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渡過了大洋——在上海的書房里重讀文藝復興

上海圖書館東館的展柜里,擺放著一批走了很遠的書。
它們跨越的不只是大洋,也是時間。從10世紀的手抄本,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印本,它們又經歷重新裝幀、易手流轉。如今,119部(套)已入藏中國的西書佳槧匯聚黃浦江畔。書上的痕跡,也早已遠比出版年代復雜。
展柜中的《尋愛綺夢》就是一例。1499年,威尼斯出版家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將它付梓,羅馬體鉛活字與木刻插圖至今保持著初印的版面秩序;包裹紙頁的棕色犢皮與壓金線條,卻出自16世紀中葉的巴黎工坊。一部書的內外,相隔半個多世紀。兩個時代,就這樣疊合在同一部書上。
一本書印成的時候,它的歷史才剛剛開始。
由范景中教授與艾松意所長聯袂策劃的“書房中的文藝復興:10至17世紀的西方抄寫、印刷與裝幀藝術”特展,正是從這樣的書籍經驗展開。這樣的選擇,延續了范景中先生長期以來從書籍、圖像與知識傳統切入文藝復興研究的學術旨趣。在這里,書籍不是繪畫、雕塑之外的補充, 而是理解文藝復興本身的一條路徑。
展題中的“書房”,也不只是一間存放書籍的屋子。書從印坊出發,被攜帶、收藏、裝幀、翻譯、刪編和重刊,每到一處,都可能獲得新的面貌。這些西書最終進入中國收藏之前,已經越過許多看不見的邊界。
世界被裝進書頁
展覽“書籍鑄就文藝復興”單元中,幾部地理學著作放在一起看,頗能說明書籍形制如何改變人與知識的距離。
1545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編訂、海因里希·佩特里印行的《寰宇地理學》,以大型對開本承載托勒密以來的古典地理知識。寬闊的書頁讓地圖與文字從容展開。1570年,奧特柳斯在安特衛普出版《寰宇大觀》地圖集,同樣采用大型對開本。世界鋪陳在桌面上,供人總覽。
到了1602年,《寰宇大觀簡編》在安特衛普刊行,尺度收攏為橫八開本。地圖進入小書,并非簡單地按比例縮小:海岸線、地名、圖框、字行和留白,都要隨著頁面重新安排。原來需要鋪在案頭觀看的世界,終于可以捧在手中逐頁翻檢。
開本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尺寸。它影響一部書如何被拿起、攜帶和翻閱,也影響知識以什么方式來到讀者面前。16世紀初,阿爾杜斯已將維吉爾等古典作家收入八開本文庫,使古典文本獲得了離開固定書案的可能。簡編本亦如此:世界沒有變小,人與世界相遇的方式卻變了。當然,便攜不等于眼前這部書真的曾被某位探險家帶上旅途,小開本也不能簡單等同于“大眾化”。形制提供的是移動的可能,一本具體的書去了哪里,還要看它留下的痕跡。
展出的簡編本封皮上,壓印著費德里科·切西的徽章。1603年,切西在羅馬創立林琴學院,取“山貓之眼”象征對自然敏銳而細密的觀察。這部小書后來進入了他的收藏。八開本說明它可以上路,封面的徽章則留下了一次確切的停駐。
書從一只手進入另一只手,從一個書房進入另一個書房,每一次停留,都可能在書身上留下新的證據。
一本書的第二次成形
書進入書房以后,還會繼續改變。
“書籍之為藝術”單元中格羅烈舊藏《尋愛綺夢》,把這種變化呈現得尤其清楚。法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藏書家格羅烈開始大規模收藏時,阿爾杜斯已經辭世。現知格羅烈至少收藏過五部1499年版《尋愛綺夢》,并委托不同裝幀師重新裝幀。展柜中的這一部,便由巴黎裝幀師戈馬爾·艾蒂安約在1552至1555年間完成。正文沒有因此改變一字,書的面貌卻全然不同。
16世紀的許多印本離開印坊時,并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永久裝幀。買主帶回書帖或暫時縫訂的書芯,另行委托裝訂。印刷者完成了一個印本,卻未必完成后來收藏家手中的那一部書。
1499年版《尋愛綺夢》本身已是“搖籃本中的搖籃本”。阿爾杜斯選用羅馬體,將木刻插圖自然嵌入字行,讓文字與圖像共同鋪開波利菲洛的夢境;半個多世紀后,艾蒂安又以棕色犢皮、交錯帶飾和壓金線條,在紙頁之外搭建起另一重秩序。兩個時代、兩位工藝大師,最終在同一部書上相遇。
封面壓印的藏書銘“IO.GROLIERII ET AMICORVM”(格羅烈及其友人之書),標明所有權,也讓一部書進入人文主義交游網絡。后世所謂“格羅烈裝”,并非一種固定紋飾,而是形成于格羅烈收藏趣味與巴黎裝幀工坊實踐互動中的一類裝幀風格。同一版次的《尋愛綺夢》,因后來裝幀各異,成為彼此不可替代的單冊。
展廳中的一組書口畫,為書籍的印后生命留下了更直接的物證。畫師在書頁切口落筆,書頁合攏時,人物與背景便顯現在書口。扉頁題記、藏書票和封皮磨損,這些晚于書籍印成的痕跡也都有展示。它們一層層附著其上,使一部書帶著不同年代留下的記憶來到今天。
裝幀、題記與翻閱改變的是一部具體的書;及至翻譯、刪編與重刊,變化便進入文本內部。
文本的遷徙
展柜中并置的兩部幾何學印本,是全展很見策展深意的一組。一部是1482年拉特多爾特在威尼斯印行的拉丁文《幾何原本》,另一部是1893年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在上海重刊的《御制數理精蘊》上編所收《幾何原本》四卷。前者為對開本,命題、證明與圖形相互參照;后者為線裝豎排本,以近代鉛字排印。四百余年的距離,在一個展廳里不過數步。
兩書都以歐幾里得幾何為源頭,卻不是同一條文本傳承的前后兩端。1482年本接續的是《幾何原本》中世紀拉丁文傳承。拉特多爾特所據,為13世紀坎帕努斯整理的拉丁本。書中數百幅幾何圖形多置于邊白,與相應的命題和證明彼此參照。圖形究竟采用木刻、金屬線規還是鑄造金屬形件,學界尚有討論;印刷者已經把大量文字與圖形納入同一版面,讀者可以在命題、證明與圖示之間往返。歐幾里得式的推演次序,由此獲得了可以反復刊印的紙面形態。
進入漢語世界,《幾何原本》又有不同的文本來路。明代徐光啟、利瑪竇合譯前六卷,是以克拉維烏斯1574年拉丁文注本為底本,依定義、公理、命題與證明的次序展開。徐視其為“度數之宗”,在《刻幾何原本序》中鄭重記下“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他看重的不只是幾何結論,還有從定義、公理出發,逐步推得命題的證明方法。徐、利合譯沒有以1482年版為直接底本,卻也保留了歐幾里得演繹體系的基本秩序。
展柜中制造局本走的是另一條路。1671年,法國耶穌會士、數學家巴蒂在巴黎出版《幾何學原理》,選取歐幾里得若干定理,刪減部分推演過程,增加直觀圖示,以利初學和講習。康熙年間,白晉、張誠等法國耶穌會士先后參與滿、漢文轉譯和修訂,清廷編纂者又將相關內容納入《數理精蘊》上編。1893年,制造局從中抽出《幾何原本》四卷,以近代鉛字重刊。
由此看,克拉維烏斯—徐、利合譯與巴蒂—《數理精蘊》,是《幾何原本》進入中國的兩條不同路徑。前者保留歐幾里得的演繹次序;后者根據講習需要作出取舍。兩者面對的讀者、用途和制度環境不同,很難簡單分出高下。
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創辦于1865年,既造槍炮、輪船,也設翻譯館譯印西方科技書籍。1893年重刊本以近代鉛字排印,此前《數理精蘊》內府本已有銅活字本。這里改變的主要是字料和生產方式;文本的刪編結構,早在巴蒂改寫和康熙朝轉譯、編纂時已經形成。制造局以新式印刷工藝重排既有文本,使它進入晚清上海的科技出版體系。
書到了,知識卻未必以原來的次序抵達。1482年威尼斯印本與1893年上海印本并置,一邊是命題、證明和圖形彼此扣合,一邊是經過刪編、轉譯和重新編纂的幾何文本。變化寫在語言里,也寫在版面和書籍形制中。
抵達,未必等于安頓。一套知識被翻譯、刊印,并不意味著其中的思維方法也同時進入新的教學與知識實踐。歐幾里得式的證明方法是否獲得穩定的位置,單憑一部重刊本尚難斷定。
渡洋之后
走到這里再回看,這場展覽真正呈現的,不只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若干珍本,而是一場關于書籍生命史的敘事。
后制的書衣、藏書的徽章、縮小的開本,以及跨越語言的刪編,讓書籍從抽象的經典重新成為歷史中的具體之物。這也是觀看原書不可替代之處。數字圖像可以讓我們讀到文字、看到版面;但一部書究竟有多大,紙張有多厚,圖形如何與邊白相處,皮面的壓金怎樣磨損,書口和扉頁留下了什么,都是文本之外的歷史。書曾經怎樣被制作、翻閱、收藏和使用,往往就藏在這些地方。
五百多年前,《尋愛綺夢》從威尼斯印坊走出時,不會知道后來將擁有怎樣的書衣,更不會知道有一天會進入中國藏家的書房。眼前的這部書,既是1499年的印本,也留下了16世紀裝幀以及此后數百年流傳的痕跡。沒有哪一個年份,可以單獨概括它。
今天,這批漫游了幾個世紀的西書安頓在上海的書房里。它們有了新的落腳處,而研究與閱讀,又讓其生命史繼續延伸。
書渡過了大洋。它從哪里來,已經寫在書上;它將在這里經歷怎樣的閱讀,仍有待今天續寫。
(作者為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