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史、精神史、風景史及其他——丁帆散文論
或曰:詩歌如酒,散文如茶。我以前一直覺得這種比喻很形象,也很恰切。但是,因專寫這篇文章,又重讀丁帆的散文,我突然意識到這句話應該更正。其實,散文不僅如茶,亦可如酒,更可茶、酒之神兼而備之。茶的釅然、酒的濃烈,都可以在散文中氤氳、升騰,或唇齒生香,或沁人心脾,或灼人肝膽。需要說明的是,我在這里主要論述的是丁帆的散文隨筆,事實上,他的多數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也都可作散文隨筆來讀,沛然浩氣充盈其間。但因體例所限,這次并不論他的文學批評、藝術批評。
在當代學者散文的譜系中,丁帆的散文寫作以文學史家的嚴謹、批評家的鋒芒、散文家的溫情,構筑起兼具知識深度、學術底蘊與生命關懷的豐富世界。從《江南悲歌》的歷史省思,到《消逝的風景》的地方記憶;從《先生素描》的師者畫像,到《把世界留給黑暗與我》的精神詰問,丁帆散文始終以閱讀為鏡,體察歷史、透視現世,照見自我并照亮周圍。丁帆的散文并非一般意義上那種隨性散淡的抒情小品,而是以其一生的閱讀史為內在肌理,將讀書所得、觀世所感、察人所思、審己所悟等熔于一爐,實現了學術理性與文學感性、個體經驗與時代精神的高度鍛鑄。
一
丁帆的系列散文,其實很多屬于書話。《秦淮書肆》即可見一斑,文中對盧冀野《冶城話舊》、紀果庵《白門買書記》等等民國書人書事,信手拈來。其實“冷攤負手對殘書”也曾經是丁帆的日常。步入中年后,他仍會時時生出“秦淮書肆唯有入夢來”[1]的慨嘆。當然這慨嘆并不是那種遺老式的懷舊,其實早在1990年代,他就已經敏銳地預判了未來電子書會取代紙質書,但理性的判斷與因生命體驗而生的情感、愛好,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情、理沖突才是常有的事。那種自打兒時即相伴隨的氤氳書香,形成一種近乎固執的愛好。他所無法割舍的不單是物理的書籍,還有因書而刻入骨髓的書生氣質。
丁帆的早期閱讀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與個體特質。在《消逝的風景》《夕陽帆影》等散文集里,他追憶了特殊年代里的閱讀經歷:在物質匱乏、文化禁錮的歲月中,文學經典成為其精神避難所。
兒時的丁帆即常隨祖父到夫子廟一帶,除了洗澡和吃小吃,最吸引他目光的,是那時最為壯觀的秦淮書肆。[2]他兒時喜歡小人書、連環畫自不必說,到了小學三年級開始大量閱讀小說。因為“父親也是一個愛讀枕邊書的人”[3],丁帆少年時代讀過的大量小說,就是從他枕邊偷來讀的。《苦菜花》就是他在月光下一夜之間讀完的,而《三家巷》《我的前半生》等等則背著大人悄悄翻閱,如饑似渴。[4]他的購書生涯,也由此開始,從單本到成套,再到積累成箱。[5]中學時代,閱讀已是丁帆生活的日常。他開始沉湎于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也開始大量閱讀蘇聯和其他歐美的小說,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及《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等等。而垂涎很久的何其芳作序的那三冊《紅樓夢》,因父親的警告而作罷,直至下鄉插隊時,他終于還是通讀了。
在“上山下鄉”的熱潮中,16歲的丁帆插隊蘇北寶應農村,開始了長達六年的人生煉獄。而越是在困厄中,書越是最可親近的伙伴,甚至可以說是他精神的撫慰者和拯救者。在嚴苛的外部環境下,書籍給他開了一扇窗,辟出一道門,灑下斑駁的陽光。多年后,丁帆深情地回顧起鄉下歲月中的閱讀故事時說:“在這漸漸遠離古都的小火輪上,音樂和小說翻開了一個16歲半少年的人生大書。”[6]在此期間,遠在北京外文圖書出版社“任編輯的嬸嬸開始為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教材’,并自覺擔任了我的文學啟蒙導師”,“枯燈黃卷、 茅屋雞鳴伴我度過了六年艱難歲月!”[7]
在特殊年代的閱讀中,那些書籍如點點星光,讓鄉下的夜晚不至于那么黑,讓走夜路的人不至于太過孤獨。書籍照亮了年少丁帆的精神世界,讓他在混沌中感知到人性的光輝與思想的力量。閱讀在此成為突破時空禁錮的精神通道。閱讀給了他精神史的另一關鍵起點,在那些泛黃的書頁里,丁帆提前看見了一個更廣闊的人間,也看見了自己命運的倒影。1969年的冬天,丁帆和他的父親“在煤油燈下,我們還各自看我從其他知青那里借來的世界名著,交流讀書心得”[8]。與父親的長談,則是將紙質書與人生書相交融。[9]
后來,丁帆經特殊時代的波折,錯過復旦大學新聞系而進入揚州師院,開始了大學生涯。在揚州的日子,他心無旁騖地專注于讀書,這份熱愛近乎“貪婪”。他多次回憶揚州的讀書生活:“十年一覺揚州夢。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在揚州學習和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去揚州的舊書店和舊書攤上買便宜的舊書。” “作為一個窮學生,我往往在這里踟躕、彷徨、徘徊,進行著精神食糧和口舌味蕾之美的思想斗爭。孰知,那時的一兩毛錢足以淘來一本厚厚的舊書。于是,窮書生對書籍的占有欲多次戰勝了一時的口腹之享受。”“在揚州逛街,除了去新華書店購買急用的新版圖書,我的腳步總會不由自主地邁向天寧寺的舊書攤或古舊書店。”“80年代自打有了自己小小的天堂書房后,我便無時無刻不想著如何填滿書架,就像農民對土地的眷戀和貪婪一樣。”[10]青年丁帆開始步入學術殿堂,其閱讀轉向系統化、學術化,初步構建起以中國現當代文學、“五四”新文化、西方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核心的知識框架。這一階段丁帆的生活,正處于物質貧乏時期,但淘書、讀書帶來的思想和精神的惡補、飽餐,直接融入其生命內部,經歲月沉淀、發酵,成為他散文創作的豐厚的土壤、不竭的源泉。
在1978年的楓葉燃燒的季節,作為一名進修教師,丁帆來到南京大學中文系。帶著葉子銘先生給他的列滿必讀期刊和書目的清單,他走入另一方書籍的天地。從入校時起一直到1979年的初秋,整整一年間,他都泡在期刊室和圖書館。在積滿灰塵的舊刊室,翻閱著發黃變脆的舊籍過刊,沉浸于歷史的氣息,他觸摸到了被塵封的作家靈魂,進而與他們開始了對話。
也是在這一年,董健讓丁帆“去古舊書店,把1949年至1977年的《人民文學》和1958年至1977年的《文學評論》(創刊時叫《文學研究》)買回來,供現代文學教研室的教師使用”[11]。四十七年后,丁帆在《淘書樂》一文中回憶起來,筆端仍流露出難掩的興奮,“那一天是我畢生淘書最辛苦也最幸福的一天”[12]。文中這段懷揣著“巨款”騎三輪車去城南購書的情形,特別生動。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剛剛經過劫難復蘇的南京如大病初愈,一個青春爛漫、充滿干勁兒的小伙子騎著三輪車,風也似的在1978年的稍顯陳舊破落的街道上馳過。風吹起小伙子濃密的頭發,掀動著他汗津津的衣衫。如果當時有攝影師,偶然捕捉到那個場景留下一張舊照片的話,這實在是百廢待興時代的特別有意味的風景。從位于市中心鼓樓附近的南京大學,到城南的楊公井,再到城外東南方向的石門坎,一來一回的騎車距離,筆者是有些體會的。因為,在1978年過去二十余年后,也有一個年歲相仿的男生,曾騎著自行車從隨園一路到倉巷,到楊公井,也到過石門坎。這個男生去倉巷、楊公井等是為了淘書,而去石門坎則是為尋找兼職講課掙些購書費的機會,當時石門坎附近有所職業技術學院。
后來,一鍵即得的網絡時代到來了,丁帆開始了網淘舊書的日常。他說:“我與其他在網上淘書者不同的地方是,我往往選擇那些品相差的書籍,越差越好,就是原生讀者在書上寫了批語的那種,良心店家會把批注痕跡發出來。我倒不是為了省錢,而是認為這樣的歷史印痕,才能讓我看到前輩讀者內心世界的思想裸露,這樣的舊書才是最有價值的。”[13]這正是書籍作為文化、歷史流轉變遷的見證之一種。同時,在這些所謂的“副文本”中,書籍不僅僅成為見證者,也是個講述者,它講述了淹沒于歷史塵埃中的一個個的人的故事和心曲。后來者在尋繹、把玩、深味中油然而生出的感慨,正是歷史的聲聲回響。素未謀面的作者與讀者跨越時空,因書而情感、靈魂相遇和相契了。
事實上,論及丁帆的讀書,他那豐富的書評、序跋,特別是數量龐大的文學評論,都可以說是最集中的呈現,但在此筆者并不想專論這些集子,不僅是因為筆者此前的訪談[14]和《在場的關切與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側記》一文已有相關論述[15],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丁帆幾乎所有的散文隨筆中,無不蘊含著書籍的疊影,無不體現一位書生的意氣、眼光和情懷。統而觀之,丁帆散文所呈現的閱讀譜系大致有三重:一是中國本土文脈,包括“五四”啟蒙精神、江南士風傳統、鄉土人文底色等等。二是西方批判傳統,從馬克思、康德以至韋伯、伯林等思想家的資源。三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雨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及別林斯基等文藝理論家的滋養。然而,這種閱讀并非文獻堆砌,而是以問題意識激活經典,以生命體悟融化文本,將閱讀資源轉化為批判的武器。讀書如觀云,既沉浸其中,又跳出其外,最終升華為一種生命哲學。
是的,丁帆的散文寫作始終在學以致思、文以養氣的境界與過程中開掘前行。可以說,他的散文本身就是一部 “活的閱讀史”:從負手冷攤到網上淘書,從文學閱讀到理論精研,從文本細讀到思想反芻,讀書既是他的汲取路徑,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構成其全部散文的知識骨架。他的散文中隨處可見的經典文本的解讀、閱讀經歷的追憶、讀書意義的闡釋,一起貫通融匯為其散文寫作多彩的知識和思想光譜。讀書,是他散文寫作的肌理、底色與源頭活水。
二
如果說 “讀書” 是丁帆散文的資源根基,那么 “觀世” 就是丁帆散文的現實維度。丁帆以閱讀積淀的思想為標尺,以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為利刃,觀照和剖析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文化轉型、現實百態與人性斑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丁帆的散文不啻為時代的濾鏡、文化的憂思錄。
丁帆散文之觀世,是以現代性反思與文化批判為視角的。在《消逝的風景》中,他說:“我見證了南京從一個‘半城半鄉’走向大都市的歷史過程。這就是我與伍爾夫的不同之處,我寫的不僅是‘風景’,更是‘風景史’。”[16]他在《消逝的風景》里的種種追問、反思,并非簡單懷舊,而是以人文理性為支撐,對現代性悖論的洞察與穿透。
丁帆散文之觀世,是閱讀視野與人生體驗、現實觀察的融合。他不脫離閱讀空談現實,更不獨守書齋回避現世。1964年,還是一個十二歲孩子的丁帆,當他看到父親的《向無產階級投降書》那一刻內心激起的波瀾何其驚心動魄。多年后,他回憶道:“讀了這份材料后,我才開始真的懂事了,也開始關心國家大事了,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家庭和我本人未來的命運。”[17]“革命時代的到來,讓我們獲得了空前的自由。”[18]然而,這種自由很短暫,接下來就是無盡的煎熬。在這煎熬中,生命自覺的種子開始孕育,生命自覺的幼芽開始屈折而倔強地從黑暗土層中突破、掙脫、蓬勃。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論及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學者,“他們成長中的每一次選擇,都是一種超越環境的飛躍,都是需要從周邊超拔出來,需要極大毅力的。生命在不自覺的左沖右突中,早早地開啟了自覺之門。我相信,這個過程的驚心動魄是一次次生命的蛻變,是內在自覺的過程”[19]。
1968年,在江蘇寶應,電影《柳堡的故事》背景所在的水鄉,十六歲的丁帆,當他和同齡的青年人一同懷著憧憬,懷著要“在農村干他一百年”(《朝陽溝》中的名句)的豪氣到了蘇北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段苦難的歷程,讓我在這個人生的社會大學里,經受了煉獄般的考驗,方知在這樣的革命大熔爐里,正如魯迅所言,那里并沒有面包和奶油,更多的是污穢和血”[20]。
卡爾維諾說,每個作家都有一個明確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現他的時代”[21]。丁帆的散文始終貫穿著對現實的人文關懷,這既源于他對魯迅等“五四”作家的深度理解,更與他在鄉下泥淖里的錘煉和掙扎的親身體會有關。在《風雨江南貢院》中,他觀江南貢院,而更關心的則是中小學生們在應試制度下的壓抑。他忍不住呼吁:“但愿每一位進貢院游覽的人,千萬不要把模擬科舉考試當作游戲,想一想下一代‘應試’教育下的孩子吧!”由此,思及陳獨秀參加末代科舉之后做出的“歧途”選擇,他進一步追問“我們又得重新回到‘原點’嗎?!”[22]
在《走過“四疊紀”的風景》一文中,丁帆于南京仙林這方空間,看到了時間的流逝,看到了從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后工業文明等四層人類文明史印痕的重疊。[23]身在嶺南的筆者,讀到他的這篇文章,尤其感慨。南京的仙林,在筆者亦是特別熟悉的地方。這篇《走過“四疊紀”的風景》,作者寫于2022年10月20日,當時筆者也正住在仙林。筆者帶娃兒在羊山湖公園草坪上踢球,在疫情封控最嚴格的時候,曾帶著孩子到“人跡罕至“的空蕩蕩的九鄉河公園里放風箏、捉魚、挖野菜,也曾一個人在河畔看著遠逝的流水發呆。當筆者在苦中作樂享受這難得的尺方平靜時,丁帆卻正在伏案奮筆疾書,他以鐵畫般的線條勾勒立體的歷史變遷風景,筆觸正穿過時空,從“此在”穿透層層文化“沉積”看到了“曾在”,并預測和質詢著未來。
這種對現世風景的敏銳觀察和犀利穿透,其實源于他強烈而自覺的歷史意識。
歷史意識包含多個層面。一是歷史感,即對歷史(當然也包括現實和未來,現實和未來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的敏感,而非平面化的、遲鈍的、漠不關心的。二是對歷史的覺悟,即對過往歷史的正確認識和判斷。對歷史本相進行嚴謹獨立的探究,并得出經得起時間拷問的結論,這是學者的職責與本分。三是對知識分子自己置身于歷史的意識,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對自己安身立命選擇的自覺與堅持。這個問題甚為關鍵。作為深耕文學研究的學者,丁帆對文壇與文化生態的批判尤為直接和犀利。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對知識分子自身的墮落有過激烈的批判。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強調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問題。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里,人們穿越歷史的暗陬,能否看到那一抹精神的微曦與猶存的風骨?知識分子的自我救贖還是否可能?這一直是他關切的出發點,亦是他散文寫作的一貫的質詢,在這個持續的質詢中,召喚著知識者能挺立出“上下與天地同流”[24]的獨立人格。
三
閱讀鍛造人格。以人格標尺為參照,丁帆筆下的傳統士子、現代作家、學界師友,還有市井人物,合而觀之,近于一部國人的精神列傳。《江南悲歌》《先生素描》等散文集,呈現出丁帆以讀知人、以文畫魂的洞察與體恤。他勾勒古代士子,以史料與文本為依據,不溢美、不隱惡;他素描學界前輩,皆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真心所感的片段,不求全,但求真。
丁帆散文之記人,善捕細節。這種寫法頗得傳統“世說”體與現代“印象記”等的遺風和神韻。他筆下人物那抽煙的苦悶、飲酒的豪情、爽朗的笑聲、沉醉于自我世界里的講課……種種細節,可謂生動鮮活。比如,丁帆回憶古代文學課上李廷先先生的“忘我”與陶醉:“直到今天,我們還記得他在講授《曹劌論戰》《官渡之戰》《刺客列傳》《過秦論》時的神態表情。‘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糜,故逐之。’此時必有口頭禪出:‘了不起啊!了不起。’他兩眼向上一翻,停頓在天花板上,似乎進入了那個古戰場,陶醉于自我的審美情境之中,不能自已。夾雜著河南口音的普通話從他那帶著唾沫星的口中吐出,竟也帶有抑揚頓挫、輕重緩急的節奏感。”[25]
這種寫法,在《先生素描》集之外的其他散文中也俯拾即是。例如,關于國人飲酒的行狀,丁帆有一段特別傳神的細節捕捉:“南人飲酒慢,多有能夠用小酒杯啜酒時發出吱溜聲響的絕技,而北人卻罕見有此絕技者,多為一口悶下去,至多是喉嚨里發出的咕咚一聲。這‘吱溜’與‘咕咚’之聲的區別,就活脫脫地體現了南北人的飲酒風格所在。” [26]
細節形象捕捉和勾勒的背后,所深蘊的則還是人的性情、精神和靈魂。少年丁帆看到父親“在煙霧繚繞中書寫到黎明”的背影,還有那一份又一份的 “自我檢查書”,在他“12歲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27]后來,在《父親最后的眼淚》中,丁帆又有更詳細的回顧:“有幾天夜里,他伏案寫作,香煙一支接一支地抽,滿屋的煙氣從東屋穿過廁所廚房,傳到了西屋,讓我感到蹊蹺。次日,趁他上班之際,我偷偷去東屋,輕車熟路地從他枕下藏閑書之處,找到了一疊材料。封面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向無產階級投降書》,頓時讓我五雷轟頂。”[28]捕捉和聚焦人物與生活的細節,正是對生命的波濤洶涌和驚心動魄的入微體察,因為恰恰是細節里面,更凝聚著豐富的悲欣的復調。
所以,丁帆散文之記人,更擅寫內心和精神。1969年,中央發布了“一號命令”。丁帆的父親從省五七干校與 “帶薪下放干部”一起,也被轉移到了丁帆插隊的水鄉。這個時代在無意間造就了一段奇遇,長夜漫漫中,父與子兩個男人如休戚與共的朋友一樣,進行著生命的對話:“在寒氣逼人的冬季,凜冽的寒風從泥坯的墻縫里鉆進來,卻擋不住我們徹夜長談的熱情,終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諺語,在真實場景中再現于我們共患難的日子里了。”[29]記得第一次讀到這里時,筆者不禁想起了自己那曾經滿懷文學理想還頗有些反骨的父親。當然我們并沒有這樣徹夜長談的機緣,而筆者只能在父親去世后留下來的字紙中,逐漸拼湊和揣測他多舛的命運和復雜的內心世界。
與丁帆“不知東方之既白”地長談的,除了他的父親丁震先生,還有葉子銘先生。葉子銘先生看起來總是謹小慎微、恂恂如也,但在追隨多年中,丁帆體察到葉先生恂恂如也的背后更為深刻的精神和性情內面,其實“是時代改變他的性格,同時也是時運改變他的生活軌跡”。[30]丁帆也特別寫到葉子銘先生無休止地寫自我檢查書的情形。其間所經歷的精神煎熬和苦難,只有當事人才有最深刻的體會。本是書生和學者的葉子銘先生無法超脫,不得不疲于應付焦頭爛額的各種冗務,丁帆在文中深情地說,葉子銘先生“猶如戴著枷鎖和鐐銬跳舞,身心疲憊,這似乎就是宿命,所以這種性格將他自己累出了一身病。更為嚴重的是,不斷變幻的政治風云,給他的心頭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當年大家曾經集體‘指責’過他在運動中的迂腐,竟然會畢恭畢敬、通宵達旦地寫自我檢查書”[31]。我相信,作者寫到這里時,他腦海中一定不斷閃回著父親丁震先生深夜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寫檢討書的情景,當然,或許同時還會浮現疊加著其他很多有類似經歷的讀書人的身影。
筆者前段時間曾寫成《“別夢依稀”:學者的精神“留白”》(未刊稿)一文,談及自己對葉子銘先生的一點窺測和理解。拙稿中有這樣一段,不妨照錄:“治學與讀書的召喚,始終牽引著他,穿過紛亂的時空,……引著他來到了八十年代。雖然他到底也沒能真正實現完全徹底地投入單純的學術著述的理想中,實在是時也勢也。但是,與純粹的學術研究和著述相比,作為學術的引領者與學科建設的規劃者,他所承受的壓力、委屈與無奈,實則更為隱秘、復雜,也更為深刻。在各種平衡與輾轉中,他始終盡力地持守著學術良知與學者本色,這尤為艱難,亦尤為驚心動魄。在他身上,我們仿佛看見了二十世紀以來一代學人在政治與學術、社會與文學、現實關切與超越追求之間所面臨的那樣一種困境、無奈乃至悲劇,以及其中蘊藏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力量。”此稿中還有這樣的話:
前輩的精神“留白”處,更具歷史的肌理,更需體察、深味和開拓。
前輩的精神“留白”處,沉默的歷史振聾發聵……
類似對葉子銘先生直抵精神肌理處的這種體察、深味和理解,在丁帆其他記人散文中時時可見。從晚年陳瘦竹先生吃紅燒肉的情形,丁帆看到的是這位步入晚景的老人所歷經的種種磨難和滄桑[32],讓人心酸,令人不平。從程千帆先生,他聯想到“一個學科的興盛,不僅需要帶頭人的學術功力,同時也需要他的人格魅力去影響周圍的學人,這樣才能讓其學術氛圍得以充分優化”[33]。寫陳白塵先生,不僅寫他的愛才惜才,更有其文字背后的悲憫長嘯。[34]在《學界文評“雙星”》中,丁帆還曾深情記述范伯群先生的臨終情形[35]:學術拓荒的艱難,學術未了的遺憾,都在臨終前的無聲無言中斑駁透射而出。對任何一位執著的學者而言,學術規劃未能真正完成的遺憾,都是在所難免的,都是宿命,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學人何以立身、何以傳道才是丁帆散文記人所關切的重點。
概而言之,丁帆記人散文以人性認知、人格標尺與價值信仰為坐標系,觀察、書寫和反思各類歷史人物及所交游的師友,從而勾勒出穿透古代士子與當代學人的生存圖景與精神譜系。丁帆記人散文的主要對象是讀書人,而落點是知識分子精神的診斷。這一書寫源于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的堅守,貫穿著精神傳承與反思批判的雙重維度。對于堅守獨立人格、秉持批判精神者,他毫不吝嗇自己的禮贊;而對于在物質時代猶疑沉淪者,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做的實際依然是對知識分子精神的守望與召喚。
所以,我們看到,自1996年7月丁帆開始了他的第一篇對明清江南士子舊影的歷史回望,秦淮風月、江南士子悲歌、金陵古意尋蹤等系列文化散文,汩汩滔滔,直至1998年他寫下了那篇《豁蒙樓上話豁蒙》[36]。這篇隨筆所論從張之洞、楊銳,到儲安平,再到郭沫若。那些歷史人物,或堅守或猶疑,或明朗或隱晦,或固執或低眉,都已經化為前塵往事,然而歷史卻無法如煙似塵、隨風飄散。
這悲歌長嘯中,歷史定格,風物凝神,而人則于此沉思。
四
丁帆散文之記前輩師長,多寫到他們的死。在國人的文化習慣里,尤其會避免談論某些話題,也就是所謂的忌諱。而種種所謂忌諱里面,尤以死亡話題最為國人所介意。然而,丁帆是不諱言死亡話題的,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散文寫作中亦然。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說,深入國人內心,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死亡是人生命的必然終點,但是,這個終點何嘗不又是一個起點呢?放置于人類文化大生命之流中觀之,更是如此。因為,一個士子和知識分子,其精神性的影響,往往會隨著這個標志性的終點的到來而得以爆發和延續。這個終點的到來,激活的是后人對精神與價值的重新審視。同時,從另一重意義上說,死亡固然是人一生的終點,但這個無法避免的死的終點到來之際,正凸顯生之過程的重要和意義。死亡最能觸痛和點燃后來者,是故,思想者的文化生命的開啟,多始于肉體的死亡。
在丁帆的筆下,特別讓人動容的,是那死與生的宿命般的接力和對照。在《父親最后的眼淚》中,他有這樣的記述:
看著抱出來的女兒,我無語凝視了半天,心中既欣慰又遺憾,如果能把女兒抱到父親的床前,讓他看一眼多好啊!后來與妻子同病房的產婦們都在議論,你丈夫的臉色不好看,是不是重男輕女啊,他們哪里懂得我此時此刻的心情呢。殊不知,我急著奔向腫瘤醫院,趁父親還有意識的時刻報信給他,因為父親說過,我們家三代都是男丁,女兒好啊。當我趴在父親的耳邊,告訴他這一消息的時候,他已經不能說出連貫的詞語了,只吐出一個好字,兩行眼淚便流在面頰上。
三天以后,他與我們永別了,那是1983年3月21日夜間10時許。[37]
伴隨著一個新生命的呱呱墜地,另一顆星星從天空中無聲地劃過、滑落。大慟與大喜,死亡與新生,生命的接續與接力,這無盡復雜況味所釀成的人生的酒,既作為兒子又作為父親的丁帆一飲而盡……然后,生命的大纛,矗立風中,飄揚獵獵。
說到酒,其實丁帆的散文一大特點是常談及酒。這是他散文的特點,也是趣處。有時候說酒即人,不無道理。他的散文,記人敘事也好,懷舊議論也罷,常常會提到善飲與否的話題。丁帆年輕時是善飲和豪飲的。他在文章中也多次談到,知青歲月中曾有十分鐘內飲干一斤乙種白酒的壯舉,更有連干三壺震驚四座的豪氣[38]。年歲逐增,酒和歲月一樣,細品慢酌才更有滋味,更見綿長。客居金陵的那些日子里,筆者也常侍坐左右,學生們這個時候是不愿意他多飲的,微醺即好。但是,他每端起杯子,從來與那些淺淺地舔一舔酒杯者完全不同:席間凡有單獨來碰杯者,丁老師必斟一盅,一飲而盡。其實這不僅是豪氣,更是人與人的尊重和信任。在這個意義上說,酒品即人品,信然!
“誰作漉酒圖,清風起毫端。”(龐鑄《漉酒圖》)酒,其實也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俠義、豪氣、性情、人性等等,這些都是能從杯中透出來的。丁帆曾用不少篇幅回憶起插隊結束即將告別農村時的那次餞行。在那特殊的日子里,明月之下,舉杯暢飲中,平日里被包裹、被隱藏的部分,卸下偽飾,得以呈露:“酒至酣暢淋漓,你就容易觸摸到人性最柔軟的那個部位,認識到一個人的本性,那個不茍言笑的胖主任平時十分威嚴,在酒桌上卻讓我們看到了他那褪去人格面具時童趣的另一面。記得那是一個有明月的晚上,陪伴我的不僅僅是月光,更是照耀在酒盅里的人性的光輝,你說我能不醉嗎?”[39]這樣的酒,已經不是酒本身,而是信任、坦誠、善良等人性最美好部分的表達載體。這時候,酒所映出的,是人最真實的內面。
長期生活在南方,關于中原地區的端酒習慣,筆者所聽到的評價都是出奇一致地視之為“陋習”的。這種對端酒禮儀的詬病,筆者當然是不大以為然的,開始偶爾會分辯幾句,后來也都一笑了之了。對此,丁帆散文里的解說,在筆者心里尤有戚戚焉。他說:“考察河南一帶的酒風,那種只給客人端酒的酒儀,就是沿襲了古代舍己為客的酒風,農耕文明時代糧食產量有限,用它來釀酒應該是一種奢侈的舉措,因此,酒乃是十分金貴的尤物……所以,用它來款待最尊貴的賓客,乃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禮儀。”[40]這種完全不抱地域偏見的看法,實在是體己、通透的,這并不僅僅是基于對歷史文化來龍去脈的體察,更是對人情物理的通達。他說:“醉倒對方,并非是以陷害為目的,而是想要渡你去那精神的彼岸,從而進入一個無憂無慮的極樂世界。這種獨特的勸酒方式可能只存在于東方文化圈內。臧否與否?恐怕只有達到一定哲學境界的酒徒,才能心知肚明。雖然這種勸酒方式已然成為東亞酒徒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本能表現而流布于俗世,但能體味個中滋味者卻是寥若晨星。”“當飲酒一旦從一種純粹的物質需求中上升到一種精神的境界,這就是酒徒們的解放之時。”[41]持這種理解,更說明作者內心當中以最大善意揣度和理解人的柔軟的底色。
五
“雞鳴寺的鐘聲時時在敲打著鐘山足下的士子人格。”[42]——《豁蒙樓上話豁蒙》的這句話——亦如鐘聲回蕩。
看慣了很多人如手電筒般只照別人而從不照向自己,我們才明白,抉心自食——對于知識分子而言——這才是最殘酷的也是最深切的自我啟蒙。
精神自反與自我審視是丁帆散文最具溫度與深度的一面,也是其閱讀史、精神史的內在歸宿。在大量閱讀(讀書、觀世、察人)的基礎上,丁帆以啟蒙為燭照,深入自我精神世界,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溯源與靈魂拷問。丁帆在一次次地重回“五四”起跑線過程中,將“五四”啟蒙精神作為他散文創作與治學的宗旨。正如丁帆反復強調的,“知識分子自身必須首先完成‘自我啟蒙’,才能擔當起啟蒙之大業”[43]。 他在散文中不斷叩問自我的精神立場、批判勇氣與人文底線,這使其散文具備了強烈的精神自反。
“審己”是閱讀與人生的互證。所以,他散文中的審己,并非簡單的人生追憶和自傳,而是以大閱讀獲得的理性精神、批判思維與人文信仰,剖析自我的成長軌跡、學術追求、精神困境與價值堅守,在自我反思中完成知識分子的精神覺醒與人格淬煉。丁帆散文的審己,是學術與人生的雙重反思。在學術著作中,他反思自己的學術研究,坦言治學中的遺憾與不足,保持自我批判的勇氣;在散文寫作中,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擔當,在物質時代的誘惑與困境中拷問“己與群”的命題。
丁帆散文的審己,核心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與精神救贖。審己的過程,就是自我的試煉。十四年前的某段日子里,他曾撰寫 “尋覓知識分子的良知”的系列隨筆,沉浸在思考和激情的灼燒中持續奮筆,連續熬夜,在身體的痛苦中反思知識分子的精神。包括《讀書》2012年第9、10、11、12期連載的《解讀〈蘇聯的心靈〉并與中國現代文學之比較》,及在《隨筆》《鐘山》等發表的《歌者因何而歌:赫爾岑的自由觀》《民粹主義烏托邦的幻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與文學批評》系列等,都是他思考和情感的熔鑄。那時,丁帆正沉湎于以賽亞?伯林的理論研究,伯林對蘇聯知識分子的摹寫和靈魂的解剖,讓他從這面鏡子里反觀20世紀中國文學界文化界的種種行狀。這組長文,不啻給知識人的當頭棒喝。這種自我啟蒙,使其散文的審己超越了個體層面,上升到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自反。
丁帆散文的 “審己”,是閱讀燭照下的靈魂對話。筆者在《在場的關切與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側記》中曾有這樣的論述:
是的,對“啟蒙主義”的清醒認識和深刻質疑,讓他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士子”群體。丁帆對啟蒙、批判精神的強調,與那種滿足于將“手電筒”只照向對象不同,他將這束強光直接射向包括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群體。[44]
這實在是他一直的堅守。從1980年代起,丁帆開始提出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命題。他呼吁: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最大責任是“二次啟蒙”,不僅要承擔起啟蒙民眾的責任,而且還要進行“自我啟蒙”。“五四”的潰敗,就是因為知識分子尚未完成“自我啟蒙”。知識分子首先需要承擔的就是自我批判、自我解剖和自我懺悔。只有完成了“自我啟蒙”,他們才有資格去擔當為民眾啟蒙的社會角色。
他的《夕陽帆影》《枕石觀云》已然滲透著無盡的關懷,《江南悲歌》更體現出冷峻的反思和痛徹的追問。后者不僅僅是近世以來江南文人的文化心靈解剖史,亦是對當代知識分子心靈的映照和警醒。
丁帆不憚于扯開知識者的遮掩和偽裝,大膽揭出“批評家和評論家本人的內心——那個藏匿在靈魂深處的恐懼”。他說,“我們在歷次的文化運動的拷問中,喪失了一個批評者應有的獨立價值判斷的立場,不是沒有思想,而是不敢思想,或是聞風而動的思想,處在一個失魂落魄的境遇中,所以,我們不敢正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哲學原理,放棄了懷疑的批判精神”。 [45]所以,“每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外部壓力面前都要保持自己內心良知的那個人性底線”,“做別林斯基那樣的批評家,做馬克思那樣的永遠的批判者”。[46]
丁帆把刀鋒指向了包括自身在內的知識分子。這種抉心、自剖,不僅需要理論,更需要的是膽識,需要忍受創痛酷烈的試煉,考驗的是堅守啟蒙和批判的徹底性。這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
一個批評家最難做到卻又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所以,在他新近發表的文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中國闡釋的演變(上)》里,開頭最醒目處又一次立著別爾嘉耶夫的《路標》:
在這一歷史時刻,知識階層需要的不是自我吹噓,而是自我批判。只有通過自省和自我批判,我們才有新的意識。[47]
這構成了丁帆散文的最基本的思想骨骼與價值底色。可以說,知識分子使命感是丁帆寫作的精神所向,他的散文不啻于知識分子精神的守望錄。
六
在《消失的風景》的引子中,丁帆說:“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擊到的南京各地風景,盡力用‘電影眼睛’中性客觀的筆觸呈現出來,再將當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風景勾連起來,形成‘疊印’效果,如此對比,或者更能讀出歷史的滄桑與況味來。”“我寫的不僅是‘風景’,更是‘風景史’。”[48]他對“疊印”之法的提煉概括和自覺經營,賦予了“疊印”以散文文體意義上的生命。
有了“疊印”這種文體經營的自覺意識,一幀幀已然消失的歷史切片,幻成一幕幕活的風景,鮮亮而生動。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業“大躍進”中的光華門,到抗戰時期硝煙彌漫中的光華門,再到朱元璋登基后始建的正陽門,進而溯至宋代南京這一角的市井繁華,這層層歷史煙塵所掩蓋的疊片,丁帆把它們一一撿拾起來,拭去塵埃,時光的隧道被豁然打開,一幀幀排列、回放中,光華門這個地方不是一個簡單的地名,不是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成為穿透中國歷史文化變遷的長鏡頭。歷史的風景,不僅在這里沉思,更在這里重新獲得生命,而對未來的預判也由此生發。所以,他說:“我們在記憶的歷史年輪風景畫中,不單單要攫取詩意審美的田園之夢,更重要的是在其中看到歷史的經驗教訓,深思未來世界的風景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去審視。”[49]
1998年的除夕,他來到雞鳴寺,尋訪豁蒙樓[50]。整整25年后的除夕,他再次來到此處,尋蹤豁蒙樓[51],重登臺城。望著滾滾紅塵、洶涌人潮,“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韋莊《臺城》)的詩句浮現腦海中時,他的慨嘆倒不全是傷感,更多的或許應是悲涼。他在游人熙攘的臺城上立著,卻又如此孤獨。歷史雖已然遠去,所幸還有文字,一百多年來數代讀書人尋找豁蒙的孤獨身影和凝望(玄武)湖(紫金)山的長嘯喟嘆,已“疊印”為永恒的人文風景。這一幀幀風景的“疊印”,這又何嘗不是無數知識者的人生“疊印”與精神“疊印”。
一切風景,不管多么五色斑斕,其內在一定是以觀風景的人的精神為底色的。或激越或沉郁的精神史,奔流如江水湯湯。
每一幀風景的疊片,何嘗不似每一個觀風景的人的精神驛站?而對于讀者的我們,丁帆散文所掀起和打開的,也是我們對自己的一個個精神驛站的回望。人的生命和精神就是在這一個個驛站中駐足停留,然后繼續朝前,不止不休。
六朝煙水,金陵城墻,鐘山神道,豁蒙舊影……“江山重復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52],那江山、風雨,那人物、故實,皆是風景,如疊嶂層巒。
于是,筆者不能不又想起南京的歲月來,“當然,更有那一飲而盡,或清風明月,或滿地霜雪……”[53]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作家閱讀史編纂與研究”(項目編號:25&ZD071)階段性成果。
注釋
[1]丁帆:《秦淮書肆》,《江南悲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200頁。
[2]參見丁帆:《買書小史》,《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
[3][4][8][17][18][20][28][29][37]丁帆:《父親最后的眼淚》,《美文》2024年第4期。
[5]參見丁帆:《買書小史》,《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頁。
[6]丁帆:《插隊故事·在船上》,《夕陽帆影》,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7]丁帆:《“我的大學”和我的 “啟蒙老師”》,《夕陽帆影》,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
[9]參見丁帆:《父與子的對話》,《夕陽帆影》,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
[10][11][12][13]丁帆:《淘書樂》,《文藝報》2025年11月5日。
[14]丁帆、趙普光:《文學史也是人的精神史》,《大家》2018年第2期。
[15][44][53]趙普光:《在場的關切與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側記》,《傳記文學》2023年第1期。
[16][48]丁帆:《引子》,《消失的風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2頁、2頁。
[19]趙普光:《生命自覺與文學研究》,《海峽文藝評論》2024年第1期。
[21][意]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22]丁帆:《風雨江南貢院》,《江南悲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208頁。
[23]參見丁帆:《走過“四疊紀”的風景》,《消失的風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
[24]楊伯峻編著:《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05頁。
[25]丁帆:《揚州師院的先生們》,《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8頁。
[26]丁帆:《文酒乎,武酒哉》,《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頁。
[27]丁帆:《出身》,《夕陽帆影》,知識出版社2001版,第38頁。
[30][31]丁帆:《現代文學的“三駕馬車”》,《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頁、32—33頁。
[32]丁帆的《中文系“三陳(程)”·陳瘦竹》中有這樣一段描寫,讓人唏噓不已:“那是八十年代末的6月初”,“那時會議餐十分簡陋,就在南大招待所旁邊的教工食堂大廳里拼了桌子,十幾個人圍著桌子吃將起來,菜肴無非就是食堂打來的大鍋菜,皆是那粗盆大碗盛裝”,“某青年教師看到端上來的一盆紅燒肉,就說:陳先生最愛吃這個菜,便連搛好幾塊在他碗里,孰料有一塊大肥肉滑掉在飯桌上了,大家都說算了,陳先生則不以為然,直接就用手摸摸索索地去尋覓那塊肥肉,捕捉到后,便一口塞進嘴里……這個鏡頭便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終生不能忘卻。在那個已非定量供應豬肉的歲月里,一個大學者同樣難以滿足一頓紅燒肉的口舌之欲,真的令人心酸”。(參見丁帆:《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6頁。)
[33]丁帆:《中文系“三陳(程)”·程千帆》,《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頁。
[34]參見丁帆:《中文系“三陳(程)”·陳白塵》,《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7頁。
[35]參見丁帆:《學界文評“雙星”》,《先生素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3—56頁。
[36][50]參見丁帆:《豁蒙樓上話豁蒙》,《江南悲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241—247頁、241—247頁。
[38][39]丁帆:《萬里江山酒一杯》,《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5頁。
[40]丁帆:《文酒乎,武酒哉》,《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53—54頁。
[41]丁帆:《東亞酒徒》,《天下美食》,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頁。
[42]丁帆:《豁蒙樓上話豁蒙》,《江南悲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247頁。
[43]丁帆:《以文化批判者的獨立精神面對歷史和未來》,《審美與思辨的舞蹈:丁帆序跋集》(上冊),團結出版社2024年版,第64頁。
[45]丁帆:《在文學的邊緣處思想》,《文藝爭鳴》2018 年第11期。
[46]舒晉瑜 :《關注鄉土就是關注中國——訪中國現代文學 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教授丁帆》,《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5期。
[47]轉引自丁帆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中國闡釋 的演變(上)》,《文藝爭鳴》2022年第7期。
[49]丁帆:《從黃瓜園到光華門》,《消失的風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22頁。
[51]參見丁帆:《再尋豁蒙樓》,《消失的風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182頁。
[52]句出陸游詩《南定樓遇急雨》。梁啟超曾書此句為豁蒙樓聯語,今已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