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與故事:論《千里江山圖》的感性秩序
自1980年代以來,孫甘露的先鋒小說便是各類藝術語言的“結晶體”:繪畫、詩歌、散文、電影、音樂,甚至展覽與裝置藝術。在此延長線上,《千里江山圖》于作家個人,是語言藝術上的集大成之作;于公共視野,是一部雅俗共賞的作品。它覆蓋如此廣闊的讀者受眾,構成別具意味的文學現象:為什么小說表面看來是一個常見的諜戰故事,卻帶給讀者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更進一步而言,在遠離了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情境中,這個歷史故事何以激蕩當下讀者的內心?
試著拋開“先鋒/革命”“先鋒/現實”的二元框架,《千里江山圖》在敘事和現實之間建立的,并非一種表象連接,而是起源于感性認識的摹仿關系。而使之別具當下“真實”的,恰恰是它從形式上整合了當代人多元“真實性”認識的努力。小說由此呈現的復雜/離散的文本空間,不僅指向外部,也質詢著個人的內心秩序。《千里江山圖》尋求一種可信的美學形式、一種新的總體性意涵,以重建個人與歷史的情感關聯?;氐轿谋緛砜?,各種藝術語言、手段、材料的綜合,模擬的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諜戰故事,而是一個從感性生發的“世界”本身。
一、“千里江山”:全知視角內的群像素描
小說的開頭,是從“浙江大戲院”開始的:“衛達夫走到浙江大戲院門前,對面就是四馬路菜場。”[1]這只是行動小組中出場的第一個人,實際上行動小組成員在哪里碰頭呢?在菜場對面的“世界大旅社”“三樓和四樓之間的夾層”。借助一種蒙太奇的寫法,小組成員易君年、凌汶、秦傳安、田非等人從不同方位陸續進場,讓我們看到“世界大旅社”外面是一個劇院,旅社自身從上往下,則分別是屋頂花園,四樓是一個圖書館,三樓是一個樂隊排練廳。可想見,一、二樓就是入口和“旅客”居住的地方。
大概沒有比這個叫作“世界大旅社”的空間,更適合用作孫甘露這部小說的開場了。對照其多年創作所筑的意象體系,劇院、屋頂花園、圖書館、音樂排練廳,分別代表著現實情境、冥想、歷史和情感。它們共同組裝成一個人的內心,而這個內心又是向世界、向“旅客”開放的,所以有了“附錄二”中十二個行動犧牲者匯合、分頭行動、再匯合的情節。我們在閱讀時,逐漸體驗到這個世界越來越開闊。
再來看時間,小說發端于前一年的結尾:“臘月十五,離除夕也就十來天”,結束于后一年的開端:“正月十五,元宵節?!闭麍鲂袆拥氖寄?,恰好貫穿了萬物輪回的時刻,更是歷史敞開“裂口”的時機。它打開了一道“門”,隨之涌入的情勢風流,將改變歷史的局面。行動小組在樂隊排練廳(情感)通向圖書館(歷史)之間的“夾層”匯合,寓意亦在于此。如古人說,“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2],在這樣一個過渡年代,“年關”顯然隱喻了更大的時代轉變。人們義無反顧地遵循著情感,走向個人命運,從而創造歷史。
可以看到,《千里江山圖》的第一個層面,浮現為一部極具先鋒性的時空寓言。它指向不斷被重寫的一幅畫作、一個城市乃至整個歷史。小說開篇朝那憑空啟動輪回的“動機”致意,進而導向無盡的書寫——“書寫:畫一個圓,所有圓的外部都會在這個圓的內部得到銘寫……”[3]從衛達夫開始,一個接一個,“我”或他人從“無”中浮現,猶如畫卷的起筆,更如歷史之混沌初開。這非常契合于伊格爾頓對小說開頭的認識:“開頭又仿佛是從寂靜中迸發的,因為它憑空啟動了一個之前并不存在的虛幻世界。也許,浪漫派的藝術家們說得不錯,文學是最接近創世的人類行為?!盵4]
就先鋒作家而言,“創世”的興趣,近于一個標簽,然而這個標簽的含義也在歷時地發生變化。對于1980年代孫甘露及其代表的先鋒集體,“創世”毋寧說是“主體性”的更深開拓,是內在空間相對于外在秩序的“獨立宣言”。在《訪問夢境》中,能指“我”從語言傳統脫落,播散作無數個“我”,啟蒙時代主體的質疑精神統攝著這一播散,詩意但仍有序。進入1990年代的離散情境,“先鋒”總領的精神秩序瓦解,鮮有人注意到,在《呼吸》《憶秦娥》等作品中,孫甘露關于內在秩序的探究并未終止。三十余年過去,《呼吸》中尹東山家族離散的十二個子女,在《千里江山圖》以十二個革命犧牲者的面貌回歸——“我”本不存在?!拔摇本褪恰拔覀儭保拔覀儭敝械拿恳粋€人,都是“我”?!拔摇弊裱跉v史贈予“我”的情感身份,感性地認同于“我們”所代表的集體記憶。
生命猶如一幅與世界互文的畫卷,既寫實又寫意,它只是歷時地徐徐展開。每一代人都受歷史之托創造歷史,每一代人都有對烏托邦的向往——“找不到也得找”。對于在場的故事,這是一句暗語;對于永恒的歷史,這是一個寓言。先鋒這一代人,受誰之托?從《訪問夢境》開篇《佇立窗前的少女》(達利作原畫),走到窗外的《千里江山圖》(王希孟作原畫),從自己的房間到他者的世界,孫甘露越走越遠。千里,是“我”走過的空間,亦是時間;江山,是“我”曾在此地目見的風景——人、物、事。以“宋畫”圖繪一切,意指對歷史總體的重新書寫。小說將“我”的內心讓渡給歷史,并以此以作舞臺,重現時代情感之下的個人命運。
進一步說,《千里江山圖》是建立在寫作者理解世界后,誕生的一種新的存在主義。我們以為的小說人物的選擇,從一開始,就被包含在寫作者“我”的意識之下?!拔摇币援斚鲁领o的目光,回溯地敘述“他們”(其實是“我們”)的命運,故而,涅克拉索夫詩句的漢譯被改為:“他們說暴風雨即將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盵5]或許可以就此探問,這部小說是否是先鋒記憶的一次敘事變奏?如李音所分析的,“是一貫不及物寫作的孫甘露發給革命、歷史、現實的一封信,也是先鋒派寫給自己——不同時代的文學青年、革命青年的一封信”[6]。歷代革命者的命運是被“寫定”的,但就像小說的結尾,他們認識到自身的命運,而“微笑”著走向命運的前臺。
構成《千里江山圖》第二個層面的則是:時空寓言之下,隱含“我”全知視點的多視點群像素描,以及“我”與“我們”、“無”與“多”交相輝映的并置關系。小說的核心情節,是一次結局“已知”、“歷史重演”敘事的展開。我們不妨再次注目于小說的開篇——衛達夫在戲院門前看電影預告海報,這部電影統共三個主要角色,“到最后三個都死了”;秦傳安來到音樂排練廳,聽樂隊重復排練《未完成交響曲》;田非在圖書館新發現一間密室,他沒有尋找舊鑰匙,而是直接“換了一把新的”。三人手中各握著“骨牌”。孫甘露的小說,向來“密度”極高,少有無寓意的閑筆,且重要的細節都能在過往小說中找到對應物。在此“前奏”中,人物已預言了自己未來的命運:和《海外鵑魂》一樣,本書開頭與會的十二位革命者,到最后全部犧牲。而這次革命行動,在全知視點的回溯下,被譜寫為歷史總體交響曲中一個充滿美感的重復樂句。這些革命者將用新“鑰匙”,打開歷史圖書館一個新的“書寫通道”。他們手中的“骨牌”和“老K”(“老開”)的“骰子”,既預示歷史局面的“洗牌”,也坦然于個人命運的“被拋”。
這一世界觀顯然是具有“先鋒”色彩的,但更進一步來說,它對存在主義英雄的情感變造,又是“先鋒”的變奏。如同從虛無中生長出來的“重瓣花朵”,它在一次又一次遞歸的書寫中,將自身仿若徒勞的命運,疊入過去與將來無數革命者的歷史命運整體中。在1990年代初的《相同的另一把鑰匙》中,孫甘露曾以離散時代任意“鑰匙”的無所不往,表達失去方向的困惑,追懷那曾經唯一的“鑰匙”。這把“鑰匙”喻指一個有著共同烏托邦向往的總體性世界。
這似乎帶來一個自相矛盾的行動:“先鋒”堅持一種“內心的真實”,以“內心的真實”怎能重造“現實的總體”?二者其實并非決然對立?!肚Ю锝綀D》是一次具有參考意義的探索,它試圖通過感性秩序的重構實踐,來把握梅洛-龐蒂所概括的一個“自我總體化”的時刻:“認識重新轉向它的各種起源,重新去把握它自己的發生,讓自己作為知識與自己曾經作為事件之所是相等同,使自己聚集起來以便自我總體化,并趨向于自我意識。”[7]在此前數年的文體實驗中,孫甘露逐漸擺脫了“全然”懷舊和感傷的敘事風格。2004年前后完成的長篇小說《少女群像》盡管只得見局部,但對這部《千里江山圖》的“前身”,孫甘露明確表示,要以先鋒的方式,實現“古典主義的一個返回”[8],而當下的古典主義,只能是先鋒的古典主義,這基于當代人自我疏離,“紐約”式分裂多元的精神現場:
好好在紐約呆著吧。
從那位令你咬牙切齒的拉什迪的小說中抄句話給你:“如果你真心想擺脫外國人的身份,就不要一副失根蘭花的模樣。好嗎?我們都在這里。都在你面前。你應該成熟地認識此時此地。”[9]
同樣地,《千里江山圖》是以當下的精神現實為背景,對本土內在認同的一次回返。“在這里”的“我們”,即“此時此地”的含義,“我”如何整合自身之中分裂的“我們”,又如何處理分裂背后深重的歷史虛無?《千里江山圖》以“千里”寫“千元”,如歷史之元未盡,而陳千里是未亡人。這正是小說采用全知視點下多視點第三人稱敘述的意義。于摹仿現實而言,這一敘述實驗最具深意的部分,是非單一焦點敘事——不是后現代的“無焦點”,而是“超焦距”[10]的全景群像敘事。古典主義的全知視角,顯然是先鋒所不能承認,也備受當代寫作質疑的一種敘述方式。如伊格爾頓所言:“使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相當于某種元語言,也就是說,它無法在敘事框架內成為批評或評論的對象,至少在現實主義小說中是這樣。因為它是故事本身的聲音,讀者無法質疑。只有當敘事自行停下腳步進行反思的時候,質疑才可能發生。”[11]
在此意義上,《千里江山圖》的全知視角,不是專斷的“上帝視角”。敘事者在情節中常常停下語詞的腳步,細描(批評地凝視)那些令人“質疑”的空白和斷裂,將其轉化為非意義的“感知真實”。同時,小說給予了充分的“作者自指”的暗示:無論“信使”老肖,還是衛達夫、陳千里,都帶有孫甘露個人歷史的印記。在此,全知的上帝視角,只是一個“次要”追憶者隱藏自身,以使歷史自行顯現的方式。他是一個在他者文本(比如涅克拉索夫的詩)中被表述的“我”——“我不禁露出微笑”。
每個革命者公開/秘密生活的雙重文本,都結構著“我”,然而書寫者“我”身在暗中,也僅是歷史次要而必要的畫卷和畫筆。他們之于書寫,形成“各種偏離的連接:原本對立的兩個論述(形成主題環的生/死、善/惡、始/終等)通過一系列陳述文聯系和協調起來……使得文本形成一個回旋往復的整體,出現一系列圍繞著各自中心點而存在的封閉、循環、完整的陳述”,如克里斯蒂娃所分析的,“其中書寫行為本身退居其次,從整體上來說處于次要地位:仿佛進行了抄錄工作,成為一個標記,這封‘書信’似乎不再具有記錄意義而成為一個交換物:‘以之為書信相寄’”。[12]這也是為什么老肖投影著孫甘露早年書寫的漫游者“信使”,在小說中卻只是蘇區來的“配角”,對他的描寫,也都夾纏著介紹性的旁白:“情況緊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決定?!?/p>
孫甘露近四十年的作品中,從未出現過全知視角,《千里江山圖》的“全知”,亦非完全古典意義上的“全知”,它始終維持一種鏡頭般擬真的距離,正如《時間玩偶》在敘述中模擬“馬丁·斯科西斯式的跟拍”[13]。寫作者間離的視角,試圖照映出歷史“全能者”超越性的總體視角,更準確說,是反諷地借用“全能者”的視角,試著描寫并整合“我”。作家以沉靜的全知陳述,將他早年創造的人物“信使”,也追認為總體性框架下的一個部分,一個具有歷史寓意的能指。這個人物很次要,卻超出了個體有限的生命,朝向更大的歷史匯合。
不限于老肖,全書像這樣的旁白介紹還有很多。寫作者退居于綿延江山背后的蒼??瞻?,并始終在這個維度上鏈接情感文本。各個革命者視點的逐一展開,是說書人在書寫自己,進而是漢語世界在創造自己。通過一種自我旁觀的全知視點,《千里江山圖》冷靜克制而飽含深情地,在書寫中追溯民族歷史的主體。
二、“西施”:感性總體的敘事追認
在《千里江山圖》中,是情感最終穿越了“迷宮與博物館”,將重復的樂句譜寫為《未完成交響曲》。小說推出以來,文末“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就引發了許多猜測:這封信中的“你”是誰?“我”又是誰?不妨回到孫甘露的創作歷史中來解開這一謎題,從這封信回溯至小說《少女群像》的“你”和“我”,回溯至1990年代隨筆《記憶》的“她”和“我”,至1980年代詩歌《修枝時節》的“你”和“我”。
小說結尾這封信,是先鋒向永恒的美、向歷史的烏托邦致意。信中的“我”一直思念著“你”,向往著“你”,追逐并守望“你”——為什么?因為“你”其實是小說里真正的“西施”,被掩藏在全書的中心。既然《千里江山圖》的兩個臥底“西施”,都是“東鄰效西子”,孫甘露為什么要給他們起一個“美”的名字?因為假“西施”之下有一個真“西施”。
“西施”即孫甘露當年寫過的“秦娥”。它(她)佇立在歷史的“彼岸”,指代不可抵達的美。永恒的美為什么存在于“彼岸”?我們細讀這封“情書”、這封信,里面的植物“重瓣花朵”為什么能夠是“艷麗”的?因為這是“你”告訴“我”的,但這更因為“我”在寫這封信,“我”眼中有“你”,是因為“我”在言說“你”,“我”在聽“你”說話。情人眼里才會出“西施”,也就是說,“美”只會出現在情人眼中:
我們并不指望在另一個世界重聚,我們摯愛的只有我們曾經所在的地方,即使將來沒有人記得我們,這也是我們唯一愿意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我愛聽你講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與變異顯得更為艷麗,而那些單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強。[14]
從語言哲學的層面上,“我”和“你”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情感關系,“我”和“你”在歷史情境中互相言說,賦予彼此以身份。正是從“美感”到“情感”的“情境”,將存在的形式轉化為具體的向往。換言之,唯有一個作家將眼前“所在的地方”當作情人,深沉愛著自身所在共同體的歷史,他才能寫出這封信。整個歷史敘事對“總體性世界”的重新想象與模擬,包括“以假亂真”的附錄材料一、二,都在以作家謀求“和現實世界相并行的那種方式”[15],向文明的結構之美致意。
由此,《千里江山圖》的“自我總體化”,可以說是這位先鋒作家一以貫之的、對感性語言世界的美學鍛煉。但他所搭建的關于情感起源的追憶敘事,不再是一種拒絕概念的感性信仰,而承認著那些和易逝概念結合在一起的情感軌跡。如孫甘露在《記憶》中提及,“故事是不存在的”,但我們“必須談論它”以使它存在。[16]因此,《憶秦娥》中永恒存在的“秦娥”,演化為不斷在情感史中浪游的“蘇”;《千里江山圖》則通過講述眾人對“西施”永恒之名的爭奪,追認“西施”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化身。在故事中,龍冬才是“易君年”;而龍冬、陳千里等人身后的革命情感,即凌汶、葉桃,才是“西施”的化身。寫作者仍是以一種先鋒式的歷史寓言書寫,追認著個人和父輩、母輩所置身的革命傳統,這一傳統由“歷史概念—自然情感”交織組合:
代號“易君年”:葉啟年(故去)、龍冬(過去)——陳千里(當下追認者)
代號“西施”:葉啟年亡妻(故去)、葉桃(過去)——凌汶(當下追認者)
這或許是孫甘露就《千里江山圖》談到“文明的結構”[17]時的確切所指。實際上對這一“結構”的認識,發端于1980年代的知識世界,也早已在《訪問夢境》《呼吸》結合“家族敘事”和“漫游敘事”的實驗中展現。然而,從疏離到體認,這種書寫所包含的情感態度發生了轉變?!肚Ю锝綀D》指向一代人的歷史內心,“山”系“物”,“江”系“情”,如同古人講,“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18]。陳千里和葉桃在父親的“世界語”課堂上相識,董慧文“像信鴿從天上飛越大街小巷”,給陳千元送去消息。盧忠德在先施的屋頂游樂場迷上小鳳凰,在上海的又一個屋頂游樂場迷上凌汶,即便是崔文泰也有“小五子”。正是在一種“情”與“物”的辯證張力中,孫甘露不再全然“如鏡頭般”疏離,而是克制地直現情感,參與到情感的歷史行動中。
1992年,《憶秦娥》刻畫主人公“在內心深處秘密塑造的完人”——“蘇”,其實寄寓著對蘇聯解體的歷史震驚,而這一復雜況味,被細致裹藏在寓言敘事和感性表達中,只由細心讀者去體會;直到1994年,孫甘露在《此地是他鄉》中寫一個中國都市男性“秦詠”,追憶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對勃洛克詩歌的沉迷,還有和女性“冬妮亞”“蘇紅”的愛情,一切仍被隱匿于疏離的形式外觀之下?!肚Ю锝綀D》依然是在這條精神脈絡上的創作,通過陳千里和葉桃的愛情故事,小說從感性的層面追述革命傳統從蘇聯到中國的“文本流動”歷程。而在寓言晶體的相互指涉之間,我們似乎也窺見孫甘露這一代人的情感波動:
葉啟年一直猜錯了,無論從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陳千里把葉桃引上了那條反對父親的道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葉桃才是陳千里的引路人……他才剛剛弄懂語法結構,她就宣布要離開世界語課堂,去俄語補習班。他還在為《告少年》沉迷,她已經開始悄悄閱讀《新青年》……她還托人給他捎書、雜志?!豆伯a黨宣言》《遠方來信》《布爾什維克》,還有她喜歡的涅克拉索夫詩集。
如作家告知筆者,“《呼吸》和《千里江山圖》有些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共通的”[19]。在《呼吸》中,故事的女主人公尹芒畫上了“尹東山家族的句號”,這位開場便亡故的女性,指引著羅克,就像葉桃指引著陳千里。通過羅克對尹芒的追憶,小說寄托了一代人對總體性世界逝去的情感自覺?!肚Ю锝綀D》作為晚期作品,重新歸置了《呼吸》深重的懷舊意涵,從一種作為理性歸置的形式自覺,我們看到先鋒一代頑強的主體性精神——在小說中,自然情感與歷史概念在追憶中“雙向”交匯:當下的“陳千里”(從莫斯科回歸)走向過去的“葉桃”(已成文/紋的植物),當下的“凌汶”(疾流中的水文)則走向過去的“龍冬”(向廣州延伸)。人物既是在歷史經驗的回溯中,重整自身的情感脈絡,也是在追溯中將有情的概念,重新銘刻到記憶中,在內心和歷史之間締結了一個循環流動的、感性自主的整體世界。
印度裔移民作家奈保爾在其晚期作品《抵達之謎》中,用精巧的跨文體書寫,展現了一個語言主體的歷時蛻變。個人作為時空生命的存在,是以一種自我辯證的多重奏形式,如花朵般瓣瓣綻開。無論地理還是時代的遷移,兩位作家在時代整體的離散語境下,都選擇再度探究各自歷史的起源,接受情感的指引。如果說,歷史男性(陳千里)追尋情感女性(葉桃)的故事,是歷史上作家反復書寫的某種母題,凌汶和龍冬的故事卻有些“顛倒”。打個比方說,這兩個人物塑造的是“夜空中的男性”和“光照下的女性”。似乎身處創作成熟期的孫甘露,有許多已遠去的情感記憶,這些“舊敘事”的在場感,早已凝聚成一個個光源,它們建構著“我”的過去,就像夜空中浮現的星群。
從這個角度上,《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可以說,正是龍冬寫給凌汶的信:“有時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見了我自己??匆娢以谕?,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著你,望著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20]這個語句以一種不斷自我倒轉的視角,表現了一個綜覽式的總體愿景:在民族內心的全景中,“我”看見了“我”的孩子,看見“我”的孩子望著“我”。父母與孩子,或亡者與未亡人,后人在今日憑何追尋先人?《千里江山圖》的回答,是面朝“浩瀚”繼續書寫自我,正如凌汶的小說《冬》所中寫道的: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見了,就像水進了大海?!?/span>
“那你面對大海就能看見我。”
女作家凌汶從故事起始,便是一個“未完成”的情感能指。她在僅有的歷史中努力銘寫著自己,使自己從無意識的“夜空”中浮出。因此小說創造了凌汶“隨手涂鴉”這個有意味的習慣,而化身易君年的盧忠德,總是試圖禁止她的動作,抹掉這些書寫,凌汶還是頑固地追尋著歷史中真實的龍冬。盧忠德認為“過去只剩下塵土”,凌汶卻堅定地說:“我沒有現在,只有過去和將來?!敝挥性趯矍榈幕貞浿校拍軐⑦^去和將來的自我連接起來。這位女主人公并不從概念本身接受“革命”,對自身的命運也“有些茫然”:“他們心里都清楚,她到了廣州一定會設法打聽龍冬的下落。那為什么你們不攔著我?”由此,小說以女性情感喻指歷史自我敘事的動力,這種追認本身也成為一種歷史寫作,“通過這種書寫,個人的行跡被追認了”[21],我們成為了有情的歷史的一部分。
從《呼吸》到《千里江山圖》,故事總是起源于主人公對亡者的追認。孫甘露曾談到他在人物衛達夫身上寄寓的個人經驗——衛達夫是“獻身于埋葬先人的地方”[22]。衛達夫赴死前“自斟自酌”,將酒敬給無數他曾見過、未見過的犧牲者。一個人將在一個地方埋葬無數人、物、事,但通過哀悼和追憶,他在虛無中肯定了自身和無數人的存在:“陳千里明確回答:‘他是死間。是烈士’”,也讓人想起孫甘露的回答:“我仍然是先鋒派,我沒有變過?!盵23]正是在歷史敘事中不斷延續的情感追認,使《千里江山圖》成為一支跌宕往復的“未完成交響曲”,孫甘露作為見證時代變遷的先鋒作家,以他對“永恒”的認識,以他所繼承并重新注解的歷史感性,完成了對歷史總體的一次摹仿。在這里,每個角色“落子無悔”地走在歷史的棋盤上,“永恒”的楚河—漢界,投骰、洗牌,司鼓者如此沉浸地演奏著,而無須聽見自己的聲音:
弦管消永夜
司鼓充耳不聞[24]
三、“浩瀚”:在地圖上重造“家園”
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葉啟年就讓人給他拿來當日報紙,在《申報》第五張找到那條廣告:
老開鬻畫加潤:
老開君漸為識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獸花鳥無所不精,所畫青綠山水最為獨長,不啻大小李將軍希孟再世,踵求者應接不暇。爰將舊有之潤格代為加定,以結翰墨因緣。立軸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獸人物六元,山水青綠六元。
電話:八五三七二。
臨近《千里江山圖》的尾聲,特務頭子葉啟年在《申報》上登載“老開”的暗語,準備誘捕代號為“浩瀚”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這是《千里江山圖》最為豐富多義的暗語之一——“正月十四”,從“過年”邁向“新年”,也是小組行動即將結束的時刻。這個時刻被置于永恒的時間全景之中,“‘時’沒有開始、沒有結束,而是敞開和閉鎖;它不受時的‘開鑿’端點的限定,而是在自我開鑿中構筑出邊際和等級”[25],位于動蕩晦暗的時代交界處,革命者從緊密的“時”中鑿出了“門縫”,這扇“門”將敞開一張全新的世界圖景,供后來者繼續涂畫。
而這條“廣告”本身也可讀作一個歷史寓言。在行動小組成員中,能夠直接聯系“浩瀚”的,只有“老開”林石,“老開”的代號源于撲克牌里的第十三張牌,他同時掌握著指示歷史偶然命運的“骰子”。由于林石已經犧牲,這個代號似乎指向了無數犧牲和未亡的革命者。這條消息便是革命者集體為“浩瀚”所寫。那么,讀者就該猜了:“浩瀚”是誰?“浩瀚”是一個富麗的漢語詞匯,包羅壯闊河山,寄托著革命者的烏托邦想象。它以諸多暗語為載體,公開播散于上??臻g的各處——從《申報》到電車站臺旁的電線桿,從“云上”到“水上”,這個向往美好烏托邦的情感秘密,世間人都知道。正是畫者“老開”所象征的眾多革命者的江山書寫,成就了漢語歷史百年的“翰墨因緣”。
應該說,《千里江山圖》是孫甘露多年來思索語言本體和民族身份的結果。1980年代的先鋒思潮,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漢語又一場重要的書寫革命,寫作者面對的“漢語”不再只是工具,更是他獨立把握主體和世界整體關系的整個時空背景。這一點在當年“最先鋒”的孫甘露身上尤其顯著,如他本人在1990年代概括:“通過漢語(它既是舟楫又是家園),并且也使得若干詞語在我的筆下萌芽、蘇醒和呼吸?!盵26]在早年小說《大師的學生》中,孫甘露曾描寫一座歷史博物館,以時代展室之間的昏暗過道,指涉那些面目難辨的過渡年代。主人公“我”偏愛在過道里和館員“維庸”閑聊,以避開各個展室玻璃的反光。至1990年代初,小說《境遇》首度以一則追憶“母親”的故事直接描寫“上?!?,“上海”時空由此逐步展現為一個“浩瀚江山”的巨型能指。它所容納的感性生活材料,開始鍛造孫甘露的“漢語文學世界”:“上海對我來說就是整個世界。”[27]
在《憶秦娥》《時間玩偶》等實驗文本的延長線上,《千里江山圖》的上海地圖書寫,直接展現了物質世界和感性生命之間的互文關系。這不僅是一張二維的地圖,而且是由無盡歷史地圖累疊成的三維地層,甚至四維的文本曲面——地理風物、故事流言、方言詞匯,始于虛空深處,累月經年地堆疊在此地。無數人物都已風化,但從中生長出來的人和事物還在延續,某些文明的結構還在延續,這些都構成一個地方語言歷史的“骨肉”。《千里江山圖》以記憶文本重筑歷史地層,在當下完成對“漢語家園”的感性圖繪,如阿萊達·阿斯曼的描述,“記憶就是指向后方,穿過遺忘的帷幕回溯到過去:記憶尋找著被埋沒、已經失蹤的痕跡,重構對當下有重要意義的證據”[28]。在這個意義上,《千里江山圖》的美學形式,也是通過編織地圖(層)的文本網絡來重構歷史主體的精神秩序。
從敘事和寫作的層面來說,無論行動情境的變換,還是情感記憶的回想,(敘事層面)小組行動的情節軌跡,緊密關合于(寫作層面)寫作者對地理空間的書寫行為,這也是小說行動迅疾的意義。汪民安曾指出,1980年代的孫甘露“特別不希望他的小說運動”,對動詞和謂語抱有“敵意”。[29]他的文字源于冥想和感官,甚至小說里面就有一個城市叫作“耳語城”。但在這部小說中,寫作者簡潔的行文,投影著革命者獨有的利落動作和奔涌情感,人物穿梭于各式建筑情境之間,猶如流暢的筆墨,連帶地圖上豐富的人、物、事,都在其生存軌跡中迅速顯現自身。城市空間被書寫展開為文學空間,其中,文本的活動借由人物的行動實現,建構起一種動態的感性秩序。
以“上?!睘橹行?,《千里江山圖》還寫到了多座城市。如果說,“上海”的文本構成了孫甘露的世界,進而寓言著漢語主體的認同中心,那么,小說中革命者從“上海”到“南京”“廣州”等地的涵義,就在于他們將從“南京”“廣州”等地向故地回歸。每當“離開—回歸”的情節發生,都重新“激活”故地的文本活動,帶來故事的重要轉折:陳千里從莫斯科受訓歸來,與千元相認,也成為小組行動的中心;廣州名伶小鳳凰的愛情記憶,解開了臥底之謎;陳千里背著中槍的葉桃到南京的神策門城墻,在城市邊緣入黨,并帶回了歐陽民叛變的消息。進一步,小說中大篇幅的回憶敘事,都發生在歸途。正是在廣州駛向上海的“貴生輪”、亡者復歸的“墓地”,陳千里完成追憶并哀悼了他和葉桃的愛情?;貧w包含情境與情境之間的回憶、沉思、追問,構成對自身中“他人”面目的感性確認和重寫。在這個過程中,自我不斷審視和調整自身的邊界,和歷史世界保持著真實聯系。
而在另一個層面,作家個人的記憶文本與上海的記憶文本亦發生著疊合。似乎可以說,小說有兩個“作者”:一個是孫甘露,一個是“上?!薄杏卸嗵幍孛沧兏拿鑼懀涗浟俗匀粴v史地理的自我修改,猶如“上?!痹凇八弊约旱能|體上寫作:“蒲匯塘一段舊河道中,河水已被抽干,沿途只見數百名河工,正在疏浚開挖河道。這項去年十二月開始的工程,完工后將貫通蒲匯塘和漕河涇兩條河道?!倍八币灿凶陨韽碗s的情感故事——“上海,這座夢幻之城,被植入了多少異族的思想和意念”[30]?!肚Ю锝綀D》既追述了“蘇”(蘇維埃)的革命故事,也在多處直接注明這座語言之城的殖民歷史:“司乘用法語和漢語各報一次站名,電車在斜橋轉向西行,過了馬浪路、盧家灣、打浦路橋、潘家木橋,在亞爾培路站陳千里下了車,車站就在肇嘉浜岸邊?!?/p>
而對于孫甘露,這似乎構成對1980年代昂揚的啟蒙主體一個遙遠的回復:“一個作者怎么樣從一個‘自己’,過渡到他熟悉的這個年代和他所處的城市,一個‘空間’?!盵31]這一代人的“成熟”不是舍棄“自己”,而是深刻地進入“自己”與“空間”的互文關系,既融合為一,又在相對獨立的互動中保持自主精神的活力。在小說中,孫甘露“自己”的記憶中心,落在郊區的煤場貨棧。小說對這一地帶生活經驗的呈現,最為體貼入微,有清晰的日常作息與時令四季:
外面一排棚屋面朝荒地,門前一片地被平整過,鋪上了煤渣和土,是棚屋居民的小廣場,到了夏天,他們便在這里吃晚飯、乘涼。這時候天冷,場地上只有晾曬的衣物和野貓野狗。場地南邊,距棚屋大約二十來米的地方,打了一口井,平時這里總有幾個婦女在洗衣服洗菜。
在“冬天”而言“夏天”,敘述已偏離了陳千里視點輻射的故事時間,近于“回憶錄”的寫法,隨筆似的口吻,更“暴露”著作家的在場。漫長白晝,守候在煤場貨棧的陳千里,看見的也許是孩童時在這一帶嬉戲的孫甘露:“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著跑過,然后又是一片沉寂?!蓖瑯拥兀诜叫甭贩ㄉ屉娷嚬拒囌九缘碾娋€桿上,“像是哪個放學的小孩,在空白的地方用鉛筆歪歪扭扭寫了一句罵人的話:盧忠德是個王八蛋”。在這些敘述的夾縫中,個人與城市記憶以“語言結晶”的形式匯合閃現。
或許,孫甘露依然是那個在“總體性”消散后無限感傷的寫作者。正如他“視七十年代為人生的奠基時刻”[32],大量感性的文本細節,照亮的是革命時代的生活世界,與具體的“日常內容”息息相關。就像孫甘露的陳述常常用“上海記憶”來包容“革命記憶”,用物質自然涵蓋歷史世界。這不是為了消解,相反,它印證著一個寫作者與革命歷史之間某種更為深沉而非概念的聯系。
在《憶秦娥》中,孫甘露寫有一段精彩的獨白:“我無法向過去的日子回復,甚至傾心接近的意向也被自己認作是虛妄,而那些已不復存在的場景始終驅動著我,喚起我的追憶,使那些靦腆的,在內心深處無比榮耀的歲月縈回繚繞?!盵33]《千里江山圖》則以“上海”文本搭建了這個多義繁復的美學空間,更創造出一種向總體性自我回復、自我遞歸的感性秩序,以個人情感的歷史起源為端點,回望先輩,展望當下。追憶,就像是望著一個人走遠直到他成為視網膜的一個點,無數次告別與哀悼,筑成一個布滿光亮的“星空”。對孫甘露而言,這個追憶時間的內心空間,與歷史時間的地圖展開是交織并置的。小說由此和世界之間形成一種感性而親密的總體摹仿關系:它具有相對封閉的“畫卷”外觀,然而始終朝無限敞開。
在總體性文學書寫的脈絡上,托爾斯泰小說的種種聲響,組成了俄羅斯大地上宏偉的和音。孫甘露再現“上海”卻如再現“浩瀚”,有江山,亦有星空。如果說,那種主體性、文本性、總體性在文化形式上的想象統一——即賽義德所說的“at home in a place”(“適得其所的無拘無束”)[34]已不復存在,那么,《千里江山圖》則仍試圖在上海空間上將三者組裝起來,將漢語的“此地”重造為感性的“家園”。這種整合自我與世界、“自我總體化”的努力,為那個復雜的漢語詞匯“我”注入了新的涵義,一如曼德爾施塔坶所說:“活的詞并不表示對象,而是像選擇住所一樣自由地選擇對象的這一或那一意義,選擇物和可愛的軀體。詞圍繞著物自由地徘徊,就像靈魂圍繞著一具被拋棄的、卻未被遺忘的軀體。”[35]
注釋
[1]孫甘露:《千里江山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以下相關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2](戰國)荀況:《荀子譯注》,王威威譯注,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77頁。
[3][法]莫里斯·布朗肖:《無盡的談話》,尉光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頁。
[4][11][英]特里·伊格爾頓:《文學閱讀指南》,范浩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102頁。
[5] 有研究者發現,孫甘露改譯了《涅克拉索夫詩選》的常見譯法:“我一聽見暴風雨,就禁不住微笑?!眳⒁婈惻嗪疲骸对诳臻g中締造時間:新時代的革命歷史想象——論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小說評論》2023年第6期。
[6]李音:《千里江山 信使之函——論孫甘露〈千里江山圖〉革命與先鋒的雙重變奏》,《小說評論》2023年第5期。
[7][法]莫里斯·梅洛-龐蒂:《辯證法的歷險》,楊大春、張堯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
[8][15]孫甘露、韓博:《文學影響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孫甘露:《被折疊的時間——對話錄》,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頁、90頁。
[9]孫甘露:《少女群像》,《上海文學》2004年第11期。
[10]攝影術語,指鏡頭調焦到無窮遠時,最近清晰點到鏡頭的距離稱為“超焦距”,一般用“H”表示。當鏡頭調焦于超焦距位置時,景深范圍可以擴大到從H/2到無窮遠。
[12][法]朱莉亞·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1—72、76頁。
[13]孫甘露:《時間玩偶》,《收獲》1999年第5期。
[14][20]孫甘露:《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千里江山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78—379頁、379頁。
[16]孫甘露:《記憶》,《在天花板上跳舞》,文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17][22]孫甘露:《感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0期。
[18](南朝梁)劉勰:《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73頁。
[19][31]參見本期文章《文學中的經驗——孫甘露訪談》。
[21][24]《面對至親離去:孫甘露分享古今中外作家如何將個體體驗轉化為人類普遍性經驗》,《文匯報》2014年12月7日。
[23]《〈千里江山圖〉成為現象級作品,“上海郵差”孫甘露:我依然是先鋒派》,《新民晚報》2023年3月31日。
[25][法]朱利安:《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張君懿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頁。
[26]孫甘露:《天凈沙》,《上海流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頁。
[27]孫甘露、河西:《巴黎很遠,并不比北京更遠》,孫甘露:《被折疊的時間——對話錄》,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頁。
[28][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
[29]汪民安:《漢語中的陌生人》,《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30]孫甘露:《南方之夜(代后記)》,《呼吸》,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頁。
[32]孫甘露:《觀察和修辭的喜悅》,《比緩慢更緩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
[33]孫甘露:《憶秦娥》,《收獲》1992年第6期。
[34][美]愛德華·W.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3頁。
[35][俄]曼德爾施塔坶:《時代的喧囂》,劉文飛譯,敦煌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