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

《談藝錄》1948年版

錢鍾書手稿。圖片選自《錢鍾書手稿集》

錢鍾書手稿。圖片選自《錢鍾書手稿集》
錢鍾書是貫通古今中外、才學識皆過人的文史大家。他對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內在規律,都有深刻的認知和深切的闡發。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中,他自覺以文言為表達工具,出入中西古今文藝史,孜孜以求創作與批評的真諦。其中的一些觀點,是對古代文論的集中總結和凝練概括,是有根基的自我闡釋,所揭示的原則對于我們探知和理解文學規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啟示價值。
“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語見《談藝錄·九一》,乃作者對中西詩文創作中一種現象的概述,即同一個作家的創作,其詩與其文,其風格趣味等內容和形式的表現迥然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他舉例說,唐代的陳子昂,“于詩有起衰之功,昌黎《薦士》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儷偶之制,非蕭、梁、獨孤輩學作古文者比”。再如宋代的穆修,“于文首倡韓柳,為歐陽先導;而《河南集》中詩,什九近體,詞纖藻密,了無韓格,反似歐陽所薄之‘西昆體’”。這種同一作家不同文體創作體現出的異樣風貌,“且不特著述為爾,即議論亦往往一人之說,是丹非素,時無先后,而判若冰炭”。比如,清代朱彝尊“論詩,抑宋尊唐,而論文,又抑唐尊宋”,袁枚“言詩,力主新變,因時從俗,而論文又復古墨守,循蹈成規”。
其實,對于這個現象,古人早就有所發現和體察。一個典型案例是李清照評述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錢鍾書用一句“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對這個現象進行總括,簡練而有力。在我看來,這不僅指向作家為文為詩的風格差異、論文論學的矛盾表象,更涉及作家“文學自我”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隱含著文學主體的多樣結構及其復雜表現問題。
“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之所以令人驚異,是因為這不符合文學教育形成的刻板印象。所謂“風格即人”,一個作家,其為文與為人應該是統一的。一個人的創作,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戲劇,統一性都應該大于差異性。同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文學表達,總體上的相似類同應該大于差異區別。比如,屈原之憂戚,陶淵明之閑適,蘇軾之曠達,魯迅之自省批判,所謂“建安風骨”“盛唐氣象”,所謂“京派文學”“海派文學”,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同一性,植根于作家思想意識、文學觀念、生活姿態的同一性。尤其在古典時期,這成為我們理解人文的前提,奠定我們認識文史的基底。
問題在于,文學創作屬于精神生產。好的作家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能敏銳感應宇宙之大、人心之微。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一切常與變,全部的正與奇,都要經由作家這個主體的感悟和思辨,再充分調動形象思維和審美意識,借助文字進行創造性呈現。特別是,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呈現出差異、多樣和復雜性特點,作家對現實的感應能力和能動把握現實的能力隨之發生深刻變化。古典時期形成的那種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正相關的同一性,逐漸讓位于差異性、多樣性和復雜性。可以說,“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現象,不僅越來越普遍,而且越來越深刻和意味深長。
對作家這個創作主體的理解,人們更立足于從矛盾的兩面性,從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方面來把握。對近現代作家如魯迅、郁達夫、沈從文等是這樣,對古代詩人如屈原、陶淵明、蘇軾等也可以這樣。20世紀30年代,朱光潛稱頌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魯迅卻依照陶詩“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揭示出他被刻意掩蓋的“金剛怒目”那一面。研究沈從文的創作,當評論家過于關注他筆下“湘西世界”的田園牧歌風情時,就需要把他批判都市紳士階級的《八駿圖》拿出來作為參考。現代生活的差異性、多樣性、復雜性和矛盾性,也表現為作家作品的基本屬性。卞之琳在他的詩歌中,較早探討所謂主體分層的復雜表達,實質上就是把現代詩的多樣形式和現代人的存在屬性統一起來。穆旦《詩八首》、臧棣《新建議》諸篇,詩中“我”“你”“他”皆可視為主體的分身,所展開的愛情、論辯或者其他心史過程,體現為某種分層主體間的對話。由作家的“一手之作”到“詩文迥異”,由同一性到差異性、多樣性,乃至復雜性、矛盾性,認識和表達維度由一元到二元再到多重視角,不僅反映出文學創作的豐富性,更顯示出文學批評自我意識的巨大進步。
自我的分層雖然大盛于現代,卻并非現代才有。《談藝錄·附說二十二》舉例道,孔子言“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言“為仁由己”,則“仁所由為之己,與夫克以使天下歸仁之己,分明有二己矣”。人類思想中的自我意識,可分真偽,別善惡,見是非,辟大小,處內外,辨虛實,存矛盾,貫古今,其一可以二分乃至多次細分,其義可差異多樣甚至呈現出相互矛盾的狀態。而文藝作品中的自我意識,則由于形象性、生動性和整體性,更可以延展到現實生活表現的豐富多樣,以及復雜、隱微的深處。
“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作為問題,既與創作主體的自我多樣性有關,也與追求作品內容形式的多樣性有關。這可以從差異性和矛盾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對差異性的追求不難理解。差異就是個性,就是區別。追求差異性,不會挑戰“一手之作”的同一性,如茅盾在《讀〈吶喊〉》中寫道,魯迅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強調同一性基礎上的多樣性,反而是“風格即人”的題中應有之義。可是為何走向尖銳對立的“矛盾”呢?這大概是因為,從對立角度切近和把握人、事物、社會生活的本質,把二元性視為多樣性的基本結構原則,是獲得豐富性和復雜性的不二法門。改革開放新時期,曾經有文學評論家提出所謂“性格組合論”,從矛盾對立的二元性上認識和建構“復雜性格”。雖然這不免有機械論的嫌疑,但對于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建設是有益的,并非一無所獲。二元對立思維及其關于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等觀念的建構,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現代性反思中,曾經遭受不少批評,那是因為它不僅可能導致多樣性、豐富性的簡化,而且可能對差異性、復雜性造成遮蔽。不過,無論是同一之多樣,還是對立之統一,都是文學發展進程的必然。
就文學自我的主體分層及其作品表現而言,魯迅小說的敘述者藝術常常被視為范例。他筆下的敘述者從來都不是簡單的,那種自我質疑、立場對峙、多重視角、曲折反省的敘事,都可視為作家自我的多面化表達。而文學批評方面最好的理論總結,可能是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它從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而來,關注作家與人物、人物與人物的關系——一種各自獨立、彼此對話、眾聲喧嘩的主體間性局面,可謂“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更復雜的形態。透過它可以看到,作家創作“詩文迥異”之文體沖突、作品言志載道之南轅北轍、論文論學之旨趣分殊,所有“為文鑒文之道”,大體上都是立得住的。
(作者:高遠東,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