什么這兩篇論文值得我們一讀再讀?王曉明先生的文章提醒我們,研究“五四”文學傳統,不但要注意詩歌、小說、報刊、社團,還要注意“它們所共同構成的那個社會的文學機制”。這在當時是比較新鮮的思考路向。更重要的是,他將《新青年》的個性提煉為: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措辭激烈、不惜在論述上走極端的習氣,絕對主義的思路,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態……文末的呼吁是:在贊同“重返五四”的同時,“我們還應該提出另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從五四文學傳統——至少是一部分——的陰影下走出來”。這篇文章寫于1991年,今天重讀,還是能透過紙面觸摸到彼時學者的窗外事與心底事。
在王曉明先生看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顯現出可貴而鮮明的特征——“當代性”,從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即“對當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問題的敏感(不但及時凸顯,而且試圖回應),與當代最活躍的社會思想的互動(既領受其影響,也給予反饋)”。至少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止,“許多現代文學研究者是明顯以這個‘當代性’自傲的,他們相信,正是這個‘當代性’為現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它成為8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科之一”。然而從90年代初開始,伴隨著對“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倡導,一路經典化、學科化,甚至古典文學化、一直到今天蔚為大觀的“史料學轉向”……此處沒有篇幅細致梳理學科發展史,但其間得失已可窺見:一方面是學術規范日趨嚴密,學科本位的氣象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在“不要越界”的呼聲中,我們的學科越來越貿易逆差、入超嚴重,為其他學界同行所尊重的品質越來越稀薄、流失,今天大概不會有人像80年代那樣,認為現代文學是領風氣之先、“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科之一”。
將學科逆差化的板子打到“史料學轉向”的身上,這是不公平的,筆者沒有半點這樣的意思。史料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而且史料與“當代性”并不矛盾,“非碎無以立通”。狐貍或刺猬,研究者因才性有異而各展所長,沒有任何問題;此處警惕的是,“史料學轉向”中對“當代性”的稀釋、遺忘,甚或主觀上的拒絕、不屑。在一篇觀察“我這一代人”的學術方式的約稿中,我曾經感慨:一方面是“考史”時代的到來,另一方面是壓在紙背后的現實關懷的消失,“我這一代人的學術,似乎總無法兼顧深耕細作與元氣淋漓”。
因為“史料學轉向”似乎成為近期學科發展的一個標志性階段,且再多說幾句。任何時代的研究都需要史料的參與,史料的整理與完善無疑是學科發展的必經之途,但是什么樣的時代,會把史學、史料作為著力倡導的方向?余英時先生研究清代考據學興起的時候先要提問:“這到底是內在理論的轉換,還是外在環境的影響?”我覺得這本身可以成為我們一個觀察的角度。一方面史料的發現與整理成績斐然,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湊和領地的占有,“人人從事于造零件,作螺絲釘,整個機器,乃不知其構造裝置與運用”(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詞》)。章太炎嘗謂“清朝一代能夠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滿足于材料的征集與考掘,而“撰史”則需要史家“通古今之變”的識斷與手眼。而且今天的“史料學轉向”又是在史觀更新乏力、問題意識模糊情況下面的史料擴張。“當問題形成后,史料才會出現:沒有社會史與女性史的興起,就沒有人會想到花費許多年去仔細研究一位不為人知的18世紀新英格蘭婦女的日常記錄”,這里指的是女性史的經典名著《產婆的故事》(A Midwife’s Tale),“歷史知識的發展是通過結合新問題、新信息和新闡釋的轉變來實現的”。而我們目前的情形是,在新問題和新闡釋沒有更新甚至無從產生的時候,新信息在自行爆炸。我們常說有兩種形態的“歷史”,一種是原生態的、不管人看不看得到,信息都彌散、陳列在歷史洪流中;另一種是需要“探照燈”打開后,在光照范圍之內的材料被擇取出來,進入歷史的編織程序。這盞“探照燈”在以往時代是自明的,它可能叫作“革命”“啟蒙”或“現代化”……但是屬于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探照燈”似乎還未被發明出來。非常耐人尋味的是,當學術界將史觀的提出拱手讓人之時,這塊空地卻迅速被所謂“民科界”接盤,近年來坊間關于“西方偽史論”“皇漢史觀”“1644史觀”,甚至B站上熱鬧地對于《紅樓夢》和電影《芳華》的影射解讀,無不與史觀的沖突有關。要打造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既具學理又合乎人心的“探照燈”,大概就需要“當代性”、現實關懷的積極參與。
薩拉·馬薩曾鄭重提醒:“不尋常的史料的確存在,但只有在具有非凡創造力的歷史學家想出如何處理這份史料時,它才能獲得不尋常的地位。”無獨有偶,在“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錢理群先生在面向青年學者的“最后寄語”中,同樣提到了作為關鍵詞的“創造力”,其言錚錚,其情殷殷,引來作為本文結語——
我今天在這里鄭重其事地講我的這一人生和學術的主要經驗,就是因為我在觀察當今的中國學術時,最感失望與焦慮的,就是這樣的學術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缺失……在我看來,這正是當今的中國學術(其實是不止學術)缺乏活力、生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深感痛心與不安,忍不住,就趁今天的機會,多說幾句。我在這里強調學術研究的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還有一種現實的迫切性。這就是今天我想和諸位討論的問題。不知道在座的年輕朋友,還有沒有好奇與想象:在未來你們所主導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將會發生什么樣的歷史變革,會遇到什么新問題、新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