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甘露、李曉晴:文學中的經驗 ——孫甘露訪談
李曉晴:孫老師好!您的創作歷程從1980年代《情感化石》《訪問夢境》等詩歌小說,到1990年代《呼吸》《憶秦娥》等名篇,再到2022年的《千里江山圖》,持續有四十年。新世紀初在《上海壹周》的經歷,相對不受研究者注意,但這期間您創作了大量散文隨筆。
孫甘露:《上海壹周》是在2005年、2006年前后,主要是工作原因,我先是在《上海壹周》,然后到了上海作協機關。至于有關我小說的研究,還是集中在1980年代創作的一些短篇小說,以及創作于1980年代末的長篇小說《呼吸》上。
李曉晴:所以《呼吸》的三卷、三個部分,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一氣呵成寫完的,對嗎?
孫甘露:對。《呼吸》從投稿到發表之間,有幾年的時間差,它比較曲折,后來也沒有在雜志上發表過,一直到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單行本,才發出來。我最初那些作品的發表也都比較曲折,可能有兩層因素。一個是當時文學界對這樣的小說有一些議論,周介人老師頂著很大的壓力發表了《訪問夢境》。另外,有一些評論家后來在《上海文學》做“批評家俱樂部”的欄目,也做了相關的討論,他們在討論這些小說時,關注的并非“是不是好小說”,而是“是不是小說”。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講,這個疑問也是有道理的。《訪問夢境》是我1986年參加上海作協青創會時提交的作品。我當時先給了我最初的責任編輯——《上海文學》的楊曉敏老師,她后來離開了雜志。我更早時候寫的那些東西,是通過薛海翔先生送給她看的。

1986年,孫甘露參加上海作協青創會。
李曉晴:您當時創作這些作品,是當小說寫的,還是自覺地當作實驗文本來寫的?
孫甘露:其實我覺得一直到《呼吸》,都有很強的實驗成分。它不是在一個故事層面,或者說傳統敘事的意義上來組織文本的。這些作品都有一種寓言的意味,實際上都是類似寓言體的創作。后來西方的作家,比如法國一些作家,還是這么寫的。但它不像過去那種寓言,比如《農夫與蛇》,不是那么明顯的經驗寓言,對吧?它也是一個寓言的變體。
李曉晴:本雅明意義上的寓言。
孫甘露:對,不是完全古典意義上的那種寓言。
李曉晴:但其實像剛才提到的《訪問夢境》,雖然是高度寓言化的文本,但按敘事順序來閱讀,依然有一些可解讀的線索和邏輯在里面。
孫甘露:對。不過實際上我說的寓言問題,是針對當時寫實主義傳統下的人物故事,它要呈現典型環境、社會身份、個人履歷這些內容。你知道那個年代傳統的觀念依然非常重要,這種環境下的讀者也很敏銳。作品內容寫得再晦澀,也一定會被讀出來。所以周介人老師一開始沒準備發表《訪問夢境》,當然這是我后來才知道的。不過那個時候正好李陀先生來上海,做了很多活動,來了很多人,包括一些批評家等等。楊曉敏去旅館看李陀,就把這個《訪問夢境》的手稿給他了,她說編輯難以判斷,讓李陀幫忙看一眼。然后李陀就拿去看了一下,第二天楊曉敏還是周介人,我記不清了,去送李陀,那時候沒有高鐵動車,還是綠皮火車。編輯就問他《訪問夢境》看了沒有,他說看了開頭,感覺非常好,準備在車上就把它看了。編輯回來就轉述給我聽,說是那種高度肯定。
李曉晴:后來李陀給了丁玲?
孫甘露:對,給了《中國》。然后《上海文學》就去跟李陀溝通,也許因為聽了李陀的看法,周介人打電話說我們上海的作者我們自己想發,又問他要回來。李陀說《中國》那邊已經下廠了,據說發的是頭版。在1986年那時候,這還是蠻重要的事情,一個新雜志,一個新作者的第一篇作品。但周介人堅持這篇稿件《上海文學》自己要用,《中國》就只好撤下來。這是我后來聽他們講的。所以當初大部分人是不太確定怎么看待這類實驗作品的。作協有些人說怎么發這樣的作品,看不懂。在當時“看不懂”就像朦朧詩一樣,成了一個問題。這不僅僅是手法問題。《訪問夢境》發表以后,上海那時候有個叫《上海文論》的刊物,也就是現在的《上海文化》,他們編輯部還在淮海路社科院的時候,周介人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李曉晴:叫《走向明智——致〈訪問夢境〉的作者》。
孫甘露:你看這個題目就是非常意味深長的題目。這個事情就反映了當時的處境,周介人要為自己辯護為什么要在《上海文學》上發表《訪問夢境》,他實際上可能受到一些壓力。然后有意思的是,這也很反映我的性格,要是現在的小孩,估計就寫一封信要發表回復了。我就沒有回應,一個是跟我的性格有關,一個是當時我綜合了各種意見和想法,就是回復了。周老師發表了,表明他的態度了,對吧?他要說明一下,其實不是寫給我看的,是寫給別人看的。我再回應的話就要討論起來了,可能會變成另外一件事情。
李曉晴:變成一個事件。
孫甘露:回顧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現在我覺得,當時至少應該要有點回應,就是一個前輩給你寫這樣一封信,你怎么可以不回信呢?
李曉晴:我也發現這封信特別有意思。信的后面提到那篇《附近的行星》也給周介人看了,但他批評說,這篇小說既然已經轉變方向,在寫“實實在在的生活”了,不能還是用原來的手法,要“走向明智”。實際上這篇小說也不是在寫現實生活,敘事邏輯雖然有所強化,但很明顯還是一個實驗之作。這就很有意思。《上海文學》后來好像沒有錄用這篇稿子,最后是發表在哪里呢?
孫甘露:發表在《作家》。我覺得這些事情實際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癥候,它畢竟還是一篇文藝評論,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對作品的文藝評論。其實這些人包括作協的年長一些的作家,我都不認識。
李曉晴:您在1985年到1986年間,與他們的接觸還不多。
孫甘露:不多,我跟他們有接觸,但作協其他人完全不認識,可能只是知道。同樣別人知道你,也只是知道這個名字。
李曉晴:您當時還在郵局。
孫甘露:對,我還在郵局。我們那時候有創作假,我請了半年創作假,不用上班在家里。現在讓你請你也不會請,離開崗位半年要耽誤很多事情的。
李曉晴:您那時候具體是在哪個郵局?
孫甘露:我中學畢業之后,在人民公園郵局三局。
李曉晴:現在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了。
孫甘露:它已經拆掉了。原來就在現在上海圖書館對面,新昌路南京西路路口。實際上我從小到大的那個年代,都是國家包分配。你上學是根據你的居住地來分配一個學校,然后你工作也是根據國家的需要來分配一個單位。
李曉晴:當時來講是挺好的吧?
孫甘露:非常好了,以前不是有句口號叫“三十六塊萬歲”嗎?但是,因為我是照顧性質,所以不能拿三十六塊錢,不能直接進工廠,所以就讓我去了郵政技校,讀技校過渡一下。
李曉晴:據說您讀了兩年?
孫甘露:對,技校就是兩年。
李曉晴:1976年到1978年?
孫甘露:1977年到1979年。我初中是“七六屆”,1976年底畢業。
李曉晴:您當時讀的技校不在了吧,現在還有嗎?
孫甘露:太多年了,我已經不知道了。
李曉晴:名字您還能記住嗎?
孫甘露:市中技校,上海市郵電管理局市中技校。
李曉晴:我看您在以前的訪談里也講過,那時候您已經開始看現代派了。
孫甘露:那時候看了很多。因為市中技校在九江路外灘上。我每天上課就聽著外灘的鐘聲,下課就跑到外灘的防波堤那里。然后中午吃飯,吃完飯閑逛時,我就去那時候的南京東路新華書店,現在已經沒了,我大部分最初看的書都是在那買的。那是1970年代末。
李曉晴:那個時候也放開了,這些書可以賣了。
孫甘露:1970年代末,就是你出生的20年前。
李曉晴:對,還真是。
孫甘露:我1977年畢業工作。
李曉晴:您當時怎么想到要讀現代派呢?包括您講到的法國新小說,像羅伯-格里耶他們的作品。
孫甘露:我對現代派的閱讀,應該是在1980年代翻譯比較多的時候了。實際上,我最早讀的是“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書,包括蘇聯文學,也有法國文學,我記得有《紅與黑》。還有很多,像吳亮最初讀的那些別林斯基之類的,都有大量的翻譯。還有德國的海涅、英國的雪萊,當時還有很多關于他們的傳記作品。以前出的比如海涅歌謠集,翻譯得很好,還有雪萊的詩歌《阿童尼》。以前家里還是老一套,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我父親母親原來在部隊里,我外祖父1949年前是上海的一個中學教師,教國文的。

2019年5月,孫甘露在都柏林喬伊斯之家。
李曉晴:那應該有很多藏書啊。
孫甘露:都是中國的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三言二拍”,還有唐詩宋詞這些。
李曉晴:大概是從什么時候起,您開始嘗試一種實驗性的寫作而不是傳統的寫作呢?類似《情感化石》這樣的作品。
孫甘露:其實還有一批更早的,被我燒掉了,有二十幾篇,看過的人很少。當初有一篇很有名的作品,發在《鐘山》上的,叫《生活的浪花——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作者是薛海翔,他在上師大讀書,跟我技校里的同學周軍是同班。那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周軍就把我的作品拿給薛海翔看。薛海翔認識楊曉敏,他那時候已經開始發表作品,是一個青年作家了,他就幫我推薦給楊曉敏看。楊曉敏看了以后覺得很特別,但是她說發不了,這個應該是什么呢?也不是寫得不好,當然它肯定也有不成熟的那一面,對吧?但問題是,你說它也不是詩,也不是小說,就好像什么都不是……
李曉晴:比較難界定。所以您是在技校里開始寫作的,大約1977年到1979年?
孫甘露:對,我大部分創作是在這個時間。那時候還寫了很多詩,現在也不在了。
李曉晴:是到了《情感化石》,您才覺得可以這么一直寫下去?
孫甘露:《情感化石》可能只是殘存的。因為我不像其他人那樣,認為喜歡閱讀、喜歡寫東西是一回事。年輕人都有一些情感的需求,要表達之類的。但我并沒有立志要做一個作家,有的人年輕時會覺得他就是個作家,是個天才。我從來沒有過。我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叫我去編報紙,我就去編報紙;叫我到機關去坐班,我就去坐班。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做這個事的,因為這是非常消耗時間精力的,尤其對寫東西來講。我并沒有說我一定要做什么。
李曉晴:您最開始寫作的時候,風格就跟《情感化石》很接近嗎?
孫甘露:可能比這個還要……因為《情感化石》畢竟還是發表出來了,這就說明它是最靠近傳統這一面的(笑)。
李曉晴:所以當時創作還要更激進一些,是吧?
孫甘露:對,肯定是。
李曉晴:那您相當于是國內最早進行文學形式實驗的作家了。當時沒有這樣的作品,那還是《班主任》《傷痕》流行的時候。您可能比高行健他們還要早一點。
孫甘露:所以它完全不被接受,我覺得是有原因的。因為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東西。
李曉晴:不好判斷。
孫甘露:就是漸漸才變成后來這樣,中間有一個很漫長的被接受的過程。
李曉晴:那時候文壇的整個風向也在變化,尤其1980年代中期之后。那么您為什么一開始寫作,就選擇用這樣一種實驗性的文體,有什么直接契機嗎?比如說您讀到一些現代派的作品。
孫甘露:實際上我當時讀得最多的是國內的文學刊物。
李曉晴:但上面沒有這樣的作品呀。
孫甘露:對,所以……當然這樣說好像對前輩很不敬,但是你覺得不想像這樣寫東西,你覺得這跟你想的,或者說,你認識到、理解到的現實不一樣,而不是說因為現代派的關系。
李曉晴:中國的現代派是后來1980年代才有的。那您當時確實是非常超前了,先是有1970年代末的創作,后來才看到海外這些現代主義的資源。
孫甘露:當時也沒有“同道”,對吧?當然周圍是有些年輕人喜歡寫作、談論寫作,每個人都有這些小圈子。但是不像現在,你在雜志上會讀到跟你比較投契的東西,那個時候沒有的。我小時候讀到的,都是《飛雪迎春》《虹南作戰史》《沸騰的群山》《海島女民兵》《征途》《西沙之戰》,還有魏巍的《東方》,這部長篇作品獲得了第一屆茅盾文學獎。還有《人民文學》《朝霞》《學習與批判》,我那時候每一期都閱讀的。很可惜,我的問題是,我不存東西。一個根本的想法是,我也不知道因為什么,就感覺寫不寫兩可,寫得好不好也兩可,要不要保存也兩可。我覺得沒那么重要,就是這樣。

2026年6月,孫甘露參觀人民文學出版社。
李曉晴:這么看,您當年這些手稿相當于中國最早的而且是本土性的先鋒文學,在文體形式、語言意識和內在感知這些方面都跟傳統文學很不一樣。或者我們可以管它叫中國的新小說,一種新的現代主義。
孫甘露:還有一個人讀過這些沒有發表的手稿,很可惜他已經去世了。我其實不認識他,這輩子也沒見過面,他就是韓東的哥哥,叫李潮。后來他到深圳去了,待了很久,他當時也寫東西。后來他去世好像是在杭州,因為前幾年我碰到韓東,也問了他哥哥的情況,他說不大好。但今年還是去年我再碰到韓東時,他說他哥哥已經去世了。1980年代早期,我還沒發表作品的時候,也不知道手稿怎么輾轉到了他手里,當然也是在很少幾個朋友間流傳的。他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熱情洋溢的信。
李曉晴:那封信肯定也不在了,是吧。
孫甘露:早就沒了(笑)。我是不存東西的。
李曉晴:信里大概講了什么呢?
孫甘露:他是一個寫信龍飛鳳舞的人,就是表示一種高度的認同吧。因為他當時也不是個有名的作家。但我得到了極大的鼓勵。具體內容已經不記得了,就有這么個事情,當時也沒有保存這些東西的觀念。
李曉晴:因為現在的主流看法,其實認為包括您在內的一批先鋒作家是讀了博爾赫斯這些作家的作品才開始寫作。但這么看,至少您的寫作脈絡在源頭上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而且是先有您的創作,后有西方“先鋒派”的資源進入。這個還是很重要的,說明其中有一個本土現實的或者媒介變化的影響,而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比較研究的問題了,我們可以通過文本看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思想文化的變化。
孫甘露:實際上,你在今天可能難以體會。我們當時看到的,那些年輕人的作品,包括他們寫的像朦朧詩這樣的東西,問題不在于他寫得好不好、價值如何。我最初讀到朦朧詩的時候,都是那種刻鋼板印刷印成的小冊子。油墨都是化開的,從北京傳過來。那個時期的寫作,你從朦朧詩,從北島他們的資源來看,他們創作的背景還是政治的背景,它不是一個西方現代派的背景。然后他們被注意到,就傳開了。但是小說寫作可能不像詩,他們對于小說的這個觀念,還要更深、更固化。他們認識中的小說就是故事,要有人物。那么,你那些實驗在那個年代可想而知,別人不會覺得你是在創新或有什么不同,而是覺得你不會寫東西。實際上如果你以后不寫了,確實它就是一個不會寫東西的人寫的東西,對吧?只不過到后來你變成做這件事情的人了,別人要回過頭來看看這背后到底是什么(笑)。
李曉晴:我記得《收獲》一開始推出“先鋒文學”的專號,《信使之函》是放在實驗文本里,但第二年也是“先鋒小說”專號,《請女人猜謎》就放到了小說這一欄。當時是什么樣的一個情況,有了這樣的變化?
孫甘露:當時在《收獲》主持工作的應該還是李小林、肖元敏,他們還是很大膽的。當然具體工作是程永新在做,但最后怎么樣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覺得《收獲》《上海文學》都是真正的文學家辦的雜志,所以它能夠呼應到每個時代的變化,不一定是說你的小說要怎么樣的形態才可以,它作為一個文學家辦的雜志,是有這樣的胸懷的。我第一次在《收獲》上發表作品是1987年。就是1986年《訪問夢境》在《上海文學》發表以后,可能就有人來約稿,具體情況我有點記不清楚。我那時候只發表了這兩篇小說,《收獲》就給我在作協開了一個研討會,在作協西廳,1988年9月28日下午。
李曉晴:兩篇作品就做了研討會呀,可能因為小說非常特別。
孫甘露:可能是這個原因。
李曉晴:現在經常把您和馬原、余華他們放一起講,其實幾位彼此之間不大一樣。但是沒辦法,文學史不會這么寫。
孫甘露:《訪問夢境》和《信使之函》發表以后,吳亮他們那時候在《文匯讀書周報》開一個專欄,叫“文壇掠影”,對這兩篇小說作了推介。他們寫得很快,而且吳亮跟程德培也是非常敏銳的評論家。
李曉晴:《呼吸》就是寫在時代變化的節點上。您寫《呼吸》大概寫了多久?
孫甘露:一年。
李曉晴:我最近剛好在讀《呼吸》。前兩卷還是明顯帶有您以前寓言小說的影子,一個男性身邊環繞著一群女性,然后他就在其中自由穿梭。但到了第三卷的時候,很明顯整個空間打開了,他去了哈爾濱,去了北方。男主人公像是突然到了那樣一個邊界的地帶,身邊又是一位俄國混血的女性,真是特別有意味的一個描寫。但我也在想,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您覺得前兩卷和最后一卷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孫甘露:就說白一點,《千里江山圖》這個故事背后是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的,實際上《呼吸》也是。但這些內容非常復雜,《呼吸》也是有真實的成分在 。
李曉晴:我記得您提到“援越抗美”和您家庭有一定聯系,這個在《呼吸》里面比較容易得到對應。但其他的話,似乎不那么容易讀出來。
孫甘露:它跟經歷跟真實經驗肯定是有關的。比如說《千里江山圖》中的很多地方是我曾經待過的、曾經經常走的。這種經歷里面一定有些部分,會構成小說創作的經驗。整體來說,《呼吸》和《千里江山圖》中的有些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共通的。
李曉晴:目前的研究對1990年代這些語言形式比較突出的作品,對形式之下人的、情感的真實經驗,關注的還是不夠。研究者實際上沒有找到把它讀出來、闡釋出來的方式。
孫甘露:其實是那個時代的經驗氛圍。
李曉晴:《呼吸》確實是比較難讀,但又是很豐富的一個文本。
孫甘露:你可以看看它跟同時代那些作品有什么關系。實際上《千里江山圖》也是,你好像心里有一個東西,需要將它寫出來。從流行的闡釋角度以外,在文本或者寫作的意義上,你可以試著從某個層面、從某個角度進入來看一看。
李曉晴:所以文學形式的研究,還是可以從一個歷史的、時代的角度來看。
孫甘露:實際上我們回過頭看,很多這些在我們看來真正能夠接受和領會的對象的研究,都是離開研究對象的時空很遠的。同時代人講的內容,除了極個別的少數,還是比較難客觀地去看。
李曉晴:需要有一定距離。
孫甘露:俄羅斯人講“臉對臉看不見臉”,貼得太近了,你看不清楚也不客觀,看不清全貌,還是需要拋開一點。
李曉晴:整體讀下來,我大概能感知到您在創作和美學觀念上不斷有一些變化。像1980年代,我覺得那里面是有一種將世界對象化的沖動,就是“我”和某個對象之間的關系,您在尋求理性看待這種關系的美學方式。但到了1990年代的時候,似乎有一個從“結構”到“空間”的認識轉變,將“我”和對象的結構關系完全敞開了。像您1990年代的短篇小說《只有風景依然》,原來叫《境遇》,應該就是在這篇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了“上海”的名字。以前作品可能也隱含著城市這個對象,但更多是一種理性的抽象把握,就是透過這些城市文化來把握世界。后來,“上海”好像成了一個感性真實的中心,去感知和發現世界的參照點。接下來“地理”這些比較外在和具體的內容,就越來越凸顯了,那比依然抽象的“空間”還是要再推進一些了。這樣小說家就把自己的主體性參與放到歷史的世界的寫作當中去了,以一種重返“歷史地圖”的方式,來重新保護有組織的、有機體的歷史內容。而您1990年代以來的散文寫作,則具有將文本和現實打通的特點,對地理又有了一種感性的超越,最后就有了《千里江山圖》。所以整體來看,您的創作存在一個連貫的變化脈絡。
孫甘露:我覺得你這個觀察是很厲害的,主要就是一個作者怎么樣從一個“自己”,過渡到他熟悉的這個年代和他所處的城市,一個“空間”。通過寫作呈現出來的,實際上是我的自我認識的過程。最初我展示的肯定是比較內心化的一個“自己”,然后漸漸地轉向對周圍世界的觀察,再把它給具體化。我一直有個想法,怎么講呢,在青少年時期,最初,我是把夢當作現實;一直到成年以后可能反過來,把現實當作夢境。它不僅僅是現實。
李曉晴:這很契合我對您的感知。
孫甘露: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發不發表也沒有太大關系,或者別人怎么評論……說實在的,正常的反應也有,但是心底上并不會那么觸動。其實這甚至不是一個態度,其中有一個非常本質主義的部分。
李曉晴:根底上的,人生觀的。
孫甘露:我其實也并沒有經歷太大的人生波折。當然生活中有一些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生死,你怎么面對?實際上這個東西才會對你本質的部分產生影響。說到底那些都是觀念,但當你親身經歷的時候,它就會對你產生影響。比如說最親近的人去世,到了這個年齡,肯定是不斷地面對這些事情,包括我在那個年代交往最密切的一些朋友……這對我影響都很大。當然之前之后還有好多人,包括親屬,這些根本性的變故還是會對你產生影響。其他世俗生活的,其實影響不大的,它不會真正影響到你。
李曉晴:從《訪問夢境》到《千里江山圖》,是一個漫長的寫作歷程,確實內在地有自我認識的變化,不過整體看下來,您的作品在美學風格上還是有一以貫之的特點。這些特點還是“先鋒文學”特有的形式內容。所以,其實并不是發生了一個從先鋒小說到類型通俗小說,這么一個“武斷”的跳躍。《千里江山圖》背后還是有對現實的美學或哲學理解在支撐,就是看怎么讀出來。比如我發現陶小姐這個人物,她的形象塑造,明顯不合于一般現實主義的人物,她是在文本的物質意義上不斷浮動,完全溢出了敘事的。這像是先鋒的一種間離技術,或者什么別的手法。
孫甘露:對。它是個技術,也不完全是技術。因為在傳統的敘事里面,所有的東西都扣得很死。當然這個人物是有考慮的,寫作畢竟是面向讀者的虛構,你設置的那些關竅,讀者還是會有反應的。比如這三個附錄,有些讀者批評小說寫得不好,最后說三個附錄看了,眼淚就下來了。他說很真實。但其實在寫作里面,這三個附錄也是虛構的,讀者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會覺得就是根據真實事件寫的,然后末尾附了三個真實的東西:一封信、兩個材料。讀者很有意思,他會怎么看待“真實性”這個問題?這肯定是作者虛構的,不是將檔案材料拿來稍微改改,畫一畫。當然你要依托那個時代人的精神,或者對事物的看法,然后你再適當地根據寫作的需要來處理一下。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讀者會覺得,陶小姐這個人物到最后怎么不了了之,沒了?但你想一想,這么一個編織嚴密的東西,你所有人物都這么編織嚴密地寫到最后,那是非常乏味的。你生活中也有莫名其妙進來,然后就莫名其妙出去的人。這個東西就像畫畫一樣,它有個“氣口”。有時候作品看起來不太完整,但實際上它是獲得真實感的一個方法。所以,這里面所有東西都是基于設計去考慮的,包括里面的人物、里面人說的話、人的出處和依據,當然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的。這樣讀者就會讀進來了,因為這也是人的基本需求,比如以前“三一律”的戲劇,第一幕掛在墻上的槍,一到第二幕一定要打響,不然你掛著就沒用。小說也是一樣的,前面鋪墊了,后面一定要呼應。但如果你的線頭很多,所有的東西都這樣弄,其實是很死板的,這樣讀者看著就無法獲得一種真實感。
所有的藝術都是這樣的,比如畫畫,它這邊會留一塊白的來透氣,這就是“氣口”。唱歌也是,唱的時候傳統唱法和流行唱法都會有,但歌唱者好像忽然吊了一口氣,或者用了一個氣聲。他就是通過一個假聲,來把原來這個聲音帶過去。這在目的和手法上都是一樣的,它能夠獲得一種完整性。實際上是賣個破綻,效果很好的。以前1980年代時期的寫作,我是不干這個事情的,所有內容都藏著,確實可能也不大顧及讀者,是有這個問題。
李曉晴:是的,藏得特別深。
孫甘露:那么后來你意識到了,藏得太深就是無效,人家讀不出來就等于沒有。當然,這是從接受的角度,從文本的另一個角度。現在在《千里江山圖》的角度上,一定要所有設計都讓讀者感知到,不然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寫作就要鋪墊所有的東西,包括人物的出現、講的話、里面的關系、前后的順序……還有一些恐怖的場景,要考慮怎么寫、怎么處理。當然你也可以用一些哥特式小說的手段,要不然你的書都白讀了(笑)。但有時候也要放進一點詼諧的東西,比如人物講話會比較夸張,這些都考慮到了接受的層面。所以你還是可以在文學層面來談,這些作品歸根結底還是在一個文學的意義上發生。
李曉晴:很有收獲,謝謝孫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