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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舉賢不避友,力薦田子禽
來源:中華讀書報 | 王貴豪  2026年09月23日06:47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六卷本《熊佛西文集》是目前搜羅最全的熊氏別集,但輯錄的書信很少,頗多遺珠之憾。曾祥金在《名作欣賞》2022年第5期發表的《新見熊佛西集外書信考釋》,公布了熊佛西寫給《大公報》編者、梁實秋、范泉、陸丹林的四封書信,均未闌入集中。近日,筆者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檔時,又發現了熊佛西的一封集外短簡,茲錄如下:

一樵吾兄:

久未通函,致候為歉。

田子禽先生忠誠老實,從事戲劇編寫工作有年,聞貴部戲劇組正需要此項人才,弟力保田君充任,敬希惠予追隨左右之機會。專此敬頌

道安

弟佛西 廿八年十月廿日于成都旅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7月29日,北平淪陷。8月7日,熊佛西離開北平,先后經天津、青島、徐州、鄭州、漢口等地,最后到達長沙,并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抗戰劇團。1938年1月,熊佛西率抗戰劇團抵達成都演出,同年8月起任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校長。1939年秋,因熊氏曾多次拒絕當局以高官厚祿為誘惑進行的拉攏,當局遂強令省劇校改名為“四川省立戲劇音樂學校”,降為中專,取消二年制本科,直至1941年春被四川省參議會下令解散。1939年10月20日致信顧一樵時,熊佛西確在成都“旅次”。

收信人顧一樵,原名顧毓琇,筆名一樵,與熊佛西結識于美國,曾共同從事戲劇運動,關系匪淺,時任國民黨教育部政務次長。由于形式功能契合于政府對民眾進行宣傳、動員和教育的政治文化需求,國民黨的文化官員格外重視戲劇,教育部下轄的社會教育司特別設有戲劇組。但在1939年5月重慶遭受轟炸后,城市人口緊急疏散,戲劇組遷至北碚,隨之并入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名稱亦改為“劇本整理組”。雖然熊佛西對教育部機構的動態調整過程不夠了解,但他知道該部設有專門的戲劇工作組,因此向“握有實權”的老友顧一樵“力保”田禽。

田禽(字子禽)是一位著譯頗豐的戲劇評論家,譯有《戲劇演出教程》《新演技手冊》(桂林上海雜志公司1942年初版,1948年在上海再版時易題為《新演員手冊》)《怎樣寫電影劇》《血染紅倉》《演員初步》等,著有《怎樣寫劇》《蘇聯的戲劇》等。田著《中國戲劇運動》(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初版)更是被評價為抗戰時期戲劇批評與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從目前的資料來看,熊佛西與田禽何時開始訂交暫不可考,但二人的確淵源頗深。早在1932年,田禽在家鄉保定主持的“民藝話劇社”即曾公演熊佛西的劇作《蘭芝與仲卿》《喇叭》《鋤頭健兒》《王三》,田禽本人還飾演了《王三》中的趙五一角。由此不難見出,田禽對熊佛西劇作的價值認可是一以貫之的。

此外,田禽從事戲劇研究之始,即與熊佛西在20世紀30年代走向農村、深入農民的戲劇大眾化志業不謀而合。他在私立齊魯大學讀書時受教于戲劇評論家馬彥祥,曾發表《由山東民間戲劇談到農村服務》《農村破產的社會觀》《中國農村戲劇之演變》《民間戲劇之重要及其調查方法》等文章,不但沿波討源,立足學理對農村戲劇、民間戲劇進行歷史考察,還關注農村經濟現實,呼吁“熱心農村事業的先進們,要細心研究如何能治愈農民們的‘窮’病”。雖然田禽主要從事理論工作,熊佛西主要從事實踐工作,但二者的內在邏輯若合符節,核心關切相去不遠,這為二人的深入交往與學術合作奠定了觀念基礎。

熊佛西的三幕劇《過渡》1935年底、1936年初在定縣農村實驗劇場公演時,田禽曾前往觀摩,并在《庸報·另外一頁》的“定縣戲委會公演《過渡》專號”上發表《由定縣實驗農民劇團公演〈過渡〉說起》一文,盛贊《過渡》的演出“開了中國農村戲劇史新紀元”(插一句并非題外話的題外話——1941年1月1日出版于孤島上海的《狼煙文藝叢刊》第2期《星之歌》在刊出田禽的《民間戲劇概論》時,插圖中有一張“作者參觀定縣露天劇場與平教會戲劇委員會全體合影”,同時注明“作者身旁戴眼鏡者為熊佛西氏”。這張照片或許拍攝于《過渡》公演期間)。田禽的文章后來被熊氏收入平教會1936年3月版《〈過渡〉演出特輯》,成為研究者考察定縣農民戲劇運動與《過渡》接受史的重要史料。

1936年,田禽還在平教會主辦的《民間》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是《話劇大眾化的必然性》(1936年1月10日《民間》第2卷第17期),另一篇是《中國農村舞臺與定縣露天劇場之比較》(1936年3月25日《民間》第2卷第22期),再次肯定了熊佛西領導的農民戲劇運動與平教會戲劇委員會建設的定縣露天劇場的創造性意義。同年7月19日,熊佛西在自己主編的《北平晨報·劇刊》第287期發表了《〈戲劇演出論文集〉序》,實際上是他為田禽翻譯的《戲劇演出教程》(The Book of Play Production,哥倫比亞大學戲劇教授Milton Smith原著)所寫的序言。在序文中,熊佛西稱贊“田禽先生的戲劇學識和經驗,是十分豐富的。他不但研究戲劇理論多年,而且在保定府領導戲劇運動的成績更令人欽佩”,認為該書的印行“對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將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尤其對于學生戲劇運動,是一個具體有力的指南”。可惜,《戲劇演出教程》1939年12月15日由上海雜志公司在重慶初版時,未及刊上此序。1941年10月15日再版時,亦未增入。直到1949年10月,此書作為“戲劇理論與方法叢書”之一由上海雜志公司重新出版時,才終于合璧。來而不往非禮也——1937年5月30日,田禽在《華北日報·戲劇與電影》第144期發表了一篇為熊佛西《農村戲劇大眾化之實驗》(南京正中書局1937年4月版)所寫的書評,對該書的指導性與實踐性進行了高度評價。綜上可見,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田禽、熊佛西之間已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與頻繁的互動。

戰爭開始后,田禽輾轉流徙至大后方,曾任川江航務管理總處秘書參議、水上保安隊政治教官、四川旅外抗敵演劇隊導演兼編審主任干事、行裝政治部政治大隊少校隊長、貴陽《中央日報》特約戲劇編輯以及成都《戲劇戰線》社編輯等職,直到熊佛西把他推薦給顧一樵。1940年5月,田禽開始擔任教育部編委會劇本整理組編輯,1942年元旦改任國立編譯館社會組副編審,兼國立邊疆學校附設衛生教育專修科戲劇教授。事實上,最初因為暫無空缺職位,顧一樵收到來信后并未立即作答,直至1939年12月19日國民黨中宣部致函教育部,表示劇本審查委員會成立以來,“聲請審查之劇本為數至多,該會委員僅有六人,均系兼職,對于工作分配至感困難”,請求教育部遴派話劇、歌劇專家各一人,以聘為該會專門委員。教育部最終指派徐霞村、胡紹軒二人前往。據胡紹軒《憶我在四川青木關導演董每戡的〈保衛領空〉》一文回憶,劇本審查委員會是中宣部、教育部、內政部三個部門各派委員二人組成的一個負責審查上演劇目的機構,并由教育部調任二人擔任專門委員負責初審。1939年12月他奉命調回重慶,即任此職。但與檔案材料對照,可知胡氏回憶略有訛誤,因為調回重慶擔任專門委員是1940年1月以后的事情,而非1939年12月。此外,顧一樵原擬派田禽去劇本審查委員會任職,不知為何后來改調胡紹軒前往。

1940年1月,社會教育司為顧次長草擬了一封私人回函:“前承函薦田禽君擔任戲劇工作,迄無機緣,遲復為歉。現中央宣傳部函請教育部遴派戲劇專家,備聘為劇本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駐會襄理劇本審查工作。如田君愿就,請轉知先向教育部呈請以戰區社會教育工作人員登記,經核準后,再行令派前往工作,薪金由教育部支給,按社教工作人員較高額,月可支六十元至七十元。檢附登記表一紙,煩請轉達辦理為盼。”1月12日,顧一樵作出批示:“中央宣傳部需要審查劇本工作,可改調編輯委員會戲劇組胡紹軒前往,仍支原薪。胡君遺缺可由田禽補充,俟得熊佛西復函再派赴編輯委員會工作。”因此,給熊佛西的正式回函亦改為“本部需人襄理劇本審查及整理工作。如田君愿就,請轉知即向教育部呈請以戰區社會教育工作人員登記,經核準后,再行令派前往工作”。從結果來看,田禽顯然“愿就”。在田禽“再就業”的過程中,熊佛西與顧毓琇之間的深厚私誼可以說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田禽“忠誠老實”的個人品質、“從事戲劇編寫工作有年”的豐富經驗,以及他對戲劇事業的熱忱,同樣構成了熊佛西放心“力保”的基本前提。

從公共文獻來看,田禽僅在熊佛西主編的《戲劇崗位》月刊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論情境:戲劇基本知識之一》(1941年9月《戲劇崗位》第3卷第1—2期合刊)的文章,而熊佛西并未在田禽主編的《戲劇戰線》發表過文章。但二人在抗戰時期的交往與互動顯然不止于此,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探考,尤其是書信等能夠動態還原歷史細部的私人史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熊佛西年譜”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