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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的“私人”屬性及有限視角
來源:《文藝研究》 | 周絢隆  2026年09月21日10:08

日記是一種特殊的文獻類型,歷來頗受人們重視。近年來學術界對其關注度不斷提高,不但搜集整理的熱情不減,大批塵封已久的日記被公之于世,而且利用日記產出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如張劍《華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中華書局2020年版)、邱捷《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等。面對這股學術浪潮,我們在感到鼓舞的同時,也要認識到這類文獻有其特殊性,只有對之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

一、日記的“私人”屬性及在不同場景的不同功用

日記本質上是“私人”文獻,雖然有些日記作者會將其當作公開作品來寫,但就內容而言,它畢竟以私人生活為書寫對象,而且逐日記錄。這就決定了它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私密性,二是連續的日常性。

文獻在實際運用中,一般也發揮兩種功能:一是支撐作用,二是支持作用。所謂支撐作用,是指該文獻在某個具體研究中必不可少,能發揮關鍵作用。所謂支持作用,是指該文獻在具體研究中只起補充作用,能豐富人們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但并非必不可少。一部日記到底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完全取決于其使用場景。

在微觀史研究中,日記往往會發揮支撐作用。周軼群《吳宓的精神世界》(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一書,便大量利用《吳宓日記》展開研究。可以說,若無《吳宓日記》,此項研究將難以進行下去。吳宓本人成系統的著作雖然不多,但是他一生堅持寫日記,凡對重要問題的個人看法,在日記中皆有詳細記錄,比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組建過程、西南聯大的人事糾紛、歷次運動中周圍人的表現及自己的心理活動,乃至他豐富的情感經歷等。透過《吳宓日記》,我們不僅能完整了解其人生經歷,更能深切感受到他認真的個性與倔強的氣質。吳宓曾自言,他的日記主要是供自己看的,寫日記是他孤獨人生的一種安慰。這保證了其日記的真實性,是今天研究吳宓必須依賴的第一手文獻。

連續的日常性使日記能夠真實反映長時段內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周圍人的精神狀態,對于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以董毅《北平日記(1939年—1943年)》(王金昌整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為例,該書記錄了1939—1943年北平淪陷時期人們的日常生活。作者為輔仁大學國文系學生,具有較強的寫作功力。日記既記錄了作者的家庭生活與變故,也真實反映了日偽統治時期北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會風俗與世道人心。它不僅是研究北平淪陷時期大眾生活與社會心理的重要史料,也對理解《四世同堂》這樣的文學作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易代:侯岐曾和他的親友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簡稱《易代》)的《前言》中,筆者曾以《侯岐曾日記》為例談到對日記類文獻的感性印象:“在官修史書中,只有對歷史發展有過重要影響的人物,才會被著錄,其余的蕓蕓眾生都被吸進了歷史的黑洞。這既埋沒個體,有時也會掩蓋真相。《侯岐曾日記》的面世,讓我們仿佛在歷史的某一書頁中發現了一個夾層,撬開夾層往里看,又發現了一個過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們的世界。”(《易代》,第5頁)日記文獻最大的價值,就是真實記錄了個體的生命世界,它們是微觀史研究的重要支撐材料,但被埋藏在宏觀史的褶皺中,需要有心人去找尋并將其展開。

與微觀史不同,在宏觀史研究中,日記的私人性及日常性使其無法提供宏大敘事所需要的信息量和信息價值,這時候它只能發揮支持作用。這種支持性主要體現在對情景的反映、場面的還原、氣氛的渲染和細節的補充等方面。比如明清易代之際,清兵在占領江南后,因草率推行剃發令,激起了江南民眾的激烈反抗。對于這項政策,相關史料雖多有提及,卻無具體記載,過去人們對它的認識一直是模糊的,但《侯岐曾日記》對之有詳細記敘。因為侯岐曾本人一直堅持到順治三年(1646)底才被迫剃發,故對此政策比較敏感。他在當年二月二十九日給叔父侯兌旸的信中提到,嘉定城中新近設立了清發道,專門檢查民眾剃發的情況,并且對不合要求的人按五等治罪。三月初一的日記,則記錄了五等定罪的具體標準:“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鬢不留耳,留發不留頭,又頂大者與留發者同罪。”(劉永翔等整理:《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頁)作者無意間記錄了地方對剃發令的執行情況和處罰細則,對清史研究是很有意義的補充。

另外,《侯岐曾日記》還詳細記錄了嘉定知縣楊之賦和縣衙里的辦事人員對侯家的種種敲詐。這讓我們看到清朝定鼎之初,對如何處置前明的忠烈之族,政策上存有模糊性。同時,清兵初下江南,最早服務于新政權的官吏隊伍魚龍混雜。政策的搖擺與模糊、投機者的大量混入,既給基層執法留下了很大的伸縮空間,也使敲詐與勒索成風,讓前明忠烈之家慘被魚肉。這自然會加劇他們對新政權的仇恨,轉而向南明海上力量尋求支持。這類信息在《清實錄》和其他官修史書中,根本不可能看到。

再比如,關于明末幾社領袖陳子龍的結局,相關材料只記載了大致經過:在吳勝兆謀反前,他受邀給黃斌卿寫信,約其作外援,吳勝兆事敗后,他受牽連被抓,在轉運途中乘機投水自盡。前人對他的死,評價頗不一致。曹家駒《說夢》認為,陳子龍是“迫于計窮”才選擇自盡的,故“未得與吳(嘉胤)、夏(允彝)比烈也”(雷瑨輯:《清人說薈(初集二十種)》,掃葉山房1913年石印本)。朱東潤《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則不認可這種說法。在明清易代過程中,為國死難者眾多,一般史料只記結果、不在意過程,但《侯岐曾日記》記錄了陳子龍生命最后關頭的真實細節。吳勝兆被抓后,陳子龍內心害怕,在夏之旭的陪同下,于順治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晚逃到嘉定王庵侯岐曾莊上。此時他精神近乎崩潰,方寸已經大亂。后因官府四處搜查,侯岐曾委托女婿顧天逵將其帶到昆山,準備取道常熟伺機出海,但到常熟投奔老友楊彝時遭拒,不得已再折返昆山,最終被捕。陳子龍其實死得極不甘心。這讓我們對夏完淳《自嘆》“誰不誓捐軀,殺身良不易”(《夏完淳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6頁)兩句詩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明白了錢澄之對易代之際的死難者為何要區分“期死而死者”和“不期死而死者”。錢澄之《復陸翼王書》指出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即一些立志盡節的人死后默默無聞,而本無死心但倉猝殞命的人,反被不斷褒揚歌頌(錢澄之撰,彭君華校點,何慶善審訂:《田間文集》,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84頁)。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給陳子龍賜謚立祠,表彰其忠烈。侯岐曾等為保護他而牽連被殺的數十人,則幾乎無人提及。若無《侯岐曾日記》,那些在危難之際對陳子龍拼死相救的人,就會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黑洞之中。

二、日記文獻的“真實性”

在所有文獻類型中,就可信性而言,日記僅次于不帶感情色彩的檔案,比一般的書信和文集更加真實。但考慮到人性有自護其短的本能,這種真實性其實是有選擇的。因為“了解自己,不是容易。頭腦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會找出種種歪理來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對自己毫無偏愛,像偵探偵查嫌疑犯那么窺伺自己,在自己毫無防備、毫無掩飾的時候……捉住自己平時不愿或不敢承認的私心雜愿”(楊絳:《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楊絳全集》第4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頁)。一般情況下,人在寫日記時,不會對自己有這么高的要求,故對所記內容難免會作不自覺的選擇。但相比于書信的半公開和文集的全公開,日記的私密性會鼓勵作者多說真話。

在日記中,作者雖不一定能完全敞開心扉、袒露無余地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但至少有兩點可以保證比較真實:一是情感,二是行為。人的情感很難掩飾,流露在日記中的喜怒哀樂,都有一定的真實性。這是對宏大歷史敘事的重要補充,它不僅讓歷史變得有生命、有溫度,而且具體可感。比如順治二年七月,嘉定守城失敗,組織抵抗的侯峒曾父子三人被殺,侯家成了新政權打擊的對象。順治三年二月十一日,侯岐曾正與家人飲酒,忽然聽到外面鼓樂喧天,經打聽才知道是有人家慶祝新秀才進學,侯岐曾母親聞訊十分難過。他在日記中特別加了一條注釋說:“城中俗謠云:‘白馬紫金牛,騎出萬人羞。’”(《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第495頁)對于積極投靠新政權的讀書人,他表達了憤慨。相比于侯家付出的犧牲,周圍人的冷漠讓侯岐曾無法接受,他的憤怒是非常真實的。另如,《吳宓日記》中對自己情感經歷的記錄真實反映了他的情感史,也使我們對他的“殉情”說有了更客觀的了解。在日記中,作者可能會回避一些內容,但凡形諸文字的一般都比較真實。1928年8月30日,吳宓給浦江清看他的《南游雜詩》,浦江清當面沒說什么,但在日記中卻說這組詩“佳者甚少”,并且認為“吳先生天才不在詩,而努力不懈,可怪也”(浦江清:《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頁)。

人的行為是心理的自然反映,如果說作者在日記中對一些事情的評價,有時會受理性控制,那么其下意識的行為往往會折射內心的真實感受。吳宓曾自稱他的人生觀是“殉情”與“殉道”,而所殉之“道”為文化。1958年6月27日日記說:“宓之保守主義,乃深知灼見中外古今各時代文明之精華珍寶(精神+物質)之價值。”(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第3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52頁)1968年12月24日又說:“宓感情上對中國及西洋舊文化之愛好與系戀,則決難放棄、改變。”(《吳宓日記續編》第8冊,第670頁)如果說這樣的表態還略顯空洞的話,那么只要看看他在兩個關鍵時刻的閱讀行為,就能證明其所言非虛。

1937年7月18日、20日、21日、23日、25日、26日,《吳宓日記》里都有“讀《顧亭林詩集》”的記錄。從個性上說,吳宓與顧炎武其實格格不入,他曾自言:“宓初亦有志(學顧亭林——引者注),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學梅村。”(王泉根:《重慶發現的吳宓佚文》,王泉根主編:《多維視野中的吳宓》,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頁)他最初集中閱讀《顧亭林詩集》,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想從文化救亡的角度,尋求一種精神力量。在他看來,此時“吾中國之人心實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吳學昭整理:《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39頁)。但是到1956年以后,隨著“極左”思潮加劇,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日趨升級,吳宓的精神極度壓抑,所以他于1956年2月16日、2月19日、3月20日以及1958年3月21日、22日,又開始反復閱讀《顧亭林詩集》,最后一次還“流淚甚多”。這一系列記錄雖然沒有多余的議論,但真實反映了作者的心態。

由此可見,作為私人文獻,日記所反映的作者情感和行為,是任何其他史料都無法提供的。就存史的角度而言,日記或許不如檔案文獻可靠,但這種基于主觀的“真實”以及不受約束的個人視角,又是我們理解歷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它讓抽象的歷史變得真實可感,給我們的想象提供了堅實的支持。

三、克服日記文獻的有限視角

日記作者從個人的角度觀察世界,主要聚焦自己的日常生活,這種私人化特征決定了其視野的有限性。所以,不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研究,研究者都要保持開闊的視野,不被日記的有限視野所局限,而從日記出發去考察時代洪流中的個體命運。這樣才能拓寬問題的邊際,提升研究的深度,使日記這種私人文獻發揮其應有的價值。相反,研究者如果只滿足于挖作者的隱私,津津樂道其中記錄的八卦故事,或借之驗證社會學、心理學的某種理論,都不容易產生新意。

筆者在寫作《易代》時,對此有過很深的體會。如果從省力的角度講,完全可以就事論事地把《侯岐曾日記》里的人和事一一考訂清楚,再結合嘉定守城前后的事件加以發揮,用社會學、政治學或歷史學理論稍作裝點,寫成一本故事性強的通俗讀物。但是,這本不完整的日記確實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疑問,如果不放在更深廣的背景下考察,我們就無法理解明清易代的過程在地方上是如何完成的。比如,就侯岐曾而言,在與隆武政權主動聯絡這件事上,他其實是很謹慎的。他雖然支持夏完淳和侄子玄瀞為父請恤,但自己并未在奏疏中具名。另外,夏完淳、侯玄瀞等人上疏隆武,與吳勝兆謀反本來是兩件事。在清代官方文書中,前者是所謂“通海案”,后者是謀反案。從時間上看,“通海案”也發生在謀反案之前。順治四年三月十九日,夏、侯委托的信使在松江柘林被吳勝兆的巡邏隊伍抓獲,供出了通海的內幕,但吳此時已有謀反之心,經幕僚戴之俊勸說,暫將此事壓了下來。等他謀反失敗后,前番搜得的物證才被一并起獲,其中也包括陳子龍寫給黃斌卿的那封未被寄出的信。兩個案子于是就串在了一起。那么,地方官員在處理這個案子時,是怎么看待侯岐曾這個人的?

為此,筆者系統查閱了明清史料,希望從中找到一些線索。遺憾的是,不論是江南總督洪承疇還是江寧巡撫土國寶,在給朝廷的報告中重點講述的都是“名士通海”和“吳勝兆謀反”的內容,侯岐曾的名字壓根未被提及。他之所以被抓,僅是因為窩藏了重要案犯陳子龍。雖然《刑部尚書吳達海題本》中出現過一次他的名字,但只是以顧天逵岳丈的身份而被提及:“有已正法子顧天逵,系官兵擒獲已斬侯岐曾女婿。”(鄧之誠著,欒保群校點:《骨董瑣記全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頁)這個在日記中血肉豐滿的鮮活生命,在歷史的洪流中竟微如塵埃,甚至連被“正法”的資格都不具備。

如果說歷史是一部沒有結局的連續劇,日記就像是個別參演者的分劇本。研究者要了解相對完整的劇情片段,就不能只讀屬于某一個角色的那部分內容。比如,《侯岐曾日記》開始于順治三年正月初一,終止于順治四年五月初十,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作者不可能記錄更多的內容。但日記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并未隨日記的終止而消失。比如侯家的女眷,尤其是侯岐曾二兒媳夏淑吉的遭際,讓我們看到了亂世女性的不幸與堅強。在中國歷史上,女性經常是失聲的群體。侯氏的家難無疑加劇了這些在優渥環境中長大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的悲劇。不過,《侯岐曾日記》對她們的記載很少,僅有的一點又都是在第二次家難發生之前。關于她們此后的人生與命運,筆者在《易代》中只能借助各類史料反復鉤稽,才能拼綴出她們慘淡的背影。

在日記的有限視角下,作者可能無意間記錄了重要信息,卻因缺乏整體背景而未能予以重視。例如,順治三年八月初一,侯岐曾在日記中寫道:“褚元攜人參一緘來,乃青溪新令稱奉旨求鬻于紳氓。吾家分得半斤,應輸直十五金有零。”次日又記:“城信來,亦言鬻參事,吾家父子幾派四斤。……而叁拾貳金正價,不待言矣。”(《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第568頁)此后,賣參之事被其他內容所沖淡,未再被提及,此兩條記錄極易被忽略。然而進一步查證可知,《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所收洪承疇順治三年十二月揭帖顯示,清廷于順治二年九月“發人參到江寧易賣”(《明清史料·甲編》中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頁)。清初入關,社會動蕩,軍費浩繁,財政窘迫,遂將東北人參運至江南變賣,實為對江南士紳的變相掠奪。雖經洪承疇請調,每斤三十二兩之定價仍高得離譜,“并無士民人等承買”。洪承疇雖表示“苦無調停之術”,并稱若分發各州縣轉賣,“恐至攤派科斂,大滋擾害,甚非皇上愛恤民生至意”(《明清史料·甲編》上冊,第351頁),但為完成任務,最終仍采取攤派之法。若不對《侯岐曾日記》中這兩條記載加以深究,則難以窺見現實政治的殘酷與統治者的虛偽。

總之,只有以日記為線索,充分發掘個人命運與時代風云之間的聯系,把個體經驗投射到宏大的歷史背景上,才能沖破日記的有限視角,拓寬研究的邊際,使日記的文獻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