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不是文學需要我,是我需要文學

葉兆言接受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的獨家專訪 攝:薛松
即將70歲的葉兆言,依然在努力寫。
比起“著名作家”“偉大作家”這樣的稱呼,他更喜歡“職業作家”這個叫法,就像“職業運動員”一樣。NBA球員威斯布魯克宣布退役的那天,葉兆言為這個曾經的歷史三雙王感到無限唏噓和傷感。他羨慕起詹姆斯——那個比威斯布魯克還大幾歲的老將,因為眼看著同時代人一個個退場,只有詹姆斯還在場上熬著。
“拿最低工資也好,只要能打球。”葉兆言這樣說,仿佛在說他自己。
在中國當代文壇,葉兆言是公認的“勞模”。從1980年代初寫到今天,四十多年,他從未中斷。他寫了14部長篇小說,還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五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以及《南京傳》《一葉知百年》《嶺南十三講》等大量非虛構。他把這一生就押在寫作這一件事上——按他的話說,不是雄心萬丈,而是別無選擇。
“我還想多打一個賽季。”
這一天葉兆言走進了上海報業集團,接受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的獨家專訪。他說:“多寫一天是一天,多寫一本是一本。這一天,這一本,有什么意義?沒有。這么大的文學世界,少我一個人,少幾篇東西,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和文學的關系,是我需要文學,不是文學需要我。”
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總有人認為葉兆言的文學之路和他的“書香門第”有關。
他從小性格內向,不喜社交,家里書多,就讀著玩。如果沒有恢復高考,如果沒有當年“人人都在寫”的文學熱,他大概不會開始寫著玩。一切好像都是被推著走的,又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980年代初,他和一幫小伙伴辦起了民間刊物,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一群都來自文人家庭的年輕人被稱為“八旗子弟”,葉兆言是其中年紀最小的那個。
“那時候有‘重放的鮮花’一說,一撥人紛紛走上文壇,一方面有父輩的教訓在那,另一方面又很光彩。”葉兆言說,那時他們二十出頭,總覺得自己寫的東西跟報紙上發的不一樣。刊物辦了一期就停了,但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聊文學、吹牛,滿懷豪情又不屑一顧。世界的大門開始敞開了。
后來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文學熱退潮了,小伙伴四散東西,出國的出國,改行的改行。只有葉兆言還在“死命寫”。
“我覺得有點可惜,因為他們的才華都在我之上,應該好好寫下去。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一次次的“江郎才盡”
說到葉兆言最初的發表之路,順的時候很順,一年發表了五篇,糟的時候也糟,五年沒能發上一篇。
“會不會自我懷疑?肯定有。”葉兆言說,從寫作一開始,他就懷疑過自己的才華。
但他不相信才華,也不相信靈感,因為他相信對一個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東西只有一個,那就是:寫。寫出來比什么都重要,不寫出來什么都是空的。
當然,寫作的焦慮如影隨形。“想寫好就一定不滿意,這才是最真實的。”他說,對于自己剛寫完的作品,他一直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因為自己特別清楚哪里可能不夠,就像知道褲子上有個洞一樣。當朋友聊起這部作品,他首先想到的也是那些洞、那些沒寫好的地方。
但有意思的是,那些洞恰恰也是他寫作的動力——跟跳高一樣,沒跳過去,就想再跳。
“我從寫作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江郎才盡。有媒體為了抓人眼球,標題寫‘葉兆言已經江郎才盡’,但我無所謂,因為寫作就是江郎才盡的表演。”葉兆言說,“你要全力以赴,不擇手段,盡一切努力讓自己跳到地球之外,但其實誰也不可能跳出地球之外。你想寫得和世界上其他作家不一樣,也想和你過往的作品不一樣,但最后你會發現太陽底下無新事,很難做到。寫作,就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文學不是捧出來的
一次文學活動,主持人介紹到場作家,介紹魯迅文學獎得主都是“著名作家”,到葉兆言這變成了“知名作家”,還加了一句“葉圣陶的孫子”。
當時太太也在,葉兆言感到非常難受和尷尬。“活到一大把年紀了,還是只能以一個孫子的形象出現。”
但現在回憶此事,葉兆言釋然了。“想想也很正常,至少它說明了一些道理:別人不夠了解你,你的影響力確實也不夠。你真是那個尖子,擋也擋不住。不是的話,硬拔也沒意思。”
至于家庭,祖父葉圣陶,伯父葉至善,父親葉至誠——這個“書香門第”的標簽,在他身上似乎永遠也摘不下來,他早已習慣于此。“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寫作要超過誰。這毫無道理。”
葉兆言散文系列“一葉知百年”
今天人們對于一部作品的評判可以有許多可量化的標準,比如賣出多少冊、獲了多少獎、影視版權如何、讀者口碑怎樣……但很多時候,一部作品誕生時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喜歡。
“閱讀經驗告訴我,這是很正常的。”葉兆言舉例《唐詩三百首》,今天的人覺得杜甫地位很高,但在唐朝杜甫和李白就是三流作家和頂流作家的區別。還有李賀,李賀寫得那么好,但《唐詩三百首》里一首李賀的詩都沒有。“人各有一方天。那是命運的事情。”
對他而言,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寫作這門手藝做好,最起碼問心無愧。“不管你成還是不成,寫得出還是寫不出,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作家,誰也攔不住你。這個不是我說的,是福克納說的。同樣,如果不是你,給你所有機會,怎么捧你,也不行。文學不是捧出來的。我這把年紀,看到了太多過眼云煙的寫作。過去了,很正常。”
不寫才是真的難受
四十多年來,葉兆言幾乎沒有停筆期。
他形容寫長篇小說就像“坐牢”,判了個十年徒刑,知道刑期未滿,內心反而平靜。一旦寫完了,節奏都不對了,飯不香了,覺也不好了。他想緊接著寫下一部,擔心粗制濫造,但停下來又百無聊賴。于是在兩部長篇小說的間隙,就出現了包括《南京傳》《一葉知百年》等在內的大量非虛構。
“我確實停不下來。”葉兆言說,太太和女兒都擔心他的身體,但她們都知道,他不寫才是真的難受。
他一直很慶幸自己是一個職業作家,這是祖父和父親都沒能實現的狀態。在他看來,祖父葉圣陶一直是一個業余作家——主要從事教育、編輯,人生中只有5%的精力在寫小說。而父親葉至誠在某種程度上是專業編劇——“專業”不同于“職業”,父親是按專業分配從事劇本創作,不管喜不喜歡,那就是父親的工作。
但他不一樣,他能把人生中95%的精力都花在寫作上。
“我真的很幸運,這么多年不用上班,沒有通勤問題。沒有人和我說‘你應該寫什么’,甚至沒人說‘你不要這么寫’。沒人管我。我遇到的都是說‘你要注意身體,少寫一點’。”他說,“我喜歡寫作,真心喜歡。這個話即使讓人臉紅,我也要說出來。”
做那件不可能的事
葉兆言其實一點都不喜歡闡釋自己的寫作,也不喜歡公開演講和媒體采訪。面對架好的攝像機和補光燈,我能明顯感覺到他一開始是有些局促的。
他最向往的狀態,是像塞林格那樣——寫出一本《麥田里的守望者》,然后永遠可以不和外界打交道。
但他得配合出版社,得做活動,得接受采訪。他不喜歡公開發表看法。余華告訴他“演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錯了也得說對”,但他做不到,總是說著說著就開始自我懷疑。
再過幾個月,葉兆言就要七十歲了,他自己想起來也覺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一種心理上的錯位——最早和文壇中人打交道,他喊人爺爺、伯伯,他永遠是個小孩。可突然有一天,他“一下變成一個老家伙了”。
前陣子他碰到王蒙先生,王蒙先生說自己每天能走六千步,游兩百米。“他給我提供了這個信息,也是在解釋自己為什么還能寫。我覺得我已經進入寫作的黃昏期了。今年每天堅持一萬三千步。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希望能讓自己繼續寫下去。”
這樣做有什么意義嗎?沒有。葉兆言說,他從不相信自己的文字能解決什么問題。“文學這個東西,只對看過的人才起作用,只對喜歡文學的人才起作用。對于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沒什么用。”
但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
這個即將七十歲的人,說自己“江郎才盡”的人,總被冠以家庭標簽的人,向往成為塞林格卻不得不公開做活動的人,還在每天早上坐下來,面對空白的屏幕,開始新一天的寫作。他想“再多打一個賽季”,哪怕不再是頂尖選手,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終將被淘汰。
但只要還能寫,他就會寫下去。就像那個跳高的人,明知跳不出地球,還是要一次次起跳,一次次去做那件不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