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打開及其可能性
2025年3月22日,在河南大學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機遇與挑戰”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給我頒發了“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授獎詞”的最后一段是:“陳平原先生的成就不為現代文學研究所限,但他無疑是從現代文學專業走出并且一直情系現代文學學科的資深學者。他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介入時代的方向,開拓了現代中國研究的版圖,創造了現代文學學人的新的可能性。”1
凡頒獎詞都是揀好聽的說,故不能太當真;但說我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這倒沒錯。有追求,有失誤,有得意,也有惶惑,這大概就是讀書人該有的奮斗歷程吧。當初頒獎儀式后,我作了主旨演說《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邊界、技術及可能性》。之所以沒將錄音整理成文,是自我感覺不太好,第一偏于個體感受,第二思維過分跳躍,第三沒講清楚到底路在何方。這回重整旗鼓,換個角度,談談我從事文學史研究與寫作四十年來的得失成敗。雖偶爾涉及大的思想潮流,但不是學術史總結,基本上限于自家工作體會。想得到的,不見得就能做得到,更何況,很多時候全憑直覺,摸著石頭過河。如今回過頭看,感覺得失參半,值得記錄下來留給后輩作為參考資料。
一、嘗試文學史寫作
作為七七級大學生,我的學術歷程與改革開放同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西學引進、批判視野以及文化熱等,構成了我最初的學問底色。1987年北大博士畢業,第二年博士論文出版,那就是《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2;第三年《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刊行,此書日后單飛,改題為《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3。這兩本著作都有英譯本及日譯本,前者更是獲獎多多,包括教育部頒發的首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995)以及卓有影響的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等。可以說,在嘗試文學史研究及寫作方面,我起步狀態很好。但必須承認,這不純然是個人能力,更多得益于時代風氣及思想潮流。在我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文學史”研究及寫作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以及“三人談”的發表,竟引起那么多人的關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4。去年,為紀念錢理群、黃子平和我合作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發表/出版四十周年5,《名作欣賞》還專門做了一個小輯,談論這本小書的得失,反省我們當年工作的意義與局限性6。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二書的特點,我愿意用四句話來概括:第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論框架;第二,“敘事學”的研究視角;第三,“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文學史思路;第四,“兼及理論與實踐”的寫作探索。相關表述,除了二書的序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小說史:理論與實踐》,還可參見初刊《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的《在范式轉移與常規研究之間》。
二、延長文學史視線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繼續沿著文學史研究方向努力,先后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7《中國散文小說史》8《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9等。第一種有英譯本,后兩種則是韓文譯本。其中,《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繁簡體有好幾個版本,國外的朋友納悶,為什么不“從一而終”?那是因早年武俠小說研究不登大雅之堂,著作重版無門,只好再三改換門庭;后成為時尚,各家出版社爭搶,則是另一個故事。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即便站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立場,也只能從晚清說起。而我竟然在北大開專題課,大談明清散文以及唐宋傳奇等,如此大歷史的思考與寫作,缺陷很明顯,那就是粗枝大葉,考辨不精,很難做到“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好處則是大大拓展視野及思路。尤其是走出過分狹窄的“現代文學”,兼及古今,跨越文類邊界,背后的思路及方法頗有可取之處。因為,隨著中國學界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大學教授多傾向于“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好處是言必有據,越說越細;缺憾則是不敢越界發言,只管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久而久之,喪失提出并解決新問題的愿望與能力。像我這么上下古今、縱橫馳騁,膽子大、想法多、論述淺,在學界其實有點異類。
具體到《千古文人俠客夢》,因注重大、小傳統,兼及雅、俗文學,尤其是借用主題學方法及文化史視野,寫作一氣呵成,自認為是一本“小而可貴”的好書10。在我的著述生涯中,這是一次包含生命體驗的學術冒險。不少讀者被書名吸引,以為這書肯定很好讀,買到手后才發現是專深的學術著作。不過,這本險些成為暢銷書的武俠小說研究專著,依舊是我所有著作中讀者面最廣的——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甚至包括“江湖好漢”。前幾年緬北詐騙猖獗,凡被騙到那邊回不來的,家里人都很恐慌,一時求助無門。神通廣大的潮汕人居然想到動用商會的力量,白道黑道都上,在外交渠道解決之前,順利解救了不少人。主事者自稱是我的粉絲,收藏所有版本的《千古文人俠客夢》,且以現代俠客自居。我在表示敬佩的同時,提及李白的《俠客行》,告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這里的門道很深。他說聽懂了,且記得我在書中說過:“亂世天教重俠游”,太平年代,當俠客是很危險的。
三、反思文學史意義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我不斷思考一個重要話題:文學史的權力、功用與局限。百年中國,我們引入“文學史”的著述體例與生產機制,將其作為現代中國“文學教育”的核心設計。但“文學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嗎?1995年10月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中國文學史再思”國際研討會上,我首次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質疑文學史的合法性,稱其并非天經地義:“‘文學史’的寫作與教學,從一個特定角度,凸現了中國人對西方教育體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納,以及對固有學術傳統的改造。反省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研究,目的是為了重新尋找出發點。”11幾年后,我又發表《“文學”如何“教育”》,稱進入現代社會,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并不取決于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于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122008年10月,我在討論現代文學學科格局與研究方法的會議上,拋出一個有趣的話題:“假如沒有文學史,我們該如何思考、教學、著述?”13我設想的六種結局與五種方法,不見得可行,但起碼促使我們在政治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價值與發展前景。
多年來,我一直叩問作為中文系核心課程的“文學史”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更新換代的可能性。關于這個話題,最集中的論述見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14,以及2021年東方出版社刊行的《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15。英文撮述則見我專門為Carlos Rojas(羅鵬)和Andrea Bachner(白安卓)主編的《牛津現代中國文學手冊》16撰寫的《“文學史”的故事》。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是一門可敬、可愛而又不無可疑的學問,必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這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具體的論述策略則是《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版序中一段話:“作為課程設置的‘文學史’,與作為著述體例的‘文學史’,以及作為知識體系的‘文學史’、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史’,四者之間互相糾葛,牽一發而動全身。本書希望在思想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具體的論述策略是:從學科入手,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17
補充一件趣事: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組織一場題為“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的學術座談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極深的話:“在哈佛,只有一門文學史課,就是中國文學史課,別的系,不管是英語系、法語系,他們完全沒有文學史的課。”18像中國人這樣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撰寫與講授各式各樣的文學史,是否合適,值得深思。二十多年前,我曾談及這種“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其結果必然是:“學生們記下了一大堆關于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作家風格的論述,至于具體作品,對不起,沒時間翻閱,更不要說仔細品味。這么一來,系統修過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課程)的文學專業畢業生,極有可能對于‘中國文學’聽說過的很多,但真正沉潛把玩的很少,故常識豐富,趣味欠佳。”19
進入互聯網及數據庫時代,花那么多時間記憶極為繁復的文學史常識,實在沒必要。如今面臨更為嚴峻的AI的挑戰,整個以閱讀、思考與寫作為中心的人文學都在努力尋找新的出路,“文學史”的教學不可能巋然不動。至于我當初提出的“以‘讀本’為中心的文學教育”是否可行,則另當別論20。
四、拓展文學史疆域
既然“文學史是一門可敬、可愛而又不無可疑的學問”,在反省與質疑的同時,有沒有可能擇善而從,開辟出一條適合個人能力與趣味、且對學界略有裨益的新路?這就說到我為何以及如何不斷地拓展文學史的疆域。
十五年前,我在河南大學作過一次專題演講,題為《“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意是,不妨從大學、都市、圖像和聲音四個不同維度,拓展文學史的視野與疆域21。文章在河大文學院主辦的《漢語言文學研究》刊出后反響很不錯,《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2年第3期和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2年第7期都予以轉載;更重要的是,此后若干年,不斷有學界朋友詢問我這“四重視野”實踐效果如何。2020年8月,我在河南大學演講《再說“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描述各項工程的進展;估計到今年年底,就可以基本完工了——不是說到那時大廈就能落成,而是拿出大致能體現我學術理念的“樣板間”。
我的“大學研究之路”,最初動因是撰寫博士論文時,探究晚清至五四時期“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很自然地,牽涉到新教育與新文學的關系22。原本是獨立的一章,洋洋灑灑寫了三四萬字,寫完后,越看越虛,沒把握,刪繁就簡,就成了現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導言”里的第四小節。功夫沒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堅信,自己的思路沒錯——談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必須將其與新教育聯系起來23。十年后,因北大百年校慶這一特殊機緣,我撰寫《老北大的故事》,并與夏曉虹合編《北大舊事》24,開始嘗試進入大學研究。
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大學何為》的“自序”中,我談及自己的工作目標:“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25除了十年前北大出版社集中推出的“大學五書”(《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新語》)26,以及2014年香港及北京兩地的三聯書店分別刊行的《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27,我還有《中國大學十講》28、《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29、《大學的讀法一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實踐》30,但后面這三書,其實是選集。
“文學史”與“大學史”,表面看只有一字之別,其實二者的宗旨、趣味與方法有很大差異。對此,我很有自知之明,在《大學的讀法》一書序言中,曾這么交代:“與我的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著作以專著為主大不一樣,我的大學著述,兼及論文、隨筆與答問等。我自己反省:之所以長槍短棒、匕首彈弓一起上,一是兼及歷史與現實,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為文略嫌匆促。沒能寫出沉甸甸的專著,當然是很大遺憾;但卸下了學問的盔甲,直面當下,暢所欲言,未嘗不是一件快事。”31
相對于大學研究,我的城市研究作得不太理想,屬于“雷聲大雨點小”。如今談“北京學”研究,做學術史梳理時,一般都會追溯到我1994年撰寫的《“北京學”》32。可那只是一則學術隨筆,并非專業論著。細數這四十年間我的城市研究,只出版了《記憶北京》與《想象都市》兩本小書33,再就是指導了十多篇博士論文、主辦五場學術會議、開設四輪專題課。可以這么說,城市研究不是我的專長,好處是帶出了一批學生,且努力讓北大非專業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熟悉腳下這塊土地,理解北京這座歷史底蘊深厚且日新月異的國際性大都市。這個工作目前還在做,但屬于“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多年前,我曾撰文解釋“自己之所以做城市研究而不夠專注,著述體例蕪雜只是表象,關鍵是內心深處一直徘徊在書齋生活與社會關懷之間”34。這方面的得失值得深究,因與我對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的定位有關。
圖像研究方面,我出版過幾種編注35,但最有影響的還是《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36。此書乃根據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版增訂而成,擴充一半以上篇幅,出版后大獲好評,先后榮獲深圳讀書節“2018年度十大好書”之首(2018)、第十四屆文津圖書獎(2019)、教育部頒發的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2024),并獲國家社科基金外譯項目支持。該書探討近代中國知識轉型中“西學東漸”與“左圖右史”這兩大主線如何對話、交叉與融合,并最終發揮巨大作用。其中第四章“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以及第六章“鼓動風潮與書寫革命”,都強調閱讀畫面時須特別關切文字與圖像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意識到圖文之間具有某種張力,或互補,或反襯,或顛覆”37,故談論晚清畫報,最好能兼及新聞史、政治史、美術史以及文學史的視野與方法。
第四個話題是關于聲音研究,這是我做得比較得心應手的。聲音如何研究,各家立場迥異,我傾向于從思想史及文學史切入,著眼物質文化,如各種記錄或重構聲音的技術手段(速記法與留聲機的傳入),以及作為政治、文化及美學的“演說”;而不是聽覺文化研究或聲音政治批評。
演說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絕對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啟超接受日人犬養毅的建議,將學校、報紙、演說定義為“傳播文明三利器”38。此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別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啟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說”這一利器。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說”,不僅僅是政治、社會、學術、文化活動,甚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章變革。那些落在紙面上的“聲音”,包括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廣場上的演說,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著述,不能文縐縐,謝絕掉書袋,更忌佶屈聱牙的表述,必須盡可能口語化,突出大思路,傾向于暢快淋漓,這才可能有好的現場效果。而這一點,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乃至學界的風氣。
最近二十多年,為討論作為政治、學術及文章的演說,我先后撰寫了《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2001)、《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2002)、《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39(2007)、《“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2010)等專題論文,這些文章分別進入我的若干專著40。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拓展思路與視野,完成了專著《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41。
做“聲音研究”而專注于“演說”,完全不涉及諸如詩歌音韻、古文誦讀、學堂樂歌、流行音樂、戲劇電影等眾多有趣的課題,當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認真審視后的自我限制:“終于悟出來,所謂跨學科論述,必須與自家以往的研究相銜接;完全重起爐灶,不是不可以,但難度實在太大。對我來說,若想深入討論‘聲音的中國’,必須與‘文字的中國’相互闡釋,那樣方能更好地發揮自家特長。而最有可能兼及‘聲音’與‘文字’的,莫過于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說。更重要的是,演說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莊可諧,可日常生活,也可家國大事。借助那些‘紙上的聲音’,研究者左右開弓、上下串聯,鉤稽前世今生,渲染現場氛圍,還原特定的歷史語境,深入開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義,那是可以做成大文章的。”42
正是意識到僅僅從“演說”角度切入“聲音研究”有很大局限性,我才會積極發起“有聲的中國”系列工作坊,邀請諸多同道共襄盛舉。第一屆:北京大學,2023年9月16日;第二屆:河南大學,2024年12月21日;第三屆:中山大學,2025年11月22日;第四屆:廈門大學,2026年10月31日。希望這個系列工作坊能長期堅持下去,讓“聲音研究”成為現代中國人文學的一個重要抓手,也讓文學史走向更為開闊的天地。
多年來,受現代媒介日新月異且無遠弗屆的巨大刺激,我不斷反省此前我們的文學史教學與研究,是否過分強調“文字的中國”,而相對忽略了“圖像的中國”與“聲音的中國”。遠古時代的人類,其表情達意,很長一段時間里,聲音和圖像比文字更為重要。即便進入抄本時代乃至印刷時代,也不是只有“解字說文”一家獨大,按傳統中國文人的設想,起碼還有“左圖右史”與“左琴右書”作為制衡與補充。我并不否認文字在傳遞文明、創造知識方面的核心作用,但希望在中文系的教學中適當引入聲音與圖像。
當初我研究畫報與演說,需不斷補課,且常感力不從心。雖構建了“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的對話框架,以及“有聲的中國”的論述思路,研究時牽涉新聞史、政治史、文化史、美術史等,但文學史是我的重要基地,乃至底層邏輯。我從這個地方出發,往四面八方探索與延伸,但回過頭看,學者的視野、趣味及心境,受自家最初搭建的知識結構影響極深。今天的大中小學生,生活在技術及媒介早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其閱讀、思考與表達,一開始就不局限于文字,而是時常兼及圖像與聲音。因此,日后他們談論“中國文學史”,極有可能與其前輩產生巨大差異。
五、文學史向何處去?
雖上下求索,取得了不俗的業績,但今日中國學界,似乎沒能讓“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再次成為打開新的知識領域及精神世界的利器,猶如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將其作為一種知識積累與傳承、文化傳播與更新的有效手段,在各高校中文系里深耕細作。是否有可能突破目前那些看得見的天花板,讓“文學史”更上一個臺階,甚至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是我一直在思考但又不太能說清楚的問題。
記得多年前,曾有歷史系的朋友問我,從事文學研究的,有可能成為第一流學者嗎?這么提問,有意無意中,凸顯其“史學的傲慢”。當然,其中也包含世人對于文學研究(尤其是現當代文學批評)的深刻誤解。記得饒宗頤曾引述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的說法:“其實搞漢學最大的好處在于通過文學來了解中國!”戴密微的學術路向是先治佛學、進而治莊子、治敦煌學,由敦煌文學進入了中國文學。據饒宗頤稱:“他連連說可惜太晚了,到了晚年才醒悟出中國文學的偉大。他想申請到中國來,看看謝靈運浙江故居的山水。”43二十年前,我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及此事,并在文章中進一步發揮:“從文學入手研究中國,照樣可廣大,可深邃。而且,我特別看重一點:從文學研究入手,容易做到體貼入微,有較好的想象力與表達能力。”44我擬想中的文學史家,在自家領地之外,適當引入思想史、宗教史、教育史、藝術史,以及考古學、物質文化、圖像研究等思路,那樣的話,“文學研究”同樣可以做到博大精深。
談論作為一種教學體制、知識生產與精神建構的文學史,我多年來的態度基本一致:反省文學史的功能與局限,既對現有的教學體系不滿,主張減少重床疊屋的知識講授,擴大師生自主探索的領域,進而達成“文學史”的重建45;又主張謹慎行事,顧及實際教學需要,因而傾向于“移步變形”:“在與現有學科的對話中,不斷撐開縫隙,拓展空間,以便后來者自由馳騁;而不是煞費苦心地設計完美燦爛的‘黃金世界’。”46換句話說,在當下中國“新文科”建設熱潮中,尊重學界同人重繪知識版圖以及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但更關心那些古老學科如何重獲往昔神奇的生命力。最典型的,莫過于再三叩問文學史該向何處去。
我并沒有斷然拒絕諸如“文學史”這樣的學科建制,只是提醒大家:如何在與現有學科的對話中,借助新視野與新技術,不斷撐開縫隙,拓展文學研究以及文學史思考及著述的空間。這既是進取,也是防御——防御科學技術對于人文精神的過度侵蝕。也就是我多次談及的,希望達成某種跨學科的視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體的寫作,來呈現有人有文、有動有靜、有聲有色的現代中國。基于此理念,我才會從大學、都市、圖像、聲音等不同角度切入。可那樣的研究與著述,是否還可以稱為“文學史”?實在不行,叫“人文史”如何47?再不行,那就叫“文學史+”或“另一種文學史”吧——反正是努力走出1903年模仿西學勉強搭建起來的“文學史”框架、思路及趣味。
我多次感嘆:曾經最能體現人文學者的“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進入新世紀以后,日漸喪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生猛的活力。這既受限于學術的內在理路,也牽涉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此,最近十幾年,我撰寫一系列文章,在整個中國學界,為“人文學”呼吁;在人文學科內部,為“現代中國”吶喊48。
最近幾年,我的思考又多了一層隱憂,那就是擔心年輕一輩在某些方面重蹈冷戰時代的覆轍。從1991年冷戰結束,到2020年恰好是30年。老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的基本判斷是,人類不會完全退回到冷戰時代,但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結束了。記得2020年初疫情暴發,我的專題課改為線上講授,總共十二講,除了評述中國學者的小說史著述,還包括與國外的普實克、夏志清、韓南、王德威對話,第二年結集為《小說史學面面觀》49(北京:三聯書店,2021年)。2023年我撰寫系列隨筆《風雨讀師四十載——我與王瑤先生》,日后收入我的《風雨讀師》50。綜合諸文,我在好幾處演講《冷戰背景下的文學史建構——以王瑤、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辨析冷戰時期不同風格的中國研究專家之間的激烈交鋒,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無論中外,凡優秀的人文學者(尤其研究“現代中國”),學問之外,都有他們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所有這些,都值得生活在太平年代的我們認真關注與體貼、同情與理解。
回到我自己,當初文章中提及“不妨借‘新文科’的東風,重新調整自己的學術姿態,兼及外部觀察與內在體驗、凸顯技術含量與生命情懷,實現經典化與戰斗性的統一”,特指曾經無比輝煌但如今風光不再的“中國現代文學”51。但事后想想,若不過分膠柱鼓瑟,這段話不僅適應于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而且契合整個現代中國的人文學。
如今,還得認真考慮突然出現的人工智能挑戰。去年我曾就這個話題發表五篇評論52,主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53,此后還多次公開演講或接受專訪,但說實話,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當初組織書稿時,我的約稿函上有一段話,日后被印在書的封底作為廣告:“世界史上,每次特別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伴隨一定的價值重組、社會動蕩,以及知識結構的變遷。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蕩期過去了,回頭看,今天的好多想法與論述,很可能顯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實存在的人類尋路的迷茫、痛苦與掙扎,值得尊重與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與表達,都當作如是觀。”54
以我有限的學術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九十年代的學術規范建設、新世紀的換筆運動與數據庫運作,2025年以降的與AI共舞——這些都是時代之問,沒有萬全之計,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真面對。換句話說,生活在這個時代,首先必須叩問,什么是AI取代不了的學問?今年5月22日,在“2026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之分論壇上,我作題為《做AI取代不了的學問》的主旨發言,專門辨析“親自吃飯,親自讀書,親自寫作,親自做人”的重要性55;而此前一個月,我在深圳前檐書店配合“閱讀,作為生活方式與壓艙石——陳平原文學著作主題展”,作題為“AI時代,我們為什么還要親自讀書”的學術對話,其中談及:“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問、論述和寫作模式被AI取代,這是大勢所趨。但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應當思考自己的存在價值。在我看來,努力經營獨特的思維習慣和文體感覺,就是很重要的一點。”56
終于想通了:以問題為中心,親自讀書,兼及學問、思想與情懷,不問學科、年代、媒介與體式,如此打開“文學史”,或許能走出一條新路——至于能走多遠,天知道!
(此乃作者根據2025年10月10日在第一屆北大—哈佛現代文學論壇的發言提綱以及12月7日在河南大學專題講座的記錄稿,重新謀篇布局,2026年7月24—29日定稿于京西圓明園及吉林龍井客舍)
注釋
1.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陳平原教授榮獲“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微信公眾平臺https://mp.weixin.qq.com/s/uylxAsK3ZZB97RjKHK8c6g,202-3-23.
2.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ingyuan Chen,The Change of Narrative Modes in Chinese Fiction(1898—1927),Tramslceed by Guixic Xie,Peking & Singapore:Peaking cniversiey press & springer,2022.
3.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后改名《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ingyuan Chen,A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Fictions(1890—1920),Translated by Minhong Liu,Peaking & Singapore: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Springer,2022.
4.參見陳平原口述、劉周巖整理:《陳平原:黃金80年代中誕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5.參見《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讀書》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連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6.《名作欣賞》2025年12月(第34期)在專欄“名家學術經典”推出紀念專題,刊發陳平原的《落花時節又逢君——重提四十年前的“三人談”》、季劍青的《世界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陳培浩的《三人談后三人行——如何不懷舊地紀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趙天成的《文學史的直覺泵——作為思想實驗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以及馮仰操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的李澤厚》。
7.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Pingyuan Che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Translated by Victor Peter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陳平原:《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該書后改題為《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9.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2017年再版。另有《明清散文十家: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北京:東方出版社,2024年版。
10.這里借用錢鍾書對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評價,參見中書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新月》1932年第4期。
11.參見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中華讀書報》1996年7月10日。
12.參見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文匯報》2002年2月23日。
13.參見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年第1期。
14.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5.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年版。
16.Carlos Rojas & 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7.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序》(增訂本),第2頁。
18.[美]宇文所安、陳平原等:《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現代中國》(第十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又見陳平原編:《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頁。
19.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文匯報》2002年2月23日。
20.2012年12月8日,我在武漢大學主辦的“現當代中國文學史書寫的反思與重構”國際學術論壇上作主題發言,題為《以“讀本”為中心的文學教育》,整理成文《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初刊《河北學刊》2013年第2期。
21.陳平原:《“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1期。
22.舉例來說,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1918年5月首刊《新青年》4卷5號,后收入小說集《吶喊》。不說政治立場,單是敘事方式,熟悉“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傳統中國小說讀者,很可能一頭霧水,完全讀不懂。談論文學傳播,作者學養是一回事,讀者能否接納更為關鍵。不妨設想,往前推十年二十年,在“新教育”興起之前,《狂人日記》這樣的小說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23.參見陳平原:《我的“大學研究”之路——代自序》,《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24.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陳平原、夏曉虹合編《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
25.陳平原:《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頁。
26.2018—2019年新北市的華藝數位推出繁體字版“大學五書”,包括《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大學新語》《讀書的風景》,《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此前已有繁體字版,見陳平原:《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
27.陳平原:《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
28.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9.陳平原:《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30.陳平原:《大學的讀法: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31.陳平原:《大學的讀法: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實踐》,第X頁。
32.陳平原:《“北京學”》,《北京日報》1994年9月16日。
33.陳平原:《記憶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想象都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此前刊行的《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和《人在北京》(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相關論文已并入。
34.參見《“城市”怎樣“閱讀”——一個人文學者的追求與困惑》,《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35.筆者編注有《點石齋畫報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14年版)、《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珍藏本,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本,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等。其中流傳最廣的《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一書,是和夏曉虹合作,且編注工作主要由她完成。
36.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37.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第194頁。
38.任公:《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1899年第26期。此則原未單獨標目,1902年橫濱清議報館出版的《飲冰室自由書》單行本中,方才加題《傳播文明三利器》。
39.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
40.以上論文,分別進入我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41.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該書已多次重印,并獲國家社科基金外譯項目支持。
42.陳平原:《聆聽演說與觸摸歷史——〈有聲的中國〉導言》,《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
43.饒宗頤:《我所認識的漢學家》,《光明日報》2000年4月6日。
44.陳平原:《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文匯報》2005年12月25日。
45.參見陳平原:《重建“文學史”》,《現代中國》(第十二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重建“中國現代文學”——在學科建制與民間視野之間》,《人文中國》(第1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6.陳平原:《“新文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9期。
47.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視野以及“人文史”構想》,《中華讀書報》2022年10月12日第13版。
48.參見陳平原:《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第2期;《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文匯報·文匯學人》2016年4月15日第T10版;《人文與科技:對話的必要與可能》,《中華讀書報》2019年12月4日第13版;《學科升降與人才盛衰——文學教育的當代命運》,《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25日第13版;《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讀書》2024年第1期。
49.陳平原:《小說史學面面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
50.陳平原:《風雨讀師》,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
51.參見陳平原:《“新文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探求與爭鳴》2022年第9期。
52.陳平原:《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戰的準備》,《光明日報》2025年1月1日第7版;《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中華讀書報》2025年2月12日第13版,《人民日報》2025年4月20日第6版摘編;《人文學者:怎樣與AI共舞》,《中華讀書報》2025年3月19日第13版,Chen Pingyuan,How hunanities scholars can clame with AI,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505*/1334511.shtml.2025-05-20;《AI時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新華每日電訊》2025年4月25日第10版;《人工智能四重奏——〈AI時代的文學教育〉序》,《中華讀書報》2025年6月25日第13版。
53.陳平原主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該書收文37篇,分四輯,第一輯“AI與人類命運”,第二輯“AI與詩文寫作”,第三輯“AI與人文教育”,第四輯“AI與課堂教學”。
54.陳平原主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封底》。
55.參見白安琪:《陳平原:與AI共舞做AI取代不了的學問》(中國文藝網2026年5月22日在線發表),https://www.xinhuanet.com/ci/20260523/6e8d110b65fc4f849531f54ac55c9e43/c.html,2026_5_23.
56.陳平原、李浴洋:《AI時代,我們為什么還要親自讀書》,《小說評論》2026年第4期。
作者簡介
陳平原,河南大學至善特聘教授、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中國人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