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興起,傳統文學出版何為
曾在某個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一個數據:一位被稱為“礦工詩人”的作者,他的一首詩朗誦視頻,單條播放量超過三千萬。而那本詩集在傳統書店的年銷量,大約是兩萬冊。
三千萬與兩萬。這兩個數字之間,橫亙著這個時代最值得深思的文學之問。
文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矛盾——一方面,傳統文學出版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圈層化困境,文學期刊的訂閱在萎縮,嚴肅文學的讀者在老去,新銳作家的首印越來越保守;另一方面,由普通勞動者所創造的“新大眾文藝”在短視頻平臺、網絡社區、自媒體空間里掀起一輪又一輪的浪潮,王計兵、陳年喜、范雨素、胡安焉、楊本芬……這些名字及其作品被千千萬萬的普通人記住、談論。
當文學的公共性以一種我們不熟悉的方式重新生成時,傳統的文學出版能否聽見它的回聲?能否把它接???又能從它身上學到什么?
接住被重新打開的題材版圖
新大眾文藝最直接的沖擊,是它突破了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題材版圖。
回望過去十年間的主流文學期刊和長篇小說排行榜,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都市中產的情感糾葛、歷史敘事中的家族沉浮、鄉土中國的詩意挽歌——這些構成了主流文學的底色。它們當然都是好的,都是文學應該處理的題材。但當我們把視線范圍放得更大一些,就會發現,這張版圖里缺了很多身影。
缺了那個在凌晨三點的寫字樓里擦地板的保潔阿姨;缺了那個在工廠流水線上一站12個小時的女工;缺了那個在長途貨車駕駛室里聽著評書穿越華北平原的司機;缺了那個在礦井下用炸藥與巖石搏斗的爆破工;缺了那個在鄉鎮郵局里給老人代寫信件的臨時工。
不是沒有人寫過他們,而是他們極少作為主體來寫自己。在主流文學的視野里,他們往往是“被書寫的對象”。他們的聲音被轉述,被代言,被審美化,但很少被直接聽見。
新大眾文藝改變了這個現象。
陳年喜在礦洞里寫下“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的時候,他寫的不是關于礦工的,他寫的就是礦工——他自己。胡安焉騎著電動車穿過北京冬夜送快遞的時候,他記錄的不是關于快遞員的觀察,而是他作為一個快遞員的疲憊、思考與尊嚴。范雨素寫“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那不是某位作家替育兒嫂代言,那就是育兒嫂在替自己說話。
這是一種主體性的歸位。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勞動者的書寫權被默認地交給了知識分子;現在,勞動者自己拿起了筆。
對文學出版業來說,這是一面鏡子,令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選題判斷:過去那些被認為“不夠文學”“不夠深刻”“題材太窄”的稿件,是不是真的不夠,還是我們的文學想象本身就被某種隱形的邊界所限制?縣城敘事、女性日常、勞動經驗、邊地生活、非主流職業——這些被新大眾文藝所激活的題材脈絡,本該是嚴肅文學的應有之地。
接住新大眾文藝,第一步是接住這張被重新打開的題材版圖。
去聽見更廣泛的讀者聲音
如果說題材的變化是新大眾文藝給出版業的第一重啟示,那么傳播方式的變化就是它的第二重啟示,而且這一重影響可能更深。
傳統文學出版的傳播邏輯是這樣的:作家寫作—編輯加工—出版社印刷—書店上架—媒體評論—讀者購買。這是一條線性的、單向的、自上而下的鏈條。在此鏈條上,作家與讀者之間隔著許多個中介,每一個中介都在做一件事:篩選、加工、推薦、闡釋。讀者最終拿到的,是在這個鏈條上多次被“加工”過的成品。
新大眾文藝徹底打破了這個鏈條。
一首詩在抖音上被朗誦,三天之內播放過億。一篇非虛構作品在公眾號上發布,一夜之間轉發十萬。一位素人作者從寫出第一篇文字到擁有百萬讀者,可能只需要三個月。在這里,作家與讀者之間幾乎沒有中介——或者說,平臺的推薦算法取代了傳統的中介,但算法所依據的,是讀者實時的點贊、評論、轉發、停留時長。這是一種全新的傳播邏輯:橫向的、即時的、由讀者反向定義的。
這個變化對出版業意味著什么?
一方面,這意味著傳統出版業失去了對“文學公共性”的壟斷。在過去,一個作家能不能被廣泛閱讀,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他能不能被主流出版機構、文學期刊、文學獎、文學評論所認可。這套體系是文學公共性的“守門人”。但現在,守門人退場了——一個寫得好的素人作者,根本不需要經過這套體系,就能直接抵達數以百萬計的讀者。
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傳統出版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短視頻時代的傳播,也可以是文學的新形態。一段三十秒的詩朗誦,一篇配著圖片的微博節選,一次作者本人出鏡的訪談,一個讀者自發錄制的讀書分享——這些都是文學進入公共生活的現實路徑。出版業過去習慣于“做完書就結束”的思維,把傳播交給市場部,把口碑交給評論家。但新大眾文藝告訴我們,傳播本身就是創作的延續,是作品意義生成的一部分。
近幾年,一些有眼光的出版社已經在做這件事。他們邀請作者拍攝短視頻,做直播朗讀,參與讀者社群,與博主合作共讀。這些嘗試當然有商業考量,但更深的意義在于:讓出版事業鮮活起來,讓一本書不是躺在書架上等待被發現,而是主動走進它的讀者中。
這或許就是新大眾文藝的意義——讓出版業開始去聽見更廣泛的讀者聲音,重新理解“被廣泛閱讀”不是商業目標,而是文學倫理的一部分。
讓多種評價體系彼此對話
新大眾文藝所帶來的第三重啟示,是它正在用另一種方式去判斷什么是好的文學。
過去,判斷一部作品的好壞,有一套相對穩定的體系:文學評論家的專業評價、文學獎的官方認定、文學史的回顧篩選、文學期刊的發表層級。這套體系當然有局限,但它至少有一個優點——它是有標準的,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是對文學本身負責的。
新大眾文藝涌入之后,體系開始多樣化了。
豆瓣評分進來了,它代表了部分有閱讀習慣的讀者群體的平均判斷。抖音點贊進來了,它代表了普通大眾的瞬間情感反映。小紅書的讀書筆記進來了,它代表了年輕讀者的審美偏好。微信讀書的“在讀人數”進來了,它代表了大眾閱讀市場的真實熱度。這些新的評價,并不是要取代專業的文學批評,但它們正在與之并立,并且在公眾視野里,影響力可能比專業批評更大。
這是一件好事。一本書的生命力,最終是在讀者那里完成的——是無數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動、爭論、轉述,共同構成了一部作品的存在。文學評價的多樣化,本質上是文學公共性的拓寬。
但也不全是好事,因為新的評價也有它的盲區。點贊數傾向于那些情感強烈、容易共鳴、能在短時間內擊中人的作品;它對那些需要慢讀、需要沉浸、需要反復咀嚼的作品不友好。豆瓣評分容易被早期讀者的口味所定調,一旦形成趨勢就難以扭轉。小紅書的“出片感”審美會讓一些視覺化、金句化的作品被過度推高,而讓那些不那么“上鏡”的作品被埋沒。如果出版業完全跟著這些新評價走,文學的多樣性反而可能被另一種方式窄化。
理想的狀態,是讓多種評價體系彼此對話、彼此校準。專業批評不應輕視大眾的點贊,因為那里有真實的閱讀體驗;大眾評價也不該排斥專業批評,因為那里有更耐心的審美判斷。文學出版業作為這兩端的中介,理應承擔起“對話”的責任——既把素人作者的作品送到專業批評家的案頭,讓它們獲得嚴肅的文學討論;也把專業作家的作品介紹給大眾讀者,讓它們獲得更廣闊的生命力。
這種對話不容易,但它正是出版業在新大眾文藝時代最該做的事。
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本質上不是文學的“下沉”,而是文學的“歸來”。它提醒了我們一些被遺忘已久的事情:文學本來就是寫給所有人的。文學本來就是從生活的最深處生長出來的,不只是從書齋和學院里生產出來的。文學本來就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少數人的精神奢侈品。
文學出版業站在這個十字路口,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繼續守在自己的園林里,把盆景修得更精致,等著越來越少的人來看;另一條是打開園門,讓外面的風吹進來,讓外面的人走進來,讓文學成為一件與每一個普通人都有關的事。
(作者:劉楊,系《莽原》雜志執行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