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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脈大地上的人間星光——《白晝天空的星辰》的精神隱喻與美學革新
來源:《山西文學》2026年第9期 | 董曉可  2026年09月21日11:39

董曉可,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文藝爭鳴》《收獲》《青年文學》等刊物發表評論作品70余萬字,出版有評論集《蓋茨比的鞋子》、學術專著《80年代文學的話語重建與轉型研究》,榮獲“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董曉可,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文藝爭鳴》《收獲》《青年文學》等刊物發表評論作品70余萬字,出版有評論集《蓋茨比的鞋子》、學術專著《80年代文學的話語重建與轉型研究》,榮獲“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1990年2月14日,當旅行者一號飛到距離地球64億公里的海王星軌道外側時,天文學家薩根極力說服 NASA調轉相機回眸太陽系,拍下了一組珍貴的“星空全家福”。在這一浩瀚的星空畫面中,有一個占據0.12個像素、懸浮于太陽光散射光帶的微弱光點,薩根將其命名為暗淡藍點(Pale Blue Dot)。這,便是我們生活的地球。四年后,一部全景式回望與瞻望宇宙藍圖的著作《暗淡藍點:展望人類的太空家園》問世,在書籍序言流傳下了那篇數十年來震撼全球的精神獨白:

再看看那個光點,它就在這里。那是家園,那是我們。

你所愛的每一個人,你認識的每一個人,你聽說過的每一個人,曾經存在過的每一個人,都在這顆小點上度過一生。我們所有的歡樂與痛苦,成千上萬種篤定的信仰、思想與經濟理論,每一個狩獵者與采集者,每一位英雄與懦夫,每一個文明的締造者與毀滅者,每一位君王與農夫,每一對熱戀的青年男女,每一對父母,滿懷憧憬的孩童,發明家和探險家,每一位品行高潔的師長,每一個貪腐的政客,每一位巨星,每一位領袖,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圣徒與罪人,全都棲身在這粒懸浮于陽光里的塵埃之上。

是的,閱讀作家李駿虎的新小說集《白晝天空的星辰》,我腦海中一直縈繞著這段富有感染力的話語。它在很大程度上,見證了人類在面對浩瀚星空、追問存在意義時,所能展現的撼動人心的宏大格局與思想張力。無疑,相對于無垠宇宙,我們的地球只不過微乎其微的孤單塵埃。而面對這浩瀚宇宙中的“微小光點”的地球,我們作為與天、地并置的“三才之一”的生命體,該如何寄托我們的存在之思呢?這是所有志存高遠的寫作者必須回應的終極文學追問。在我看來,每一位心懷抱負的作家,都該擁有雙重“薩根之思”:一是抬頭凝眸遙遠星空,進而向外求索人類存在終極意義;二是俯身凝望腳下大地,構筑人間大地的人文情懷。而在《白晝天空的星辰》這部小說集中,我們真切感受到的,便是此種遠方生命哲思與世俗眾生關懷的融合。彌足珍貴的是,作家自始至終帶著強烈的時代叩問、厚重的歷史追問與開闊的世界文學眼光,并將其落于三晉這片葉脈大地上,來重新定義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人間星光。進而,他將基于浩瀚星空外向探索的暗淡藍點之思,轉換為煙火白晝里向內探尋,發掘每一個普通人靈魂深處潛藏的精神底色,從而完成了一場自帶哲學底色的現實主義拓展與審美路徑革新。

葉脈大地:一種文脈的延展與重塑

一種文脈,自然是趙樹理、馬烽、西戎等山西前輩作家所堅守的扎根大地、書寫人民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但在此之外,我想先說一說李駿虎身上沉淀的,源自晉南大地的豐沛文化底蘊和溫潤人文底色。

2023年,李駿虎的文化散文集《文明葉脈——中華文化版圖中的山西》付梓。在這部集子中,作家立足三晉故土,足跡遍布冀、川、桂、東北等廣袤地域,跳出單一地域視角,在整個華夏文明版圖之中梳理三晉文明源流,將鄉土抒情、文化思辨融入整體格局之中。在文集自序《那片來自春秋時代的桐葉》中,作家別有匠心地援引了春秋時期作為古晉國故事開端的“桐葉封弟”的典故,并直抒內心綿長故土深情:

今天的山西地圖,也像剪成玉圭形狀的梧桐樹葉。這是我起書名的外因,內因是汾河是這片葉子的主脈,汾河的百余條支流是這片葉子的葉脈,數千年來,三晉文化隨汾水注入黃河,匯入中華文明的永續血脈。

是的,正是生于洪洞、長于晉南曠野,自幼浸潤堯舜古文明、浸染耕讀家風,賦予了作家骨子里的深厚文化基因與對故土的赤誠眷戀。正是這份獨特的精神滋養,使其在接續“山藥蛋派”現實主義文脈之時,不僅能承襲其緊貼時代、直面現實的敏銳書寫特質,還能溫潤地體察到散落于鄉村、城鎮、市井眾生舒展間的,蕓蕓眾生間的日常生活紋路,把控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人情倫理與命運沉浮。

植根趙樹理、馬烽、西戎一脈賡續的現實主義優良文脈,加之晉南故土賦予他豐厚的本土文化滋養,李駿虎不僅擁有開闊的文學視野,而且具備精準捕捉時代現場的把控能力。如果從其1995年在《山西文學》正式發表短篇小說《清早的陽光》作品算起,在迄今長達三十余年的創作中,他的作品大致形成了三條長期共生、互為補充的書寫脈絡:早年《奮斗期的愛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癢》等都市系列,展現出對于市場經濟轉型浪潮中普通人的職場內耗、婚姻危機、都市男女情感糾葛等精神焦慮,形成直擊世俗癥候的寫實創作特質。其后,他又將視域回歸山西這塊厚重的土地,凝眸晉南鄉村,以《前面就是麥季》《母系氏家》等扎實的鄉土作品,不僅接續了山藥蛋派扎根黃土的平民傳統,而且跳出了單一農耕視角,深耕鄉土宗族、女性生存等人之生存難題,書寫鄉土倫理的裂變;再就是三晉紅色歷史敘事,《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等歷史小說著作,立足表里山河的革命往事,挖掘發生在三晉大地上的紅軍東征革命往事,彰顯深沉歷史意識與鮮明山西本土情懷。

正是依托于三十余年多元、扎實的持續性創作基礎,《白晝天空的星辰》實現了歷史與當下、鄉土與都市多元主題的融會貫通。在小說集中,大地葉脈的版圖形成了包含多層時空的共同體,進而讓鄉村院落、生活小區、都市餐廳、淪陷老城等場域盡數編織,使得煙火瑣碎、生活迷惘、時代變局、民族文化、歷史追索得到了現代性語境下的層層追問,極大程度地實現了“山藥蛋派文脈”在當代的延展與重塑。而這條主線,又分化為三個維度:其一,是深植晉南鄉土的原生倫理作品,包括《木蘭無長兄》《遠房親戚》《家譜》和《綿綿秋雨》;其二,是聚焦當下城市精神困境的作品,包括《白晝天空的星辰》《獻給艾米的玫瑰》《忌口》和《飛鳥》;其三,是穿越過往戰爭亂世的歷史敘事作品,包括《弦歌》《太原劫》《人民就是活菩薩》。三類文本雖內涵不同,卻有著同一精神底色,那便是:打破“光只在夜間亮”的審美定式,以“白晝天空的星辰”的現實溫情與精神困境探索,來探尋世俗大地上凡人困厄根源、書寫困境中沒有熄滅的心靈光亮。作家正是扎根于三晉大地這片沃土,描摹出形態不同但底色相通的時代精神困境,孜孜探究著這片文明葉脈之上蕓蕓眾生的存在困局與突破路徑。

人間星光:精神隱喻下的白晝敘事

小說集《白晝天空的星辰》,書名本身便暗藏著整部作品的思想內核。倘若必須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我愿將其稱為“人間星光”。整部作品以一種當下現實介入的精神,來觸及蕓蕓眾生的生存困境,并進一步追問破解之道。作者以此昭示:只要心中有向光的篤定與溫熱,真正星光便不再遙遠,而是就藏匿于鄉野、街道、家庭、餐廳、校舍等市井俗世的每一處,蘊藏在普通人的柔軟赤誠的本心與執念堅守之中。

在同名短篇《白晝天空的星辰》中,有一個“天臺之問”的隱喻起點:烈日當空,校長何新之與意欲出走的學科帶頭人謝向南并立于天臺,這時白日里刺眼的強光遮蔽了天際星辰。何新之一句“星星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只是我們看不見”,道破貫穿全書的核心哲思:真正的光亮,正是散落人間的點點星光。而以“人間星光”為恒定母題,作品將落點重心放在了落在了所有篇目的共通性命題:平凡生命內在蘊藏的精神力量。

《白晝天空的星辰》這部小說集的藝術創造力,不惟表現在“人間星光”這一核心隱喻的巧思上。事實上,這是一部能集中展現作家開闊文學視野與深邃思想格局的優秀作品。甚至放眼近年來國內文壇,這也是當之無愧的一流佳作。整個作品意涵豐富,擁有多層套嵌結構。而更令我著迷的,并非短篇構制這一“刀尖上舞蹈”的難度本身,而是其借助大學校長何新之的一日行跡,所暗藏的“微型史詩結構”。而《白晝天空的星辰》的這一結構設置,顯然隱藏著作家比照喬伊斯《尤利西斯》一日行程的雄心。在這部意識流小說的經典作品中,喬伊斯以近百萬字的鴻篇巨制,完整記錄了“現代尤利西斯”布盧姆在都柏林街頭清晨八點至次日凌晨兩點這一天的游蕩時光。在此,沒有宏大劇情抑或激烈沖突,有的只是買菜、聊天、發呆等日?,嵥?。而這,正是他要構筑的作為現代普通人內心掙扎的“現代史詩”。不同于希臘史詩《尤利西斯》的宏大史詩書寫,喬伊斯筆下“布盧姆的一天”別有深意:其顯然隱喻了現代社會扁平、碎裂境遇下,海德格爾理論體系中“煩”“畏”“無家可歸”的生存命題,映照出自我與世界加劇割裂、個體意識嚴重缺失的精神困境。

而《白晝天空的星辰》這部小說,顯然也暗藏著以一天映射當下社會與眾生心境的微型史詩抱負。且看圍繞主人公何新之“一天生活”的三條主線:一條是壓抑困頓的中年家庭線。作為一名擁有四萬多名師生的大學校長,何新之深陷強勢妻子的言語精神壓迫,又為送高考兒子的焦慮不安,在家庭中始終處于隔閡與隱忍雙重境地。一條是校園危機線。面對學科帶頭人謝向南因高薪挖角意欲離職,登上天臺以輕生相逼,何新之火速返校、耐心安撫疏導,才暫時平息這場風波。還有一條是現實生活百態線。雷雨中妻子被困工地等待接應,高考家長自發組建“保護者聯盟”,集體送錦旗懇請工地停工為考生讓路。在此,三條主線看似平常細碎,實則蘊含豐富。一方面,其鋪陳出何新之一天當中的難以承受身心負荷。另一方面,其背后也折射出諸多社會困局:家庭感情疏離、全民教育內卷焦慮,以及穿插進去的沉迷危險死亡游戲、附小教師體罰學生等高校治理難題。這一切家庭和工作雙重疲憊疊加,昭示中年知識分子的負重與隱忍。

與之相契,《白晝天空的星辰》還安排了兩處對照的“耳光”細節。一個是謝向南的袒露:他求學時的礦工父親認定只有戴眼鏡才算讀書人,為此打了他一記耳光。賭氣之下,他故意在大太陽下讀書來刻意毀壞視力,結果卻事與愿違。而別處院校的高薪邀約,便成為他佐證人生“成功”的寶貴契機;另一處是何新之的童年往事:他的秀才爺爺為了盼其成才,揣上自己舍不得飲用的白酒和半籃子新鮮蘋果,懇請老師嚴加管教。后來何新之因頑劣犯錯后,被班主任一記耳光造成聽力損傷。此在兩處耳光,折射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謝向南的父親所執念的是“眼鏡”這一外在符號,其背后的“物”之執念,是無數家長對于孩子讀書“成龍成鳳”的功利心態所用。與之相對,何新之爺爺那一輩人,雖也認為讀書、成才是唯一改變命運的路子,卻并未浮于表面物化符號,而是寄望以嚴苛管教的正向教育之道。兩段“耳光”教育往事,以一虛一實,照見兩代人在教育認知上的巨大錯位。而當其與校園亂象、全民高考焦慮彼此呼應時,便直指當下時代精神的失衡。而這份厚重犀利的現實批判,盡數收束在了《白晝天空的星辰》這一短篇文本之內,與前文三條敘事主線形成明暗交織,足見作家對于現實社會的精準把握與成熟的構筑功力。而這些,某種程度上使得整部作品成為觀照當下社會的現實“警示錄”。

然而,警鐘敲響僅僅是作品浮于文本表層的冰山一角。而水面之下的龐大山體,是作家以傷痛彌合為內核、構筑而成的現實主義基座:一部溫柔卻不失力量的“抵抗之書”。誠然,在我們這個已然被理性規訓與消費邏輯操控龐大現代體系中,古希臘史詩那種豪壯與悲愴兼具、力與力正面碰撞的英雄抵抗已然不復存在。當下文學的抵抗姿態,更多呈現為兩種樣態:一是意義消解之后的陌生化省思,二是精神裂痕處艱難信仰之塔的重塑,而《白晝天空的星辰》顯然選擇了后者。小說以何新之為中心,寫出了中年知識分子全方位的生存困境,并在不動聲色中見出主人公直視內心、重新扛起精神照亮使命的擔當。循著這一隱性敘事鏈條,我們能清晰看到作家在主人公身上傾注的溫情筆觸,以及通過他找尋白晝天空“人間星光”的篤定精神建構。反復閱讀小說,我多次為何新之感動:縱使深陷多重困局,依舊葆有溫和而踏實的行動力量。正是他這種不動聲色的行動力,讓裂痕暗生的家庭與校園,得以被一點點修補,維系著其日常秩序的平穩運轉。某種意義而言,正是有一個又一個何新之這樣的普通人,散落在社會各處彼此聯結與支撐,才使得我們步履不停的白晝,始終存留著不曾黯淡的人間星光。

何新之這一藝術形象,所蘊含的豐厚社會學意涵,也引發了我諸多關乎知識分子人格的追問。他讓我思索在當下世俗化中國社會“知識分子何以自處”,以及更具本質意味的“人間星光何在”的問題。追溯本源,“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最初僅指具備智識的知識占有者。但自啟蒙運動以來,尤其是在二十世紀西方思想語境中,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更多面向公共大眾的社會責任期許。如在葛蘭西、薩義德等人的言說中,知識分子成為守護普遍正義、堅守永恒真理,主動開展批判的一批人。比如在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中便將知識分子界定為拓展人類知識、天然站在邊緣、弱勢群體一側的“說真話的人”。這套兼具道義立場與批判精神的理論,曾對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產生過深遠影響。但隨著1990年代以來,數十年來市場化浪潮在帶來物質豐裕的同時,也催生了單一價值體系:彌漫社會的拜物傾向,以追逐利益、攫取資源為核心的單向度人格,進而陷入“二十歲的人沒有青春,三十歲便成熟為買辦。人們縮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為錢哭”(陳福民語)的扁平靈肉體。正是這種大范圍的精神降格,讓我們愈發欽佩那些守住精神底線、篤信人間星光的知識分子堅守。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李駿虎在塑造何新之這一知識分子時,沒有采取我們慣??吹?、基于“道德優勢”與“知識優越”心理的激進批判式書寫。他在躁動世俗與現實困境面前,既沒有做高高在上的精神旁觀者,也沒有淪為世俗準則規訓下的順從附庸,而是以務實的擔當和溫和的共情,用點滴行動來完成知識分子的公共使命:調和家庭的隱性矛盾,安撫陷入精神絕境的學者,體諒普通家長的教育焦慮,包容底層人的生存難處。這是一份不張揚卻努力做事的入世堅守,而這份堅守恰恰見證了一位知識分子在當下該有的公共價值坐標:于功利洪流與日常裂痕中葆有信仰,在堅守“白晝星辰”的篤定中讓世界更富有溫情。而這,也正是《白晝天空的星辰》這一小說集的核心所在,所謂白晝天空的星辰,絕非那種遠離人間孤高星辰,而是散落于尋常街巷、校園、家庭中細碎、溫情的人間光亮。

整部小說集正是以此精神隱喻為原點,由個體精神困境延展至整個社會的精神癥狀,并依托“山藥蛋派”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底色,搭建起了以溫柔抵抗、精神重建為內核的文學表達體系。而在《白晝天空的星辰》這一小說集的眾多篇目中,作者持續立足現實痛點求索精神突圍之路,呈現出對于現實主義文脈多重維度下極具溫度的延伸與重塑。

家園之思:靈肉迷失中的本真回溯

學者劉再復曾言:“希臘兩大史詩象征著人生兩大經驗模式,《伊里亞特》象征著出征、出擊,也就是‘正向努力’;《奧德賽》象征著返家、回歸,也就是‘反向努力’?!笔聦嵣?,回望我們數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史,其中隱含的全民追逐物質財富歷程,某種意義上正是一種伊利亞特式單行度的“出征史”。而其背后,是我們整個社會全速向前、一路狂飆的背后,所滋生出的單向度人格與深層創傷。而《白晝天空的星辰》這部小說集的珍貴價值,正在于讓我們看到心靈光亮被遮蔽的社會鏡像學根源:那便是,世俗社會中人們對于這套單向度現代性范式的臣服,以及對于作為本真精神之心靈世界的長久忽略。在同名小說中,何新之面對以死相逼想要跳槽的博導謝向南,拋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謝老師,你說白天有沒有星星?”對于謝向南的不解,他繼而解釋道:

其實我們都是小孩子,人的成長,就像裝套娃,從幼年、少年、青年,一直到中年、老年,肉體的殼一個比一個大,一層套著一層,但最里面的那個還是孩子的心靈。

在此,我們仿若看到了作家對于我們當下時代人之本真靈韻淪喪的痛惜。而正是循著這一核心脈絡,作家在整部小說集中正是通過“一映千燈”的發散式筆法鋪展全篇,將作品主題延伸至急速奔涌的現代化進程中。進而聚焦物質擴張與心靈荒蕪所形成尖銳二律背反,以及由此催生的蕓蕓眾生精神漂泊、無家可歸的生存困境。借此,《白晝天空的星辰》整部小說,發出了獨屬于當代人的奧德修斯式“家園之思”,與伊利亞特式的“出征史”形成鮮明的敘事對照。

其中,最讓人震撼的,莫過于《獻給艾米的玫瑰》與《木蘭無長兄》兩部小說。

《獻給艾米的玫瑰》是一部“走得很遠”的小說。說他“走得遠”,一是作品涉及90后青年作為新一代的嶄新價值觀念,二是其中所涉及的全球化語境下的跨國同性之戀。在作品中,四位不同國度的90后大學生共處一個宿舍,四人性格各異——葛蕙通透現實、李瑤瑤溫和內斂、艾米執著純粹,黃璇內心搖擺,相與構成全球化語境下青年精神群像:她們不再遵循著父輩們“畢業—工作—婚配”的單一模式,而是在人生軌道上有了更多自由選擇。這就如同作家李駿虎在創作談《未來已來》中所坦言的創作緣由:

我發現“90后”們漸次進入社會,并且他們已經悄然改變了我們的傳統社會結構,他們的存在和運轉已經啟動了未來。所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我們駐足的海邊雖然還看不到,但新的浪潮正在遠海滾滾而來。 畢業,分配工作,應聘,打工,升職,組建家庭,撫養下 一代,這些約定俗成的軌道,已經被蠶食一般分解重構?!?0 后”的年輕一代,他們沒有喊口號,甚至沒有想過改變別人、改變社會,他們只是服從自己的內心,尊重自己的興趣,不愿像前人那樣為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委屈自己,卻反而讓社會結構為之改變。

是的,在此作家無意以傳統的道德標尺來審判新生代的情感選擇,而是以看似客觀的記錄,描畫出全球化浪潮下年輕一代的生存樣貌。

但我總覺得,作家的真正格局與立意,絕非單純的新“故事景觀”鋪陳,而是更有深意。其深意便在于,精準地叩問了我們在“未來以來”的世界大潮中,沉淀于民族性格深處、難以沖破的固化觀念困局。從標題來看,《獻給艾米的玫瑰》顯然是對威廉·??思{《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的東方本土化改寫。而在原著中,南方貴族出身的艾米麗執意追求那份跨越階層、南北對立的戀情,最終以數十年在婚床上擁抱戀人骸骨的極端方式,來守住內心至高無上的愛情。而在《獻給艾米的玫瑰》這一小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具全球化意味的跨國之戀觀念沖突,所釀成的愛情悲劇。作為同性戀人雙方,英國女孩艾米跨越國度追求愛情的純粹自由、赤誠熱烈,與中國女孩黃璇深陷家庭重壓、內心迷惘糾結形成鮮明對比。而正是黃璇在反復猶疑、進退兩難間最終的情感背叛,導致了艾米的割脈自殺。這出悲劇,看似東西方文化隔閡催生的結局。但,我們真的能只用“文化隔閡”簡單概括一切嗎?正如作家所言,當下在很大程度上“膚色和人種的區分已被‘90 后’忘卻,在他們眼里或者說意識里,沒有老外不老外的概念,‘不都是人嗎?跟我們沒什么分別’。”但現實的殘酷之處在于,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固有認知與價值觀念,早已形成難以撼動的思維定勢,這份精神枷鎖,絕非年輕一代的口頭觀念包容便能輕易打破。

本質而言,這是一個觸及民族性格內核的命題。單以愛情觀來看,我們長久以來就推崇一種“思無邪”與“門當戶對”的中庸、實用價值取向。且看我們的古詩是怎么描述這種克制愛情的:“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保ɡ钪畠x《卜算子》),“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即便是“五四”開啟的現代文學敘事,我們也很難產生諸如《荊棘鳥》《情人》這般,為了奔赴摯愛,甘愿飛蛾撲火一般、不惜承受靈肉破碎的極致純粹愛情書寫。閱讀《獻給艾米的玫瑰》,我一再想到創作談標題《未來已來》的深意:“未來已來,我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由此,我進一步聯想到百年前我們的同類小說,比如郁達夫的《沉淪》、老舍的《二馬》等早期涉及跨國情愛題材的作品。如果說,彼時作家聚焦跨國情愛主題,更多是立足于我們積貧積弱國家的國民,所面臨的古老民族的現代轉碼難題,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陣痛。那么《獻給艾米的玫瑰》給我們帶來的,是我們現代文明發展一百年后,在物質生活已然豐足,而思想觀念在“世界性”與“本土性”的交匯碰撞下,所依然無法敞開的“心門”。這種自設的精神桎梏,與卡夫卡筆下土地測量員始終無法踏入城堡的嚴苛現代性規訓相比,其蘊含的精神困局,顯然更值得每一位國人警醒與深思。

如果說《獻給艾米的玫瑰》是借由外部鏡面來透視我們的精神困境,那么《木蘭無長兄》則是從內部出發,來直擊我們社會高速發展進程中,長久被漠視的人之泥土底色與靈肉本源。小說標題,顯然取自北朝民歌《木蘭辭》中的名句:“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眮砜匆豢葱≌f中我們的主人公“小木蘭”吧,他自幼無父母照拂,肆意地釋放著自由的天性,縱情奔跑、翻墻越窗,甚至大院居民打上“黑狗轉世”的野性符號。而其居住的大院,本身也暗含著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交接地帶的灰色隱喻。然而,隨著城鎮化浪潮的飛速席卷,原有的鄉土家庭結構的快速破碎,悲劇的鏈條層層鋪開:父母離異、重組家庭,致使其在被迫兩邊輾轉中喪失了固定的棲身之所;親緣紐帶斷裂,年邁姥姥返鄉離世,唯一的親情依戀淪喪,使其處于無人托舉的孤獨中;父權式粗暴對待、動輒打罵,讓其脆弱內心日益敏感;加之校園學業壓力,造就了其長久抑郁的人生軌跡。于是我們看到,在作品最后的盛夏偶遇中,那個曾經神采飛揚的“小木蘭”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墻角蹲坐、身形浮腫、患上重度抑郁的少女。

從《木蘭無長兄》這一標題來看,傳統語境中“女子本弱,無兄則剛”的固有主題,顯然經過了現代改裝,轉而指向了“無兄庇護”的精神流浪狀態。而此在“長兄”身份的缺席,很大程度上無疑直指我們身心寄托之所的喪失,以及由此帶來的當下國人精神生態危機。而更進一步來看,作品顯然隱含著作家李駿虎對于日新月異城市化與物質富足的同時,我們精神層面的現代性隱憂。本質而言,現代性是“現代化”了的社會文化特性,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的一場革命,其所帶來的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波及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根本與整體變化,進而引發了人們心靈層面的巨大震動。無疑,現代性預示著一種持續進步的、無限向好的線性時間觀念與發展態勢。而依此出發必然開出“現代性之花”、結出“現代性之果”,也成為人們無比期待也篤定堅信之物。而這背后,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身心透支、人情淡漠、價值懸空等“現代性之踵”,以及蕓蕓眾生對于靈肉需求的漠視。是的,正如海德格爾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日益喪失了同本真世界溝通的能力,在公眾意見和現代科技雙重壓制體系下,淪為扁平化與碎片化的無名者。這種靈肉主體性的喪失,在作品《飛鳥》中女主人公于忘年戀、相親對象、外國舊愛之間反復搖擺的“遷徙飛鳥”狀態,在《忌口》中尹南平周旋于不同女性之間,溫柔表象下暗藏精神空洞的現代困境中亦有生動體現。

依此出發,我們可以窺見作家李駿虎在《白晝天空的星辰》這部小說集中,所觸及的一個根本性命題:在當下,于“伊利亞特式”所象征的向前奔赴、開拓進取的“出征”時間之外,我們始終需要的那份奧德修斯式“家園之思”的回溯性精神向度。如果說,自改革開放至新世紀初“農村人進城”所形成的熱浪,早已成為文壇經久不衰的核心敘事母題。那么,近些年來這些肉身定居城市、精神卻始終半懸漂泊的都市群體,其復雜的心靈處境,更值得我們的文學予以多元視角深度描摹。當然,此在的“出征”與“回歸”之辯,絕非單純社會發展史的留存,其核心指向是現代人所背負的精神包袱與心靈枷鎖。循著這條敘事脈絡,我們會發現作家在小說集中所設置了一條隱秘敘事路徑。在作品中,作為鄉土底層民眾,盡管也會有危難抉擇,但心底卻有著相對淳樸、厚重的故土精神根基,因為痛苦往往會相對小一些,精神底色也往往更為平和。比如《遠房親戚》中那位來作為相親的護士,在疫情暴發之際義無反顧地舍家拋子馳援武漢,這份純粹擔當正是鄉土底色孕育出的品格。而倘若將視線繼續往前拉,及至更為久遠的戰爭年代,我們看到在《太原劫》《人民就是活菩薩》等作品中,亂世百姓在餓與恐懼中隱忍骨氣的堅守,百姓與隊伍彼此守護之深厚羈絆中的人性之光。

在這條看似逆向的“現代性”省視中,實則暗含了作家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他在對于山西這片“葉脈大地”的精神皈依中,孜孜找尋著人之為人的靈肉割裂與精神迷失,并試圖重新找回生命的本真存在。是的,置身全球化與本土文化交融碰撞的當下,我們的現代之路還很長。而在此過程中,我們既要有“拿來主義”的眼界,來破除思想觀念之狹隘。亦要有守住我們的精神原鄉,以及其所孕育的質樸鄉野秉性的自信。而這,既是作家李駿虎對于當年趙樹理所進行的“民族化”與“大眾化”文脈的承繼,也是他對于當代現實主義寫作持續深耕、不斷拓新的自覺實踐。進而,作家以“白晝天空的星辰”的溫情書寫立場,扎根這片“葉脈大地”的厚重現實土壤,抵達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小說的美學革新。

何以新之:現實主義美學的本質突破

當作家李駿虎在浙大西溪校區宿舍,偶然撞見“何以新之”四個字,一條旨在實現現實主義本質性突破的美學革新求索之路,便在他筆下綿延不絕地鋪展開來。如果說,作品集《白晝天空的星辰》中的十一篇作品,天然構筑起了其美學革新的肉身與血脈。那么,貫穿于核心篇目的四則“創造談”,則形成了一條邏輯自洽、層層遞進的內在骨架支撐,從精神內核層面呈現了作家為突破現實主義陳舊筆法與固化題材,推動其創造性轉化的持續理論思考。

其中,《現實主義,何以新之》是整部集子的理論總綱,深刻反思了兩類寫作弊病:傳統“山藥蛋派”的表層復刻弊病與先鋒文學的懸空式炫技危險。在此基礎上,作家提出了“靡革匪因,靡故匪新”的創作準則,主張從革新的本土文明根基與東西技法融合共生中,來探索當下現實主義文學的本質性突破路徑。以此為綱領,作家又從青年題材、都市人格、歷史敘事三個維度,具體闡釋了其對于審美革新的具體理解。其中,《未來已來》以補齊山西地域文學長久缺失的青年書寫版圖為目標,來完成地域文學的現代性擴容;《沒有賀涵,也沒有尹先生》力圖告別傳統現實主義打造完整鏈條、刻畫具象典型人物的固有技法,而以當代人精神缺口與內心欲望為載體,捕捉碎片化的精神瞬間,依托微小日常場景折射龐大的時代精神癥候,來完成深度心理書寫;而《總是能夠在劫難中涅槃》則展現了其摒棄宏大革命敘事的框架,以劫難之中普通人無聲的堅守,詮釋民族精神底色,彰顯出獨特的縱向價值立場。在此,四篇“創作談”彼此勾勒,構建起“守傳統、融西法、向內書寫”的全新現實主義核心準則,并與具體作品融合,實現了作家在山西傳統現實主義文脈承繼、揚棄與創造性轉化中,獨具個人特質的創作實踐體系的踐行。

可以說,在《白晝天空的星辰》這一著作中,作家正是將此渾然一體的新現實主義理念,融入一篇篇作品的鮮活主題與人物行動中,進而在題材版圖、敘事美學、精神內核諸層面實現了本質性的革新,構建起了兼具本土厚重與現代深度的現實主義美學體系。而這,又具體表現為互文融合的四個層面:

一是眼界打開與疆域擴容。在此,小說集中極力消解了城鄉二元、時空割裂、代際隔絕的書寫壁壘,跳出了山西文學最擅長展示“黃土鄉村”的文學桎梏,以全球化、青年、都市心理、亂世市井等多元題材,有效拓寬了山西現實主義文學的敘事邊界。

二是現實主義精神內核的把控。作家將敘事重心由“外部寫實”轉向“內外共生的精神寫實”,進而以平實克制的筆觸,來探尋現代文學的心理深度,在傳統現實主義與現代審美表達之間達成可貴的平衡。

三是溫情現實主義理念的確立。他以三晉葉脈大地濡染的自我溫暖情懷出發,跳脫對具體人物的審判,轉為社會生態拷問基礎上人之生命狀態的溫情投射,從而將書寫重心放在了人的存在困境與人性之光的哲學式思辨之上,極大程度地完成了其境界躍升。

四是地域文學價值的升格。在此,作家敢于打破對“地域文學”的偏見,以三晉大地為基點觀照當下眾生,兼顧全球化時代圖景與本土倫理根基,向內挖掘共通精神底色,極大地克服了“地域”與 “現代”之間二元對立的書寫困局,一定程度上為山西現實主義文學建構了可資借鑒的書寫范式。

總體而言,《白晝天空的星辰》積淀了作家李駿虎三十余年的文學求索,以縱橫交錯的三晉葉脈大地,鋪展開一幅完整的當下人間生存圖景。在此,作家于當代人的精神困境中,始終堅守白晝天空的人間星光,以富有暖色調的溫情現實主義照亮普通生命個體。這部短篇小說集,不僅是作家個人寫作道路的關鍵蛻變,也為當代山西文學呈現了一部兼具本土底蘊與現代人性探究的成熟文本,在新時代現實主義的文學版圖中,留下了屬于三晉大地溫潤而有力的文學聲響。