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詩刊》《詩刊》《星星·詩歌原創》: “勞動詩歌”中的工業生產、手藝斷裂與語言重構
在近期詩歌刊物中,許多作品凸顯出了一種關注勞動的寫作傾向。總體來看,當代詩歌對勞動經驗的持續書寫,已不滿足于停留在題材層面的記錄,而是共同指向更深層的詩學命題:如何言說勞動?勞動經驗究竟能否被語言真正抵達?這些“勞動詩歌”,從手藝斷裂的追問,延伸到勞動現場中物與人關系的重新顯影,再進一步指向詩歌語言重構的可能,并形成一種頗具意味的詩學探索,值得我們關注。面對工業化生產歷史進程帶來的手藝斷裂,以及詩歌語言在尋求新的可能性時所遭遇的困境,當代“勞動詩歌”,循著勞動主客關系、手藝與語言這三條彼此勾連的線索,在勞動書寫方面呈現出了新的詩學探索。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生物工程、原子能、空間技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以手工業為主的傳統生產格局離我們愈發遙遠。我們已經進入到史無前例的新工業時代,由此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勞動詩歌”。在“大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這些詩歌對勞動現場中“物與人”之關系,有了新的詩學表達方式。此時,“勞動的尺度”從個體技藝轉向產業系統,使得詩歌中的抒情主體與勞動對象之間的關系亦隨之發生轉變。林傳凱的組詩《鍛工的鐵》(《揚子江詩刊》2026年第4期),與同期江耶的《作業》(外一首)、田舒萍的組章《陶記》等作品,共同呈現出鋼鐵、煤礦、陶瓷三種迥異的當代工業勞動現場。《鍛工的鐵》并未滯留于象征、詠物與哲理的層面,而是使工業生產由“道具”回歸“現場”,令鐵、機油、傳動輪等具體之物直接于詩中“發聲”。詩歌中,工業生產的對象,不再只是象征的“道具”,而有了自己的情緒與歷史。“而鐵并不屈服,只是換了一種形狀/或坐姿/它回答烈火和鍛打/回答,所有即將抵達的路與心境/但不回答所謂的明天”,鐵與鍛工之間,也構成了一種近乎平等的應答關系。正如碧月組詩中《風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揚子江詩刊》2026年第4期)所寫,“他體內養著一只蛙/想對純真的世界鳴叫”,此時,勞動者的身體也被書寫成另一種有自己意志的生命體。與此相應,江耶礦工詩的第二節,勞動主體和對象合而為一:“生長的煤/它們的生長/沒有停止過一天……它們終于長成了/在我的手上,我的身上/和我,合二為一/在礦里,我也是一塊煤/年齡越來越老/火候越來越好”。在田舒萍筆下,“物”在極致的技藝中“看見”自己的“前世”與“來世”,獲得了自足的生命;江耶則將勞動主體還原為勞動對象本身,煤與人不再是對峙關系,而是徹底“握手言和”。在這些詩歌中,勞動主體與勞動對象關系之表達,呈現出了一種“間性”新變。
1973年,多多寫下《手藝——和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其中“手藝”觀照的并非技藝之嫻熟,而是寫作者本身及其所承受的艱辛勞作。此種自覺,近乎張棗所論之“元詩”:詩是關于詩本身的,寫作的過程本身即顯露出寫作者的姿態與方法論反思。然而,當詩人將“手藝”視為寫作之追求時,當下詩歌中的勞動者卻正經歷著“手藝斷裂”。就職于鋼鐵企業的詩人薄暮,在《你們的手藝我都不會了》(《詩刊》2026年第7期)中,展現出一種“斷裂”的狀態:“你們制作精美而實用的瓷器、木器、陶器、金器、漆器/此刻,我正處在這些器物中間/都不能盛裝我、肯定我/仿佛你們活過的已不可遺傳”。在詩歌中,手藝人“總向內彎著腰,越來越深/勤懇、小心、認真、忍耐/肺腑長滿致密皺紋”,此種身體姿態被引申為一種精神寫照。“背影是打磨過的、不可逆的”一句,凝練地呈現手藝所依附的生活方式之不可逆的消逝。“手藝”至此已不再單純指向“技進乎道”,亦可用以呈現技藝的喪失與生存的艱難。在《陶記》中,人與物在火與土之間的界限消融;正因這種界限的消融,詩人可以在技藝中尋得“另一個自己”,這為手藝“不可逆”的消逝過程,提供了一種當代性的詩學表達。
當然,這些“勞動詩歌”的復雜性在于,其“斷裂”并非決絕或者徹底,而是包含著對手藝本身的多重追問。陳惠芳的組詩《匠人傳》(《詩刊》2026年第7期)中的渡船工形象,也呈現出手藝尚未消逝、仍完整在場時的樣態。“30年前,沒有這么多/五花八門的擺渡/深山只有一條河流/河流上只有一根繩索/繩索旁只有一個船工”,一連串限定句式,直觀地展現出手藝賴以存在的單純而封閉的生存環境,技藝的純粹性正建立于這種“只有一個”的單一與專注之上。詩中“船工的眼神,像河水一樣/鎮定,清澈”,風浪“打在船幫上/打在船工的臉上/都成了五線譜”,勞作的痕跡被轉化為一種審美秩序。結尾處“只是,回首告別的時候/還有一絲余溫”,仍透露出消逝的跡象。這首詩歌與詩人薄暮的“背影是打磨過的、不可逆的”遙相呼應,共同表達出手藝從鼎盛走向式微的時代變遷。
在當代語境下,詩歌語言重構的可能性,成為“勞動詩歌”要掘進的重要向度。周占林的組詩《長了四十多年的麥子熟了》(《星星·詩歌原創》2026年第8期),也提供了另一個貼合親歷經驗的例證。此組詩所寫的正是詩人十四歲時在生產隊割麥掙工分的親身經歷:“十四歲單薄的身板/卻長得有些高大/生產隊里照顧缺糧戶/給我評了‘七分’的工分”,“頭頂的太陽/就像一爐火在炙烤/鐮刀在出發前便大汗淋漓”,寫出了細致入微的勞動情狀,而沒有隱喻式的美化。“讓腰彎成了大龍山的弧度”“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大梁”,身體的疲憊和自豪感被直白地呈現出來。詩歌還寫到大哥在勞動事故中斷腿的意外:“大哥的腿在斷裂的手扶/拖拉機下/發出無奈而悲切的聲音”。這種真實發生在勞動現場的傷害與親歷的疼痛,使得語言的分量不同于一般想象性的描寫。當然,如何為規模龐大的“大工業生產”構筑新的語言系統,還需要大量的探索與實踐。
質言之,這些“勞動詩歌”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當代詩學建構的一次推進。從勞動主客關系的重新勘定,到“手藝”的自我反思,再到語言重構可能性的持續探索,這一傾向,既貼近“元詩”式的反思,也拓展了勞動題材書寫的疆域。正如詩人薄暮那句“你們的手藝我都不會了”所揭示的,鐵與釉的溫度不同,沉默與歌唱的方式也不同,但它們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技術理性已經主導了時代,重構了勞動,也催生了勞動和語言之間的全新關系。這一關系值得我們以持續的詩歌實踐與嚴肅的詩學反思去回應。
(王學東系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四川省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車一楠系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