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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橋風味:詩人與他的風景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李溪  2026年09月21日10:15

明代畫家沈周的《灞橋風雪》是他晚年的一幅作品。這幅雪景的構圖雖是沈周慣用的,但是其意趣卻回到王維的單純。山體只用中鋒的線條勾勒出輪廓,除了在山巔的點苔,其余的部分只用以淡墨輕染,顯出雪后世界的空曠冷寂。前景的山石上的幾株寒樹,冷靜地佇立在巖石山。左下的小橋上的騎驢者和君子都身形清瘦,在風中艱難地前行。畫上方有沈周自題的一首詩:

灞上馱歸驢背雪,

橋邊拾得醉時詩。

銷金帳里膏粱客,

此味從來不得知。

在灞橋風雪中騎驢覓詩,這是一個人們很熟悉的故事,最早出自北宋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的是唐昭宗時期的相國鄭綮雖有詩名,但還沒有達到“廊廟之望”,于是他經常到灞水的橋上尋找靈感。有人問:“相國近有新詩否?”他回答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這位相國大概也不是落魄人,為什么說這一番味道是在銷金帳里的豪客,從來不能得知的此間的味道?

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還要從地理談起。“詩思”發生在長安的灞橋,在歷史上是從長安通往洛陽的戰略要道。發源于秦嶺北麓的灞河,向南北流經長安東郊,后同浐河交匯后注入渭河。《漢書·地理志》載:“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古曰茲水(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 穆公并在灞水上建筑了木橋,稱為灞橋。灞河和灞橋,從命名上就極有“膏粱客”的意味。千百年來,它不斷見證了帝國的興衰,也見證了征夫和離人的眼淚。白居易曾在《勸酒十四首·何處難忘酒七首》其六云“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蔟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青門”在唐代泛指長安的東門,出了青門策馬向東就來到了浐河西岸的長樂坡。這里設有官方的長樂驛,比灞橋更靠近城郭,是許多送別宴會的舉辦地。送行的人有時會先在此擺酒餞行,再陪著遠行之人走到灞橋。一路上灞河兩岸柳樹如寒煙輕籠,讓人不禁想到江文通那句“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人間最濃郁的情緒,正是詩歌最好的藍本。

然而,這樣的離別總有宴會的歡歌、友人的折柳相慰藉。而風雪中的離別,沒有設宴和歡笑,只有一杯尚有余溫的濁酒和一個騎驢獨行在這宏偉大橋上的身影慢慢消逝。鄭綮要去尋找的,正是這種孤獨冷寂的感覺。可這位身居高位的相國,真的能靠去灞橋“打卡”來尋找到詩意嗎?風景對于詩人,是一種邂逅,詩意本來也不是刻意去某處“尋”來的,而是在個人的經歷之中自然現成的,何況這位相國的詩才實在平平。當一個典故進入繪畫后,也意味著它獲得了一種歷史性的顯現,因此入畫的人與風景,都是被反復審視的。如此的風景必須要配上一個更適合它的人,于是,孟浩然便被選中了。北宋董逌在《廣川畫跋》中有《書孟浩然騎驢圖》跋云: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于時,宜也。當其擁褦襶,負苓箵,墮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迥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窔,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為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

孟浩然詩才又有他從秀美山水中得到的靈感,但更得自他“風勁霜寒”的經歷,所以他的詩清苦奇曠,他的詩詞即是他人生風景的寫照,這是身為相國的鄭綮無論在何地都不能尋到的。因此,董逌懷疑是鄭綮先見到了這幅《孟浩然騎驢圖》,而后才有了這個“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的說法。

孟浩然早年隱居鹿門山,一直過著寒素的生活,開元十一年,他曾一度來洛陽求仕,但失望而歸。到開元十六年初春,39歲時他又再次下決心赴京科考。入長安后,憑著才華在長安詩名大振,他結識了27歲王維,二人成為忘年之交。科舉不第后,一次王維帶他入禁中,偶然面見了玄宗,玄宗讓他作詩,卻因一句“不才明主棄”的幽怨而令玄宗不悅,終未能入仕。在這個冬天,孟浩然無奈地離開長安。他辭別好友王維,也辭別了曾讓他羨慕的美景與榮華,辭別了人間的熱鬧與爭逐。出京時雖沒有遇到大雪,卻可以想象,他必然也是風霜滿面、怨思良深的。

然而,在后世詩人眼中東歸的孟浩然,并不困窘狼狽,反而風袂飄舉,瀟灑無比。聞一多先生曾引宋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說的“骨貌淑清,風神散朗”,評其“無一不與畫像的形象相和,也無一不與孟浩然的詩境一致”,正是一語中的。南宋杜范在《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說“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于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歡。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孟浩然一時的不遇,成就了他的千古之名,而他的瀟灑,當然不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而是后人在他后來的詩歌之中感受到的他的心情。古人對一個人“面容”的理解,實際上已經從一個實在的人身上轉移到一種具有歷史性的行動,不遇、詩歌以及那其中所帶給后人的觸動和想象,都是這個行動的一部分。在回家的路上,他先來到吳越一帶游歷,在錢塘江寫下“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在建德江寫出了“野曠天樹低,江清月近人”的名句,到了桐廬江又寫“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又有“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云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不遇的愁怨是存在的,但是面對曠遠的天地,那種求而不得的痛苦和躁郁被蕩去了,他的詩中顯出了一種清冷的底色,讓后人感受到他的心胸正在因自然而打開。吳師道在《孟浩然騎驢圖》中說:“直語無因住禁垣,清游隨意蹋寒原。風流鄭五雖相似,應愧詩庸位轉尊。”在后人的理解中,孟浩然的歸去,不是因為厭倦了大內的城墻的幽閉,而是由于胸中向往那隨心所欲遍踏寒原的清歡。存在于如此風景中的人,自然是孟浩然而非鄭綮這位詩文平庸又得饗膏粱的人。

孟浩然的畫像其實還有一個“騎馬”的版本。這最早為王維在孟浩然去世后在他的家鄉郢州(今湖北襄陽)的一座亭子所作的畫像。《新唐書·孟浩然傳》中記載,“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在更早的晚唐皮日休所作《郢州孟亭記》中,詩人慶幸能看到這位同鄉前賢的畫像,并因旁人之說“王右丞筆先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型之志”。所謂“觀型”,即觀典型矣。在北宋的時候,這個形象已經成為一幅“文人標準像”,為一些大畫家的作品借用。米芾曾說自己的寶月齋收藏過“李成四幅”,這應當是一扇四幅屏風山水,“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又說“李成作人物不過如是”。可見這個騎馬的面目清秀的“孟浩然”在當時已經是大畫家畫文人形象的范本。在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四也載,王維在郢州亭子畫的是《孟浩然騎馬吟詩圖》,他曾在孫潤夫家見有一本,上面王維跋、陸羽序,還有宋初張洎題識“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揔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亦可知直到南宋依然有“孟浩然騎馬圖”的母題流傳于世。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李成《晴巒蕭寺圖》中的左下方的水岸邊的文士騎行像,他前有仆從提擔,后有童子抱琴,行走在一片李成式的蕭索寒林中。可是,畫中的人似乎不是在騎馬,而是在騎驢。黃公望曾有《題李成寒林》詩:“六法從來推顧陸,一生今始見營丘。腕中筋骨元來鐵,世上江山盡入眸。林影有風摧落葉,澗聲無雨咽清流。寒驢騷客吟未成,萬壑寒云為爾留。”這位騎著寒驢的騷客,在霜凍之中連詩也沒有吟成,萬里千山的寒云卻為這一小小的身影駐留。的確,騎馬的形象似乎太過“軒昂”了,這并不符合孟浩然失意的人生。在唐代買一匹馬是昂貴的,杜甫就因貧窮買不起馬,常年以驢代步,詩云“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稍晚的韓愈也有詩“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可見當時只能騎驢的寒門是長安官場的異類。孟浩然也是“不合時宜”的,沒能成功入仕的他也必然囊中羞澀。他在長安應試落第后,曾給朝中官員寫詩說“躍馬非吾事,狎鷗宜我心。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這一位鄉野青年,從小地方來到煌煌京城,最終在經歷了“久與世情疏”的窘迫之后,他“騎驢”離開長安才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唯有騎驢才能顯現出孟浩然的本色來。宋人戴復古的《廬山馬上》可以見詩人心中“騎馬”和“騎驢”之別:“青松路徑白云關,有客來尋半日閑。十載灞橋驢子上,爭如騎馬看廬山。”“灞橋驢子”說的是風霜滿面的羈旅,而騎馬廬山則是悠然自得的閑情;孟浩然的辭句清逸,這大概是畫家覺得他該騎馬的原因,但是他為了求取功名,從小地方來到煌煌京城最終又失望而歸的心境,這正是“十載灞橋驢子上”真實寫照。孟浩然的偉大之處,正在于胸中有著失意的怨思,依然能用曠朗的態度面對這個世界的風景。李白曾給孟浩然寫詩說:“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被李白稱為“中圣”,“中”不是中庸,也不是中間,正是在說他在普通人的境域中始終能直面一個本真的自我。回到家鄉后,他給京城的耆舊寫信,說“予復何為者,棲棲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他愧責自己未曾如陶淵明那樣淡然無欲,為了功名赴京城惹得一身塵土。他晚年寫下《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回想曾經的風雪,此刻他的綠樹青山如此尋常,他終在對人生風煙的幻化之中回歸到生活的平凡歡欣中。清初詩人沈德潛曾經評價孟浩然的詩“從靜悟中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也正是此意。

一位一流的詩人和畫家是用語言和圖像來把握生命中這種真意的人,而能夠進入繪畫的人則是用整個的人生來顯現這一真意的人。五代荊浩《筆法記》中說:“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術,茍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 這個典故的“轉譯”,是出于人們對繪畫之“真”的理解:孟浩然的“真”是存在于灞橋的風雪之中,哪怕他離開長安那一天并未下雪;灞橋風雪的“真”,也只在孟浩然身上得以綻出,哪怕最初的文獻記載不是孟浩然;他面容的“真”,也是從他的詩文之中浮現出來的,即使他真實的長相并非如此。這是藝術的真實更勝于歷史真實的表現。后人認定王維一定是這個“騎驢圖”的作者,也不只因為王維是一位出色的畫家,更因為王維是從人格和詩境上最理解孟浩然的人,即便他并非畫過“灞橋風雪”。詩風學孟浩然的劉克莊在《孟浩然騎驢圖》中也說:“壞墨殘縑閱幾春,灞橋風味尚如真。摩挱只可夸同社,裝飾應難奉貴人。舊向集中窺一面,今于畫里識前身。世間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無論繪畫的墨縑如何毀壞,每一位讀過《孟浩然集》的人,都能從畫中談尋到“灞橋風味”;而真正能夠畫出這“灞橋風味”的只有王維這位與其相識、相知,又能真正讀懂孟浩然詩的畫家;進而,對這“真”,又需要每一位閱讀者也是一位如此胸中有風雪、眼底有江山的真詩人。“灞橋風雪”,這是幾百年來文人對生命況味的共同書寫,也存蓄著幾百年來文人的處境以及他們面對世界的態度。在沈周的那幅畫中,承載了一千多年歷史風煙的宏偉的灞橋成了一座小石橋,帝都的恢弘,官爵的顯耀,甚至歷史的榮辱,一切都消失在這白茫茫的雪之中,天地間只有這個騎驢的瘦小身影。無需辨別他是誰,但唯有真正經歷過歲月的人,才能想象到他有著如寒原般廣袤的心胸,知曉這其中的雋永滋味。

“灞橋風雪”后來還演繹出來了一個新的母題——踏雪尋梅。在明人所編的《淮海居士長短句》中有這樣一首《憶秦娥·灞橋雪》詞:

灞橋雪。茫茫萬逕人蹤滅。人蹤滅。此時方見,乾坤空闊。

騎驢老子真奇絕。肩山吟聳清寒冽。清寒冽。只緣不禁,梅花撩撥。

這首詞雖然大概是托名秦觀,卻顯出了“灞橋風雪”這個故事的另一種情味。灞橋風雪中,一切的人跡都消亡了。在一位孤獨行旅的詩人眼中,真正點亮這個世界的,終不是那長安的煙火,而是在驛路旁邊雪中的一枝寒梅。在不禁梅花撩撥的這一刻,生命的摯誠和純真得以在這一片白茫茫的天地間綻出,也為歷史留下了一縷悠長的幽香。曾寫出“要留清白在人間”的于謙有首《題孟浩然踏雪尋梅》,收錄于《于忠肅集》詩:“滿頭風雪路欹斜,杖屨行尋賣酒家。萬里溪山同一色,不知何處是梅花。”所謂“自古英雄盡解詩”,于謙對這幅《孟浩然踏雪尋梅圖》喜愛,也正是因為他胸中有著超脫于世俗名利的無限深情。反過來,那位詩人成為這樣一幅風景的主角,不也是因為他內心的“浩然之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